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新加坡

《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

丝路复兴惠及新加坡

Lynette Khoo

原文标题：Singapore can Leverage A Revived Silk Road

原文来源：Straits Times, 2014年11月11日

 

李显龙总理在参加于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时表示，只要新加坡发挥好交通运输、物流和航运枢纽的作用，就能从“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中发现商机。他说：“我们希望能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特别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与中国及周边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使新加坡的海港和航空网络服务于沿线国家。”

采访中，李显龙总理称，新加坡已经加强与中国在其他领域的经济和金融联系。例如，新加坡设立了首家海外人民币清算银行，促进了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方面的使用。上个月，人民币与新加坡元也已开始直接货币交易。参与苏州工业园和天津生态城等双边项目的公司和个人已获准进行海外融资。

李总理指出：“我们希望继续深化合作，鼓励更多中国企业在新加坡开展业务，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利用我们的资本市场和网络更好地走向世界。”

他补充说，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家只能通过对外开放谋求更大发展。“这就是我们努力参与自由贸易谈判并通过广泛合作增进交流实现共赢的原因。”

观察家认为，中国试图通过复兴古丝绸之路、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发展等对抗美国在这一区域的影响力。

李总理指出，尽管通过多哈会谈实现多边、全面合作是非常理想的合作方式，但各成员国难以达成共识。

但建立区域自由贸易区可采用多种途径，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中国支持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能够推动地区自由贸易和连通性。

峰会期间，TPP的12位领导人发表声明，称他们将努力确保TPP最终协定能反映各成员国的共同愿望，使其成为全面的、高标准的并能平衡各方利益的协定。他们说，各国部长和谈判代表正在制定开放市场且平衡各方利益的宏伟方案，“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定协议”，确保商人、工人、农民、消费者能尽早受益。

李总理说：“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不能只关注GDP的增长，而要将调整经济结构、改革户籍制度、税收及国有企业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但这些任务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

他说：“从长远看，反腐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新加坡的廉洁机制就是确保新加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些国家曾努力效仿，但都遭遇重重挑战。因此，我非常欣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措施。”

亚投行从包容中获益

Esther Teo

原文标题：AIIB Gains from Inclusive Stance

原文来源：Straits Times, 2015年4月3日

 

至少46个国家已成为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创始国。亚投行被视为中国最大的外交行动之一，但专家表示，中国还需努力证明反对亚投行成立是没有根据的，并通过行动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全球参与者。

尽管美国反对亚投行的成立，但其忠实盟友，如英国和韩国等近几周已经提出加入申请。专家称，尽管英国出人意料的决定扭转了局面，但中国并未对亚投行运作采取过度强硬措施的做法也是局面得以扭转的原因之一。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分析人士说：“我们知道中国将起主导作用。但中国并没有要求得到否决权的事实促使更多国家加入进来，这表明有关亚投行的很多重要事宜仍可通过谈判来确定。”实际上，上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称，中国需同意放弃否决权，以取得欧洲大国的支持，但中国坚称并不寻求取得否决权。

专家表示，中国重视亚投行的包容性，以及与类似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合作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他国顾虑。此外，它重视在基础设施严重匮乏的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给予参与其中的西方公司充分机会的做法对美国反对亚投行成立的各种言论给予了有力回击。

周二是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的最后期限。五大洲的46个国家已经注册加入亚投行，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创始成员国将参与创建银行管理和运作规则。在截止日期后加入的国家将拥有投票权，但在制定规则方面却没有多少发言权。

中国以往没有管理多边贷款机构的经验，因此拥有500亿美元（680亿新加坡元）初始资金的亚投行的未来仍不明朗。很多人担心亚投行的管理很难做到民主、透明，同时也担心贷款标准难以得到严格执行。这涉及很多问题，例如投票权的分配问题，董事会成员的构成问题等。

澳门大学教授陈丁丁表示，中国必须竭力表明亚投行不是中国支配东南亚的另一种武器；否则，它将不仅损害亚投行目标的最终实现，还将无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他补充说：“中国可给予其他国家更多权利，以打消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的顾虑，缓解与这些国家领土争端导致的紧张局势。”

