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发展性再思考

郭清飞

【内容提要】在传统的民族地域历史日渐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当下，各个民族与国家融入这一过程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中国也不例外。在这一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中，后发国家应以何种道路发展自身？对这一迫切的现实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在19世纪末考察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可能的发展途径上进行了实践性探索，且取得了一定的历史性成果。面对变化了的时代需要，过去马克思恩格斯在跨越问题上所做出的探索仍具现实意义，但仅仅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初探索上或是刻意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理论以迎合某些表象，这无疑既损害了马克思恩格斯跨越思想的流动性，又不利于指导和推动现实的社会发展，甚至有可能将社会的发展引入歧途。因而现代语境中的后发国家需要在一种发展性视域中重新思考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理论。

【关键词】俄国农村公社 卡夫丁峡谷 世界历史 实践需要 跨越式发展

面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这一现实的境况，马克思恩格斯早期那种重点关注和探究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显然无法直接满足现实的革命实践需要，特别是在解答世界历史时代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否只有西欧资本主义这一条现代化途径的问题上，显得有些苍白和无力。旧有理论在俄国农村公社上的实践性“失语”直接刺激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关注和进一步探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命运的一种尝试性解答。

马克思在晚年之所以开始关注俄国公社的未来命运，并探究历史发展中的跨越现象，直接的缘由乃是《资本论》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先后两次遭到了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曲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给新唯物史观的理论传播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活动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对俄国公社未来的命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固然能够给予一定的指导，但这种指导的有效性显然只有在结合俄国农村公社的具体历史和发展特点的前提下，才可能有效。这也就是说，理论必须积极主动地去适应具体的时代形势和特定的发展需要，从而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发挥其改造现实的实践作用，而不是颠倒过来，让“灰色”的理论和逻辑去强制长青的历史和现实之树。马克思在探究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命运的时候正是采取了这一进路。“为了能够用有关知识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判断，他（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由此可见马克思对问题的回应并不是抽象地进行先验的前提演绎，而是要进行一种具体历史的综合。他通过对俄国社会历史的考察，以实践填充理论，逐渐形成了以“跨越卡夫丁峡谷”为典型范例的跨越理论。

“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作为马克思对“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回应，既是对公式化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正面反击，也从侧面启示了那些追随马克思脚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如何严肃地理解和对待这一理论的内涵并评价其之于特定时代的现实意义。必须认识到的是，现实问题的转换需要理论相应地予以跟进，而不能从固定不变的所谓抽象式“经典原则”出发去评判事物。教条式地停留在过去所谓“经典”的阴影中，实际上是侮辱了经典本身。这无疑对如何理解我国当下的社会发展，并在摆脱“路径依赖”的前提下，走出发展困局有着深远的意义。至于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胜利是不是对马克思跨越理论的验证，特别是现阶段的中国是否已然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些问题显然在马克思对俄国公社未来走向的“选言式判断”中就已经被瓦解掉了，自然对马克思跨越理论的解读就不能在这上面过度地延伸，以至于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并以此迎合某些非实践的功利性需要。

那么应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跨越理论及其对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呢？这就首先需要搞清楚马克思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为应对什么样的问题而提出跨越理论的。只有明晰了马克思跨越理论所要解决的特定时代问题，才有可能在社会发展的视域中找到马克思究竟是在进行一种怎样的尝试性探索。

将马克思的跨越理论置于社会发展的视域中审查，这就意味着辨析“跨越”和“卡夫丁峡谷”语义内涵在回答这一问题上的失效。“卡夫丁峡谷”是指资本主义这一制度还是指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灾难，对这一理论问题的现实延伸，在世界历史这一背景下，已然在跨越理论有效性前提日渐普遍化的视域中，局限了马克思跨越理论的现实意义。故而要想在对这一理论内涵解读和文献考证日趋完善的前提下，激活这一理论并反观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启迪当下，就必须尝试性地回到与马克思相应的“问题域”中。而要达成这一点，就必须首先搞清楚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一 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三个条件

