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本节拟对研究内容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分别从企业转型、知识转移、企业转型过程中的知识转移三个主要方面展开，对相关文献进行归纳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研究进行总结和评析，从中得到研究启示，为后续研究指明方向。

1.2.1 企业转型

国内外对于企业转型的研究存在一定的视角差异。总体来看，国外以发达国家为主，在企业转型方面的研究开展较早，研究内容也相对丰富，而国内对企业转型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内容相对较少。在最近几年，随着国家对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视，有关企业转型方面的研究才逐渐丰富起来。对于企业转型方面的论述和分析，主要集中于转型的概念、影响因素、原因和过程等方面。

1.2.1.1 企业转型概念

在企业转型概念方面，国外有如下学者的系列观点。Adams（1984）认为企业转型是指企业从思想上和逻辑行为上脱胎换骨的革新，这种革新创造出一个与旧系统截然不同的新系统，且这个新系统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系统状态。Lavy和Merry（1988）认为企业转型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在企业在使命、目标、文化和结构等方面发生的本质上的、非连续的、多层次的、逻辑跳跃式的巨大变革。Kilmann和Covin（1988）认为所谓企业转型是指对企业的历史、现状和愿景的反思，力求以最小的代价来达成变革。Shaheen（1994）认为企业转型是为了使企业更富有弹性，以便及时更好地反映和适应外部环境，从而采取在企业技术、形态、价值观念上的调整。Barbara和Philippe（1994）认为企业转型是企业为满足提高竞争力、适应环境的需求，从而采取在不同价值链上向上迁移的举措，如选择新的业务类型，或者是对企业进行彻底的重构、改造等。Joyce和Tim（1995）认为企业转型是企业思考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企业的战略方向、心智模式、观念开拓、信息交换、沟通、学习方式及技术改进、过程改进与市场调研等方面。Jonathan D. Day（2000）认为企业转型是企业在认知思维上的跳跃，这种跳跃表现在组织战略、结构、权利模式等方面发生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变化。

在企业转型概念方面，国内研究在时间上相对滞后，一些学者的系列观点总结如表1-1所示。

1.2.1.2 企业转型影响因素

国外对企业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展开，既有研究阻碍转型的，也有研究促进转型的。约翰逊（Johnson）和斯屈理（Scholes）（1993）的研究认为，企业的结构、已有的权利关系、习惯和制度文化等是影响企业转型成功与否的主要要素。沃尔贝达等（1999）对企业的中高层人员的战略思想（Strategic Thinking）水平和战略执行（Strategic Acting）水平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两种水平是影响中高层管理者（企业家）的核心要素，并指出企业转型的成功与否和这两种要素的强弱紧密相连；该研究还认为企业转型的另外一个重要群体是员工，其中意见领袖和关键员工是企业转型成功的重要支柱之一。De Geus（1998）以面对市场环境巨大挑战而能不断调整转型以保持竞争力的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对环境的敏感性、企业的凝聚力、对企业的认同感、宽容的精神、谨慎的财务策略是企业成功生存的关键要素。Sweeney（2000）的研究表明，阻碍企业转型成功的原因是：变革可能会使人丧失知识和权利；人们喜欢稳定和可预测的生活，特别是工作生活；站在个人的视角看，变革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这是因为变革的不稳定性会给企业员工带来恐惧和不安。Meyer和Klaus（2000）认为外国投资在中欧和东欧的影响，特别是其对该地区企业转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为企业治理、财务和管理资源及其对中欧企业进入国际商业网络的带动作用；同时该研究还将目标聚焦于大众—斯柯达在汽车行业的供应商网络的演化和汽车行业的全球趋势变化，并认为大众主导的网络内越来越复杂的关系强化了网络内节点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关系对旨在为跨国制造商提供服务的企业带来了艰难的挑战；此外，研究者还认为，网络是B2B市场的基本机制，如果不考虑商业网络的演进来解释经济转型时期的企业转型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Barney（2001）的研究表明，企业要保持竞争优势的领先，就需要从差异性、难以复制性、成本优势和组织能力等方面着手，并且企业转型的成功也与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息息相关。Berry（2003）以中小型高科技企业为例，研究了企业转型中技术型企业家的战略觉醒对转型的重要作用。Linder和Jane（2004）运用案例研究法，揭示了企业怎样运用外包策略来推动激进的变革和企业转型，并说明了成功的转型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企业高层推动，二是选用成功的商业模式。

现代企业信息技术管理的基础是对工作流实施有效的管理，通过这种方式使关键业务流程的核心部分能够自动执行，由于企业转型会引起相关或相应业务流程的变化，所以企业转型也会引起工作流管理系统的变化。在这方面做出深入研究的Caverlee和James（2007），选取特定的工作流程观念和技术作为研究对象（如工作流模式，工作流程的适应和工作流数据的挖掘和合并等），分析了这些观念和技术与企业转型的密切联系，同时还简要总结了业务流程管理、工作流程管理的基本概念，并讨论了工作流程对企业转型的可能支持。

国内对企业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各有不同。王雪莉（2003）对国内成功的组织变革进行了研究，并从其影响因素入手进行了验证性的案例分析。李廉水（2004）从风险控制方面入手，分析了影响企业转型的原因，研究认为业务运营和流程控制的风险是影响企业转型的关键所在。吴家曦、李华燊（2009）以浙江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归纳分析了其转型方式、区域分布状况和影响因素，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分析了浙江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雷斌斌（2010）对跨行业转型进行了研究，认为净资产收益率、退出产业利润率和退出产业平均资产规模是影响国内上市公司跨行业转型的因素，而且三者与跨行业转型均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同时他还进一步得出结论，在原产业中业绩不佳的企业倾向于跨行业转型，而利润率较高的企业一般不会选择退出行业；此外，他在对跨行业转型和非跨行业转型的业绩对比中发现，前者的绩效提高相对显著，但进行跨行业转型的企业，其转型影响因素众多，所以企业转型一定要根据企业的实际状况选择合适的转型方式，否则跨行业转型不但不能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还可能会让企业加速走向衰亡。李烨、彭璐（2010）深入探讨了资源型企业成功转型的关键因素。尤成德、张建琦（2010）认为政府政策、行业特征和企业资源情况将对企业的转型决策产生影响。毛艳华（2006）认为企业转型会引起企业员工行为和思考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更能促进企业转型走向成功。崔志、王吉发、冯晋（2006）研究了企业转型的路径，并依据企业的生命周期构建了企业转型路径模型，同时将企业转型的影响因素也集成到该模型之中。刘志彪（2008）的研究表明，代工企业从OEM到ODM再到OBM转型升级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技术能力的提升；同时他指出，企业转型受市场环境、企业内涵、领导者信心和制度规范的影响，且企业自建品牌也容易受到产业环境的冲击和企业自身实力和业务范围的约束。张其仔（2008）认为传统行业中企业转型面临的障碍因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退出壁垒，包括沉没成本、内部人利益和政府干预；另一方面是转型风险，包括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战略风险。王德鲁、宋学锋（2009）采用关联规则的方法建立了云模型，并以此研究了企业转型的战略风险和预警机制。

