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班班多杰
2014年9月的一天，加央平措博士从拉萨西藏大学给我来电话说，他的博士论文《关帝信仰在藏传佛教文化圈演化为格萨尔崇拜的文化现象解析》，修订后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1]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激动，连连说“这真是天时、地利、人和之缘分啊！”随后，他诚约我为这部专著写一篇序文，这是我应该也是乐意做的，于是乎我愉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加央平措和我有一段难以忘怀的师生情缘，他内秀与达观的品格、好学与深思的习性、勤奋与积极的态度，都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他的论文在答辩时获得全体评委的一致好评，之后他又根据评委提出的修改意见，经过数年广泛地搜集田野和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考辨和理论梳理，益臻完善与规范，今天终于可以和读者见面了。
本书的主题系关帝信仰与格萨尔崇拜关系之研究，既具有开创性意义，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汉地道教的关帝、文昌帝君、二郎真君等三大神灵信仰，大约在明清之际，在与汉、满、蒙、藏等民族文化互动的过程中由祖国内地传入甘、青、川、滇藏区及西藏地区，通过与那里的苯教、藏传佛教接触、互动、融合，到今天已成为藏族宗教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广大藏族信教群众中发挥着巨大的正能量，推动了汉、满、蒙、藏等民族文化的交流，增进了汉、满、蒙、藏等多民族的团结，是汉、满、蒙、藏等民族宗教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典型案例。因此，汉地宗教史上的这三大神灵，既是汉地佛、道教共用的神灵，也是汉、满、蒙、藏等多民族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见证。对这几尊有着特殊历史影响和重要现实意义的神灵，学界也不少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问世，但缺乏系统的资料梳理，亦难见到理论上有穿透力的论著，这不能不说是学界的一大缺失，一件憾事。加央平措博士将其中的关帝与格萨尔的关系研究作为其博士论文的选题，这是一个极有潜力可挖，然而又是难度很大的学术课题。
加央平措硕士阶段的学习是在西藏大学完成的，他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夏玉·平措次仁先生，打下了历史、文献、翻译等方面的深厚基础。毕业后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攻读宗教学专业藏传佛教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我有幸成为他的指导教师。攻读期间，他在哲学、宗教学、文化学以及学术研究方法论等方面接受了系统的训练，也利用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广泛涉猎、深入探究、重点突破，使他的学术水平、研究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使他具有了从事藏族宗教史研究的专业水平和完成研究此课题的知识储备以及方法论手段。这是他的博士论文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纵观全书，有以下优长与特色可向读者介绍。
第一，本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善思敢问的质疑精神。一篇成功的博士论文，不能沿袭四平八稳的教科书式的撰写体例，而要全面搜集、研读国内外相关研究课题的重要成果，洞悉学术前沿动态。在此基础上不傍人语、多方思考，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以便对该领域中有关学术疑难问题有所破解、有所推进。当他选定此课题后，就跟我说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关帝在藏区传播的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值得商榷。我听了他对此问题的一系列陈述后暗暗自喜，心想如果缘起和合，他可能是学术研究的可造之才。此观点在他就读博士期间撰写的《关帝信仰在藏传佛教文化圈演化为格萨尔崇拜的文化现象解析》论文中有系统的阐发：
近年来，这一文化现象引起学界的兴趣与关注，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对笔者启发颇深，但某些观点仍有商榷之处。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藏族民众把关帝庙误认为格萨尔拉康，关帝误认为格萨尔王，从而使藏族民众混淆了关帝与格萨尔的界限。以笔者之见，在藏族地区，关帝与格萨尔的融合可谓妙合自然、天衣无缝。关帝信仰模式在不断变化中与藏民族固有文化融合，逐渐演化中深入藏族民间，日益重塑中进入藏族信众心灵。因此，本文试图以藏汉文献资料和田野调研资料为依据，考量和审视这一饶有趣味的历史文化现象。[2]
