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传统文化与政治信任
文化理论学者都强调文化因素对政治制度、政治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影响作用。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带来了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的文化特性使得它与资本主义失之交臂。另外，韦伯的“政权正当性三大类型”（魅力型、传统型、法理型）学说也把正当性根源指向了历史文化因素。根据韦伯的观点，正当性必须建立在一个共同认可的基础上，这种认可可以是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比如说古时候的君权神授理论，也可以是世俗的力量，比如说主权在民的理论。韦伯认为，正当性有三大类型：第一种是传统型，正当性来自传统的神圣性和传统受命实施权威统治者；第二种是法理型，正当性来自法律制度和统治者的指令；第三种是魅力型，正当性来自英雄化的非凡个人以及他所默示和创建的制度的神圣性。
根据韦伯的这一正当性理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传统文化就构成了传统型正当性的一个重要基础。诚然，在现代国家之中，正当性更加依赖于法理型，法治、民主、有效的公共服务就构成了法理型正当性的主要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韦伯承认，以上三种类型都是“理想类型”，是为了研究的需要进行的简化。在现实生活中，任何国家的正当性形式都是这三种类型不同程度的混合，即便是现代国家也是如此。换而言之，现代国家的正当性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传统型正当性，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依然构成了现代国家正当性的重要来源。
社会资本的理论也有类似的见解。在过去三十年内，社会资本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吸引了大批比较政治学者和民主理论家的注意，并进而成为政治学理论领域里的一个热门话题。大多数学者指出，在一个民主社会或共同体内，社会资本的存在，会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维持政治秩序和政治系统的稳定。正如罗伯特·帕特南等指出的，近来社会资本理论的崛起回答了一个自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以来的经典政治学命题：一个民主政体的良性运转依赖于其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是帕特南教授的成名之作，在该书中，他对1970年意大利开始的一场打破长期的中央集权模式将权力下放到全国20个地区政府的政治变革进行了长达20年的追踪调查，在此基础上，他运用统计分析、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回答了一个最为重要的民主理论问题：“为什么有些民主政府获得了成功而有些却失败了？”虽然意大利20个地区政府同时开始民主化制度改革，但它们各自的制度绩效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具体说来就是，北方地区的民主制度绩效比南方地区高。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一种民主制度的绩效差异呢？针对这个问题，帕特南提出了自己的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是公民的参与、社会团结、信任与宽容，他发现地区政府的绩效与该地区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之间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吻合关系，社会资本的解释力比经济发展的解释力更强，一个地区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地区政府就越有效。帕特南进而从比较历史分析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他发现，在意大利北方，传统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减弱了；在意大利南方，它们却得到了加强。在意大利北方，重要的社会、政治甚至宗教上的信任和合作都是横向的（Horizontal）；而在南方它们却是垂直的。社会合作、互助、宽容，甚至包括信任都是北方的显著特点。相反，南方的主要特点则是等级制度、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缺乏信任。
英格尔哈特在《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与《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两书中，通过运用大量的经验证据发现，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里大众的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彻底的变化，公民的价值观由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这一文化转型正在重塑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首先，西方普通公众的参政态度和方式在发生变化。他们对政治有越来越大的兴趣和越来越深刻的理解，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投票，而是渴望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西方社会已经由精英主导型的政治参与（以政治动员为特征）转变为导引精英型的政治参与（以特定的政治议题导向为特征）。其次，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这些文化变迁实际上已经开始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社会阶级冲突走向没落，一种基于生活质量问题基础上的新型政治分化开始出现，一般公众对新的后物质主义倾向占主导地位的左派政党的支持不断高涨。作为最终结果，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欧洲年轻一代对于政府越来越持有批判性的态度，并对政府持有极低的政治信任度。
在上述文化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传统文化与人们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有很强的关联，自然的，它与政治信任之间也有着因果的逻辑。在分析这种因果逻辑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史天健对政治信任的一段描述：“政治信任是一种信念，即认为特定政治制度或其部分在不加监管的情况下能产生期望的结果。作为‘独立于短期产出和绩效’的情绪，政治信任是政权稳定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政治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让政权在遇到突发职能运行困境时有足够的调控空间。”这段话告诉我们，政治信任能增强政权的正当性，而上文提到，文化因素是“政权正当性”的重要根源之一。两相结合，我们可以引申出一种因果假设，即政治信任的形成和强弱有相应的、深层的文化根源。因为从历史上的先后顺序来看，文化是先于政治信任而形成的，所以文化是政治信任的原因而不是结果。
社会资本理论给这一假设提供了佐证。社群主义、社会信任度高等传统文化特质促进了政府信任，而伴随着这些传统文化特征的逐渐消亡，西方发达国家慢慢出现了政治信任的危机。帕特南通过对当代美国社会的深刻分析敏锐地捕捉到，当初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国社区公共生活正在逐渐衰落，那种喜好结社、喜欢过有组织的公民生活、关注公共话题、热心公益事业的美国人不见了；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不再愿意把闲暇时间用在与邻居一起在咖啡馆聊天，一起走进俱乐部去从事集体行动，而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于是，帕特南想到用“独自打保龄球”这个词来形容和概括美国社会的这一重要变化，并力求对这种变化的本质做出理论解释。在他看来，“独自打保龄球”的现象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流逝，帕特南进而认为，社会资本的流逝对美国民主的质量以及良性运转构成了重大挑战，美国公民开始变得不再关注公共事务，投票率持续下降，政治参与热情日益降低，民众对于政府越来越缺乏信任，美国政府面临空前的政治信任危机。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帕特南教授呼吁要重新振作美国社区的精神，向当初托克维尔所描述的传统美国社区生活回归。
在实证研究方面，关于政治信任和传统文化关联的结果尚没有定论。史天健的研究直接探讨了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文化因素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其实证结果认为传统文化提升了中国大陆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史天健认为中国大陆民众对于政府有着极高的政治信任度，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足以解释为何有94%的中国人信任他们的国家，有93%的中国人信任中国的执政党，以及还有92%的中国人信任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马得勇对8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调研同样支持了尊重权威的传统倾向与政治信任的正相关关系。他通过散点图分析，清楚地看到政治威权主义价值观与政治信任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他进一步分析得出结论：“政治威权主义越强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信任度也越高。不仅如此，政治威权主义价值观可能并不是儒家文化所特有，而是所有曾经具有专制或威权主义政权统治历史的国家和社会所共有的现象，至少，在本研究中被认为不属于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泰国、菲律宾的例子部分地支持了这种看法。”
但也有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传统文化因素对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没有太大的影响，可能是因为中国30多年来处于经济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上升时期，“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的思维长期影响了民众价值观的主要取向，从而压制或掩盖了传统文化的滤镜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呢？更为具体地说，传统文化能否解释中国农民对于四级政府的政治信任度呢？如果能够解释的话，那么解释的力度到底有多大呢？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将通过实证分析对此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