摘要

中美两国作为当今全球经济体系中最具系统重要性的大国，其双边经济关系需要放置在一个更宽泛的全球和历史背景中加以分析。中美贸易相互依赖依托于全球价值链而形成，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则围绕着人民币对美元的货币依赖而展开。那么，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社会呼吁重建全球经济秩序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厘清中美之间的这种由一个国家负责出口和储蓄，而由另一个国家负责进口和消费的依赖方式是否合理而且是否可持续？更为重要的是，如同过去十几年里中美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塑造一样，今后两国经济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仍将对全球经济的发展轨迹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在后危机时代，特别是在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后，中美两国之间能否继续开展经济上的良性互动与合作？依赖关系产生权力关系，中国又将如何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创造和施展影响力？这些问题构成了本书的逻辑起点。

首先，本研究运用实证方法，从贸易和金融两个维度，对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进行了考察。在贸易领域，这种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主要表现为中美两国都互为对方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在以全球价值链为核心的贸易形态下，中美双边贸易的失衡主要表现为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以及中国处于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加工贸易产业链的终端。由于中美贸易的相互依赖关系依托于全球价值链而形成，因此，中国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同角色和地位，构成了驱动双边贸易关系发展和演变的关键因素：美国对中国中间品市场的贸易依赖受到中国加工贸易模式的影响；而中国对美国最终商品市场的依赖受到美国进口消费能力的影响。在金融领域，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关系主要围绕着人民币对美元的货币依赖而展开。这种相互依赖的具体形式，存在于两国的双边资本循环之中。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主要是官方外汇储备，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主要来自其跨国公司。这一投资结构上的差异，与两国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市场运行规则的差异密切相关。至于中美两国在证券投资领域的资本依存度远远高于在直接投资领域的资本依存度，其背后的逻辑则主要表现为：第一，中国将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债券市场构成了中国吸引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前提；第二，这种双边资本循环的特征来源于中美两国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巨大差异，即中国欠发达的金融体系难以促进国内形成有效的资本积累，而只能通过美国金融市场发达的国际金融中介功能完成本国的资本积累过程。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密切程度，决定了美国经济衰退对中国造成的外部冲击是通过接触性传染，即明确的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进行传播的。在贸易领域，从直接渠道的视角来看，美国的个人收入水平与个人消费水平对于中美进出口贸易存在显著影响，说明美国对华外部冲击的溢出效应集中在收入效应上，美国宏观经济条件的恶化对于中国出口市场而言，是最为重大的威胁。从间接渠道的视角来看，美国对华外部冲击的溢出效应来源于它对亚洲生产网络的影响。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在美国宏观经济下行时反应迅速，几乎所有类型的贸易商品都受到了冲击；但是从贸易恢复的角度来看，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恢复能力非常强劲，甚至高于美国国内宏观经济的复苏水平。在金融领域，美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第二，美国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对海外资金的重新分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与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关系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以及对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过度依靠，使中国陷入一种对外部冲击反应过度敏感的对外开放模式之中。

其次，本研究运用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非对称性形成的来源与基础，分析了这种非对称性对两国权力结构的影响。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背后的“金融恐怖平衡”与“债务人逻辑”，是分析中国经济脆弱性的概念基础。其中，“金融恐怖平衡”揭示了中国在美国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行为，实际上是确保本国美元资产与出口战略实施的无奈之举，并由此引发了中国货币当局在政策选择上面临的两难困境。中国与美国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影响着两国在经济分工格局中的位置，从而也进一步影响着两国在“金融恐怖平衡”背景下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演进趋势，即中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外围国家”或“贸易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资本循环很难绕过“美元陷阱”和“斯蒂格利茨怪圈”。至于主导现行国际金融规则的“债务人逻辑”，则揭示了中国在美元本位制下，陷入美元体系越深，就越会受到“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对中国而言，美元体系作为制度层面上可替代性极低的“国际商品”，在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中是至关重要的“投入要素”；这一“投入要素”的缺失将使整个经济遭受巨大的损失。中国不具备获得替代选择的能力这一点，是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脆弱性的最本质体现。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中国的脆弱性体现为无法以较小的代价摆脱对美国的市场依赖与货币依赖，即中国难以承担改变这一依赖框架必须付出的成本。这种脆弱性的形成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背后的“金融恐怖平衡”与“债务人逻辑”等问题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对美元本位制的过度依赖是引发这种脆弱性加剧的根本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中美两国之间的非对称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是“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一种典型模式。从总体上看，中国对美国的商品依赖和金融依赖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商品依赖和金融依赖。货币金融霸权（即由美元本位制所支撑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结构中的核心。在美元本位制的框架下，中国的崛起与其他新兴大国一样，在本质上都是美国霸权主导的“系统内的地位提升”。为此，承认并支撑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是中国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必然选择。美国所建立的美元体系使其部分地与外围国家分享了经济增长尤其是贸易发展方面的权力，即所谓的“权力扩散”。中美两国的非对称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影响着美国对中国权力扩散的模式，从而影响着两国之间的权力划分的现状。中国在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之时，凭借本国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占据了全球生产网络的一端，从而在参与亚太地区事务时也逐渐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而美国在允许一部分权力向中国扩散的同时，也在特定领域里遏制了中国对其他合理权力的争取。如果说“权力”是对事件过程和结果的控制，那么美国只允许别国参与到国际事务的过程之中，而自己却始终保持对各类事务的执行结果的高度控制。就共同利益而言，中美两国在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使两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交集：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气候依然以正向相关为主；但是在利益交集的基础上，美国则凭借美元霸权和由此形成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占有了更大的利益份额。在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格局下，美国将有能力继续谋取不对等的利益划分。也正是为了维护这种不对等的利益，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试图尽可能地维持这种非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然而，相比于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更多的是从影响力的角度维持这种非对称性。在两国竞争和角力的新焦点中，网络安全问题和亚太地区再平衡问题日趋突出。当然，日趋紧密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的汇率政治形成了制约，充分证明了美国作为非对称依赖较小的一方，不能完全通过经济手段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进而对依赖较大的一方（即中国）形成权力。

最后，本书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和论证了中美两国应该如何通过加强双边经济和金融合作，使这种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得以改善，特别是从“消极依赖”转变为“积极依赖”。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对于确保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顺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取决于中美两国彼此之间能否正确定位。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利益既存在冲突性，又存在明显的互补性与共生性。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围绕新型大国经济关系建设的博弈，与两国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密切相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既存在一定的战略竞争，又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较为稳定的合作。在这个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无论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还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实质性进展，都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中美两国在制度与政策协调的过程中做出长期而持续的努力。

本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既有的主要从表象和后果上研究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成果，本研究突出了利用DSGE模型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进行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脆弱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进一步从非对称性的视角，对中美两国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分析，从而将有关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第二，本研究对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所提出的“中美两大经济体必须实现从消极依赖到积极依赖的转变”这一重要观点进行了拓展，即对他所提出的“消极依赖”和“积极依赖”这两个名词的含义进行了阐释，在此基础上，对实现这种转变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