相较于中年对社会演进的强解释，面对现实的不断修正，马克思晚年不再认为特定社会的演进形态是不可逾越的。他开始意识到在世界历史这一有效性背景下，各种因素的交织，使得原先在“脱离”境遇下，旧制度瓦解的必然性成为得以跨越的可能性。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交往的普遍化，“跨越”已由先前的偶然或是特殊，变成了有规律可重复的普遍现象。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查苏利奇曾主动向马克思问询俄国公社的未来发展前景，加之其他一些因素，促使马克思开始关注俄国农村公社。通过系统的考察，他发现当时的俄国公社较之其以往所了解的西方原始公社有三个特殊的情况：一是“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在当时的西欧，农村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已经由于它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解体，在当时只是还留有一些“残迹”。曾经作为历史的普遍性存在的农村公社，在当时具有了特殊性。二是俄国公社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存在，“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俄国有条件“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三是当时的俄国公社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解体危机，这种危机为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条件。通过进一步的研究，马克思认为如果俄国能够充分利用这三个条件，那么俄国就能实现跨越，并成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起点。

那么如何利用这三个特殊条件呢？在马克思看来，就必须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二是俄国革命；三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三点缺一不可。如果缺失了其中某一点，不可否认跨越仍有可能实现，但显然已不是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式发展的原初设想。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种对马克思跨越理论的理解过于教条化，但脱离了马克思谈论这一理论的内涵和语境，就看不到马克思所要面对的其所处时代的特定问题。如果连马克思提出这一偏弱解释的“跨越”理论要解决什么问题都搞不清楚，反而为了刻意迎合现实的表象而肆意地裁剪马克思的跨域理论，这显然不仅破坏了马克思这一思想内在逻辑的统一性，也在反教条的旗帜下重新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潭。譬如将最后一条排除在马克思跨越理论之外，认为这是恩格斯的思想，并将其作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借此直接否定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中的作用。相应的，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对当时俄国实现跨越而言，究竟是一种必要的先决条件，还是可有可无的补充条件，就被人为地消解掉了。必须认清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当时俄国跨越问题上并无原则性分歧，这种人为制造的分歧显然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带有某种为马克思跨越理论“正名”的天真情怀和迎合现实的强烈功利主义意味，因而不可能真正地了解马克思的跨越理论，更加谈不上进一步的发展。

要想理解马克思的跨越理论，就必须搞清楚马克思所谈的在当时俄国特殊的三个境遇下实现跨越所需要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无可置疑，主要的争议就在后面两点。首先就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自1861年沙皇进行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出现了新的情况，特别是农村公社在外部极不正常的经济条件和内部各种利益斗争的严重冲击下，“几乎被推向灭亡的边缘”，此外“强有力的阴谋正等待着它，准备给它以最后的打击”。面对俄国该往何处去这一问题，当时的俄国陷入了众说纷纭的迷茫。其中有不少自称马克思“真正的学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教条式地坚持《资本论》的发展道路，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必然解体，俄国必然要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一境况下，同样信奉马克思理论的查苏利奇等人向马克思本人请教。

马克思通过研究俄国农村公社，发现其具有“二重性”，这一特性一方面成为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源泉，另一方面又成为它逐渐解体的根源。“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么它将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虽然俄国农村公社的内在特质和外在境遇促成了其具有跨越的可能性，但能否实现跨越并不在于俄国公社本身的性质，而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跨越的历史条件。自从俄国1861年开始推行所谓“农民解放”，基本保留着原始的土地公有制的农村公社就开始受到来自内外多种势力的垂涎和破坏。正是基于这一迫切的形势，马克思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中说：“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

