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分布

在探讨传统文化与政治信任的关系之前，我们第一步需要了解的是：中国或东亚传统文化的特质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测量这一特质呢？如第一章所述，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或东亚文化具有三大显著的特征：一是对权威的尊重与服从，二是对社会等级的认可，三是强调社会信任，并且这三大特征都使得该区域的民众对于政府有着比较高的政治信任度。

从操作化的角度看，前面两大特征其实是一体的，因为权威本身就是等级的存在。史天健在定义“权力和权威倾向”这个中国文化特征时就用了“民众与政府的层级制度”的解释，将两者并为一体。尊重和服从权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最悠久、最根本的特质。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儒家文化就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描绘出一种社会和政治等级并强调了对权威的敬畏和服从。这种文化特质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辐射到其他东亚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的家族企业制度和论资排辈的企业文化多少都反映了家长制般的权威倾向。

本章对第三个特征，即社会信任及其对政治信任的作用将不做检验。帕特南的研究已经论证了在意大利地区社会信任增强政治信任的溢出效应，而且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即社会信任不能算是中国或东亚传统文化的特质。

综上所述，我们在检验传统文化对政治信任的作用时就运用了“尊重权威”的程度作为代表性的自变量。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如下问题：“公民应该对政府权威给予更多的尊重吗？”选项按照李克特量表的标准格式，即受访者可以在“完全不同意”、“不同意”、“说不清”、“同意”和“完全同意”这五项中选择。选择“同意”或“完全同意”的受访者被归类为“高威权价值”，选择“说不清”的受访者被归为“中威权价值”，而选择“完全不同意”或“不同意”者被列为“低威权价值”。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包含三个类别的“威权价值”变量。

图2-1显示了基于该变量和调研数据描绘出的中国农村居民威权价值分布。回答“完全不同意”和“不同意”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0.7%和5%，也就是说，样本中“低威权价值”比例极小，仅为5.7%。回答“不清楚”（即“中威权价值”）的受访者比例为25.8%，略超样本量的1/4。而回答“同意”和“完全同意”者的比例分别达到51%和17.6%，即“高威权价值”类别占68.6%，超过受访者人群的2/3。所以，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村居民显示出“高威权价值”倾向，这也论证了我们将“尊重和服从权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特性的合理性。

图2-1 中国农村居民的威权价值分布

出于历史、地理、自然以及政府政策等原因，中国发展长期以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最明显的是经济发展方面，2013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地方生产总值分别为349336.7亿、154670.1亿和126002.9亿元，东部经济规模是西部、中部地区的两倍有余。虽然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地区发展的协调性并较早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之间的差异仍然出现了逐渐扩大的趋势。又因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相互制约性，地区不平衡不单单是经济方面的，也同样反映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比如，中国文化部的《“十五”以来全国群众文化业发展情况分析》就提到，群众文化机构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的文化投入、文化设施和利用率等都要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这也是我们在本书中引入“地区差异”这一变量的原因。我们预期，地区差异同样体现在传统文化上面，包括体现在中国农村居民的威权价值观上。

图2-2描述了大都市、沿海发达省份、内陆欠发达省份农村居民对威权价值问题的回应分布结构。当被要求对“公民应该对政府权威给予更多的尊重”这条陈述进行打分评价时，大都市地区的农村居民中回答“完全不同意”、“不同意”、“说不清”、“同意”和“完全同意”的比例分别为1.9%、4.2%、24.8%、52.4%和16.7%；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居民中对应比例分别为0.5%、5.8%、28.6%、51.5%和13.6%；而内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中各选项比例则分别为0.5%、4.8%、24.6%、50.4%和19.7%。显然，无论在哪个地区，大多数农村居民表示“同意”或者“完全同意”公民应该更多地尊重政府权威的看法，反映了政府权威在他们意识之中的重要地位。回答“完全不同意”和“不同意”的受访者比例在三个地区都不足10%，回答“说不清”的受访者比例也都在20%～30%，这些较低的比例显然都不足以撼动政府权威在农民心目中的主导性地位。

