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彖、爻、象辞及其含义

彖辞、爻辞、象辞，是《周易》经、传的基本范畴，是表达义理或判断吉凶的基本要素，是了解和掌握《周易》理论体系的钥匙。

一 《彖》《象》的形成及其内涵

所谓彖辞，是解说《周易》六十四卦的卦象、卦名和卦义的素材。彖辞所言，不及爻辞。汉注训“彖”为“断”，即断定一卦卦义。《系辞》云：“彖者，材也。”又说：“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材”，即德行，指一卦之义。依孔颖达疏，“彖辞”即卦辞。解释卦义和卦辞的传，亦称为《彖》。《象》分为《大象》和《小象》，以卦象和卦义为解释对象的是《大象》；以爻象和爻辞为解释对象的为《小象》。《大象》《小象》之所以以“象”名之，是因为《大象》对卦象和卦义的解释，主取象说，即通过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解释六十四卦的卦义，《小象》则通过各种小物象解释爻辞和爻义。此即《系辞》所说：“彖者言乎象者也”，“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根据史料记载，从形成的时间上看，《彖》《象》《文言》三者中，《彖》形成最早。春秋时，人们解易，不谈刚柔、盈虚和爻位等，而彖辞中出现了这些讲法。这就是说，《彖》出于春秋以后。

具体而言，关于《彖》产生的年代，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战国前期说。例如，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即持此说。其根据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关于孔子传易于鲁人商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疵的记载。高氏认为，彖辞多为韵语，同老庄用语类似，作者应是南方人。子弓，姓馯，名臂，字子弘。子弘即《荀子》里的子弓，楚人，《彖》有可能就是子弓所作。《彖》中的语言，若“刚柔”“盈虚”等，与老庄言论实有相同处。二是战国中期说，主要依据是认为《彖》文吸纳了《孟子》的思想。认为《彖》文一方面广泛吸纳了“适中”即中道的儒家思想，另一方面直接阐述了《孟子》的部分论点，表明《彖》辞在《孟子》的影响下形成，出自战国中期。孟子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所谓“顺天”，即“应乎人”，符合人的意愿。孟子指出，尧将政权让给舜，既是天意的体现，又是对人心的顺应，此即“天与之，人与之”。（《孟子·万章上》）相应地，暴君违背民心，即违背天意，人人得而诛之。孟子说：“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此所谓“汤武革命”。革卦《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兑卦《彖》云：“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可见，革卦和兑卦的《彖辞》均受孟子思想的影响。孟子又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孟子·梁惠王下》）“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悦民”观点告诫统治者，只要懂得与民同乐，虽处危难，“效死而民弗去。”（孟子·梁惠王下）而《彖》文多处以“悦”“说”“乐”“动”互解，这与《孟子》的思想是一致的。因为，有这些直接的证据，且这些证据出现在《周易》的“经”里，而不是《系辞传》中，所以，我们更倾向于战国中期说。

朱伯崑先生主《彖》出于战国中期说，其主要论点如下。

《彖》的“时中”说，是解释《周易》和筮法的，如果孟子的“时中”说来自《彖》，可是孟子对《周易》一无评论，说明孟子的观点并非来自《周易》系统。《彖》的“汤武革命”说，是对孟子的汤武征伐说的概括，使用“革命”一词，是出于对革卦卦名的解释。思想的内容总是在先，而后方有理论上的概括。就养贤说，在《孟子》中，圣和贤是有区别的，圣高于贤，圣贤并未连为一个词组。可是，《彖》在解释鼎卦时，则圣贤连称。就词组的演变说，《彖》文当在《孟子》以后。据此，《彖》的形成年代，不会早于孟子，可以定于战国中期以后，孟子和荀子之间。

如果朱先生所论成立，则传统关于文王作《彖》辞的观点就说不通了。

《大象》《小象》都不解释卦辞，虽然按照孔颖达疏，彖辞又称卦辞。但实际上，彖辞是用来解释卦辞的。《小象》解释爻辞。从时间上看，《象》应晚于《彖》而出现。春秋时期的人解易，并没有爻位说，可是《小象》里却有了这种说法。从功用立场上看，象辞是对彖辞所做的深入解释。朱伯崑先生认为，《礼记》《中庸》或引《象》的观点，或表达了与《周易》某些相同的看法，而儒家这两部作品均是秦汉之际的作品。因此，《象》应是战国后期形成的。《文言》则在《彖》《象》之后出，当为后世老师授课的记录，其意多承《彖》《象》之旨。