那么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俄国革命”究竟是什么样的革命，其性质是怎样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旧式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抑或是其他？无论对其如何定性，显然都会引起争论。不论是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俄国革命”是指旧式资产阶级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显然都不能直接从当时俄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对象来反推。虽然马克思得出这一结论是依据当时俄国的历史境况，但脱离了马克思的“问题域”所得出的结论显然带有回溯的目的论色彩，略显武断。赵家祥教授正是在此意义上否认这里的革命是一种社会主义革命，他依据1877年至1894年这17年间俄国社会状况和革命形势的变化，并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在相应著作中所呈现的对当时“俄国革命”的描述及后续期待，认为马克思所讲的“俄国革命”是“恐怖主义密谋家的执行委员会的政府”领导的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即民粹派和民意党人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虽然这一判断未必完全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俄国革命”的本意，但马克思在这里所提到的俄国革命带有民粹倾向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这一点可以从列宁对十月革命的态度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反证。在列宁看来，当时的俄国所走的乃是一种“先革命，后建设”的发展道路，这作为一种“倒过来的革命”模式是建立在世界革命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之下的。只有明晰了这一点，才能卸下俄国革命那旧有的“社会主义”标签，进而为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所提到的最后一个条件究竟意图何在奠定基础。

二 俄国革命和西方革命的互补

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曾指出：“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那么具体来说，俄国革命如何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相补充呢？首先是俄国革命对欧洲革命的信号意义。假如民粹派和民意党人推翻了沙皇政府这一欧洲反动势力最有力的堡垒和强大的后备军，这无疑“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据此可以说十月革命本就是建立在布尔什维克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将于近期到来的坚定信心之上的；反过来说，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又会利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支持俄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使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俄国革命的胜利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发起的信号，也是俄国能够顺利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进而跨入社会主义的可能。由于俄国生产力和文化水平的落后作为一种坚硬的事实，使得其缺乏必要的社会主义所需的物质、文化以及阶级条件，故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俄国革命的最终命运是托付于西欧革命的胜利的。虽说这一政治战略趋向有待商榷，但在思想逻辑上无疑是合乎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的。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结尾处就曾说道：“没有这种（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承认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有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酝酿出的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不是通过革命取得政治合理性所能取代或是实现的。经济文化的落后作为进入社会主义的一道门槛，是任何试图走社会主义的革命政权所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就曾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反对维利希和沙佩尔等少数冒险革命家马上制造革命以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政权的主张。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狂热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党所需要的。他指出，“我们献身的党，幸运的恰恰是还不能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据此可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马克思跨越理论所提到的三个条件中是必不可少的，是革命后的俄国能够利用好农村公社的保证和实现跨越的补充。

简言之，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也只有在社会发展的视域中将这三个条件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发展着的整体，才有可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认为当时的俄国土地公有制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而不至于在一种断裂的形而上的静态视野中，封闭了这一理论，进而陷入支离破碎的概念论辩中去。厘清了马克思跨越理论所说的三个条件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如第二国际的某些权威人物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晚年的思想脱离了正统，是一种基于对“东方田园生活的留恋”的“对世界革命发展进程的幻想”，因而不值得重视；也不会得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认为“西欧革命陷入僵局”，并把他们的重点转向了东方落后国家革命的幼稚结论。

认为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进而认为这与他早年思想是矛盾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把马克思早年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抽象成了公式化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实际上，马克思早年并没有武断地认为一切国家和民族，不论其具体情况如何，都注定要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早年他确实较少关注东方社会，但这与当时史料的缺乏密切相关，然而关注得少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就认为东方国家一定要通过“资本主义大工业”进入世界历史，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无疑在一种断裂论和目的论中把一些推论性的东西，超历史地强加给了马克思。必须看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认为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并不是突发奇想。通过系统的探究，马克思意识到，他之前关于东方社会的看法是基于西方社会的现实而做出的逻辑推断，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基调。但伴随着研究的深入、逻辑的推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跨越理论只是把马克思以前已经蕴含在头脑深处的思想给具象化出来了，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作为先前理论时间上的前后延展和空间上的东西拓展，佐证的是马克思思想的内在一贯性，而不是什么本质性矛盾的所谓证据。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想的世界革命的格局是：“法国人发出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相较之下，晚年的马克思却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了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上来。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马克思对自己早年想法的一种否定，但其实是马克思从现实需要出发，修正和创新以往理论的一种表现。不可否认，晚年的马克思已然意识到欧洲革命在他的有生之年已不可能发生。在马克思逝世的前两年，即在1881年致燕妮顺利分娩的祝贺信中他指出，新生的一代将“面临着人类未曾经历过的最革命的时期。……糟糕的是现在人‘老’了，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但这并不能说明马克思已然放弃了欧洲革命。晚年的马克思开始关注东方社会，并提出跨越理论，虽说直接的目的是希望俄国公社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从其所提到的三个条件看，乃是期望以俄国革命这一新的生长点，重新点燃西欧的革命之火，进而实现西欧乃至全人类的历史性解放。

