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分期与年代

客省庄二期文化分期研究大概始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有一位学者曾经对客省庄二期文化陶鬲形态的早晚变化进行过排比研究，但他的研究单纯着眼于器物形态考察，研究结果与遗迹单位器物共存情形发生抵触。这个事实说明，文化分期研究是不能与田野考古提供的情况相脱离的，只有以层位关系为依据，文化分期研究才能建立在较为稳妥的基础上。因此，本部分拟以某些遗址的层位关系为基础，来区分客省庄二期文化器物的早晚，进而对该文化的分期作一探讨。

赵家来遗址的层位关系对关中西区—甘肃东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赵家来的发掘分为两区。Ⅰ区Tl01共有六层，T102—T113共有九层；Ⅱ区的T201—T204共有三层。其中，T101第④层、T102—T113第④—⑨层、T201—T204第③层均为客省庄二期文化堆积。赵家来T102—T113第④—⑨层堆积厚达4.5米，表示客省庄二期文化先民在这里生活过较长时间。根据出土陶器形态的排比，T102—T113的第④—⑥层（包括属于各层的遗迹单位）所出陶器与第⑦—⑨层（包括属于各层的遗迹单位）所出陶器有较明显变化，可将④—⑥层视为较晚堆积，把⑦—⑨层视为较早堆积。综合观察，早、晚地层陶器的主要变化如下。

（1）早期地层较少发现单把袋足绳纹鬲的残片，更未发现可复原的器物；晚期常见单把袋足绳纹鬲的残片，且不止一件可复原（图五，2、4）。由此可以估计单把袋足绳纹鬲为晚期流行器物。（2）早、晚地层均有单把罐形篮纹鬲。晚期地层的罐形鬲器身与足分界不甚显著，足瘦短，器口作锯齿花边状（图五，5）。有的篮纹鬲罐体完全消失，变得与袋足鬲形态基本相同（图五，3）。（3）早期地层的斝器身为直口直腹近尖底的筒状罐形，器足上部外鼓（图五，27）；晚期地层的斝器身为侈口直腹圜底的筒状罐形，口下有双小耳，器足较细（图五，1）。（4）晚期地层的喇叭口折肩罐有的口部极度外侈，颈部细长，肩部折角明显（图五，18），这种形式器物不见于早期地层。（5）早期地层的侈口圆腹罐领部一般较低，器腹很圆，有的颈腹间有戳刺纹（图五，30、37、38）；晚期地层的侈口圆腹罐一般领部高且直，器身较长，器腹不如早期的圆浑，器口往往饰锯齿状花边，领颈部常有横行浅篮纹（图五，6～8）。（6）早期地层的双耳折腹罐领部粗短，腹径较大，双耳较小（图五，32、33）；晚期的双耳折腹罐器领高而腹径小，双耳大。（7）早期地层的豆柄部有长短之分，但相对来说，直径都比较小（图五，36、44）；晚期地层的豆除细长柄者外，还出现粗短柄形式（图五，19）。（8）早期地层的侈口折腹尊、盂、侈口折腹罐不见于晚期地层（图五，39、40）；晚期地层的圈足盘则不见于早期地层（图五，10）。

赵家来Ⅰ区Tl01东距T111不过10米左右，此探方的第④层距地表深近3米，厚0.5米，深度约与T102—T113早期地层相当。此层出有双耳圆腹罐、单把罐形鬲、喇叭口折肩罐、侈口圆腹罐等陶器（图五，28、31、45、48）。鬲的器身为圆腹罐形，器身与器足分界明显，器足硕大外鼓，与T102—T113晚期地层单把罐形鬲的形状有很大差别。喇叭口折肩罐的颈部较短，肩径较小且折角较钝，与T102—T113晚期地层的长颈折肩罐形式有较大区别。双耳圆腹罐及侈口圆腹罐的领部较低，腹部圆浑，也与T102—T113晚期地层的同类器有所差异而与早期地层的同类器近同。因此，Tl01第④层的年代应与T102—T113的早期地层相当。T101第④层被H5打破。H5出有双耳折腹罐和大口深腹两耳罐（图五，9、17）。前者领部细高，腹径较小，双耳很大，具有较晚的明显特征。因此，H5的年代应与T102—T113的晚期地层相当。

