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关帝原本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一员大将，其形象集中体现儒家仁义、忠君的思想，素有“武圣人”、“文卫圣帝”的尊号。道教把关帝奉为“护法天将、协天大帝”。佛教传入汉地后与儒道文化不断融合，也把关帝塑成“护法伽蓝、盖天古佛”。因此，关圣帝君在汉地既是完美的英雄，又是儒释道并尊的护法神灵；既是历代王朝加封祭祀的战神，又是民间的财神爷。
格萨尔原本是藏民族历史上的“岭国之王”，千古传唱的“格萨尔史诗”将“英雄格萨尔”形象铭刻在每一位雪域之子的心灵深处，成为风靡藏区、独一无二的完美英雄。格萨尔亦名“森秦诺布占堆”，“森秦”意为雄狮，“诺布”意为财宝，“占堆”意为降敌。这说明格萨尔王在藏族地区既是骁勇善战的民族英雄，也是招财聚宝的财神爷，同时又是护法神与战神。
元明清以来，随着汉、满、蒙、藏文化交流的长足发展，关帝信仰逐渐传播到了蒙古族地区、甘青川藏区乃至于西藏各地，与藏族传统文化善巧融合，并以藏族传统文化的面相和符号在蒙藏民族中流传。在蒙藏地区，关帝戴上格萨尔的面具、以格萨尔的称谓流传至今，融汇于藏传佛教文化的血脉之中。这不仅反映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嫁接的一种特殊共相，也体现了汉、满、蒙、藏等各民族通过宗教文化这一特殊纽带互相联系、彼此交流的历史本相。关帝成为藏传佛教护法神灵体系中的一员之后，其形象依次转化成：护法神与战神关帝卫则姊妹护法神尚论多杰东都赤尊赞格萨尔王与财神关帝多闻天王格萨尔王；其名称依次演化成：关老爷或关云长（音译）云长热咱（音译与梵文意译）真日杰布（意译）格萨尔王。清代以来，由东向西形成了“关帝信仰”文化从以北京为核心的祖国内地蒙古族地区甘青川藏区西藏各地的文化传输通道；由西向东形成了“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格萨尔即关云长”的格萨尔化关帝信仰理念从拉萨为核心的卫藏地区甘青川藏区蒙古族等地区的藏传佛教文化传播渠道。
关圣帝君和格萨尔王的形象，具有汉藏文化的符号意义。两者在蒙藏地区的整合与融合过程，是吸收异质文化与保持本地传统文化个性，继承传统文化与注入创新内容的有机统一。在藏传佛教文化圈，关公信仰以格萨尔的文化符号和精神面相出现，获得了蒙藏民族的接纳与信仰，甚至深入蒙藏群众心灵；格萨尔文化中吸收关公信仰，于是民间流传的英雄人物格萨尔荣登到了寺庙的殿堂，从此蒙藏地区出现许多主供格萨尔塑像的格萨尔拉康即格萨尔庙殿。这一特定的“文化生态”形成过程中，关帝和格萨尔不是谁取代谁或谁把谁边缘化的问题，而是在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的塑造与认定，以及藏族、蒙古族、满族、汉族等民众的相互接纳下，关帝信仰与格萨尔崇拜这两种不同文化，在蒙藏等地区实现自然、和谐共存的融合过程。关帝通过格萨尔的面相流传于藏传佛教文化圈，虽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初的称谓与形象以及一些象征内容，却获得了广大蒙藏民族的接纳与供奉，出现了“藏式关帝塑像”与“藏式关帝唐卡”画法；格萨尔亦通过与关帝的结合获得了新内容，从民间传说文化进入了寺院文化，从蒙藏群众心目中的英雄人物荣登到了文殊菩萨神魂之山的护法神灵宝座，从此有了“汉式格萨尔塑像”与“汉式格萨尔唐卡”画法。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被奉为帝王的关圣帝君，汉地原初的关帝庙，与英雄史诗《格萨尔》中的森秦诺布占堆、视作三怙主化身的格萨尔王、藏地格萨尔各种圣迹等原本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因此，本书所谈论的专题“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格萨尔即关云长”，这一文化现象，只是在信仰藏传佛教的信众接纳汉民族的关帝信仰这样一个特定时间与特定空间内存在着；在这一特定时空之外，关帝还是以关帝的内容与形式祭拜着，格萨尔亦还是以格萨尔的内容与形式传唱着。