波士顿大学教授凯文·加拉格尔（Kevin Gallagher）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放弃否决权更为有利。“现在，中国人可以说他们成立了结构更为合理的全球金融机构，它比给予美国否决权的布雷顿森林机构更加完善。”除了担心中国会将亚投行用作其地缘政治工具外，亚投行总部所在地及其工作人员的构成问题也同样引发广泛关注。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区代表罗伯特·魏图（Robert Wihtol）称，亚投行最初几年的运作情况将为其未来发展奠定基础。他说：“要确保有个良好的开端，提高贷款质量，亚投行必须任用经验丰富的高素质工作人员。他们将来自更加广阔的国际人才市场。”

据报道，亚投行行长、中国官员金立群先生已经开始在美国物色世行退休的工作人员。

尽管中方官员表示亚投行总部会设在北京，但雅加达最近也表达了类似意向，显然，印度尼西亚希望在亚投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东盟投资参考公司（Asean Confidential）研究人员加文·鲍林先生（Gavin Bowring）指出，中国应该努力缓解中国中心主义引发的忧虑，保持中立态度。他在《金融时报》的博客中说：“类似的考虑使日本为最大股东的亚洲开发银行将其总部设在了马尼拉。”

除了银行管理方式外，亚投行投资项目的质量也将是很好的试金石。有人担心，因为中国在非洲、亚洲及拉丁美洲的部分双边贷款项目存有争议，因此亚投行可能无法在环保、劳工及反腐败方面保持国际水准。但最大的问题是，如果后来美国和日本决定加入亚投行，情况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魏图博士认为三者的合作并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中国、日本和美国已经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银行中有多年密切合作的经验”。

拒绝亚投行，日本将错失良机

Yo-Jung Chen

原文标题：How Japan will miss out by staying out of AIIB

原文来源：Straits Times, 2015年6月5日

 

在57国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后，日本仍无动于衷。这种完全孤立的态度显然是紧跟美国意愿及日本长期以来担心中国崛起的心理所致，这是日本外交的一大倒退。日本商界领袖对拒绝亚投行带来的巨大商机损失表示担忧。然而，政界领导人却以亚投行的种种不足为由，坚决反对加入其中，在他们看来，亚投行是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毫无掩饰的挑战。大多日本人无法跳出“中日或中美对抗”的思维方式，对亚投行背后的中国全局构想缺乏清醒的认识和了解。

美国能源专家罗伯特·伯克（Robert Berke）说：“中国意在对世界经济格局进行根本性变革，而亚投行只是其目标之一。”

中国不应被质疑恶意挑战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相反，中国大力倡导的亚投行可以为飞速增长的基础设施需求提供资金。这些项目不仅覆盖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同时也惠及“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国家、“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它甚至将为北极冰雪融化后的北冰洋航运带来福音。

日本沉迷于“中国威胁论”，无视中国改变世界格局的“一带一路”项目。

中国积极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签定数额巨大的石油/天然气合同，并在中亚国家大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中国已经对中亚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实际上可以说中国已经取代俄罗斯，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力量。这种中国以西地区的友好环境与以东的恶劣环境形成鲜明对比，为中国的“丝绸之路”建设创造了有利环境。

美国从阿富汗撤出，中国因此填补了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空白，对饱受战争蹂躏的邻国造成深刻影响。该地区一旦恢复和平，就能为中国打通直接通往石油储备丰富的中东地区的陆上通道。与此同时，中国也同巴基斯坦保持密切联系，从而使其西部与靠近波斯湾入口的瓜达尔港相连接。不难想象，在丝绸之路框架下，亚投行将在这些区域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发挥重要作用。

同样，在连接亚洲太平洋沿岸与欧洲大西洋沿岸的跨大陆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亚投行同样举足轻重。

除了“一带一路”，中国的发展蓝图似乎也包括发掘可以大大缩短亚、欧和美洲贸易距离，途经北冰洋的运输航线。由于气候变化和不断加速的冰层融化，北冰洋上的商业航运活动会越来越频繁。

北极地区带来的新机遇吸引了周边以及亚洲国家（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新加坡）的浓厚兴趣，特别是中国，可以说已经成为该区域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中国甚至已自称为“近北极国家”，并在那里开始了大规模的破冰活动。

新加坡学者廖振杨（Joseph Chinyong Liow）去年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刊发文章称，相对于经马六甲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的传统亚欧航线，东北航道可以大大缩减航程、航行时间、油耗和成本，碳排放量也会相应减少。例如，横滨与鹿特丹间的距离可缩短8700公里。“北冰洋丝绸之路”发展前景巨大，这就意味着要大量投资这一偏远区域的老旧港口，提升其现代化水平。亚投行因此将扮演重要角色。