由上面的论述可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可以先于西方取得胜利，但这里的革命并非无产阶级革命。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如果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无法取得胜利，那么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就缺少了先决条件。恩格斯在1893年2月24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中就曾指出：“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拯救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但）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体制的变革，资本主义体制在它最先产生的那些国家中的消灭。”对当时的俄国而言，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不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水平的落后，这对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危害是致命的。列宁深知这一点，故而他在十月革命后反复强调必须把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命运与世界革命的胜利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当时的列宁看来，俄国的革命成果迫切需要世界革命这一客观保障。他曾说道：“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据此可知，列宁所说的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先于西欧取得胜利，是建基于世界革命这一大前提之上的。但事与愿违，由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自我适应、革新能力及其顽强生命力的估计过低，这场关乎当时俄国未来命运的世界革命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似乎离苏维埃政权的视野越来越遥远，以至于当时的俄国不得不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重新思考、寻找和探索属于自己的独具特色的非西方式出路，特别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大环境下进行国内建设。

三 俄国后来的发展与跨越理论

俄国公社的跨越式发展少不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支持并提供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进行建设的榜样，试想如果不知道未来社会的样子，谈何跨越？这也就是说，“在一定阶段，一定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所能跨越的只能是世界上已经经历过的生产力阶段，而不可能是刚刚出现的新的生产力阶段；跨越的最终结果有可能逼近或达到那一历史阶段的最先进的生产力，但不会越过最先进的生产力”。因此“跨越”显然不只是一种对过去的告别，其更重要的是指跨越了某一阶段。不论跨越的是制度还是由制度所带来的苦难，这只是对具体的国家而言的，在世界史或人类史上并不能算是跨越。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式发展需要西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虽说在时间上，俄国革命的爆发是早于西欧的，但在逻辑先后顺序上西欧却是先于俄国的，而不是颠倒过来。此外，恩格斯还特别强调了这个过程的先后顺序具有普遍性。他指出：“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

对于跨越理论的研究，虽说是研究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之所在，但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寻找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催化剂。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放弃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恰恰相反，他们通过对东方社会的研究，找到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可能的生长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发展过程的道路。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则是有保证的”。但这是否就否定了落后国家必然要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亦趋亦步呢？显然不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西欧资本主义基本等同于发达国家的代名词，但发达国家本就是一个动态的指称，后起的国家经过跨越式发展也能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具体的跨越中，很显然必须存在一个在人类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已然存在的最先进的形态，由此才谈得上跨越生产力发展的某个具体阶段。这对当时的俄国而言，只能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俄国革命后来的发展进程实际上脱离了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设想。因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落后国家是根本无法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承认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与相信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必定会在这之前取得胜利，在19世纪末的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本就是一回事。面对在俄国革命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原初设想与现实的发展出现了不一致，且与民粹派的主张相去甚远。有鉴于此，第二国际将系统反映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和查苏利奇的信长期搁置一边，不予理睬。

马克思与俄国民粹派在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上虽有共同点，但他们的出发点和理论根据完全不同。马克思是鉴于俄国存在公社土地公有制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事实，认为俄国有可能通过革命，并借助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跨越到社会主义阶段，从而避免走发展私有制再重建公有制的弯路。而民粹派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肆意夸大俄国村社的地位和意义，认为村社是共产主义的基础，俄国农民是“天选”的社会主义人民，“天生的共产主义者”,“整个欧洲只有用俄国公社的精神才能改造”。反观马克思，他从不对俄国村社加以恭维，他说：“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国，我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他也“不赞成这样的意见：似乎旧欧洲要用俄罗斯的血液来更新”。