一开始，《彖》《象》有可能与经文是分开的，后来讲授《周易》的老师为了查阅方便，才将其置于经文中。“据《汉书·儒林传》记载，西汉经师费直治易，亡章句，以《彖》《象》《系辞》等篇，解说上下经。又《魏志·高贵乡公纪》引易博士淳于俊语：‘郑氏合彖象于经，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按此说法，以传附经，始于汉代经师费直和郑玄，后传至王弼。今通行本《周易》连合经传，即王弼传本。此种编排，便于查阅，使人‘寻省易了’。”陈法认为所谓“彖曰”“象曰”等为东汉郑玄所加，故其解经时又将其省去，但给阅读带来不便。“‘彖曰’,‘象曰’，康成所加，非《易》本文，故去之。”（《易笺·〈易〉要略》）因此，我们更赞成通行本的编排。

二 关于“十翼”的争论

北宋的欧阳修在《易童子问》卷下，讨论了《易传》的作者问题。他仅肯定《彖》《象》出于孔子，而其他传都不是孔子所作。他说：“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致使害经而惑世也。”这就是说，《系辞》等传不仅不是孔子所作，亦非一人之作。因为众多论点，文意重复，观点自相矛盾，混乱不堪，即“众说淆乱”，后世对《系辞》等的解释更是莫衷一是。欧阳修从语言、文字等方面，举例说明了《系辞》等非出于孔子。当然，欧阳修也未指出《文言》等是何时何人所作。只是，其以《文言》等非圣人所撰，亦非一人所作，乃易学史开山之说。最后，欧阳修强调，《文言》《系辞》中所谓“子曰”，非孔子所说，乃“讲师之言也”。

关于《说卦》和《杂卦》，欧阳修评论说：“说卦杂卦者，筮人之占书也，此又不待辨可以知者。”这就是说，《说卦》《序卦》《杂卦》所言乃占术，更不是圣人所创，故欧阳修反对依《说卦》等传所论去理解《周易》经文。朱伯崑说：“总之，欧阳修对《易传》的评论，第一次打破了两汉以来孔子作十翼的正统观念，这是易学史上一件大事。他提出的论点，有说服力，对近代易学起了很大影响。……就当时易学中的论争看，其否认《系辞》为孔子所作和圣人之书，目的在于反对图书学派的解易学风，反对将易学神秘化。”朱先生的这一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朱熹易学在易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关于卦爻辞，朱熹认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朱子认为文王之事在爻辞中出现，“不应是文王自说。”（《朱子语类》卷六十七）他说：

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画，而未有文字可传。到得文王、周公乃系之以辞，故曰圣人观卦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文王观卦体之象而为之彖辞，周公视卦爻之变而为之爻辞，而吉凶之象益著矣。（《朱子语类》卷六十七）

朱熹对文王作彖辞，周公作爻辞论点的推崇，被历史上一大批易学家所传承。其论点的合理之处在于，指出《周易》经、传并非源自一人所作，且出现于不同年代。

然而，按照朱熹的判断，爻辞讲到文王，故其不应为文王自说。那么，《彖》辞讲到文王，亦可说明《彖》辞并非文王所作。例如，明夷卦《彖》辞云：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陈法说：“自古处君臣之变者，惟文王、箕子为难，而处之尽善，故以为法。”（《易笺·卷三·下经上·明夷》）朱熹说：“蒙大难，谓遭纣之乱而见囚也。”明夷卦《彖》辞讲文王被武人囚禁羑里的事，怎么可能是文王自己说呢？文王自称“文”，也不符合古人称谓习惯。

近人的一些研究成果亦表明《易经》并非周公所作。例如，顾颉刚先生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中，指出康侯即卫康叔，封于卫，乃周武王之弟，称康叔，其事迹在武王之后。从而认为卦辞非文王所作，断定《周易》成于西周初叶。这些说法的意义在于承认《周易》并非由一人于某一时期所完成。

南宋功利学派代表叶适继承了欧阳修的观点，认为除《彖》《象》二传外，“十翼”的其他部分皆非孔子所作。他说：

孔子之学，无所作也，而于易独有成书，盖其忧患之者至矣。不幸而与大传以下并行，学者于孔氏无所得，惟大传以下为信。

所谓“独有成书”，指孔子作《彖》《象》二传。“大传以下”，指《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传以外。叶适认为《文言》和大传以下，文义夸耀其辞，凸逞怪妄，与《周易》之道不相符，皆非孔子所作。那么，《彖》《象》怎么会是孔子所作呢，他说：

《彖》《象》辞意劲厉，截然著明，正与《论语》相出入，然后信其为孔氏作无疑。至所谓上下系、文言、序卦，文义复重，浅深失中，与《彖》《象》异，而亦附之孔氏者，妄也。

就是说，从文风看，《彖》《象》接近《论语》，余皆非孔子作。所以，在叶适看来，解易应以《彖》文为主。他反对大传以下乃孔子之作，一个重要理由是孔子不信卜筮。

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考据学家崔述更进一步，他是第一个怀疑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的易学家。崔述说：