这是在人们不生疑处生疑，在已成历史定论中发现问题，表明加央平措不但积极进取、勤奋学习，而且好学深思、善学巧疑。他的这篇论文的发表对关帝在藏区传播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推进。正如古人所云：“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则能辨，斯为善学。”从一定意义上说，发现问题就等于是成功了一半，对关帝在藏传播研究观点的质疑与辨析，不仅有利于厘清关帝在藏区传播以及融入藏族文化中的历史地位、作用，研究中的误解、误判；而且有利于揭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互动、圆融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由此也可以说，对此观点的辨析与质疑不仅颠覆了学术界在该研究领域里的一种定论，而且也具有研究宗教学和文化学的方法论意义。
第二，本书以宗教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维视角，深识洞察关帝信仰与格萨尔崇拜互动融摄的历史文化现象，并从其中揭示出了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融合的特殊表现形态。本书的中心内容为：
清代以降，关帝信仰不仅传到甘青川藏区，由此也流传到西藏地区，并融汇于藏传佛教文化，成为藏传佛教的一员护法神。其形象依次转化成：护法神与战神关帝——卫则姊妹——尚论多杰东都——赤尊赞——格萨尔王与财神关帝——多闻天王——格萨尔王；其名依次演化成：关老爷关云长（音译）——云长热咱——真日杰布（意译）——格萨尔王。关帝首先由高僧活佛吸纳为藏传佛教护法神，继之被藏族民众转化成格萨尔，最后又在高僧智者与能工巧匠的打造下实现了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文化景象。关帝信仰传到藏族地区后转化为格萨尔崇拜现象，不是关帝被误读为格萨尔，而是关帝信仰藏传佛教化与藏族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异质文化本土化的一个典型案例。[3]
以上是作者在辨析、质疑以往的观点后提出的新视角和新观点。本书将关帝在藏区的传播并融入以格萨尔文化为主体的藏传佛教文化圈中的过程与内容，都纳入这一视角和框架中来梳理和论述。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说明处理复杂的事情，首先要准备和利用好处理这种复杂事情的恰当工具。本书作者采取的这种处理方式，不仅符合关帝信仰在藏藏传佛教语境下的传播与发展的本来面貌，而且还极大拓展了关帝信仰在藏区传播的研究范围和诠释系统。如作者用文化涵化的理论阐释了关帝信仰传播到藏区后，为什么以格萨尔的面相出现，关帝庙为什么以格萨尔拉康的面貌呈现。他将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阐释得有根有据、入情入理，并在此基础上用文化涵化理论深入分析了这一文化涵化特殊形态的历史根源，以及理论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由此，他针对以往学术界一些误解、误读之说，提出：“与上述观点不同，笔者认为藏传佛教文化圈内‘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格萨尔即关云长’的文化现象，既非将关帝误读为格萨尔，亦非将格萨尔混淆为关帝，而是在汉、满、蒙、藏等民族文化深入交流的过程中，藏传佛教高僧大德与僧俗百姓以本民族文化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认识之思对外来文化内在性交融的典型个案。”[4]按照诠释学的观点说，任何一个对外来文化的理解和解释，都是此解释者的前概念与前意识在自觉与不自觉地起着助推作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说：
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有、先见和先把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就不是对某个先行给定的东西所做的无前提的把握。如果像准确的经典释文那样特殊的具体的解释喜欢援引“有典可稽”的东西，那么最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无非只是解释者的不言自明的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任何解释一开始就必须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同解释就已经“被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也就是说，是在先有、先见、先把握中先行给定了的。[5]
用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来连类关帝在西藏的传播即可说，当关帝信仰传播到西藏时，藏族人民用他们自己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格萨尔形象这个“先有、先见、先把握”来接纳关帝这尊神灵的。最后，用此先入为主的方法不但把关帝转换为格萨尔王，就连关帝庙也转换成格萨尔拉康。本书作者加央平措博士在本书第六章中就是用汉传佛教史上“格义”的方法解释了这一文化现象。他在此章的脚注中引用了汉传佛教史上关于“格义”的一段典型史料——《高僧传》中提到，慧远在道安处学法时，“尝有客听讲，难实相义，往复移时，弥增疑昧。远乃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6]就是说般若学所宣扬的“实相”，听众往往感到很难理解，慧远援引《庄子》义作类比来解释实相，使听众很快明了。
