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生活质量研究的回顾和反思
从理论上较早注重生活质量问题的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 K. Calbrith）在1958年所著的《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一书中认为，生活质量并不仅仅以私人的富足来衡量，还指人们在生活舒适、便利以及精神上所得到的享受或乐趣。当然，他也指出，人们都把幸福作为追求的目标，但幸福的标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加尔布雷斯强调美国当时私人富足与公共污秽存在反差，认为公共污秽是影响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这样描写私人富足与公共污秽的鲜明反差：
开着桃木内饰、配备空调、动力转向和机动刹车功能的汽车出游的家庭，穿过了一座座坑坑洼洼、垃圾遍地、建筑破败、广告林立和到处立着横七竖八的电线杆的城市，到达了几乎被商业艺术遮蔽不见的乡村……他们从便携式冰箱里取出包装精美的食物，在污浊的河流边野餐。他们在一个停车场过夜，这里危及着公共卫生和道德。他们躺在尼龙帐篷下面的气垫床上，被腐败的垃圾散发出的阵阵恶臭包裹着，就在入睡前，或许他们会反思幸福为何如此不均等。（加尔布雷斯，1965）
加尔布雷斯认为，在生活达到富裕之后，人们的生活需求更多地转向公共服务的质量，所以必须转变只有私营部门生产财富的偏见。《丰裕社会》出版后风行一时，美国当时提出“向贫困开战”，成千上万的大学生被建议阅读《丰裕社会》。
加尔布雷斯写《丰裕社会》有其时代背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方纳（Eric Foner）在《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中，专辟一章写“一个富裕的社会（1953～1960）”，他用了这样一些小标题：变化中的经济、城郊社会、西部的发展、消费文化、电视世界、新福特牌汽车、工作和家庭中的妇女、种族隔离的图景、公共住房与都市更新、分居的社会等。方纳这样描述当时美国人感受到的“黄金时代”：
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这是一个美国人享有普遍繁荣的时代，此时开始的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将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迁居到城郊，在那里美国工厂倾泻而出的一系列令人惊叹不已的消费品，包括汽车、电视机和各种家用电器……
在每个可用数据测量的方面——食物结构、住房质量、工资收入、教育和娱乐消遣等——大部分美国人都过得比他们的父辈和祖辈要好许多。1960年，据估计，有60%的美国人按政府的定义享有中产阶级生活水平。官方公布的贫困家庭数字，1950年时是所有家庭的30%, 10年之后，这个数字降低到22%（当然，这个数字仍然代表1/5的美国人口）。（方纳，2010: 1193、1202）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的一些学者和政府管理人员开展了所谓的“社会指标运动”（social indicator movement），试图把综合的社会指标评价贯彻到发展战略制定、国情评估、社会规划、社会政策、生活质量评价等方面，其主旨是超越仅仅用经济指标衡量发展和生活的传统做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质量的研究在美国各地蓬勃开展。1957年密歇根大学的古瑞（Gurin）、威若夫（Veroff）和费尔德（Feld）联合几个大专院校做了一次全国随机抽样调查，主要研究美国民众的精神健康和幸福感。海德雷·坎吹尔（Hadley Cantril）1965年发表了13国（包括美国）关于生活满意度的比较研究结果。几乎与此同时，诺曼·布拉德本（Norman Bradburn）在一项全国民意调查中研究了国家民众的幸福感。1964年鲍尔主编了《社会指标》论文集，着重研究了国家的空间计划对美国社会的间接影响，这一研究成果激起了人们对生活质量这一领域的广泛重视。罗斯托在他1971年出版的《政治和增长阶段》一书中深入地探索了生活质量问题，并把“大众消费阶段”视为“起飞阶段”之后的更高发展阶段。
在生活质量的大规模问卷调查中，美国当时的两家最主要的大学调查机构——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调查中心和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积极参与，对采集生活质量的数据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此后，生活质量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在世界各国展开，而且用综合的社会指标体系测量社会质量的做法在这一领域影响深远。
20世纪90年代，各国研究机构都开始反思单纯以个别经济指标来衡量生活和发展水平的做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用以衡量联合国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世界银行以GNP经济指标对世界各国发展水平进行排序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人类发展指数是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指标为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综合指标。1990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都发布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制定相应发展战略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97年，欧盟委员会指出，不能仅仅依靠经济促进政策来解决各国出现的问题，以经济政策为中心不能解决欧盟的结构性问题，只有重新审视社会政策，才能更有效地保证欧盟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稳定（Flynn, 1997）。在这一背景下，欧盟发布了《欧洲社会质量阿姆斯特丹宣言》，宣言指出，欧盟各国必须要致力于提高各国的就业水平，减少贫困，增加公众所能享有的医疗和社会资源。该宣言把提升“社会质量”（social quality）作为欧盟制定政策的主要目标，明确指出衡量社会质量的指标体系由四个方面构成，即社会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赋权。