马克思虽然对俄国公社的未来有所期待，但并不一味地迷信，而是根据对当时俄国国际国内条件和形势的科学分析，来看待俄国农村公社是否能跨越“卡夫丁峡谷”及其未来发展走向的。对照俄国革命的后续发展，为了应对革命后出现的新的实践需要，列宁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理论。暂且搁置对这一丰富和发展的理论评判，回到原初的问题，显然俄国后来的革命包括其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并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初设想的证实。毕竟马克思所提到的俄国农村公社实现跨越式发展所需要的三个条件，俄国在后来的发展中并不满足，以俄国革命为起点所引起的世界范围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也和马克思原初的期待相去甚远。退一步说，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认为俄国公社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从而解体和维持到革命条件成熟进而跨越到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两种发展前途，这种选言判断本身就无法证伪或是证实。自然谈不上以此来肯定或是否定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设想的正确与否。其实俄国公社究竟会往何处去，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出一个超历史的可供参考的公式。毕竟这并不取决于理论设想或是公社本身，而完全取决于它所处的具体的历史境遇。马克思恩格斯只是给出了一个如何面对特定的历史条件，后起的国家如何摆脱旧有的路径依赖，实现经济飞跃式发展，从而迅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途径。对这种途径的探索需要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从这一角度说，后来的列宁正是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所探寻的跨越路径，探索出了一条在世界历史这一大背景下，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具有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列宁在俄国推行的改革没有严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来施行，甚至在苏联发展的后期被斯大林带入了歧途，但仅就列宁所做的努力而言，他恰恰是面对不得已的现实，在更深的层次上真正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出的跨越之路。

四 对俄国跨越发展的历史评价

列宁根据俄国革命变化了的现实需要以及当时俄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即俄国这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先于西欧取得胜利。这一以政权为中心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虽在表面上颠倒了马克思恩格斯跨越理论的原初设想，但在内在逻辑上却是一以贯之的。他们都是在探讨后发国家应如何发展自身，从而避免沦为先发国家的附庸或是陷入发展困局，特别是在面对被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主导的现代化进程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这一“卡夫丁峡谷”。他们的区别只是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譬如列宁从来都没有说过首先取得胜利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是前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列宁一向认为，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存在，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这与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所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这无疑表明列宁的俄国跨越式发展理论和马克思恩格斯跨越理论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那就是虽然特定的社会制度可以跨越，甚至生产力的个别发展阶段也可跨越，但生产力本身不可跨越。回过头来讲，列宁并非看不到“一国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局限性，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现实的需要。

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由于共同体对个体的束缚，很难独立发展出资本主义。列宁作为一个有着相当理论素养和极强实践能力的马克思主义者清楚地明白俄国并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正如其所说：“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面对一战对俄国所造成的重创以及由此所催生的革命形势，难道要俄国人民作壁上观任由机会溜走以致其自身陷入绝境吗？显然不能。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俄国革命无疑有着不可辩驳的道义正当性。在俄国革命胜利之后，列宁一开始的想法依旧是追随马克思恩格斯的，譬如他就认为当时的俄国在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下，以及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所要做的是“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但由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迟迟未至，甚至变得越发渺茫，在这一情形下，显然已不能再重弹世界革命的老调，否则会引发俄国社会的动荡乃至政权的更迭。由此“先革命、后建设”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日渐被完善起来，成为发展俄国的一条不同于以往的带有俄国特色的新路。这一路径具体来说就是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并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如列宁所说先用革命把政权拿到手，接着“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新的发展社会主义之路是为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因而有着强烈的现实意味和政治合理性。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一将原来被看作历史发展的结果改而为“前提”的设想作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并没有真的被列宁所接受，他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对世界革命的期望。

