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各方反应与新政的启动

清廷在庚子事变中发布新政变法上谕，既是被迫无奈之举，也有借机雪耻图强之意。这是今人的后见之明。至于在当时，能否看透朝廷的隐衷，把握其真实意图，则颇不容易。时为张之洞幕僚的郑孝胥，初见新政上谕的感觉是：“闲话太多，真意未透。”大概上谕文本的意蕴本身就难以捉摸。因此，面对清廷要求复奏的谕旨，中外臣工尤其是督抚大臣多迁延观望，以至于清廷不得不再发上谕催促迅速复奏。

其实，督抚大臣中就曾有人怀疑朝廷变法的真意。如前所述，山西巡抚岑春煊与两广总督陶模就曾致电张之洞表示过这样的看法。直到清廷发布催促复奏谕旨一个多月后，张之洞还在斟酌犹豫。他与郑孝胥谈起新政办法，有谓：“新政有三等办法。第一等办法五条：一，去徽号，下罪己诏；二，废大阿哥；三，除满汉界限；四，除内监；五，罢科举。其第二等办法，则决断切实。第三等办法，则和平敷衍是也。”这三种可能的情况，正是对清廷变法真意难以把握的揣测之词。朝廷变法真意捉摸不定，又是地方督抚慎重复奏的根源。

尽管如此，在清廷上谕一再催促之下，中外臣工条奏纷呈，朝野之间竟然显现一派新政气象。如时论所谓：“今者朝廷之举行新政如是其汲汲矣，诸臣工之条陈新政亦各宏抒伟议，洋洋数千万言矣。……自去冬十二月皇上下求言之诏，今春又以两月议复之期已届，屡降纶音。于是各省方面大员章疏迭上，有谓宜废科举者，有谓宜建学堂者，有谓宜除寺宦者，言之有物，要皆剀切详明。至于汤蛰先、张季直诸人所拟章程，更雄辨高谈，繁征博引。虽圣明采择与否，尚未可知，而其新政之萌芽，则已如雨后春苗，颇觉蓬蓬勃勃矣。”庚子事变中，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清廷派醇亲王载沣赴德道歉，时论以亲贵出洋将有助于推动新政，如《申报》发表文章说：

此次醇亲王出使德国，虽朝廷不得已之举，然不但友邦可藉此辑睦，即外洋之事亦可周知，外洋之情亦可洞悉，将来事毕还京，嘉谟入告，必有足动朝廷之听者，新政之转机，当于醇亲王是赖矣。现在虽谕旨迭颁，振兴新政，然揣朝廷之意，似欲行之以渐，未尝望一蹴而几，故各督抚虽奉诏敷陈直言无隐，而至今数阅月，未有折衷。苟得亲贵者反复进言，庶朝廷易于深信。然非亲历其境，即欲言之，亦终不能详尽。故蒙以为醇亲王此次出使，于中国变法大有裨益。盖虽奉命使德，系代达歉忱，并非游历，其于武备、文学、政事、风俗、农工、商务，恐无暇一一推详，且仅至一国，而于各国之武备、文学、政事、风俗、农工、商务，更何从尽悉。不知欧西政事大略相同，举一可以该百。至于逐项推求，固非朝夕之事。然观其气象，考其得失，则盛衰强弱，可一望而知。西法其有成书，华人非无能阅之而能道之者，惟未亲至外洋，所闻终不如所见。若能亲观其大意，再征之于书，逐一推求，方知欧西各国强盛之所由来，即知中国孱弱之所由致。彼此相形，则变法之意可立决，不仅为纸上之空谈；变法之效可渐呈，不致躐等而凌节。现在言变法者多矣，位高者能言而不能行，弊由于得之耳闻，而未经目见；至位卑者虽经目见，而未敢轻言，陨于其分也。以至亲至贵之人，而扩其所闻，征诸所见，则辅朝廷以改弦更张，吾知响应必捷如桴鼓矣。是则中国变法之机，不将于贤王之此行是赖哉！

这是一般民间舆论的期望。

事实上，清廷已开始着手变革。例如，关于吏治改革。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十一日，清廷发布上谕，饬令整顿部务，裁汰书吏，销毁案卷。十七日，又谕令仿照部制，裁汰各省院司府州县衙门书吏。七月二十九日，又谕令停止捐纳实官。再如，关于人才与教育制度改革。同年四月十七日，清廷谕令开经济特科。七月十六日，又谕令废八股，改试策论，停止武科。二十九日，又谕令各省设立武备学堂。八月初二日，又谕令各省书院改学堂，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初五日，又谕令各省督抚派遣学生出洋留学。关于废八股之谕，时论以为：“草茅下士，恭诵之余，欣然于八股之仍废，策论之终行，诚足以振动天下之耳目，激发天下之才智。实学之兴，翘足可待；奇才之出，左券可操。自是以后，将科目无无用之人，而臣僚有济世之具，国家转弱为强之业，不可于此卜之乎？寄语天下学者，尚其各励所学，蔚为大用之才，以无负朝廷求治作人之至意也可。”关于停捐纳之谕，时论认为：“历代弊政革于一朝，薄海人士莫不颂皇太后、皇上之圣明，谓将来庶政丛兴，其机皆肇端于此。……停捐实官之说，无论智愚贤不肖，皆知为今日切要之图。然苟非当事者全局统筹，另谋所以相抵之策，深恐不转瞬而枢臣疆吏必有以筹款维艰暂行试办之说尝试者。斯时一经俯允，不特于事非宜，且恐启中外臣民之姗笑。惟冀谋国诸公，采此刍言，亟思维持经久之策，俾将来鲰生有多虑之失，而不致朝廷有反汗之嫌，是则天下臣民之大幸也。”诚然，这些改革都不出一般督抚条陈之范围，但难免枝节零碎，全盘改革需要大手笔。