社会质量的理论体系不同于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或人类发展指数的理论体系，它更加注重体现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过程。社会质量理论通过对经济和社会指标的测量，以个体在社会中的各个方面的保障水平、融入程度、发展机遇和能动能力等为视角，对整体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衡量，从而考量社会发展的质量（Beck et al. , 2001）。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生活质量问题，社会指标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1983年，国家统计局提出关于社会统计指标的提纲草案，并从1984年起陆续公布社会统计的系列数据。1985年，美国社会学家林南教授和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合作在天津市进行了千户居民生活质量问卷调查。1987年，林南又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合作在上海市进行了一次关于市民生活的千户居民调查，并根据问卷调查资料，建立了关于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结构模型。1987年10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社会改革与生活方式理论研讨会”上，不少学者先后就生活质量的概念、指标及国外研究情况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此后，全国各地社会学界纷纷展开对生活质量的讨论和研究。
从1988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与有关单位联合组成的课题组进行的“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研究中，提出了衡量地区社会综合发展的五组指标。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朱庆芳研究员主持的课题对我国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进行了多年的追踪评估，提出了包括居民消费、收入、吃穿用住、能源消费、生活方便程度、精神生活等在内的指标体系。1989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人”课题组对江苏、河南、吉林、四川、广东五省城乡发出问卷，调查居民对自身生活质量的主观态度。1987～199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生活质量课题组在北京、西安、扬州三市部分地区进行了多次抽样调查。研究人员除引入客观指标外，还对主观生活质量指标的影响这一项增加了参照标准，并通过中介评价指标将客观指标系列进行综合，形成了三级主、客观作用机制的生活质量模型。1991年12月，由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研究所等共同组成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在北京召开全国性生活质量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就生活质量的定义、指标以及评估方法等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并以此次论文作为基础，于1992年出版了第一部关于生活质量研究的专著。
对“小康社会”的研究，把我国生活质量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陆学艺、李培林、朱庆芳等人发表了《2000年中国的小康社会》一书，提出了包括六大类、60个指标的中国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国际比较。2003年，李培林、朱庆芳等人再次发表《中国小康社会》一书，进一步完善了全面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并对全国各省市区和57个主要城市进行了比较评价。在这一时期，国家统计局也正式公布了“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人们对生活质量的重视推动了对生活质量的研究，而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又反过来促进人们对生活质量评价标准的思考。通过对以往生活质量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概括出这样几点结论：第一，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是不同的概念，一般来说，提高生活水平是改善生活质量的基础，但生活质量并不完全由生活水平来决定；第二，在决定生活质量的物质条件中，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需求和期望也在发生变化，一些在生活水平较低阶段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如空气清洁度、日照时间、交通状况、生活便捷度、人口集中程度、犯罪率等，都成为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第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观指标也越来越成为衡量生活质量的关键指标，如幸福感、满意度、社会认同等，而这些主观指标还与一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体制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