他在引用了这条资料后，便说藏传佛教前弘期的赤松德赞时期也有同样的情形出现，并引用《贤者喜言》中的史料证实了这一实事。德国著名诠释学家伽达默尔说：
所谓历史地思维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我们试图用过去的概念进行思维，我们就必须进行那种在过去的概念身上所发生过的转化。历史地思维总是已经包含着过去的概念和我们自己的思想之间的一种中介。企图在解释时避免运用自己的概念，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显然也是一种妄想。所谓解释正在于：让自己的前概念发生作用，从而使文本的意思真正为我们表述出来。[7]
这里伽达默尔不但接着海德格尔说，而且也是接着中国佛教史上的“格义”说，由此而引申出来的理念便是他的“视域融合”说。他说：
我们所指的其实乃是理解文本本身。但这就是说，在重新唤起文本意义的过程中解释者自己的思想总是已经掺入其中。就此而言，解释者自己的视域具有决定性作用，但这种视域又不像人们所坚持或贯彻的那种自己的观点，而更像是一种我们可发挥作用或进行冒险的意见或可能性，并以此帮助我们真正占有文本所说的内容。我们在前面已把这一点描述为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8]
最后，伽达默尔总结说：一切解释都必须受制于它所从属的诠释学境况。[9]综上所讲，依笔者浅见，诠释学在解释不同文化的传播、融合现象方面是解释力很强的一种学说，中国佛教史上的“格义”说与西方哲学史上的“视域融合”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皆应归属于诠释学。加央平措博士在当时的境况下，能用“格义”说解释关帝与格萨尔互动的文化现象，这不能不说是独具慧眼。
作者如果没有对藏汉文化会心体验，没有对关帝及格萨尔同情默应，没有对藏民族亲身体贴，没有对历史视角与理论视野贯通能力，不可能提出如此独辟蹊径，另起炉灶的创新见解。
第三，本书做到了旧的资料搜集与几乎全新的史料引用。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亲履北京、卫藏、康巴、安多等地深入进行田野调研，不仅获得了许多藏、汉、蒙三种文字的宝贵史料，而且还得到了大量鲜活的口碑资料。一种独特观点的提出，不能仅凭想象，不可空口无凭，亦不能孤证独凭，更不能编造事实，而要获取第一手资料，并且对这些史料去其粗、取其精、提其要、勾其玄。使其采用的史料尽量做到丰富、翔实、确凿、可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察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10]
关帝信仰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藏区传播的历史久远，地域广泛，还流播到了属于藏传佛教文化圈的蒙古族地区、华北地区，其文献资料有藏、汉、蒙、满、英等。这些都给此课题的研究带来了诸多困难。因此，研究者没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毅力和决心，就不能入乎其内，潜心爬梳，更不能出乎其外，科学研判，因而也就不会取得应有的成就。
当加央平措确定了博士论文的选题后，首先在北京地区进行了深入的文献搜索和田野工作，在采访北京藏传佛教皇家寺院雍和宫时，获得了非常珍贵的文献和口碑资料，并且还通过蒙古族的同学和老师获得了关帝信仰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史料。他在北京作了如此周密的案头工作后，便深入到安多藏区的卓尼县、同仁县、湟中县塔尔寺、康巴地区的玉树县进行实地调研，获取第一手的文献和口碑材料，之后又回到家乡拉萨等地进行再一次的田野和文献资料的搜索、梳理工作。俗话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了珍贵而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论文的撰写且成功就指日可待了。由于资料搜集广泛而完备，且能用藏、汉两种语言文字直接研读、翻译藏汉文资料，采访藏族、汉族、蒙古族等相关人士，这就不仅保证了研究具有坚实史料基础，而且还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有利条件。不仅如此，加央平措在资料的追踪、考订方面有一股寻根究底、顺流追源的劲头。他在拉萨帕玛日格萨尔拉康内找到了关帝灵签《威慑倶全真日杰布之三界明镜灵签》的藏文本，解读后发现其中的很多人名、地名、事件都是汉地的，由此怀疑此文本不是藏人所撰写的原创性文本，而是关帝的汉文灵签从汉地传入西藏后由藏人编译而成的。有了这样的质疑后，他便在北京相关图书馆大海捞针似地寻觅相应的汉文原本。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他在国家图书馆博士文库有了惊喜地发现，原来福建师范大学林国平教授的博士论文《中国灵签研究——以福建为中心》中所用资料《仙姑洞签谱》，是藏文《箭卦签诗预言》的原始文本。他通过对其汉文原本与藏文译本比照性研究后，对此文本内容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的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提升了此文本的史料价值，而且对汉、满、蒙、藏等民族文化交流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弥足珍贵。