马克思恩格斯原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在跨越起点和跨越后的社会形态上并无直接的表述。以俄国十月革命前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或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再或者以俄国十月革命后所进入的社会形态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共产主义，来否定俄国革命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跨越理论的证实，对此由于评判标准不一，争议颇多。但就“俄国革命没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作为回应”这一条而言，可以无争议地断定其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初设想是存在差异的。但差异的存在，并不代表对理论本身的背离，这种差异恰恰是列宁依据特定的实践需要，为解决当时俄国所面临的迫切现实问题而对马克思恩格斯跨越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必须看到的是，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已无法满足马克思恩格斯原初的跨越设想。如何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未取得胜利的条件下，推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且保住胜利果实并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当时的列宁所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列宁认为，革命后，尽管当时的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但由于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仍占优势，因而俄国还没有进入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是处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而且这些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不可能一下子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故而列宁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将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的中间环节。据此他提出，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必须将自发的资本主义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他反复强调，既然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应当研究怎样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以便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其对世界革命的另一种坚守，是对历史现实、政治需要以及高度重视物质文化条件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所做的一种调和。但在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的争论中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单独胜利”论，最终斯大林的理论压倒了托洛茨基一派并取得了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自此，世界革命的余音才消弭于俄国历史的长河之中。

斯大林后来明显偏离了列宁所开拓的具有俄国特色的社会发展模式，教条式地回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跨越理论的框架中去了。这种脱离了现实具体需要，抽象地设想发展道路的思维模式严重阻碍了苏联的社会发展，并为其后来的解体埋下了祸根。以此为鉴，对我国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的社会发展显然都不能直接地套用马克思当初针对俄国公社特殊境遇所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论述随意地引申为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进而论证现阶段的我国已然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种论证既曲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丧失了跨越理论的精髓，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需要，更不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作为马克思学说核心方法的唯物辩证法，主张对研究对象采取一种具体的、动态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包括后来的列宁，在分析俄国未来发展道路上，显然都是深入对象的内部，从详细而具体的历史背景、时代需要和现实经验出发，当时当地地考察俄国革命的“特殊性”以及由此所引向的新社会的建立究竟是什么样的。对待我国社会的发展，显然也当如此。

五 余论

我国目前是否已完全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包括对此的论证，仍旧只是教条式地局限在跨越理论的框架内并受其所构建的逻辑框架所影响，这显然不利于马克思恩格斯跨越思想内在精髓的真正发挥。不可否认，跨越思想在俄国、中国取得革命胜利时尚未得到广泛的传播；俄国和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列宁甚至是斯大林思想的指导下分别得以实现和开展的；俄国和中国是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在跨越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革命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并非马克思恩格斯原初语境中的社会主义。俄国革命，包括后来的中国革命，如果说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理论或许会引起争议，但说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的意涵显然是不容置疑的。不可否认，在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其中有对跨越理论内涵的误读式应用，但这并不是说现实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理论无关，更不是要以时代需求的改变，彻底抛弃马克思恩格斯这种基于19世纪末俄国特殊情况所得出的跨越理论。与革命时期之所以推崇跨越理论一样，跨越理论对一个国家的意义并不在于其原初的形态，而在于其在自身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满足特定国家现实需要的程度。

如今讨论跨越“卡夫丁峡谷”已然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其中还有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后来人依据特定历史条件而发展出的内涵。这些内涵由于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形态，由此必然会在跨越方式或是手段上出现差异，甚至是冲突，但这恰恰才是跨越理论本身作为一个矛盾统一体“活着”的最佳证明。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跨越理论中存在客观的差异但并不影响跨越理论的统一性一样，后续的对这一理论的发展只要遵从了其内在逻辑并切实地服务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大的价值追求，那么实践手段上的差异反而佐证的是对这一理论的继承和创新。这无疑要求我们必须以发展的眼光具体分析和看待跨越问题，而不能抽象谈论，甚至是预先给出定义式的叙事框架。总的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理论只是给出了历史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即摆在当时俄国社会面前的是一个跨越的机会，其并非必然出现；扩展开来讲，不仅仅是对当时的俄国而言，跨越理论是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探索一种后发优势，而非现实模式，至于这种后发优势是什么以及如何发挥，这一切都取决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对机遇的把握，而这也是历史和现实摆在当代人面前的需要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