日本质疑中国倡导的亚投行有其自身原因。然而，拒绝亚投行，日本不仅会失去上述大量商机，也可能会像一些评论员所言，被美国的改弦易辙搞得措手不及。中国仍期待日本的加入，这样的结果必将实现多赢，而日本无疑将会是最早受益的一方。

丝路梦想在欧洲

Jonathan Eyal

原文标题：China's Silk Road dreams in Europe

原文来源：Straits Times, 2015年6月15日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对此它却予以否认。它的贸易集团，如东印度公司、太古集团、怡和集团等，自称仅仅是在从事商业和公路、港口和航运等基础设施建设。在欧洲努力推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中国会重复英国往昔的帝国之路吗？

在伦敦短暂停留期间，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说：“中国绝不会。”他说：“任何人都不应给中国的经济合作和发展倡议甚至满足大多欧洲国家需求的倡议戴上政治的大帽子。”

王部长向一些英国分析人士阐述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无疑，他的态度是真诚的；而且毫无疑问，中国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也终将惠及“旧大陆”。然而，仍有很多人认为这样的合作项目一定有着政治意图，正如英国人曾说：“贸易在哪里，国家影响力就在哪里。”

中欧领导人面临的关键挑战不是避开这些政治影响，而是建立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从而积极应对。总之，这可能是中国在新的全球秩序中锁定地位的机会，这一秩序的形成中国功不可没，但它又必须是一个欧洲人能够接受的、感到愉快的秩序。

中国大力向欧洲推进

2013年9月，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今天统称为“一带一路”倡议）时，欧洲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人予以重视。毕竟，中国热衷于喊口号，其宏大的愿景并不容易引起忙碌疲惫的欧洲人的重视。

即使欧洲政界有人严肃对待习近平的倡议，他们也会认为这只针对中亚地区。中亚是古丝绸之路经过的区域，也是中国和曾经的殖民宗主国俄罗斯展开经济争夺的地区。

但随后中国在欧洲有了具体行动。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大桥完全由中国融资修建，于去年年底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启动。这是该城在21世纪内修建的第二座这样的大桥，很快人们称其为“泽蒙-博尔察（Zemun Borca）”，在当地语言中意为“中国桥”。

此后不久，罗马尼亚与中国公司签署了“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排他性”的合作协议，以修建两座核电站。

中国还修建了连接欧洲东南端和非洲大陆中部地区的高速列车线。上周，匈牙利成为欧洲第一个与中国签定谅解备忘录以促进“一带一路”发展的欧洲国家。

王部长说：“我们希望与更多国家建立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他还指出，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本月晚些时候将出席中国欧盟峰会。此议题或将在该峰会上再次被提及。目前已经签定的基础设施项目价值约100亿欧元（150亿新加坡元），更多项目将紧随其后。

从官方角度看，欧盟和非洲国家领导人欢迎中国的举动。英国首相卡梅伦上周在接待王部长后说：“这是我们关系的黄金时期。”然而，私下他们却忧虑重重。

欧洲的忧虑

多数欧洲国家担心，重点关注大型基础设施的中国投资缺乏透明性，另外，让欧洲国家未来数十年背负沉重债务的投资合同并没有明确的招标过程，没有公众可获知的可行性研究，对其长期可行性也缺乏评估。

中国腐败和浪费现象严重。中国公司不仅不吸取欧洲良好的管理措施，而且还将一些并不完善的方法用于欧洲。中国融资建设的项目也并不像他们当初所讲的那样为接受国带来如此多的实惠。例如，塞尔维亚多瑙河大桥项目本应由中国公司和当地公司共同建设，但塞尔维亚很少有供应商获得业务——绝大多数桥梁材料来自中国，劳动力也同样如此，尽管塞尔维亚国民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失业率较高。

在非洲发生的一切现在又在欧洲重演。事实上，中国的银行正在为中国企业融资，以完成中国供应商和工人承担的项目。但最让欧洲担心的却是政治，因为中国似乎有意对欧洲16个前共产主义国家给予慷慨帮助，而其中多数国家是欧盟成员。王毅解释称，“16+1”的合作方式“很自然”，因为前共产主义国家仍然贫穷，因此他们自然被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所吸引；中国的基础设施价格合理，融资条件更优越。

但欧盟担心这样的协议会降低欧盟对欧洲国家的影响。例如，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就同欧盟其他成员国外交关系紧张。无论中国人喜欢与否，他们与欧洲国家的密切关系往往被描述为冷落欧盟之举。