1.2.1.3 企业转型动因

国外在企业转型动因方面的研究，主要从外生动因和内生动因两个方面展开。影响企业转型的外生动因有产业结构、市场环境和社会网络等，影响企业转型的内生动因有核心价值、核心业务、核心资源和核心团队等。在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产业结构面临调整，技术上不断推陈出新，在这种形式下，Prahalad和Hamel（1994）认为企业转型成为产业转型下的发展趋势。Collins和Porras（1994）的研究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要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不断在产品和知识上推陈出新，明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战略目标，否则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的地位。Bettis和Prahalad（1995）在先期研究的基础上，将对企业转型的考察深入到“主导逻辑”转变的研究上来，所谓主导逻辑就是企业在长期市场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思维定式和行为逻辑，如果企业要转型，转变其主导逻辑是当务之急。Kotter（1995）基于组织的视角，认为企业的转型变革要有正确的组织与领导，并对一些企业变革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Teece（1997）提出了资源能力理论，认为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里，能否持续保证企业关键资源，并能使其得到发展和壮大，是企业转型成功的源头。Van Aken等（2003）介绍了比利时武装部队在负责通信系统设计和安装的工程部门应用综合性企业转型的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研究组织（包括企业和部门），并认为企业转型的主要动机有两个；一是使项目生命周期过程再造与团队建设同步，二是运用平衡计分卡考查部门的绩效。该研究表明：在转型时期，工程经理可以运用综合改造的方法和相关工具、多种类型的工程和技术设置（包括基于项目的工作或公共部门工程的工作环境）。William（2006）从一种创新的视角讨论了商业企业的企业转型，该研究认为在全球化的影响和服务经济占发达国家主导地位的形势下，应增加美国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安全性；此外，研究者还依据共同目标、企业运营、战略决策和企业的社会环境关系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企业转型的一些建设性观点和理论，并对比了纯技术观点与社会技术观点的差别，同时还强调只有进行社会层面的根本变化，才能促成这种新型转型的发生。Arash Azadegan（2011）则研究了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各国企业应如何寻求研发与创新，以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

国内在企业转型动因方面的研究起步稍晚，观察角度也各不相同。王静（2003）探讨了企业转型的动因，并认为在市场集中度低的传统行业，标准化、价格竞争及供给过剩导致行业平均利润太低，企业会主动选择转型；而在市场集中度高的传统行业里，无垄断优势的中小企业将面临随时被淘汰的风险，因此，危机感会迫使它们主动转型。石奇（2004）则从产权拆分博弈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的企业转型。辜胜阻等（2006）从宏观角度相对系统地分析了国内民营企业的趋势，并探讨了其可能的战略转型。王吉发等（2006）指出企业转型是由于内生和外生动因的作用，并提出企业转型通常按照“资源→能力→行业内地位提升→产业定位”的逻辑路径进行。陈柳、刘志彪（2006）研究了代工企业的转型升级，并采用面板数据分析证明转型有利于企业的利益最大化。瞿宛文（2007）认为在外生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资源获取的难易程度解释了台湾后起企业转型升级的原因。林民书、杨治国（2008）以柯达和IBM公司为例，说明了在知识经济时代和已有社会分工的格局下，伴随着产品价值链的改变，生产制造环节形成的价值增值不断降低，这是促使发达国家把制造企业外迁并向生产服务转型的主要影响因素。许正（2007）结合自己长期的企业实践经验分析认为，中国企业转型的动因，主要是来自产业结构深层次的变革，如颠覆性的产业链结构的变化、客户需求和市场结构的变化、企业成本结构变化等。龚林（2008）以国内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转型的经济和文化动因，构建出其转型动因模型，认为文化内因作用于经济外因时有“双刃剑”的特性；此外，他还认为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家族企业正在加速向社会化转型。陆园园、薛镭（2010）以9个中国机床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战略环境的维度对企业转型战略选择的影响，认为企业的冗余资源、技术特殊性及与外部环境间的相互作用是影响企业转型战略选择的主要因素。周旭霞（2010）以浙江振亚控股集团为例，分析了该企业转型升级的不同路径，并阐述了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和影响因素。高以成、吴鹏辉（2011）结合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的情况，探讨了推动中国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可能面临的影响因素。唐清泉等（2011）从政治与市场的关系和演化着手，研究了实现转型升级的企业外部环境，结果表明：研发投入有助于企业转型升级，这其中政治的导向作用对研发投入影响显著。但是这个结论存在地区差异，并且国企和民企之间也存在差异；除政治导向作用和企业本身的政治热情之外，市场机制建设的强化也有助于企业实现转型升级。董益锋（2011）则从人口红利的消失方面着手分析，强调了企业转型升级的紧急性和迫切性。

此外，肖丕楚（2005）对我国企业转型的动因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具体内容如表1-2所示。

1.2.1.4 企业转型过程

国外对企业转型过程方面的研究十分丰富，如企业重建理念、转型战略选择、流程变革、企业信息化文化转型、概念技术工具和模型设计、转型效果等，具体分为如下几个研究方面。

（1）企业转型理论和战略方面

John Naisbitt（1985）使企业重建的理念受到广泛关注，认为企业重建是企业转型的一种激烈形式。Lamont和Hoffman（1993）研究了衰退产业的转型情况，研究结果表明：转型企业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状况采用合适的转型策略，如进行投资的增减或有选择性的投资，或者保持不变等。Michael Hammer和James Champy（1994）倡导企业转型从流程变革开始的观点，这种理念将企业转型视作变革，并认为宜从企业流程入手，显然这是一种渐进式的企业转型。Vincent和Irene（1997）的研究表明，业务转型对企业复兴有重要作用。