图2-2 中国各地区农村居民对威权价值问题的回应

我们用新建的“威权价值”变量来重新构图就更直接明了了。图2-3显示了“威权价值”变量在三大地区（大都市、沿海发达省份、内陆欠发达省份）受访者中的分布状况。在“高威权价值”人群中，大都市、沿海和内陆的受访者比例分别达到了69.1%、65.1%和70.1%；在“中威权价值”人群中，三个地区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24.8%、28.6%和24.6%；在“低威权价值”人群中，此比例分别为6%、6.2%和5.3%。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第一，与图2-2的发现一致，无论是在大都市、沿海发达省份还是在内陆欠发达省份，中国农村居民中高威权价值是主流，3/5以上的居民有尊重和服从权威的文化倾向，这个发现进一步确认权威特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第二，威权价值分布确实存在微小的地区差异，沿海发达省份的威权价值水平低于大都市，而内陆欠发达省份的威权价值最高。沿海发达省份较早试点改革开放和进入现代化建设，无论是民众还是地方领导人，都长期得益并习惯于中央放权所带来的较高政策自主性和灵活性，因此权威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有所淡化。另外，伴随着国际化和现代化达到较高程度，现代文化思想会对传统文化形成冲击。而大都市地区和内陆欠发达省份对政府和政策的依赖性显然要大得多，所以两个地区的权威意识也相对较浓，当然这有待进一步的数据检验。

图2-3 中国农村居民威权价值的地区差异

马得勇在对8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之中也有着类似的发现，一个社会里持有威权主义价值观的人数会随着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呈现递减趋势。为此，他得出结论说，“从长期来看，持有政治威权主义价值观的人群会随着现代化、民主化而逐渐减少”。

接下来，我们按城市郊区、近镇郊区和偏远农村的地区划分来考量中国农村居民威权价值观的分布。如图2-4所示，在评价“公民应该对政府权威给予更多的尊重”这条陈述上，城市郊区、近镇郊区和偏远农村农民中各有17.2%、14.6%和19.8%表示“完全同意”，各有55.2%、48.6%和53.5%表示“同意”，揭示了威权意识在这些地区农民心中的主流地位。而且，从每个农村形态的数据看，回答“说不清”的受访者比例都不超过1/3，回答“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的受访者比例极低，这进一步印证了对于政府权威的尊重在中国农民中是主流。

图2-4 不同农村形态下农村居民对威权价值问题的回应分布

同样，我们使用威权价值这一变量进行分析之后，就可以更直观地了解不同农村形态与中国农民威权价值之间的关系。如图2-5所示，在“高威权价值”人群中，城市郊区、近镇郊区和偏远农村的受访者比例分别达到了72.4%、63.2%和73.3%；在“中威权价值”人群中，三类地区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21.1%、30.6%和22.5%；在“低威权价值”人群中，此比例分别为6.6%、6.3%和4.1%。同样，我们发现，无论在城市郊区、近镇郊区还是在偏远农村，大多数中国农村居民（60%以上）具有较高的威权价值。另外，近镇郊区农民的威权价值明显低于城市郊区和偏远农村的农民（相差约10个百分点），而偏远农村居民的威权价值观最高。

图2-5 中国农村居民威权价值与农村形态

综合图2-3和图2-5的考量，我们可以对权威价值在中国农村居民中的分布提出以下结论：第一，大多数的中国农村居民具有较高的“尊重和服从权威”的倾向，在传统文化传承中保留着这种深刻的印记，这种价值观主流格局长期以来比较稳固，并没有因为地区间不平衡发展而发生改变，它很可能会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政治态度、信仰和行为等产生作用。第二，因为历史、地理、政策等多种因素，威权价值观的分布出现了一定的地区差异，但差异并不是太大。在地区差异与农村形态差异结构中，沿海省份或近镇郊区农村居民的威权价值要明显低于其他地区的农民，其原因尚待进一步探讨，这在本书的后文会陆续加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