通往欧洲的陆路

然而，将中国的投资行为视为威胁对欧洲来说将是严重的错误。首先，中国有非常充分的推行基础设施项目的经济原因，即寻找市场，转移其国有企业的过剩产能。无疑，一些项目会变成无用的累赘，而且中国银行最终将不得不自行解决坏账。但如果中国做好了冒险的准备，那欧洲人应该抱怨吗？

作为全世界重要的出口国，中国对简化其通往欧洲这一最大出口市场的运输通道问题显然兴趣浓厚。

南欧希腊港口的开放（其中一些已经部分由中国公司所有），以及连接彼此的铁路线和中国的高速列车使平均运输时间缩短了10天。此外，这也使中国不再仅仅依赖西欧的港口为欧洲大陆中部的消费者提供产品。中国的最终目标是打通更多陆路，摆脱以海洋为主的运输路线，实现多样化的线路运输。

但现实可能会大为不同。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贸易专家杜大伟（David Dollar）日前表示：“与海洋运输相比，东亚和欧洲的陆上运输成本高昂”，因此中国的目标或将难以实现。但如果中国人愿意尝试，欧洲人为什么要反对呢？

吸引中国深化与欧洲（特别是涉及长期基础设施项目的欧洲国家）的经济关系才是明智之举，因为这将鼓励中国承担更多全球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中国能够接受的方式，而非由一直都想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西方国家独自承担全球责任。

因此，我们应该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希望随着它的成熟，它能越来越透明，并能扩展到欧洲其他地区，而非局限于欧洲较贫困及脆弱的地区。

无论如何，一个结论显而易见：尽管美国的立法者竭力反对美国总统的亚太自由贸易议程，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地位摇摇欲坠，但是中国西进欧洲的举措却迅速而实际——即使它由中国纳税人最终买单。

新加坡在“一带一路”中的关键作用

Chong Koh Ping

原文标题：The S'pore connect in“One Belt, One Road”initiative

原文来源：Straits Times, 2015年7月28日

 

国家金融和交通运输高级部长杨莉明（Josephine Teo）昨日表示，新加坡是连接中国和相关地区交通、金融和贸易的关键，拥有天时地利。

杨莉明女士在首届新加坡暨区域商务论坛上表示，新加坡处于主要海空航线的交汇处，再加上它是大中华区以外的第二大离岸人民币中心，因此能够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积极作用。“很多企业可以走出国门，在东盟和更广大的亚洲地区寻求发展机遇。”她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将为在中国国内和其他国家投资运营的企业创造发展机遇。

关注点

为进一步增进理解，中国应广泛听取邻国意见。

新加坡位于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东等地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但杨莉明女士称，只有通过陆海两路沿线国家的集体努力才能将其付诸实践。

要使该倡议取得成功，当地政府、企业和人民在互联互通项目的建设中就应被给予更多权利。杨莉明女士表示，她将“一带一路”视为一个共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参与国能够对项目结果、合作的进度和性质产生影响。她补充说，我们将迎来惠及所有国家的全新的合作时代。

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许通美（Tommy Koh）教授和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女士也在新加坡丽思卡尔顿美年酒店举行的论坛上发表了讲话。许通美教授表示，尽管他支持中国的倡议，但他希望中国努力赢得邻国信任，使其倡议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从中国的项目发展升级为地区性项目”。傅女士指出，新加坡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站和服务供应商。她说，通过陆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梦想现在有了实现的可能，因为经过2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克服了资金不足、技术水平低和国内基础设施落后等制约条件。“但中国还面临多重挑战，如通过沟通建立互信、评估基础设施项目的风险因素等。为进一步增进理解，中国应广泛倾听邻国意见。”她补充说，为确保“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施，培育信任尤为重要。

开放包容是“21世纪海上丝路”成功的关键

Tommy Koh

原文标题：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原文来源：Straits Times, 2015年8月4日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发表讲话时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同年，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期间，他提议复兴“陆上丝绸之路”。以上两项提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习主席的三项旗舰项目。