（2）企业流程变革方面

McGinnis和Leon（2007）认为现代企业是一个规模不等、地域分散、结构复杂的实体缩影，这些大量的、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企业往往具有很大的交互频率，它们服务于竞争激烈的市场，可能在数天、数周或数年内实现转型；研究者还认为设计、规划、管理和控制现代企业需要有较好的配套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应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可操作性，并且要容易理解。该研究同时得出结论：虽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这些特征，但是大部分企业都受到相关的业务流程和技术的影响，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企业建模（Enterprise Modeling, EM）不仅是企业基础设施的平台，而且已经成为那些负责设计和维护企业基础设施部门的主要需求，很可能会发展成为新兴市场，为企业转型提供决策性支持。因此，EM可能是一个强大的推动者，抑或是企业转型的约束因素。此外，该研究还提供了EM介绍及其演变简史，并从企业转型的角度设计了一个EM评估方法。

（3）企业文化转型方面

Griffin和Jane（2007）侧重于生产企业的文化转型研究，认为跨文化领域的转型内容包括业务流程、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文化、企业数据和信息基础设施，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George Koenigsaecker（2009）则以他曾经带领企业进入世界100强的实践经历，及其在众多企业着手精益转型的成功领导经验，从企业转型的动机入手，以典型人物和案例论述了精益转型是工具更是方法。该研究还介绍了企业高管所需要的精益企业转型工具，以及它所能提供的潜在变革推动者的技能，并论证了转型实践有助于培养创新精神和边干边学的意愿。该研究的主要价值有：描述了简单但功能强大的丰田真北指标如何驱动在线项目向好的方向转型；解释了在高层管理者层面如何使用价值流分析工具促进转型；说明了改善项目和价值流的结构可以促进转型；阐释了从战略层面要采取什么样的组织措施，才可能维持企业转型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探索了企业评估和结构如何支持精益企业转型的发展；提出了理解精益转型的最关键方面是精益文化建设。此外，该研究还为转型企业的管理层提供了战略部署、价值流分析和改造计划等转型工具。

（4）企业转型的技术、工具和模型等方面

Valerdi和Ricardo等（2010）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描述和测量了系统在推动企业行为、引导企业转型方面的作用，得出了三个观点：①推动企业转型，需要使用良好的测量系统；②需要正规和非正规的基础设施来支持和维持测量系统；③领导及高层管理人员的支持是测量系统发挥作用、促进转型的重要力量。Aier等（2011）深入研究了以模型为基础的企业转型计划，使用案例研究法评估和扩展了现有业务的规划过程，并提出了以模型为基础的企业改造方面的企业架构（Enterprise Architecture, EA）；同时探讨了经验衍生的EA实现形式，建议根据情境需求来设计各种情境下的企业转型应急因素模型。

（5）企业转型的效用或效果方面

Nightingale等（2002）研究并提出了精益企业转型成熟模型，根据模型开发出了精益企业的自我评估工具（Lean Enterprise Self-Assessment Tool, LESAT），该工具是企业转型的重要评估工具。Anderson等（1998）基于公司治理机构与企业多元化的研究，用“对已报告的业务部分做的任何持续的修正”和“在单部门和多部门之间持续变动”两种指标衡量企业的业务转型。Levine（2000）提出了企业成功转型七原则：由事业驱动转向核心价值驱动、由混乱驱动转向流程驱动、由技术导向转向关系导向、由信息搜集转向信息共享、由个体转向群体、由产品主导转向以人为本、由领导者转向教育领导者。

国内对企业转型过程的研究侧重点各有差异，但更多的研究是对企业转型过程进行分析、归纳和建模，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研究方面。

（1）企业转型路径方面

王德鲁、张米尔（2005）从技术方面研究了企业转型的演进机理，通过构建企业转型技术能力培育模式，建立了培育模式选择模型。由这个模型再造出的企业转型技术能力会因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企业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做出相应的动态调整。郭旭东（2009）结合区域及行业特征也探讨了企业转型的路径问题。尤成德、张建琦（2010）从战略变革角度研究了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并提出沿海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图；同时，他们认为应从企业转型战略的高度调整企业理念，做好布局谋划，逐步实现企业业务转型，以实现竞争优势的延续。辜胜阻、杨威、易善策（2010）从国内中小企业面临的发展限制、融资成本高、创新不足、市场缩减、成本升高、风控缺失等困境出发，提出促进中小企业转型的路径选择为政府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如内需扩展、创业服务、创新孵化、政策金融、财税扶持和市场准入等），缓解中小企业面临的压力；同时也指出企业可以通过归核化的战略、现代化的治理、合理化布局、国际化经营、升级转型和人才战略来增强企业的自身实力。杨桂菊（2010）以三家OEM企业为例，对比分析了这些企业转型的路径模式，并总结出OEM企业转型的路径模式。研究认为，OEM企业转型的实质是在价值链上的向上迁移，主要表现在OEM企业核心能力的不断提升，有实力向价值链上游拓展；此外，该研究对OEM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各环节涉及的关键问题和对应策略也进行了具体分析，探讨了OEM升级能力的演进，并就如何提升这种能力给出了建设性的建议。董华锦（2011）则以绍兴纺织企业为例研究了转型升级路径问题，而朱院利（2007）以资源型企业为着眼点，探讨了企业成功转型的实现路径。王蕊（2011）探讨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民营企业转型的路径及转型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如何从政府与自身两个方面促进其发展。

（2）企业转型策略方面

刘茂长（2011）在对比分析军品和民品企业的基础上，概括出军品企业的转型策略，并构建了一个二维分析框架，分析了军品企业的转型风险，并提出决策以供参考。毛蕴诗等（2009）探讨了促进企业转型的动力与策略，并从企业的制度环境和自身能力两个方面展开了分析。李文溥等（2009）通过分析加工出口型企业所具有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指出加工出口型企业实行战略转型的必要性，并认为企业转型的两个重要保障条件是组织结构的调整和企业销售模式的转变；该研究还分析了中国加工出口企业转型存在的主要障碍，并就转型的总体思路和政策进行了总结和归纳。许爱玉（2010）以浙商为例，提出了从创新、战略、领导管理能力三个方面促进企业转型的策略。张其仔（2008）提出了企业转型的对策：从转型战略角度看，要制定高度灵活的经营战略，同时企业转型前要对企业自身的实力和目标行业的环境进行综合评估，并且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宜采取有步骤的转型战略。

