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气候问题何以是政治问题

气候及其变化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是自然科学问题。但是，随着气候危机的加剧，国际社会对气候问题关注升温，气候问题已经从自然科学所面对的环境问题演变成重大国际社会政治问题。正如奥康纳指出：“‘生态危机’既是一种科学的阐述，在更大的程度上又是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性的范畴。”在现代社会，气候问题越来越被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而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焦点问题，一些发达国家也是趁机以解决气候问题为幌子，对他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干涉他国内政。

一 气候问题的政治考量

虽然气候问题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是毋庸置疑，人类活动是导致气候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这看似与政治无关，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气候问题的起因，就会发现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气候危机主要是西方国家所造成的，是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进行生产活动所造成的。有什么样的制度框架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活动，也就有什么样的环境破坏。因此，气候问题的产生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确切地说资本主义制度是引发气候问题的罪魁祸首。

早在1876年，马克思就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气候变化的异常，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指出：“我们在卡尔斯巴德（这里最近六个星期没有下雨）从各方面听到的和亲身感受的是：热死人！此外还缺水；帖普尔河好象是被谁吸干了。由于两岸树木伐尽，因而造成了一种美妙的情况：这条小河在多雨时期（如1872年）就泛滥，在干旱年头就干涸。”随着工业革命的突飞猛进，大量有害有毒的物质被排到大气中，造成了空气污染，1852年英国的曼彻斯特就第一次出现了酸雨。面对着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破坏，马克思从制度角度对此进行了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资本家、资本对利润的贪欲和整个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工业文明的反生态性并不是工业文明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工业文明所依附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造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对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作了生动的描写，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一旦有了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了，资本的本质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追求利润之神。“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对资本来说，任何一个对象本身所能具有的唯一的有用性，只能是使资本保存和增大。”资本完全主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它控制着整个社会的需要和消费。这样，由于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资本家贪婪的本性，生态危机其实内生于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逻辑，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

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社会制度批判往往与生态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生态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流派，他们以生态批判为切入点，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制度批判、技术批判和消费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性及其反生态性。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性突出体现在其生产的目的不是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是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使用价值服从于交换价值。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对此，莱易斯、阿格尔强调资本主义基于追求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以及为维系资本统治的合法性而倡导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必然会突破地球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引发生态危机，并且提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问题。奥康纳主要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二重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来说明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从而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高兹则从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将会导致生态不合理性的角度阐述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必然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在经济上是合理的，但这必然导致生态的破坏，因此资本主义的生态合理性与经济合理性是相互矛盾的。福斯特也指出，资本为了追求利润和短期的回报率，不可能按照生态原则来组织生产，最终必然会使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断，导致生态危机。“就生态、经济和世界稳定而言，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都变成了一种失灵的制度。……它正在破坏人类和地球的长期前景。”生态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性及其反生态性的分析，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危机产生的内在必然性：“在现行体制下保持世界工业产出的成倍增长而又不发生整体的生态灾难是不可能的。”因此，作为生态危机当中最严重的气候问题的产生与政治制度是有关的。正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所说：“全球环境所面临新的深远的威胁正日益变得显而易见……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必须归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既然气候问题的产生与政治有关，那么，要解决当前的气候问题，就仍然需要政治力量的参与，需要政府、国家、国际社会及公众共同行动起来，改变相关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为了协调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人类社会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变革起因在于生态，但变革本身在于社会和经济，而完成变革的过程则在于政治。”

马克思就提出了变革社会制度的设想，提出：“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他还认为，只有克服了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才能克服自然界中的异化现象，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真正和解。共产主义“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这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的条件下，人们不仅会合理地调节人际关系，而且会合理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社会发展同自然生态系统能够协调进行。“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提出了生态问题的社会化解决方案，即主张社会变革与生态革命相结合，“红色政权”与“绿色政权”相结合，实现政治制度的生态转向，建立共产主义制度。

