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是永恒的文化主题
何谓“会通”？我国古代文献最早见诸《易经》，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变通莫大乎四时”，“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力…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又，系辞下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可见，所谓“会通”，即会合疏通之意，谓宇宙万物通过不断地碰撞交流而推陈出新，得以生生不息。“会通”正是中华文化宏赡包容、积极进取、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
。
与“会通”相近的是“和合”。张立文教授1995年提出“和合学”。他追溯传统文献《国语·郑语》记载之“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易经》之“保合太和，乃利贞”、《管子》“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墨子》“离散不能相和合”等相关记述，结合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变迁与长期实践，面对如何应对现代中国文化面临的三大挑战所采取之文化战略而提出“和合”，认为其是指“多种并存的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事物的协调与结合发展，进而达到平衡和谐的一种状态”。他将“和合”的理论内涵定位为反映“和为贵”“和而不同”“协调合作”“和谐共生”等中国传统思想的哲学理念，可以说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哲学方法论。
“会通”是在“和合”基础上的哲学概念，它不但包含了“和合”中关于化解文化冲突、弥合思想差异的理论内涵，而且更多地强调了文化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实践性。根据“会通”原则，要达成思想文化的和谐共存，不但要增进相互理解和兼容并包，更要善于发现他者长处，并能加以利用来丰富自己，才能达到融会贯通、推陈出新的境界。因此，“会通”不是在抱残守缺、生搬硬套基础上的“和合”，而是要强调吸纳与创新，故而它是一种超越性的文化智慧。从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看，会通精神体现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
一 “会通”是中国民族格局形成的核心动力
1988年底，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一篇著名演说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费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其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族体，经过数千年的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其中也有分裂和消亡，最终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样一个民族格局的最终形成，体现的正是形成过程中各民族会通发展的融合实践。
今天的中华民族源于我国古代原始社会时期的各部落、胞族和族群，先秦时期被称为华夏族，至汉代正式形成汉民族，其间多次经历民族的大分裂、大杂居、大融合时期，直到近世才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梁启超是提出并使用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概念第一人，1902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随后，孙中山于1919年在《三民主义》书中提出了“五族共和”基础上的“中华民族”观，这个民族观从此深入人心。
反观中华民族格局的形成过程，始终没有离开“一个中心”统摄、会通“四夷”的演进过程。“中心”民族，即所谓“中国之人也”，不同时期，这个“中国之人”代表了不同的民族主体，如夏代为夏人，商代为商人，周代则为周人。在民族大交融时期，也曾有多个中心的出现，但其文化核心却始终是以华夏文明为主体文化，以文化论民族；在中心的四周，分布着不同文化特征的族体，即所谓“南蛮、北狄、东夷、西戎”，还是他们的交流与融合，最终凝聚成一个中华民族的大族体。
根据众多文献中记载，历史上曾有过与民族分布相匹配的地理格局。相传大禹治水后分中国为九州，即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虽然不同的古籍对州名有不同的说法，但“九州”以及其他相关的地名称谓，如“九域”“八州”“诸华”“四海”等，均泛指以中原文明为核心的中国，其地理区域与民族分布区域大致相当。
多元一体民族格局之所以形成，其主导的核心力量是华夏文明的“会通”精神促使各民族在冲突中不断地融合、凝聚、壮大。自黄帝时代出现第一支中原民族的核心力量以后，夏代形成华夏族，至汉代则形成汉族，之后它又滚雪球般迅速壮大。在长达三千多年的时间里，“会通”使核心力量始终充满了活力，其坚持以“和为贵”为自己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评价体系，从而能够涵摄又超越冲突地融合各个时期的不同民族，经过无数朝代的更替，始终起到稳居和统摄四方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的血脉和基因。
二 “会通”是中国文化格局形成的主导力量
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在于其格局的多元一体、儒释道并存。梁启超说：“中国文明，产生于大平原。其民族器度伟大，有广纳众流之概。故极平实与极诡异之学说，同时并起，能并育而不相害。其人又极富于弹力性，许多表面上不相容之理论及制度，能巧于运用，调和焉以冶诸一炉。”中华文化诞生伊始，就有了巨大的“会通”能力，并因之孕育了传统的中国文明，塑造了传统的中国精神。通过“会通”，各文化流派彼此间“善于相互讨论、交流，相互吸收、提高，既看到其他学派与自己学派的不同点，又能看到其他学派的长处；既能坚持自己的理论原则，又能纠正自己理论上的不足，使之与时偕行。”