总之，加央平措博士的这本学术专著篇幅不大，但含金量很高。他从观点、史料、方法三个方面发前人之未所发，把关帝信仰在藏族地区的传播、发展的研究水平推向了新的高度，也为研究生的论文撰写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我衷心祝愿加央平措博士以本书的出版为契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潜心学问，锲而不舍，不断积累，多方准备，数年后又有更新、更好的成果问世，嘉惠学林，以飨读者，为繁荣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加央平措同学在北京与我朝夕相处三年，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他的善良、温润、慧思、细心、助人的品格深深打动了我。就我们俩的身份而言，我是老师，他是学生，这种次序恐怕难以打破，但他好学深思、善问敢疑的为学之道，每每给我以新的启发。说到这里我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他当时确定博士论文选题一事，我开始建议他将藏传佛教分裂期作为博士论文的课题。由于以往此课题的相关藏文文献搜集困难，汉文资料更是匮乏，研究成果寥寥无几，故此选题在藏传佛教史研究领域是薄弱环节。近年来，这方面的藏文资料披露不少，若能将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获得成功的概率较大。我把这些情况如实告诉了他，他开始表示愿意作这个题目，并且还研读了相关的史料。后来他写的《藏传佛教思想史》课的作业内容，就是关帝与格萨尔信仰，此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独立思考，提出了自己的新见，并有新的资料支持，且在方法上也不落俗套。后来我们就商量并毅然确定了《关帝信仰在藏传佛教文化圈演化为格萨尔崇拜的文化现象解析》这个题目。后来，随着他资料的积累和理论准备的增加，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观点逐渐明朗化，博士论文的核心内容先期写成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发表。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博士论文。论文答辩后在学院及学校获得了优秀博士论文，并推荐到北京市获得了省部级优秀博士论文，由北京市推荐到教育部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及提名奖。这些都显示了加央平措博士的学术实力。
加央平措攻读博士学位与撰写博士论文的实践过程，说明了“学无常师，教学相长”的道理。这就正如古人云：“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圣人无常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只要学有专长即可为师，而不必顾及年龄、资历等条件。这说明师生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对的，学生也会有比老师高明的地方，所谓“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是也。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先读为快，就本书的主要内容向读者作一介绍。故，乐作此序。
[1] 修订后书名更为《关帝信仰与格萨尔崇拜——以藏传佛教为视域的文化现象解析》。
[2] 加央平措：《关帝信仰与格萨尔崇拜——以拉萨帕玛日格萨尔拉康为中心的讨论》（以下简称《关帝信仰与格萨尔崇拜》）《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200～201页。
[3] 加央平措：《关帝信仰与格萨尔崇拜》，《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200页。
[4] 加央平措：《关帝信仰与格萨尔崇拜》，《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200页。
[5]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转引自〔德〕伽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序言，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6] 梁慧皎：《高僧传》卷六《晋庐山释慧远传》，汤用彤校注，汤一介整理，中华书局，1992，第212页。
[7]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商务印书馆，2009，第558页。
[8]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546页。
[9]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559页。
[10]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