谓文王作彖辞，周公作爻辞者，乃汉以后儒者因史记、汉志之文而辗转猜度之，非有信而可征者也。

崔述的证据主要是：明夷卦六五爻辞为“箕子之明夷”；升卦六四爻辞为“王用亨于西山”，皆文王以后事。《汉志》认为爻辞为文王作，讲不通。于是，马融、陆绩等人转而认为周公作爻辞。《史记》所谓“西伯拘羑里，演周易”，《汉志》所谓“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乃依《系辞》下传“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也”推论得出。但《系辞》并未直言文王作《周易》卦爻辞。崔氏此说乃发前人所未发。

关于《易传》，崔述又提出“十翼”皆非孔子作。他说：

若易传果皆孔子所作，不应自冠以子曰字，即云后人所加，亦不应或加或不加也。孟子之于春秋也，尝屡言之，而无一言及于孔子传易之事，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彰孔子也，不遗余力，不应不知，亦不应知之而不言也。由此观之，易传必非孔子所作，而亦未必一人所为，盖皆孔子之后，通于易者为之。故其言繁而文，其冠以子曰者，盖相传以为孔子之说而不必皆当日之言；其不冠以子曰字者，则其所自为说也。

崔述依《易传》文体与《春秋》《论语》不同，以及孟子未言孔子论易事，断定《易传》非孔子所作。此外，崔述又据杜预《春秋传后序》所记汲县出土有关《周易》著作中，没有今通行本《易传》文，推测墓中易书乃魏人所藏。魏文侯乃孔门弟子子夏徒弟，而子夏不传《易传》，魏人也不知有《易传》存在。可见，《易传》非孔子所作，而由后世儒者所撰。他还指出，艮卦《象》辞“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源于《论语》“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说明《象》辞乃曾子之后的人所为。可以看出，崔氏继欧阳修、叶适之后，不仅否定《系辞》等传为孔子所作，进而认为《彖》《象》《文言》亦非孔子所作。这沉重地打击了汉代以来传统的易说观，说明清代学者研读《周易》经传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

三 陈法对传统观点的批判与继承

对于《周易》的体系结构，陈法对传统的观点，既有批判，又有继承。其研究《周易》构成的显著特点，是突出《大象》明人事之意义。

莫友芝曾批评陈法独辟《易大传》的做法，指出陈法的解易体例“非郑非王”，“唯其六十四卦经文，于半简之中，横分四截，首彖辞，次《彖传》，次爻辞，次《彖传》，而《大象》别为一条于后，《系辞》上、下据《史》、《汉》引，改为《大传》上、下，非郑非王，不今不古……”批评归批评，莫氏也承认陈法的体例有所本。

汉初易学家根据《尚书大传》《礼记·大传》的体例，称《系辞》为“大传”，这是儒家经师解易的著作。欧阳修说：“古之学经者皆有大传。今书礼之大传尚存。此所谓系辞者，汉初谓之易大传也。至后汉又为系辞矣。”在这里，欧阳修依据《史记》称《系辞》为《易大传》，断定《系辞》乃经师解易之作，非孔子之文。陈法所谓《易大传》之称，即本于此。陈法解释说：“若《大象》，夫子于二《传》之外，另发观象之意，不嫌于离析，故附之于后。”（《易笺·〈易〉要略》）就是在《彖传》《爻传》之后，附《大象》以释全卦义理。陈法将《大象》置于经文之后，一是体现了解经的逻辑严密性；二是突出了《易》明人事的特点。如此，则不必非郑即王矣。

关于彖爻辞，陈法持传统看法。他认为，文王作彖辞，周公作爻辞。关于爻辞由周公所作，他说：

周公即一卦而观之，又有以见夫上下之并列，而贵贱远近之分明，刚柔之杂居，而好恶攻取之情见，比应乘承，拟之人事，而无不相肖。于是乎又即六爻而各系之辞，而后一卦之蕴，阐发无遗；一卦之理，无不周尽。（《论作易本源》）

就是说，周公系爻以辞，目的是明卦之理和义。又说：

《易》之辞，皆因象而系。伏羲画“卦”，象在卦中；文王序其卦以“观象”，因而系之辞；周公又系之爻辞，以明“吉凶”。（《易笺·卷五·大传上》）

陈法在此提出辞由象系，没有象，辞也无存在之必要。

陈法继承了王夫之彖爻一致的思想，他认为，彖辞和爻辞在解释卦爻象时，其作用是不同的，他说：

文王既系彖辞，周公复系爻辞，非彖辞有所未备而待爻辞以补之也。爻辞若与彖辞无异，是爻辞为蛇足矣。故彖辞多吉亨，而爻辞吉凶参半，有彖吉而爻凶者，有彖凶而爻吉者。（《易笺·论彖爻并传》）