（3）企业转型的障碍、模型和建议方面

也有学者认为转型的障碍是由于企业“嵌入”特定网络中，令其难以实现转型。张聪群（2009）就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浙江中小企业的联动转型和抱团转型就是这种情况，并提出了针对此种情况的转型对策。许正（2007）根据其在企业转型中的实践，提出了企业转型的六要素框架模型，主要包括企业创新、企业战略、企业文化、企业领导力、运营模型和商业模式六个方面。周旭霞（2010）对企业转型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所针对的问题主要包括：企业转型的动力激发问题、政策层面的支持力度问题、转型成本的降低问题、转型团队的组建问题、转型的风险问题、产业的代谢机能问题，但其所给的这些建议在现实中如何落地仍有待商榷。

（4）其他研究方面

李嘉（2008）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情况，分析了行业要求和企业自身需求，并从企业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企业转型的内涵及过程，并着重提出要根据企业文化对企业转型的促进作用或阻碍作用采取相应的变革措施。李烨、李传昭、罗婉议（2005）通过对格兰仕集团的案例研究，从企业战略和业务情况两方面的转型入手，对格兰仕集团近25年的发展历程进行剖析，并对其持续成长的经验进行总结，认为格兰仕之所以能够实现持续成长，关键在于其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并不断地进行战略调整和创新，推动一系列的业务转型，从而促进了企业的跨越式发展，并保持住了竞争优势。田志龙、李金洋（2006）则从转型效果方面着手构建了一个企业转型的评价体系。

1.2.2 知识转移

知识管理包括知识的获取、储存、清洗、转移和创新等方面的内容，而知识转移则在知识管理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国内外对知识转移的研究已经很丰富，主要涉及的内容有知识转移概念、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知识转移过程、知识转移模式等方面。

1.2.2.1 知识转移概念

国外对知识转移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其研究对象原来主要是企业，现在则把企业中的知识管理、人力资源、组织行为、信息系统等与知识转移相结合，并且对知识转移的应用开始向其他领域扩散。M. Polanyi（1966）第一次将知识分为显性（Explicit）知识与隐性（Tacit）知识两类，Teece（1977）后又提出知识转移的概念，从此对知识共享、转移、创造、利用等的研究及理论应用模型方面的研究逐渐铺展开来。野中郁次郎（Nonaka）和竹内弘高（Takeuchi）（1995）建立了影响深远的SECI模型，该模型描述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转化的四个过程，分别是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在化（Externalization）、组合化（Combination）、内隐化（Internalization），并认为螺旋上升的每一阶段都存在一个场（Ba），对应于上述四个过程阶段分别是创始场（Originating Ba）、对话场（Interacting/Dialoguing Ba）、系统化场（Cyber/Systemizing Ba）、练习场（Exercising Ba），为后人进行知识转移、知识创新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SECI模型如图1-1所示。

自20世纪末以来，国外对知识转移的研究视角已呈现多样化。Grant（1996）认为，从理论上来看，组织学习理论认为知识转移（Knowledge Transfer, KT）是组织知识管理最重要的步骤。

国内对知识转移概念的界定和对知识转移类型的划分联系密切，许多对知识转移类型的划分就是直接根据概念而来的。基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于知识转移类型的划分也是见仁见智。董晓英（2003）对企业的知识转移进行了研究，认为企业的知识转移有三种方式：①多元化转移，指有价值的知识在组织内部或组织之间的传播、渗透、拷贝和共享的过程；②横向转移，指企业将知识资源应用到市场的不同角落，以实现不同行业、产业和区域的知识流动和转移；③纵向转移，指企业将已有知识转移到新的专业化领域，并加大投入力度进行再创新的能力建设过程。左美云（2003）把知识转移分为竞争型、合同型、约束型、指导型、参照型和适应型六种转移方式。朱赤红（2004）将咨询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依据知识转移的内容，认为知识转移主要包括方法理论和技术工具等方面的转移。伍晓玲和周明（2004）则在总结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组织内部的知识转移不仅有远近之分，还有连续与间断之别，并且知识一般由专家向一般员工转移。陈菲琼（2001）则研究了本土企业与国外企业之间的知识转移问题，把知识转移分为装配、调整和本地化、产品再设计、自主的产品设计四种。王君和樊治平（2004）将组织内的知识转移分为三类：①个体知识组织化，即将个体的隐性知识显性化转移到组织的知识库里；②组织知识个体化，即组织将知识库里的显性知识转移给个体，个体通过学习，内化吸收成为自己的隐性知识；③个体之间知识化，即个体之间通过相互接触和学习，实现隐性知识的交流和共享。在这三种知识转移中，前两种知识转移较常见，后一种知识转移则受个体因素的约束。冯锋和王凯（2007）从产业集群的角度对知识转移进行研究，通过建立小世界网络模型，并运用特征路径长度和集团化系数，来研究集群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频繁情况和集聚程度。

1.2.2.2 知识转移影响因素

国外对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知识的复杂程度、知识的输出方（知识源）、知识的接收方（知识受体）、转移情境的媒介作用、输出方与接收方之间的知识距离等方面。Simmonin（1999）认为影响知识转移的因素主要有组织差异程度、文化距离、知识传送者的保守心态、知识接受者的经验及信息技术运用程度等。下面主要从五个方面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

（1）知识自身因素

Polanyi（1966）把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相对容易转移，而隐性知识和情境、使命、禀性等相关，难以编码和转移。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本身的差异性，决定了它们在知识转移难易程度上存在差异。Cummings和Teng（2003）的实证研究证明了Polanyi对知识分类的合理性，研究结论认为知识的可达性（显性化）越差，知识的可转移性越低；被转移知识的嵌入性与转移的难度正相关。Zander和Kogut（1995）证明了知识编码的难易程度、知识可被教授的难易程度、知识对系统的依赖性和知识的复杂性会影响知识转移的速度。Alavi Leidner（2001）进一步阐明，知识的隐蔽性、可转移性、黏滞性和整体性四个方面的特征，对知识转移效率有重要影响。