赵家来Ⅱ区T201—T204第③层厚仅0.2米，只出一些陶器碎片，难以判断其年代早晚。但T201第③层下的灰坑H4出有几件可复原陶器可供研究（图五，26、41、43）。其中一件斝器身为侈口筒形，中腹内收，下腹鼓折，腹侧有双小耳。它与Ⅰ区晚期地层的斝形态有较明显差别。其中一件罐为单耳，圆鼓腹，绳纹。单耳的绳纹罐在Ⅰ区晚期地层中也很少见到。还有一件鬲为单把袋足绳纹形式，则与Ⅰ区晚期地层的单把袋足鬲相同。H4的木炭标本（ZK1025）碳十四年代数据为公元前2460年，在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十多个碳十四数据中是年代较早的一个。综合上述器物形态及碳十四年代的情况，可以估定H4年代约与Ⅰ区T102—T113的早期地层相当或偏晚一些。

赵家来H2位于Ⅱ区发掘地点以北100米，上部已被农民取土破坏，缺乏地层关系。该坑出有斝一件、鬲三件、双耳折腹罐一件（图五，25、29、34、46、47）。斝的器身为侈口直腹收腰的筒状，腹下部微折，腹侧有双小耳，其形式与H4的斝相同。第3号鬲器身为单把罐形，罐体与器足分界明显，器足发达而外鼓，与较早的T101④层陶鬲特征接近。双耳折腹罐腹径较大，双耳较小，与I区早期地层的同类器物相近似。第2号和第15号单把罐形篮纹鬲的器身罐形不够显著，2号鬲口缘有花边，这些情况则与T102—T113晚期地层的单把罐形篮纹鬲有些近似，但它们的器足都较晚期地层的罐形鬲器足发达。从总体上看，H2所出陶器的早期特征较多，估计其年代基本上与T102—T113早期地层相当或偏晚一些。

石嘴头遗址东区M2打破F6这一层位关系也为关中西区一甘肃东区客省庄二期文化分期研究提供了一些依据。石嘴头M2随葬陶器共六件（图五，20～24）。其中，一件鬲为单把袋足绳纹形式，与赵家来晚期地层常见的绳纹鬲近同；一件双耳罐为喇叭口，短颈，圆肩，深腹，平底，肩侧有双小耳；另一件双耳罐为侈口，高领，鼓腹，平底，口下有双大耳，形态近似赵家来晚期H5的双大耳折腹罐；两件三耳罐均为侈口，高领，折腹，平底，大耳，器身形态与赵家来H5的双大耳罐近同，唯多一耳；一件折肩罐为侈口，斜直高领，深腹，肩部折角明显，也与赵家来晚期地层折肩罐肩部折角明显的特征相同。总体观之，石嘴头M2年代应与赵家来晚期地层大致相当。石嘴头F6出有可复原陶器六件（图五，49～52）。4号泥质双耳罐为侈口，溜肩，鼓腹，颈较长，腹径较大，双耳较小，形态与赵家来H2的双耳折腹罐接近；6号夹砂罐为侈口、鼓腹、平底，口下有双小耳，与赵家来早期地层的Tl01④层双耳罐接近，但腹部不很圆；3号双大耳罐为侈口，长颈，鼓腹，平底，腹径很大；2号双耳罐底部有三个扁锥状实足。估计石嘴头F6年代可能略早于赵家来晚期地层而与赵家来H2接近。

以赵家来和石嘴头层位关系为依据，结合器物形态的排比，试将关中西区—甘肃东区客省庄二期文化分为早、晚两期。

早期 赵家来早期地层及所属灰坑（T102—T113第⑦—⑨层、T101第④层、F9、H27、H32），赵家来H2、H4，客省庄H173，石嘴头F6，师赵村T335第③层，大辛村M3等。

晚期 赵家来晚期地层及所属灰坑（T102—T113第④—⑥层、H5、H7、H20、H31、F8），客省庄H68、H206、H174，石嘴头M2，师赵村T308第①层，桥村H4，大辛村H1、H9，双庵H2、H4、H5等。

康家遗址的层位关系则为关中东区及商洛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分期提供了线索。

康家的发掘分两区进行。Ⅰ区T1共有五层：第①层为扰乱层；第②—⑤层为文化层；第⑤层下为生土。T1第②④两个文化层没有发表陶器。T1第③层发表了一件陶盉，器身是敛口斜直腹的罐形斝，器口附加一个管状朝天短流，器肩有一对鋬手，器足短矮，身饰绳纹（图六，12）。T1第⑤层发表有五件陶器（图六，16、18、20、21、25）。其中，鬲为侈口，高领，袋足，单把，饰绳纹；斝为敛口，直腹，圜底，下接袋足，肩侧有双小耳；罐为直口，高领，圆腹，平底，器身较长；盆为斜直大口，浅腹，平底；豆为浅盘粗高柄。