古代路线

历史和考古记录表明，几千年来，阿拉伯、波斯、印度、锡兰、中国以及东南亚的商人和船员均穿越过中国东海、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和波斯湾。这片广阔的海洋可以被称为印度洋-太平洋。商人们彼此销售什么呢？东南亚出口香料、香木、异域鸟类羽毛、玳瑁、象牙和犀牛角；中国出口丝绸、陶瓷和茶三件珍品；印度出口纺织品、贵金属和珠宝；阿拉伯半岛出口乳香、玻璃和马匹。贸易不仅涉及物品，还涉及思想、文化与宗教。“和平”是古代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特点。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给予我们两点启示。其一是航海自由的重要性。没有航海自由，船运和海上贸易就不会繁荣发展。其二是多元文化的重要性。海上贸易的参与者来自不同国家，分属于不同的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他们的成功交易取决于相互尊重，例如阿拉伯商人被准许在中国港口城市福建省泉州市建造清真寺，以方便他们做礼拜。这是我们应该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学习的精神。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

新加坡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枢纽。在福康宁（Fort Canning）的考古发掘中，已发现数以千计的玻璃碎片、珠子、小球、陶瓷和钱币。这些陶瓷来自14世纪的中国。在新加坡河附近发现的中国陶瓷可追溯到14世纪至19世纪。中国钱币来自北宋（960年至1127年），此外，这次考古中还发现了来自泰国、越南和缅甸的陶瓷。这表明，在古代新加坡已经是一个转口港，与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及越南进行贸易。现代新加坡是重要的航运国家、港口国家。因此，说新加坡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是不无道理的。

新机遇

我们支持习主席倡议的理由是，它将促进贸易、航运、旅游及海上基础设施的发展，增强互联互通，增进不同国家的相互了解。这也将创造更多经济机会和就业机遇，加强东盟互联互通。笔者认为，习近平主席的倡议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将印度尼西亚发展为海上枢纽的愿景有着协同共建的可能。

此外，创建亚投行能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融资，这一点显而易见，但民营金融机构在为这些项目融资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软基础设施建设

尽管“一带一路”的重点是硬基础设施，但也应关注软基础设施建设。应合作开发人力资源、分享技能和专业知识，鼓励人员特别是年轻人往来交流。同时，也应尊重多元多样和跨文化理解，形成这样的社会文化。要取得成功，“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出现争议时，应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和平解决争议。法治必须取代“强权即真理”。

三点建议

三点建议可供中国借鉴。首先，中国应努力获得邻国的理解和信任。目前，中国与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度之间缺乏信任。其次，中国应当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所有国家积极参与，任何国家都不应被排除在外。最后，中国应当听取地区意见，并在建设过程中将它们的提议或顾虑考虑在内。就这个提议而言，最好的结果是将其由中国的项目发展为该地区的项目，对中国而言，使该倡议对整个地区有所贡献。

开放性和包容性

笔者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因为它将惠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和人民。

新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应当反映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和风貌。新的路线应该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联系起来。要取得成功，新路线应当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并应建立在互相尊重、互惠互利和法治的原则之上。它应为整个地区所有。

新加坡在缩小中国与该地区的差距中发挥着有益作用。新加坡的私营部门在将习主席的设想变为现实方面也同样发挥着积极作用。

“丝绸之路”计划有助于亚洲繁荣

Kor Kian Beng

原文标题：Silk Road Plan“Can Help Asia Prosper”

原文来源：Straits Times, 2015年10月31日

 

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Goh Chok Tong）先生称，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东盟共同体”等其他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将有助于建设和平繁荣的“亚洲共同体”。

为打造“亚洲共同体”，吴作栋先生于今年5月首次提出在2050年前建立“东亚繁荣共同体”的构想。这个共同体将“激励我们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共同发掘东亚及其22亿人民的潜能。”昨日，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举办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论坛上，吴作栋先生说：“事实上，我们首先要将自己视为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并能为我们的共同利益而努力。”

吴先生为“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有效实施提出了四点建议，其中包括进一步完善现有区域一体化，如打造“东盟共同体”，以改善该地区的网络、电力和金融联通性。他说：“在此过程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能改善地区经济，而且能加强中国与其他现有区域框架的联系。”他还以亚投行为例，呼吁该倡议保持开放、包容；目前该行已经吸引了包括新加坡和主要西方国家在内的57个成员国。

他补充说，除了提升“海上丝绸之路”的合法性外，该倡议还将为更多国家提供机遇。他注意到，该地区发达国家数量众多，它们拥有开展现代互联互通项目所需的专业知识、技术和经验。吴作栋说，海上丝绸之路计划也应着眼于互利合作，“它应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努力满足本地区总体需求，同时也要对参与国真正关心的问题做出回应。”吴作栋还认为，合作领域应尽可能广泛，因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正是得益于包容和多样。应该考虑扩大“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范围，使其覆盖航空、金融和电子商务等领域的互联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