（2）知识源（知识发送者）因素

Davenport（1998）的实证研究表明，知识转移的发生与知识发送者的能力正相关，专家更易转移知识。Szulanski（2000）通过对知识转移的研究认为，知识转移的预期障碍和知识源的可信赖水平在开始阶段是影响知识转移效率的主要因素，而接收者的吸收能力在知识转移的执行阶段是影响知识转移效率的主要因素。Cross（2004）的研究表明：暂时拥有共同项目目标，可以促使双方之间彼此信任，而信任可以降低知识共享的成本并促进知识的有效转化。Duanmu和Fai（2007）认为知识发送者进行知识转移的主观意愿、转移动机和受激励程度会对知识转移的质量与效果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知识发送者自身的觉醒程度和保护意识，知识转移的成本和收益，知识发送者的编码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也会对知识转移的质量与效果产生重大影响。Bedman Narteh（2008）把知识源分为个人嵌入式知识和组织嵌入式知识，所谓个人嵌入式知识，是指嵌入个体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其中隐性知识包括人的思想意识、学习能力、经验等，显性知识包括已掌握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等；组织嵌入式知识，则指嵌入组织内部各个环节和方面的知识，涉及组织的团体结构、业务流程、操作规范等环节和企业文化、企业制度、团队协作等方面，在组织的这些环节和方面里嵌入的知识，也是知识源的组成部分。

（3）知识受体（知识接收方）因素

Aladwani（2002）对知识受体的知识吸收能力进行了研究，他以信息行业的知识接收方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其知识吸收能力对信息项目完成情况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受体的知识吸收能力和其完成信息项目情况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Lin和Lee（2004）以中国台湾大型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为研究对象，以实证研究的方式分析了中高层管理人员对于转移自己知识的原则、行为和态度，研究结果表明这三个因素会对知识转移产生显著影响。Duanmu和Fai（2007）的研究表明，知识接受方对接受知识价值的判断能力、敏锐感知能力、对新知识的学习能力、智力水平、社交能力等智商和情商的高低和其自身原有知识存量的多少会直接影响知识转移的效果。Wang（2004）的规范研究表明，知识受体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其对知识源的信任；第二是其对知识接受的主观意愿；第三是其综合素质的高低，其中综合素质包括情感、智商和智力因素（即学习能力、思维能力、交往能力等）。

（4）转移情境因素

知识转移情境是知识转移所需具备的软环境，它是由组织、制度和知识转移系统等综合形成的知识转移通道。Granovetter（1973）较早地发现弱联系能够将组织中分离的群体和个体联系起来，从中能够发掘有价值的信息，而强联系通常产生的是一些雷同的信息，因此他认为弱联系对知识的转移更为有效。Latour（1988）从社会学的角度将知识转移情境定义为一种社会互动，并认为这种互动需要有物质作为基础，还需要有共同的社会背景、社交领域、语言和爱好等条件的支持，这种观点的思想是：知识转移情境与知识转移、创造活动是相融共生的，知识和情境都是社会活动的衍生物。社会学派认为，知识本身就能显示其自身的情境特性，“知识就是情境”，情境特性总是嵌于知识内容之中，知识转移活动也与相关情境密切相连。知识情境包括知识转移活动中的社会、组织和关系等方面。Kostova（1999）认同知识嵌入式理论，把知识情境分成社会情境、组织情境以及关系情境三种类型。Hansen（1999）研究发现弱联系有益于新知识发现，强联系有益于知识的转移；独立可编码的知识在弱联系中容易转移，而强联系对简单易编码的知识和复杂隐性知识的转移都有帮助。EI Sayed（2002）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研究文化差异对组织之间知识转移的影响。研究表明，知识源与知识受体间的文化差异是影响组织之间知识转移的主要因素。Andrews等（2000）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信任在知识转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正式的合作程序。Ingram（2000）认为，第三方联系能够在二元的社会网络中起到中介作用，甚至超过知识转移双方直接的联系强度，从而使知识转移更易进行；知识转移主体在知识转移的网络中处在什么位置，也会对知识转移产生重要影响。Holtham等（2001）认为知识转移是一个需要沟通的过程，在这个沟通过程中知识情境是一个重要环节。

知识转移情境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除上面的一些学者对知识转移情境展开的研究外，还有一些学者从组织结构、转型渠道、转移技术和边界要素等方面对知识转移情境展开研究。在组织结构方面，Albino等（1999）认为知识转移有两个重要的媒介因素，分别是知识编码和转移渠道；这两个媒介因素结合得越紧密，在知识转移的选择过程中转移知识的内容越确定，知识转移目标越明确，知识转移的数量和质量也会越高。在转移渠道方面，Holtham和Courtney（2001）认为可以把知识转移的渠道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在转移技术方面，Hendriks（1999）指出，信息和沟通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会降低时空对知识型员工的约束，从而能够促进知识的转移。Fraser等（2000）在对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的研究中发现，管理人员有知识共享的意愿，但缺乏有效的技术渠道支持。在边界要素方面，Star和Greisemer（1989）提出了边界要素的概念，并认为边界要素就是将存在一定差异性的组织联系起来的共性，在互动情境中用来连接活动双方的人和物都可称为边界要素，边界要素应具有较好的可塑性，能满足不同组织个性化的需求，也能满足共同情境约束的限制条件，并在不同的情境中能够保持相同的效用。此外，Cramton（2001）以虚拟团队为研究对象，对其知识转移活动的研究表明：当信息接收者众多时，信息接收点上不同的信息技术渠道会导致其在接收信息的理解上存在差异。Hooff和Ridder（2004）认为计算机中介沟通（Computer Media Communication, CMC）技术的利用，会影响到组织承诺，进而对知识转移产生不利影响。