综上所述，关帝作为汉地儒释道三教共尊的神灵，传到藏传佛教文化圈后与藏族著名英雄史诗中的主人公格萨尔王合二为一，演化成了具有格萨尔形象与称谓的关帝。与此相应，关帝灵签也传入藏传佛教文化中，并与藏族文化碰撞、激荡、调适、融摄后融入藏传佛教文化之中，特别是变成了藏传佛教一些寺院宗教仪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就是说，格萨尔化的关帝变成了藏传佛教的护法神灵，藏汉两种文本的《关帝灵签》《威慑俱全真日杰布之三界明镜灵签》《箭卦签诗预言》等变成了藏传佛教一些寺院的重要占卜仪轨，并且创生了藏文经书版《格萨尔签谱》。本书探讨的扎基寺藏文经书版《格萨尔签谱》在笔者的博士论文中只是提及而已，未能介绍文本。但在作为社科基金课题进一步研究时，笔者在扎基寺“故晓啦”的帮助下，寻找到了寺内留存的《格萨尔签谱》藏文原本。这一资料的发现、解读、翻译、研究的意义不只是对笔者博士论文内容的增补，而是使“关帝信仰与格萨尔崇拜——以藏传佛教为视域的文化现象解析”的研究成果能够以完整的形态呈现于此。
在清代，西藏各地、甘青藏区、蒙古族地区的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内，不同民族的信众去求签问卦，藏族和蒙古族信众在心中向格萨尔王祈祷后抽签，汉族和满族等信众在心里向关圣帝君祈祷后求签。虽然各自心目中信仰和崇奉的神灵名称与形象不同，但是实际上人们在此类庙殿内祈求、膜拜的对象却是同一尊塑像；信众们求到签号后，蒙藏信众会请求庙殿的香灯师用藏语与蒙语解签，汉族与满族等信众会请求用汉文解签。虽然使用不同文字的签谱解签，但是基本内容都是现实生活所面临的诸如期望之事、将来事业、家庭婚姻、学业成绩、官运名利以及子女、病人、生意、行人、失物等与人生密切相关的大事小事。
当然，在藏族历史上占卜、算卦早已有之，吐蕃时期文书中就有丰富的有关藏文文献资料。而格萨尔的占卜、算卦文本与占卦仪轨在关帝信仰以及《关帝灵签》传入藏族地区之前，在藏族民间已是种类繁多、历史久远，在此不再赘述。本书只是专门讨论与关帝信仰演化为格萨尔崇拜过程之中传入、翻译、改造、创生的一些藏文经书版与汉文版算卦签谱以及相应的抽签仪轨。
关帝信仰在藏传佛教文化圈演化为格萨尔崇拜的宗教文化现象，就是在汉、满、蒙、藏等多民族间，以儒释道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为思想纽带形成的极为奇妙的文化汇流现象，从而创生了“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格萨尔即关云长”的全新“文化品牌”，实现了一尊塑像同时拥有“关帝”与“格萨尔”两种名称、双面形象以及双重功能；一座庙殿能够同时使用藏汉两种签谱，同时以藏汉两种传统文化的方式满足不同信众的宗教文化需求。而这一文化景象的创造者就是藏传佛教的高僧活佛与藏传佛教的普通信众。这充分说明藏传佛教文化与藏传佛教高僧大德在维系不同民族纽带，促进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缔造不同民族间相通的价值理念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说明藏民族包容他者的文化心胸与在接纳他者的过程中所富有的创造精神。
加央平措 于圣城拉萨
2014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