康家T2H3开口于耕土层下，年代应属晚期。此坑出有一件直口直领袋足鬲，鬲口下有一孔（图六，14）。

Ⅱ区T4共有六层：第①层为耕土；第②—⑥层为客省庄二期文化堆积；第⑥层下为生土。发掘者根据这样的地层将此区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存分为三个阶段：第⑥层属第一阶段；第④⑤层属第二阶段；第②③层属第三阶段。属于第一阶段的H41出有鬲、斝、罐等陶器（图六，17、27）。鬲为侈口，袋足，单把，饰绳纹，高裆；罐为侈口，圆腹，平底，器腹很圆；另有一斝因发表的文字与图不符而未能确知形式。属于第二阶段的H29出有鬲、罐、豆、圈足盘、盖等（图六，19、22～24、26、28）。鬲为侈口，袋足，单把，饰绳纹；罐为侈口，圆腹，平底，器身较长；豆为浅盘，粗高柄；圈足盘为深盘，圈足径很大而短；器盖为圆形屋顶状。属于第三阶段的H16出有陶鬲（图六，1），该鬲为侈口，袋足，单把，饰绳纹，裆较低，器形小。同属这一阶段的还有T15第③层的一件双耳杯（图七，11），为敞口，斜直腹，平底，口下双小耳。此外还有F55∶1斝（图六，3），为直口圆腹双小耳，圜裆，足瘦小。

综合考察康家两区的层位关系，同时考虑发掘资料报道的数量，目前似乎可以粗略地分为早、晚两期（图六）。早期，包括Ⅱ区的H41、H29, I区的T1第⑤层；晚期，包括Ⅱ区的H16、T5第③层，Ⅰ区的H3、T1第③层。

T1第③层的盉与石峁H1∶4的盉很相似。石峁的盉是与斜直领袋足绳纹的双鋬鬲同出的。虽然客省庄二期文化与石峁遗存不属同一考古学文化，但某些器物形式的共存情形仍然可以为判断某些器物年代提供参考。根据石峁的情况，可以估定康家T1第③层的盉与斜直领袋足绳纹的双鋬鬲应是同时的。如果这样的估定不误，那么康家出有斜直领袋足绳纹双鋬鬲的H4则可能与T1第③层同时。除双鋬鬲以外，H4还出有三大耳罐、无耳罐、长颈折肩罐、双耳甑等器物（图六，2、5、7、13、15），它们似乎也可划归晚期。

此外，康家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的某些探方中的第②层（扰乱层）中的陶器，有的可能年代较晚，如T98②∶5的长颈罐、T10②∶9的高领杯、T104②∶7的瓮、T11②H11∶1器盖以及T101②∶16的深盘粗柄豆等（图六，4、6、9、10），风格与康家早期单位的器物风格有较大区别而与较晚的H4器物风格较为一致。

关中东部及商洛地区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存的层位关系资料较少，因而尚难进行较全面的分期。

关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年代，目前已有十六个碳十四年代测定标本数据可供研究（表一）。

其中，赵家来的有六个，康家、梓里村、紫荆的各有两个，桥村、木咀、双庵、师赵村的各有一个。赵家来F1①标本（ZK1091）出自早期地层，但数据反较出自晚期地层的H31的数据（ZK1192）为晚，显然数据偏轻。赵家来F4白灰面标本（ZK1083）及双庵F1木炭标本数据（WB82～03）也明显偏轻。康家H21木炭标本（BK91039）及康家F83木炭标本（BK91040）均出自康家第三阶段遗迹单位，年代自应较晚，但所示数据却比目前已经发表的所有客省庄二期文化标本数据都老，其中显然有较大误差。康家发掘简报认为，这两个标本数据“是康家村落遗址的下限年代”，可能过高地估定了康家遗址的年代。因为，如果据此估算，康家遗址的上限将会达到公元前2800年左右，整个康家遗址的年代便大约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偏早阶段相当，这与关中某些遗址中客省庄二期文化堆积叠压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堆积之上的地层关系明显相违。如果暂且将上述五个可能有较大偏差的标本数据置而不论，那么其余十一个标本数据年代均落在公元前2460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据此可以估定客省庄二期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