（5）知识源与知识受体之间的差距

知识源与知识受体两者间的差距有些研究称为“知识距离”，也有研究称之为“知识势差”，可以将其看作知识源与知识受体间知识量和知识类型的综合差异。Yakhlef（2007）在Nanaka的SECI模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模型中的四种场分别称为知识源与知识受体之间的四种差距，分别是空间位置差距、组织文化差距、组织制度差距和知识资源差距，并认为这四种差距会对知识转移产生重要影响。空间位置的远近会影响到知识转移的难易，一般来说距离远会增加阻隔障碍和知识转移的杂质成分，增加知识转移的困难，也会降低知识转移的效果和质量；组织文化差距是指知识转移主体间在文化上的距离，如在文化、语言和理解等问题上的差距，一般来说文化差距愈小，知识转移愈容易；组织制度差距是指企业的组织制度、技术制度、协调制度、管理制度等的差距，这些差距也同样会影响知识转移的质量；知识资源差距是指转移主体间在思维方式、知识组成、专业水平等方面的差距。Cummings和Teng（2003）以知识、关系、接受和活动为研究背景，探讨了影响知识转移的九个因素，即知识本身的嵌入性和可描述性，转移主体之间的组织距离、物理距离、知识距离和规范距离，接受方所学习的文化和优先性，以及转移活动的数量等，并认为如果知识源与知识受体间的知识有适当的交叉，则知识转移的效果会更好。

近年来，国内学界针对影响知识转移要素方面的研究不断增多，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以知识转移过程为对象等，对所涉及的影响要素进行了归纳、总结和分析。左美云（2006）从五个方面归纳了影响企业知识转移的要素，并认为信任是首要影响要素。林晶晶和周国华（2006）以企业和大学合作中的知识转移为研究对象，认为影响二者知识转移的主要因素有知识自身的特点、企业文化、企业特点和人的素质等，同时构建了对应的机制模型。徐金发等也研究了企业的知识转移情境因素，与国外对知识转移情境的研究稍有不同的是，他更强调文化的影响作用。杜红和李从东（2004）的研究认为企业中各个主体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存在差异，这些主体包括组织、个体、知识转移平台等。王毅（2005）概括总结了个人与个人、组织与组织及个人与组织之间的知识转移，其提出的转移策略认为：要加强组织的文化建设和学习型组织的建设、完善学习制度；打造扁平化、有柔性、能交流的网络化组织；提高信任水平，加大对知识共享的激励力度；通过现代IT技术和管理手段，建立知识转移和共享的平台。马费成、王晓光（2006）认为知识转移的渠道和媒介是影响知识转移的最重要因素，转移媒介是知识转移的载体，转移渠道是知识转移的输送方式，二者的有效结合能提高知识转移的效率。马庆国等（2006）构建了知识转移的过程模型，通过模型对知识转移进行分析，将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划分为转移知识本身的特性、知识接收方的接收和学习（吸收）能力、知识发送方的转移意愿和能力、知识转移的媒介和传输途径、知识接收方与知识发送方的知识相合性等。疏礼兵（2007）基于技术创新角度对研发团队内部的知识转移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构建团队内部成员之间沟通交流的知识转移平台，有利于建立团队成员之间知识转移的渠道和信任基础，强化成员间的知识转移与共享。张首魁和党兴华（2009）把富有中国特色的“关系”因素运用到知识转移研究中，通过规范研究认为知识转移双方关系的结构与质量会影响到知识转移的效果，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和企业间的合作。艾时钟（2011）以多地IT企业为例，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相互承诺对知识转移有显著正向影响的结论，这个研究结论实际上也验证了信任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

1.2.2.3 知识转移过程和模式

（1）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对知识转移过程和模式的研究较多，根据文献梳理为下面四个方面的观点。

①阶段论观点。Gilbert和Cordey-Hayes（1996）认为知识转移可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获得、交流、实施、接收、内化。其中在获得阶段，组织或个人凭借积累的经验以及工作的实践，通过搜索、查询或其他途径获得知识；在交流阶段，组织或个人在合适的沟通环境中，以面对面交流或其他形式的沟通来实现知识的转移和扩散；在实施阶段，主要是组织或个人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获得知识；接收阶段，是知识由一人（组织）向多人（组织）传播和扩散的过程；内化阶段，是实现知识应用的固定化和常态化的阶段，这个过程也是对转移知识的创新过程和学习过程，转移来的知识在这一阶段得到较好的内化吸收，且内化后的知识必须固化到日常工作中去。Szulanski（2000）则将知识转移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启动、执行、蔓延与整合，这四个阶段按先后顺序推进，后一个阶段均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Davenport和Prusak（1998）提出了知识转移“两步论”，第一步知识源将知识传递给潜在的接收者，第二步接收者依据自己的素质和条件对接收的知识加以吸收和利用，这种观点认为知识转移包括传递和吸收两个阶段，缺乏任何一个阶段都不足以实现知识的转移。Hansen（1999）也构建了类似的知识转移两阶段过程模型，只不过他将知识转移分为搜索和转移两个阶段。此外，有些学者认为知识转移是发生在组织内、成员间的相互影响的活动，如Argote和Ingram认为，知识转移是一个组织受到其他组织经验影响的过程。Garavellia和Gorgoglione（2002）则从认知的角度界定知识转移，认为知识转移是由编码和翻译两个阶段组成的一个认知过程。

②沟通论观点。Dong-Gil、Kirsch、King（2005）基于知识受体学习和应用的目的出发，认为知识转移是知识在知识接受方与知识源之间的沟通。Holtham等（2001）也持有“知识转移是一种沟通过程”这样的观点，认为学习知识是知识转移的重要环节，知识转移的意义在于其能得到重构和创新。在进行知识转移的过程中要具备应有的知识基础，这是成功进行知识转移的前提。这种认识也可以这样解读：第一，知识转移涉及转移双方的能力水平；第二，知识转移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第三，进行知识转移的目的是为了知识再造。

③主体转移论观点。Vito Albino（1998）根据知识转移的主体（Actors）、内容（Content）、意境（Context）和媒介（Media）这四部分，建立了一个知识转移的分析框架；框架中的四个部分相辅相成，推动知识转移的实现；在知识转移的过程中，当知识源和知识受体在知识转移背景上有较好的契合性时，知识转移的效率较高且容易实施。Dixon（2000）把知识转移看作组织内部的活动，这种观点认为所谓知识转移就是组织内某一部分的知识转移应用到另一部分的活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关人员会借助知识库管理系统、电子邮件、研讨会等形式的工具或场合来完成知识转移。Alavi Leidner（2001）认为知识转移是知识从一个主体转移到另一主体的过程，Roy（2001）认为知识转移就是知识受体接受知识源已经积累的经验。