刘坤一与张之洞会奏的变法三折就是改革的大手笔。奏折发出之后，张之洞又开始了解各处的反应，尤其希望得到清廷的采纳。他致电鹿传霖说：“两江必欲与敝处会衔，屡辞不允。因各抒所见，公同商酌，分为三折，已于五月底六月初由金陵陆续拜发，二十日内外可到齐。新政若有急须举办之事，务望稍候，江鄂奏到，俯赐采择。”同时致电樊增祥说：“江、鄂折二十日内外可到，如蒙政府采择，有决计愿办之事，宜在西安早为举行，不必待回京后，庶早慰海内、海外望治之忱，且免到京后事多挈肘。”这时，张之洞的心腹幕僚梁鼎芬也到了西安，他不仅在慈禧太后召见时为张之洞美言邀功，而且密切关注朝廷内外对江楚会奏的态度，随时为张之洞传递信息。他从鹿传霖处得知将有懿旨“整顿新政，照江鄂折，饬各省切实奉行”；就在第一时间里向张之洞报喜，称“此真吉祥盛事”。果然，当天（八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

自经播越，一载于兹。幸赖社稷之灵，还京有日。卧薪尝胆，无时可忘。推积弱所由来，叹振兴之不早。近者特设政务处，集思广益，博采群言，逐渐施行。择西法之善者，不难舍己从人；救中法之弊者，统归实事求是。数月以来，兴革各事，业已降旨饬行。惟其中或条目繁重，须待考求，或事属创举，须加参酌，回銮以后，尤宜分别缓急，锐意图成。兹据政务处大臣荣禄等面奏，变法一事，关系甚重，请重申诫，谕示天下，以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并饬政务处随时督催，务使中外同心合力，期于必成。用是特颁懿旨，严加责成。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尔诸臣受恩深重，务当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昨据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各条，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大要不外言归于实，用得其人。予与皇帝宵旰焦劳，母子一心，力图兴复。大小臣工，其各实力奉行，以称予意。

江楚会奏不仅得到朝廷谕旨的批准，而且还得到西方列强的认可，如来自上海的消息说，德国总领事“极佩服，欲译德文”。可见，江楚会奏的批准，表明两宫回銮之前在西方列强面前塑造一个维新政府形象的目的已初步达到。从此，清末新政正式开始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正如时人所说：“惟是中朝宗旨，实以江鄂为南针。江鄂之言不必尽行，而江鄂奏入之后，大局未必不从兹而定。”又有谓：“江、鄂条陈，实可逐件施行。”清廷批准江楚三折后，张之洞亦有踌躇满志之感。某天，张之洞与幕僚郑孝胥、黄绍箕同饭，从容言之：“今欲行新政，得数人亦可举耳：陈璧、张百熙、李盛铎、钱恂及座间郑、黄二君。用此六人，可成小贞观矣。”看来，张之洞对新政的前景不无乐观。

其时，日本政界要人近卫笃磨等人亦力劝清廷变法自强，其致函军机首辅荣禄称：“贵国积弊之深，既非朝夕，则苟欲变法以策万全，其宜参酌古今、折哀（衷）东西也，不待言也，是岂轻举鲁莽与因循苟且之所能为哉！洵宜君民同忧，上下一心，奋发惕励，与天下更始也。……今以贵国壤土之大，民众之多，上有皇帝、皇太后之英明懿慈，锐意励精；下有王大臣与督抚之公惠体国，戮力赞襄；加以令行禁止之积势与威信，倘能果断决行乎，其于中与（兴）伟业也，固非于越之兴、赵人之强可比也。”荣禄回信深表赞同：“承示变法以策万全，宜参酌古今、折衷东西，洵为笃论。迩者屡奉明诏，锐意图新，斟酌损益，与时通变，实与尊旨不谋而合。方贵国明治以前，亦尝弛而不张，敝于外患，一旦发奋，遂成维新之始，勃然而兴。敝国蒿目时艰，取鉴不远，惩前毖后，君臣上下，皆欲振厉自强，扫更积习。倘有成效，庶几不负忠告，一雪斯言。”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902年元旦），在清廷回銮京师之际，慈禧太后再次发布同心协力举办新政的懿旨，在一番痛责反省之后，有谓：“至于联固邦交，修明内政，举凡利所当兴，弊所当革，我君臣上下务在同心协力，切实讲求，次第举行，认真整饬。庶几交相咨儆，安不忘危，永矢忧勤惕厉之诚，痛除粉饰因循之习，实事求是，同济艰难，无怠无荒。尔内外大小臣工，其与朝廷共勉之。”清末新政终于在被迫无奈之中艰难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