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经历了漫长的乡土社会，为我们留下了大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时期，农民同“土”与“乡”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对乡土文明进行认真反思、批判性吸收、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促进当代社会发展的有效资源，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课题。

《流变的乡土性》一书运用社会互构论的理论视角，在制度与市场的分析框架内论述了村民同土与乡的关系演变，阐述了乡土性在村民城乡流动中的流变过程，进而从理论上厘清了制度与市场对乡土性流变的作用机制与作用原理。学术界在对村民城乡流动的分析中，社会结构范式强调外部因素在迁移中的作用，但忽视了个人的主动性；个体主义范式注重个人能动性的发挥，但没有看到个体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纯粹地不受任何干涉的个体意志是不存在的。因此，单独讨论社会结构层面或者个体层面都有失偏颇。社会互构论是关于个人与社会这两大社会行为主体间的互构共变关系的社会学理论，既确定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共时性和共变性的互构关系，也排除了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性陈述的必要，规避了学界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结构与行动、整体与个体、宏观与微观的二元对立理论缺陷。本书基于这一理论视角对城乡流动中个体与社会的互构共变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细致的论证，其分析令人信服。

《流变的乡土性》一书具有严谨的理论追求，认为在制度与市场的双重作用下，村民同“土”与“乡”的关系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原生态的乡土性源自土的凝固与乡的封闭，村民大规模外出务工后，乡土边界被打破，不再是凝固的土与封闭的乡，原生态的乡土性不可避免地走向消解。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认为村民同土与乡关系的变化是动态的、胶着的，这决定了乡土性流变过程的复杂性。村民同土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从直接收益走向间接收益，再走向彻底脱离，村民同乡的关系也不是单向的从经济层面脱离走向行政层面脱离，再走向社会层面脱离，村民同土、乡关系变化的复杂性，决定了乡土性的流变不是“传统-现代”模式的直线单向式，而是不断地经历移植、消解、重构的复杂辩证过程。学术界以往的诸多研究都认为，村民在城市务工过程中，是不断地从传统一端走向现代一端，即传统性的减少与现代性的增加，二者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本书突破了这种直线单向式的思维方式，得出了新的研究结论。本书还从经验材料中提炼出一些概念，如“家的三种类型”“三栖模式”等，可以为推进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启发、灵感。

《流变的乡土性》一书具备深厚的现实关怀。对乡土性的研究落脚在如何促进乡村发展的主题上，作者认为，在制度与市场的双重作用下，乡土社会呈现闭合与开放的二维属性，这决定了村落发展需要坚持向内与朝外的二维视野，向内是新农村建设，朝外是新型城镇化道路。向内是站在农村之内来解决农村问题，通过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实现土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第三产业，走特色与多元之路，促进农村发展，从农村这一端来实现城乡一体化。朝外是站在农村之外来解决农村问题，最主要的就是通过让农村人口迁移并定居城市来实现，具体到现阶段，就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变成城市市民，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管是采取哪一种方式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都要结合当地具体的农村社区实践，发挥农村传统资源的积极作用，把“传统”转变为促进“现代”发展的推动力。作者指出，县城是乡土性闭合与开放的理想聚合地，务工村民在城乡流动中出现“城市打工、县城买房、农村保留田地”的“城市·城镇·农村”三栖模式，因此，需要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使之成为城乡一体化的中介点和助推器。

全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观点新颖、语言流畅，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在理论阐述与经验材料之间衔接恰当、游刃有余，展现出扎实的文字功底，既不失理论深度，又有鲜活材料，深入浅出，融深度性与生动性于一体。本书是研究快速转型时期中国乡土社会的具有重要价值的专著，可以使读者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当然，如何对传统乡土资源进行再开发，赋予现代的生命力，并成为促进现代发展的推动力，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希望作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中继续努力探索。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常务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

2016年3月于武汉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