④其他观点。El-Sayed、Abou-Zeid（2005）提出概念模型和假设，认为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之一是文化，而且文化的差异会影响知识转移的效果。Kwan（2006）以动机为起点，设计了知识转移过程模型，并认为存在“动机→匹配→执行→存留”的过程模式。Jiang C Y（2005）认为，知识转移的效果是由组织在知识转移活动上的投入状况决定的，包括人、财、物和相应的激励措施等，这些投入影响知识转移的进程，也是衡量知识转移效果和质量的关键指标。

（2）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对知识转移过程和模型的研究也较多，根据文献梳理为下面四个方面的观点。

①转移渠道论观点。汪应洛、李勖（2002）提出了知识转移的两种渠道，知识能在渠道中顺利完成转移过程，这种渠道包括知识转移的信号调制方式和学习连接方式。周波和高汝熹（2006）在参照汪应洛、李勖（2002）提出的知识转移两种渠道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延伸模型，分别是有关知识转移的人际关系模型、用品知识模型和范例知识模型。张光磊（2009）则提出了知识转移渠道对知识创新起正向促进作用的观点。彭正龙、赵红丹（20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知识共享对团队创新绩效与团队差序氛围之间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知识转移渠道对团队的创新绩效与团队的差序氛围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知识共享对团队创新绩效起显著向作用，却与团队差序氛围呈负相关关系。

②过程模型观点。王开明和万君康（2000）在《论知识的转移与扩散》一文中较早且具有代表性地介绍了知识转移，他们在借鉴Szulanski提出的知识交流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知识转移的常态过程模型；同时该研究还分析了知识转移过程的干涉、存伪和成本大小对知识转移的影响。马费成、王晓光（2006）归纳总结了两种知识转移类别，分别是人际网络中的知识转移和信息网络中的知识转移，并着重对基于社会网络的知识转移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分析。

③产业集群中的知识转移过程。王文平、张苏荣（2011）基于信任与合作的博弈关系，构建了知识转移模型，对交易关系型、混合型和过度嵌入型的产业集群网络演化过程中的知识转移特征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知识增长速度最高产业集群网络的是交易关系型的，其次是混合型的，最低的是过度嵌入型的；另一方面，产业集群知识的增长速度随着时间推移在降低，但可以通过提升产业集群中各参与方主体的吸收能力、拓展产业集群的网络规模和提高知识转移率等措施，来提高整个产业集群的知识增长速度。林敏等（2009）也研究了产业集群网络演化中的知识增长速度，但其是利用知识增长速度来度量产业集群网络演化过程中知识转移的效果，并分析了在这个过程中知识转移的特征。

④具体行业和实证的微观研究。彭灿（2004）认为供应链中的知识转移（包括知识获取、搜索和学习）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使企业间的信息流通更顺畅，二是可及时处理交流中产生的障碍。田野、杜荣（2011）基于信任、知识转移和知识共享的理论，分析了IT企业业务外包项目中双方企业间的知识转移、知识共享、信任、文化相似度等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杨雪绒（2011）通过对我国企业的实证研究，检验了知识满意度、知识转移及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知识转移对组织绩效的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知识满意度在知识转移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关系中具有一定的中介作用，具体来说，就是知识转移对知识满意度有正向影响，而知识满意度对组织绩效的有效性和成本效率有正向影响。这个实证研究强调了组织成员的满意度对知识转移的重要性，它直接影响到知识转移过程中的组织绩效。

1.2.3 企业转型过程中的知识转移

关于转型企业的知识转移，目前并没有太多针对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与之相关的文献也多从企业转型与知识、知识转移的关系方面来进行论述。由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还比较分散，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所以针对转型企业知识转移的研究多以具体区域或研究个案为对象，进行一些观点的归纳、总结或实证分析。

1.2.3.1 企业转型与知识及知识转移的关系

（1）企业转型与知识的关系

Argyris和Schon（1978）认为企业可以在既往经验和活动的基础上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和知识，并将这些能力和知识应用到企业的转型过程中去。圣吉（1990）的学习型组织理论，也从一个侧面为企业转型过程中的知识转移活动奠定了基础，圣吉认为，学习创造的知识是企业主要的战略资源，有助于降低企业的不确定性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对于企业转型的成功和增强竞争优势至关重要。Laursen（1999）认为企业的转型成长本质上是一个企业内外部知识结构互动的过程。Nooteboom（2000）也认为企业的转型成长本质上是一个跨越企业边界甚至跨国界的学习过程。Cassiman和Veugelers（2002）认为外部知识是企业转型成长的关键。Pfeffer和Salancik（2003）从组织内部的资源、知识能力以及外部合作伙伴的支持三个方面解释OEM企业的转型升级。Benner和Tushman（2003）认为可以从具有开放性和探索性的外部环境中学习知识，这意味着企业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不断搜寻、实验、发现和使用新知识，进而激发企业创新，以此推动企业转型和可持续性的成长。Zucchella（2006）认为对外部环境知识的学习是企业转型成长的关键所在，其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对知识进行再创造，这种新创造出来的知识能够为企业的转型成长提供支持性资源，从而为企业创造成长机会，同时也激发了企业转型成长的动力和愿望。任寒青、徐震、陈衍泰（2006）通过研究分析认为在环境动态变化的情况下，技术的进步和知识的更新会影响企业的战略转型，所以不难得出组织学习对企业战略转型的影响作用；此外，该研究还力图用知识管理的相关理论来解释组织学习对企业战略转型的影响，通过从不同角度研究组织学习对公司战略转型的影响，得出企业在转型时可能采取诸如战略柔性、开放式创新和战略协同之类战略举措的结论。Boschma和Ter Wal（2007）根据知识基础观和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企业的转型成长是一个将隐性知识导向的功利性学习模式演进到编码知识导向的探索性学习模式的过程，言外之意，由企业内学习转向企业外学习是企业转型的刚性需要和基本保障。

（2）企业转型与知识转移的关系

Ching和Wayne（2008）在研究OEM企业的转型与升级问题时，提出了OEM可以在代工过程中进行知识转移，且学习到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知识有助于代工企业的转型和升级。李坤（2009）研究了转型企业内部的隐性知识，通过分析其转移过程和特征，得出转型企业可以利用载体来识别原有的业务相关知识，然后通过知识库的构建来实现知识挖掘；该研究还认为采用较好的激励措施和进行人员转移交换，能较好地实现真隐性知识和伪隐性知识的有效转移。