在生态危机日益凸显的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西方社会兴起了绿色政治运动的热潮，其发展阶段大致分为：60年代“街头政治”的绿色抗义、70年代“国家政治”的绿色回应、80年代“平民政治”的绿色参与、90年代以后党派“议会政治”的绿色较量及“国际政治”泛绿化。在这一过程中，主要形成了“绿色绿党”（Green Green Party或Green Greens）和“红色绿党”（Red Green Party或Red Greens）两大流派，其划分依据是看他们主张生态中心主义还是主张生态社会主义。这两大流派主要围绕着人类如何走出生态危机展开了一系列的理论交锋和思想对话：“绿色绿党”高举“生态中心主义”旗帜，立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主张消解现代性，否定人类中心主义，强调自然内在价值，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进行适当改良来摆脱生态危机；“红色绿党”高举“生态社会主义”的大旗，立足于人与人社会关系的改造，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来摆脱生态危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如何走出生态危机，“绿色绿党”和“红色绿党”虽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是他们都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思考了政治与生态的关系，看到了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解决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唯一途径就是改变我们的生产关系，以实现新陈代谢的恢复。但是这要求与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彻底决裂。”

应当指出，对气候变化进行社会制度批判，是当前西方左翼学者的基本理论取向。他们认为现有制度无力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并严厉批判产生于这种制度之上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大卫·希尔曼和约瑟夫·韦恩·史密斯在其著作《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一书中，就提出了现行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失灵了，认为民主无力应对气候变化，将气候变化与民主对立起来。与希尔曼和史密斯彻底否定民主体制能够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不同，大卫·格里芬则要求实行一种不同于现行民主的“全球民主”，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民主，而不是现行于美国和多数名义上民主的国家之中的财阀民主”。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其著作《气候变化的政治》中，更是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全新政治理论。他认为：“如要我们控制全球变暖的雄心壮志变成现实，就必须做到政治创新。”于是，他提出了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一揽子方案——“气候变化的政治”，继而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保障型国家、政治敛合、经济敛合、前置、气候变化积极性、政治超越性、比例原则、发展要务、过度发展、抢先适应等。其中，保障型国家、政治敛合、经济敛合最为重要。这些全新的概念提供了一整套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理论，说明了政治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当然，气候问题既需要通过变革现行的政治制度来加以解决，但更多的还是要致力于国际社会谈判来加以解决。国际社会的气候谈判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签订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和协议，为解决气候问题作出了艰辛的政治努力。近年来，气候问题逐步从国际关系的边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越来越频繁地聚集在一起商讨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越来越多的国际会议也把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大会的主题，气候谈判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政治舞台，气候谈判蕴含政治斗争，气候问题政治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从1853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一次国际气象会议到1992年的巴西里约热内卢会议、1995年的京都会议，再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2010年的坎昆会议、2011年的德班会议、2012年的多哈会议和2013年的华沙会议，气候问题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一项重要议程。如果说1990年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拉开序幕之时，气候问题还只是处于国际政治舞台的边缘，那么经过二十多年的气候谈判，气候问题则已经占据了当今国际政治的核心位置。谈到国际关系，必讲气候问题；谈到气候问题，必讲国际关系。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国际社会的认知来看，气候变化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将气候危机与金融危机、核不扩散问题并列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三大挑战。其中，气候危机无疑是最严重的挑战之一。世界各国政府也纷纷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提升了气候变化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指出：“气候变化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必须严肃对待。”他出台了一揽子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凸显“绿色新政”的雏形。环顾全球，联合国所有的成员均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气候问题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二是从当前的外交实践来看，气候问题已经成为各国多边外交和双边外交讨论最多的话题。无论是政府间国际组织（如联合国），还是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无论是大国（如中国、美国、德国），还是小国（如图瓦卢、马尔代夫），气候变化都是其关注的焦点。另外，近年来，只要是国际性的会议，无论是经济会议（如世界经济达沃斯论坛），还是政治会议（如欧盟峰会），都在关注气候变化议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更是把2009年定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年，“逢会必谈”气候问题，从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气候问题与金融危机、能源问题、水资源问题一起成为年会的核心议题；到7月份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八国领导人围绕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形势进行了磋商；再到12月份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119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参与谈判，规模之大、级别之高，创下了联合国多边谈判的新纪录。气候变化问题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突出地位及其长期性决定了气候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将定义21世纪上半叶国际政治的内涵。

总之，气候问题与政治的关联日趋紧密。全球气候变化既对现有的政治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内涵。为此，需要我们全面而深刻地考察气候问题与政治之间的各种关系，构建适应气候变化的政治体系，气候政治也就得以兴起。否则，气候问题“只能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次上，甚至不能成为一个话题”。

二 气候政治的理论向度

既然气候政治是考察政治与气候问题产生、解决之间的关系，那么何谓气候政治、如何理解气候政治呢？要弄清楚这一问题，首先就要理解政治的内涵，然后再从这一内涵当中提升对气候政治的理解。

