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

田心铭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中国的经验不能照搬到其他国家。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它本身就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以中国化的形式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其精神实质并不以中国的具体国情为限。中国的实践为历史发展总趋势提供了有力证明，也为前进中的社会主义不断提出新的课题。

关键词 中国实践 世界社会主义 普遍性 特殊性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引起了国内外学界对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关系的思考和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它指引下的实践，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理论和运动。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救了中国，发展了中国；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本文讨论的是后一方面的问题。

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国际性、世界性，但它是由相互联系的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共同构成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社会制度具有普遍性，但它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与各国实践的结合中不断丰富、发展的。因此，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理论成果都是世界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都有其特殊性，也都具有包含在特殊性中的普遍性。中国共产党人经过90多年的接力探索，开创了由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从世界社会主义的视角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它对社会主义的意义？这是思考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时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不能照搬到其他国家

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这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做斗争并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著作，包括他的代表性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就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揭露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毛泽东指出，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绝不能拒绝对于具体事物的研究而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又总结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指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见发生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外国经验不适合于中国也是毫不奇怪的。中国的教条主义者把外国人的意见和外国的经验神圣化而导致错误和挫折，是不懂得客观事物固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辩证法，不懂得人类认识的规律，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今天当我们讨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的世界性意义时，不能不记取党的历史上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毛泽东说：“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同样地，当今世界各国的问题只能由各国人民自己去解决。邓小平曾在会见非洲国家领导人时多次强调，中国的经验不能“搬给别国”,“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1988年邓小平会见莫桑比克总统时说：“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各种问题上，当其他国家的人民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哪些对他们是适合的或不适合的，这是需要由他们从本国实际出发去回答的问题，而不应当是由中国人来回答的问题。

二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具有普遍适用性

毛泽东在反对教条主义，强调“无个性即无共性”的同时又指出：“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这同列宁在指出“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的同时，又强调“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一样，全面地揭示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我们既要看到中国经验和各国经验的特殊性、个性，又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无疑也在特殊性中包含着超出一国范围的乃至世界性的普遍性、共性，问题就在于如何以实践为依据正确地将其揭示出来。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思想原则，是我们党最根本的历史经验。这条思想原则，具有超出一国范围的普遍的真理性。1945年党的七大决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就在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同时确立了这条“结合”原则。此后，每当党总结历史经验，决定党的路线的重要历史关头，都要重申这条原则，把它作为制定党的路线的依据。1956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说，“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要命题时，也把它同“结合”原则联系在一起，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指出，我们党90多年来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而取得的。

毛泽东、邓小平明确指出了这一“结合”原则的普遍真理性。邓小平1956年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毛泽东1963年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这个口号写进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那里面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结合”原则中“中国”的具体实际改为“本国”的或“各国”的具体实际，看上去只是一个字的改变，却极大地拓宽了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使其超出中国而成为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思想原则。“结合”原则之所以具有世界范围的普遍的真理性和适用性，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经受过长期实践反复检验的科学真理，它所揭示的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既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世界各国；另一方面是因为，事物的矛盾都有特殊性，这本身是一条具有普遍性的辩证法规律，“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任何国家都同中国一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国情，因而也和中国一样，解决本国的问题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概念和原理出发。所以，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实践和理论探索确立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是一条普遍适用的原则，它本身就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它以“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事实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因此，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是，马克思主义同时认为，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社会规律不是由社会之外强加给社会的，而是由人们自己的活动构成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不是自发地实现的，必须经过人民群众自觉的努力。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成功或失败、前进或后退，既要有客观条件，又离不开主体条件和主观努力。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正确认识本国的基本国情，制定符合客观实际、体现客观规律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取得成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离开了本国的具体实际，都不能不遭受挫折和失败。邓小平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他说，普遍真理有一条就是“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如果离开了这条普遍真理，不实现社会主义，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就不要存在了。但是，怎样才能比较快地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这就必须研究本国的特点。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可见，中国实践的启示是，要达到遵循客观规律和发挥主体能动性相统一，成功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归根到底要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结合”原则，是中国的也是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的成功之道。

三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价值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理论成果并非仅仅限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原则。笔者认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具有超出一国范围的普遍的适用性。

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出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重要论断。《决议》在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六个组成部分的内容后说：“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笔者看来，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这三个基本方面，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整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这三个基本方面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实践中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的理论成果，其表达方式也同中国文化融合在一起，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但是它们的内容超出了中国的特殊国情，上升到了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的高度。它们不是回答中国走什么道路，追求什么目标，实行什么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而是指明了站在什么立场、坚持什么世界观、采用什么方法去确定革命、建设的道路和目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它们所提供的，不是关于一定对象的具体结论，而是认识事物、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具有超出一国范围的普遍的适用性。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它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求出事物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它反对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要求我们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是毛泽东用中国语言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正因为如此，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具有普遍的真理性。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它是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而形成的。它用“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回答了党的工作究竟是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确立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指出了人民群众是党的一切力量的源泉；它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回答了党如何领导群众的问题，规定了党在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根本方法。群众路线与它所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理一样，既适用于中国，又具有普遍的价值。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它要求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它要求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实行自力更生。

邓小平对于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经验一向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但是在他看来，实事求是、独立自主、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些经验是可以对外介绍的。1982年，面对想了解中国经验的外国朋友，邓小平说：“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向第三世界朋友介绍的首要经验就是自力更生。”1984年邓小平在与外宾谈话时又说：“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他说：“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都直接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以中国化的形式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其精神实质并不以中国的具体国情为限，因而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价值。

四 中国的实践为历史发展总趋势提供了有力证明，也为前进中的社会主义不断提出新的课题

201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65年来，社会主义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旗帜不倒，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邓小平1986年说过：“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他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

近一百年前的十月革命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又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了低谷。科学社会主义还灵不灵？历史是不是会终结于资本主义？一时似乎又成了问题。这时邓小平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从那时以来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中国没有被压垮，社会主义没有被压垮。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了它的优越性，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使各国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们看到了历史进步的前景。

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在永无止境的探索中开拓自己前进的道路的。今天的中国走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沿，必然不断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课题。中国在世纪之交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现在经济总量跃升到了世界第二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实践已经证明它是成功的。但是，人们在一定条件下的实践和认识总是有限的，尚待解决的问题总是比已经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中国面临着许多迫切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难题。例如，如何才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国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竞争、国内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充满各种诱惑的环境里，怎样才能保持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作为人民公仆的本色，反对腐败，防止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现实生活中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大量令人忧虑的现象表明，这些问题不能说已经得到了解决。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说过：“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993年，他又不无忧虑地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间问题就会出来。”毋庸讳言，当年引起邓小平担忧的这些问题，现在并没有解决，而且更加严重了。不解决这些问题，社会主义就会遭受挫折，就存在着倒退的危险。中国发生的这些问题，是世界社会主义在前进中必然遇到而未曾解决的问题。好比走路，谁走在前头，谁就会先遇到问题，就要首先承担起解决问题的责任，自己去蹚路子，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披荆斩棘，攻关克难。这样的探索，无论是过程或结果，无论是成功的经验或失误的教训，都是值得珍惜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