1.2.3.2 转型企业知识转移的案例研究

Buckley、Clegg和Hui（2005）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推进集群企业转型成长的重要任务是同时整合利用全球价值链和集群学习的积极作用。通过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重建，他们提出，在企业转型与重建过程中，知识的学习与转移，特别是外部知识转移必不可少。Chaminadeand Vang（2008）对印度尼西亚的家具产业、中国台湾的花卉产业、泰国的汽车产业、印度的IT产业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企业的知识转移与学习模式及企业转型的成长阶段间存在动态匹配关系。邬其爱（2009）以中国浙江企业为研究对象，对企业转型过程中的成长因素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结果表现为三点，其一，能够激发企业战略转型和业务转型的超集群学习模式有三种，分别是异地同产业学习、本地跨产业学习和异地跨产业学习；其二，超集群学习模式与企业转型成长间存在动态对应关系，而且随着企业的阶段性成长，超集群学习模式呈现为一条演化路径，即异地同产业学习→异地跨产业学习→本地跨产业学习；其三，可以通过聘请专家、直接投资、战略联盟、国际参展等多种方式并举的形式，达到超集群中的企业实现转型学习的目的和效果。陈国宏、汪传雷（2005）以安徽电力科学研究院为例探讨转型企业的知识管理，结论认为，知识转移与传承和知识型员工的自身因素紧密相连。李坤（2010）以厦门夏新电子公司为例，研究了在企业内部如何实现知识转移，通过对其知识转移路径的分析，提出了夏新电子公司内部的知识转移机制，进而构建了转型企业内部知识转移的模型。该研究结果证明，企业转型能利用媒介识别的方式挖掘企业中原有的相关知识，并可以借助技术学习的方式来实现显性知识的转移，还可以通过建立好的激励制度和知识型员工的交换流动来实现真伪隐性知识的有效转移。

1.2.4 相关研究总结与启示

1.2.4.1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总结

（1）国内外企业转型研究路径及范式

国外对企业转型的研究起点早，研究深入，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但实践方面的成就更突出。其研究的路径与范式为：企业转型的内涵→企业转型动因→企业转型影响因素→企业转型过程→企业转型的效用。当前研究不再纠结于基本概念与内涵，更注重实践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有国家层面的支持，企业层面的跟踪和科研机构与学者的投入。

中国对于企业转型，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对由粗放到集约转型的研究，但是持续时间不长，研究不深入，只停留在简单的问题与对策层面。自从国家“十二五”规划出台，提出经济结构调整及经济转型的战略，企业转型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企业转型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众多学者循着这个主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遵循这样的路径：企业转型概念界定方面的研究→企业转型动因方面的研究→企业转型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企业转型过程和对策方面的研究。

（2）国内外知识转移研究路径与范式

近些年国外学者对知识转移的研究较多。主要是以SECI模型和朱兰基（Szulanksi）的交流学说为理论基础，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等进行探讨。知识转移的理论涉及个体、团队、组织等不同层面的内部或相互之间的研究。综观其路径与范式有以下几个视角：①认知视角。这种视角实际上是将知识等同于固定的可描述的数据，可以存储于计算机、数据库、档案及手册。这种视角下，知识是通用的，知识发送者、知识接收者和知识本身的特征以及知识基础和知识加工规则在知识的转移和共享活动中几乎不值一提。这些学者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技术，关注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人工智能、群件、知识库等软件的开发设计如何促进知识的有效转移。②交流视角。以Szulanski为代表的学者主要从知识的编码、发送、传播、接收、解码的过程对知识转移的机理进行研究。这种视角认为知识是具有情境性的，知识与规则还是存在差异的。因而，知识源与知识接收者之间的知识转移存在天然的困难，这不仅是共享理念、社会交流、社会关系、社会网络方面的差异所致，更是知识的情境性特征造成的。③行为视角。从个体行为与组织行为的角度，研究人们参与知识转移的行为动机、影响因素、激励等。④综合视角。一些学者试图对各种相关学说加以融合，广泛联系各学科的理论，对知识转移进行全面的研究。

国内的知识转移研究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知识转移研究基本上参照波兰尼对知识从转移难易程度方面进行的显性与隐性知识的划分，立足于知识转化模式与交流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拓展；第二，国内专家学者从企业内、联盟企业之间、产学研合作企业之间、区域内企业之间关注知识转移的重要性、转移过程、障碍因素、转移对策等问题，这与国外学者关心的问题是一致的，但从研究出发的学科领域来看，国内相对集中，没有国外广泛，然而从对图书馆知识转移的研究来看，似乎国内的研究多些；第三，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更重理论，缺少案例与实际数据；第四，国内学者近两年比较关注隐性知识的转移，显性知识转移较少提及。

1.2.4.2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启示

通过对国内外企业转型、知识转移和企业转型与知识转移的关系等方面的相关理论及研究发展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就企业转移与知识转移的关系形成了一些结论，具有一定的指导性，但是在企业转型过程中的知识转移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观点分散，不成系统。对于企业转型和知识转移的研究观点众多，各表各意，难成体系，且缺乏可操作性。

（2）模型众多，但相对粗糙。与企业转型和知识转移相关的模型较多，但各表各意，难以进行融合和继承。虽有著名学者提出一些重要理论和模型，但总体上较粗浅。

（3）缺乏对企业转型过程中知识转移模型及策略的研究。企业转型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如何把科研机构、发达国家或不同行业的隐性知识显性化，并实现其共享和转移，是知识时代要着重探讨的重要课题。综合看来，国内外在企业转型和知识转移方面的文献都呈不断增长的态势，特别是近五年增长特别快，但是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不多。

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本研究认为有：第一，相对知识管理来说，对知识转移的研究滞后于对企业转型的研究，且在企业转型中的应用稀少；第二，对转型企业和一般企业的概念及特点进行归纳和区分的少，对企业转型过程与知识转移的内在联系研究不够；第三，企业转型过程中的知识转移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不容易把握。鉴于这些原因，本研究将把两者结合起来，展开深入研究，首先厘清企业转型的概念；其次分析企业转型过程中知识转移的动因、影响因素和转移机理；最后构建企业转型过程中的知识转移模型，讨论模型的应用策略，并提出相关选择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