陈法认为，彖、爻之不同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彖以全卦之象而言，爻则分其上下内外之位而言。盖位有当有不当，比应承乘，其情有相得有不相得。例如，乾卦之《彖》为“元亨利贞”，爻则分别指出，初“勿用”，三“厉”上“悔”，等等。二是彖、爻取义各有不同，如豫卦《彖》为“顺动”，爻则言“逸（鸣）豫”，等等。三是彖每以一爻概一卦，爻则分六爻而论一卦，如讼卦之九二为刚，《彖》即以该爻为得中之爻，故曰“敌刚”，等等。

但爻辞并非与彖辞矛盾，而是发挥彖辞的意义。陈法阐述了彖爻辞、彖爻传和卦爻之理的关系，他说：

夫《易》所载者，辞也。而辞因卦、爻而系《传》，又所以明辞也。今解《易》，而理明矣，辞得矣。求之于是卦是爻，所以系是辞之意而未有得也，则所谓理者，未知其果有合焉否也；理明矣，辞得矣，卦与爻合矣，求之于《传》，所以释是辞之意而未有得也，则所谓合焉者，未知其果有当焉否也。是故由《传》以求辞，由辞以求卦与爻，三者合而《易》明矣。（《易笺·解〈易〉管见》）

也就是说，要明理得辞，必须使彖爻辞与彖爻传相合、相印证。

陈法在解经的过程中，对历代易学解经有争议的字词也做了新解，使读易者更易于理解。例如，其解颐六二爻辞“颠颐”曰：“六二以上而求养于下，为‘颠’。以上养下，如损上益下，常经也。今以上而反赖于下之养，既为‘拂经’。”（《易笺·卷二·上经下·颐》）此解颇有见地。

关于《传》，陈法认为是孔子所作，他说：

孔子又从而为之《传》，发明卦德与其时义，及刚柔往来与爻之中正，位之当否，内外之比应，然后文、周之意可得而推。（《易笺·论作易本源》）

陈法所谓《传》，包括《大传》，即《系辞传》，以及《彖传》《象传》《爻传》，他认为，这些都是孔子所作。而《说卦》《序卦》《杂卦》等则古已有之，非孔子所作。因此，他不赞成孔子作“十翼”的观点。

《说卦》与《序卦》《杂卦》，皆昔所流传附于经之后，圣人存而不去，非夫子所自作也。……是故《说卦》而触类旁通之可也，拘泥其说则非也，要在能参活象，则往往当卦而具。（《易笺·论象数》）

陈法指出，《周易》言文王、周公之事，而文王、周公皆在孔子之前，不可能用《说卦》中所谓孔子所取之象来证文王、周公之事。

观《春秋传》所载，可见于后儒以其附于经，遂以为夫子所取之象，则非矣。借如其言文王、周公，何反用孔子之象以作《易》也？乃今之言象者，反执《说卦》以委彖、爻，圣人曰：乾为龙为虎，而必曰：乾为马，不为龙、为虎，而必求龙、虎于乾之外；圣人曰：坎为狐，而必曰：坎为马，不为狐，而必求狐于坎之外。于是乎穿凿附会之说纷纷矣。（《易笺·论象数》）

陈法引班固的话，阐明了《传》的由来，他说：

按，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系辞》谓之《大传》”，则释彖者宜谓之“彖传”，释爻者宜谓之“爻传”，释象者宜谓之“象传”。今以《爻传》为《小象》，非也。《说卦》《序卦》《杂卦》，则古有是说，而夫子存之，非夫子之自作。是故“十翼”之说非也。（《易笺·〈易〉要略》）

也就是说，《大传》《彖传》《爻传》《象传》为孔子所作。陈法认为，《序卦》为文王所作，他说：“夫文王序卦，本之《方位图》。”（《易笺·卷八·说卦传》）意思是，文王根据离南坎北、震东坎西的后天方位图解释卦序。

陈法没有说清楚的问题是，既然《周易》讲的是文王、周公的事，那么，彖辞和爻辞怎么又分别为文王和周公本人所作呢？

综上所述，历史上关于“十翼”作者的争论，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认为“十翼”皆为孔子所作，这是最传统的说法。一是认为“十翼”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在某一个特定时间完成的。这是最普遍的说法，为大多数易学家所接受。陈法关于“十翼”之所由作，属于第二种情况，体现出对传统观点的批判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