春秋战国是我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与定型的轴心时期，诸子学派之间互相辩论与吸收，创造了百家争鸣的璀璨、繁荣局面。战国末，随着大一统趋势的明朗化，华夏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各领域都开始了大整合，以诸子百家之学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彼此更加注重博采精粹，求同存异。“自战国后期起，它们在长久相互抵制和论辩中出现了相互吸收、融合的新趋势”，先后出现了几部重要的“会通”性文化成果：《管子》《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管子》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包含了道、名、法等多家思想，涵盖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诸方面管理知识，是一部以富国强兵为主的经世致用之书，既为我们今天研究先秦法家思想的珍贵资料，也是这一时期综合性文化成果的开山之著。《荀子》素有“诸子大成”的美称，对儒、墨、道、法家等思想都加以扬弃，郭沫若称荀子“把百家的学说差不多都融会贯通了。先秦诸子几乎没有一家没有经过他的批判。”《荀子》中蕴含着“干、越、夷、貉”等各族优秀文化成果，成为其后诸子思想整合的范本。荀子的学生韩非子也是在“文化会通”的理念指导下广泛吸收与批判了各家学说，著成了融会各家思想、既有理论性也有实践性的法家代表作《韩非子》，该书是这一时期文化会通实践的再次深入。战国时期最后一部文化著作《吕氏春秋》真正完成了对先秦以前的文化整合，并构建了先秦以后社会大一统的文化体系，从形式到内容均涵盖了各门学说而又终成体系，是对百家进行了兼容并蓄后实现超越并形成风格的杂家作品。其具有多元集合的特征，体现了当时文化的发展性和包容性，被誉为是一部“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的“会通”巨著，它成为汉代又一集成之著《淮南子》以及新儒学体系构建者董仲舒的理论基础。
到了魏晋文化再度异彩纷呈时期，“会通”使中国的文化思想表现得更为开放，其对域外的思想文化也不予排斥，而是力求了解和吸收它的优长处，使之与本土文化相融合。此期，佛教的传入和中国化便是明证。正是在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充分融合之后，魏晋时期的“玄学”才得以创新性地发展成了宋明理学，把中国文化的发展又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近代社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国沦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境遇；于民族危亡图存之际，在长达百年的文化反思与会通重塑后，最终催生、缔造了辛亥革命。自魏源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文化号召始，一大批宣传和介绍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的文化成果涌现，使西方世界观和方法论进入中国，引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高潮。孙中山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大力吸收西方文化，创新重构深入人心的“三民主义”理论，而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正是这种中西文化“会通”理论的充分实践。
“会通”，同时强调了摒弃、吸收、创造，它既非简单复古，亦非照搬照抄，更不是多种文化的平衡调和。正是“会通”含有强大的创造性，才使得中国文化能够具有西方文化无法匹敌的巨大稳定性和超强凝聚力，令其不但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统治思想，形成了独有的东方文化系统，而且为今天百花开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复兴与文化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动力。
三 “会通”决定了中国社会实现转型的根本方向
中国社会曾经发生了两次巨大的转型，而每一次转型都是“会通”精神的体现和“会通”能力的主导。“会通”因崇尚和谐、追求超越而产生巨大的内生动力，它在社会转型的探索、实践和锤炼中尤为卓著，在力图保持领土完整、民族统一的政治局面上表现出强大的和合能力。
中国的第一次社会转型是战国末年大一统国家体制的确立。春秋战国500年的战乱连绵，各国鼎足而立争战不断，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社会经济遭到重大破坏。未来的国家政体如何走向？中国社会发展的最终选择是兼采百家思想，实现众流归一，确立了结束分裂割据、走向东方政体一体化的大一统国家时期。这样的道路选择，使古代中国在完成了华夏政治一体的同时，也从此迈入世界大国行列。之后，虽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的重新分裂，但历史再度重演，中国社会最终还是走上了隋、唐及元、明、清一统天下的大国发展道路，缔造了封建社会的高度繁荣。
中国的第二次社会转型是近代民主道路的确立。1840年后，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出现存亡危机。前方道路何去何从？在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在“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会通”精神主导下，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者们充分吸收了西方革命经验，完成了“新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领导了结束皇权统治、建立民主国家的辛亥革命，最终实现新大一统政体下现代民主国家的建立。这一次转型所彰显的中华凝聚力，是“会通”思想又一次伟大的超越，是践行中华文化善于交流、汲取和发展、创新科学理念的结果。
“会通”是自先秦以来形成并发展至今而且在实践中不断提升的文化理论，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首要价值观；它也是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实践理论，不但几千年来延续不断地影响着国人的文化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决定着中国社会始终走向统一的发展方向，也构建了具体自身独特性的中国文化系统。而今天，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这种“会通”精神必将伴随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而被世界各族人民所认同和接受。尤其是，当我们又再一次处于世界多元民族、多元政体、多元发展模式的大交汇、大转型期，如何能够抓住机遇脱颖而出，实现文化复兴的强国目标，“会通”依然是引领时代的文化主题。它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在追求多元共存中彰显独立的品质；需要我们继续保持批判继承的勇气，在兼收并蓄中不失理性与冷静；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开放包容的胸怀，既不断推陈出新又不妄自独尊；亦需要我们继续保持不断超越的文化智慧，在锐意进取中实现文化的长久自信。“会通”，既是历史精神的当代特征，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永恒支撑。
（本文作者：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文史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