政治（Politics）源于希腊语，初指城堡或卫城，后同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而被赋予“邦”或“国”的意义。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它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由于不同时期人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同，因此，不同时代的学者对政治有着不同的阐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孔子把政治归结为伦理道德，认为政治的最高目的是为了使人和社会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政治乃是德教”；马基雅维里、马克斯·韦伯把政治视为“权术”“统治术”，认为政治是为争夺权力而施展谋略和玩弄权术的活动，“政治意指力求分享权力或力求影响权力分配”。奥克特认为，政治是“参加一个社会全面的管理过程”。虽然学术界对政治有不同的阐述，但是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认为政治是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就强调，政府需要处理的社会事务包括三大方面：一是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害；二是尽可能地保护社会上的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三是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因此，公共事务是涉及社会公众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的那些社会事务，如教育与卫生、住房与医疗、环保与生态等，它以社会公众普遍要求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为特征。

气候资源是人类最大的公共物品，因此不可避免地会遭受被过度使用的厄运。气候变化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解决气候问题，摆脱气候危机，关乎全人类的利益，因而是世界各国乃至全球面临的最大公共事务，也是当前最大的政治问题。由此可见，随着气候危机的加剧，气候政治也不断地显现出来。气候政治就是围绕着解决气候问题而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行为和活动，其目的就是协调好各国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摆脱气候危机，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气候问题从一个环境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到气候政治的日益凸显，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张胜军在《全球气候政治的变革与中国面临的三角难题》一文中，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类对气候变暖的科学认知。在该阶段，随着人们对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变化的认识逐步加深，气候变暖从一个科学问题逐渐成为各国国内的公共问题，并向国际蔓延。第二个阶段是气候政治的产生，也就是世界各国开始围绕气候问题进行密切的政治协商并试图协调行动，因此出现了各种利益碰撞，导致气候政治的产生，因而是气候政治作为因变量的阶段。第三阶段是后哥本哈根时代，气候政治对各国家行为体的行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进入气候变化作为自变量的政治时代。在这个阶段，气候已经成为政治问题的前提，是气候决定政治，而不是政治决定气候。气候变化正在塑造21世纪国际社会新格局，气候政治正成为国际关系的焦点。

第一，气候政治是对传统政治的扬弃。气候政治是人类进入工业化进程以来，为解决威胁全人类生存的气候问题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政治，它是对气候资源的价值及其权利的尊重和推崇；它是对无限生产和消费而过度利用气候资源所造成气候变化的抗议和反对；它是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所作出的努力。这三个层面的气候政治内容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没有对气候问题的关注所形成的气候政治观念就没有气候政治活动，没有气候政治活动就没有国际社会为解决气候问题所作出的努力。气候政治是对经济化政治的超越，它所追求的发展是着眼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强调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根本，因为气候变化造成的灾难是全球性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逃避。气候政治所要解决的气候问题比任何环境问题都要紧迫和重要，这也显示了气候政治的重要性。

气候政治主要研究和处理政治与气候环境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是在通晓气候学、生态学、政治学的基础上，运用政治知识更好地分析和解决气候问题，它将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从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到政策操作层面，如政治决策、国家权力的分配、国家之间的关系等系统地提出新的见解和主张，通过改造现有的政治学体系来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使人类对气候资源的利用更符合生态规律。因此，气候政治不仅吸纳了气候学、生态学、政治学的相关知识，还与环境政治学、国际关系、哲学和伦理学有关。当然，它不是按照气候学体系来构建政治学知识体系，也不是按照政治学体系来构建气候学体系，它是多学科的交叉政治体系。它“不以确保社会生态系统中自然、人、社会等某一单项指标的最优化为目标，而是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在社会意义上的最适化，即充分兼顾人、自然、社会各项因素，使之以最合理的方式协调地、平衡地发展”。因此，气候政治是对传统政治的扬弃，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

第二，气候政治属于国际政治的范畴。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曾经面临许多关涉生存的环境问题，但绝大多数属于局部性的问题，唯有当前的气候问题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既然气候问题属于全球性的问题，就需要世界各国共同行动起来，密切配合，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否则任何一个国家都难逃气候变化的惩罚。对此，世界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应该重新思考外交战略，把重心转移到国际气候公约的签署与履行上来，以解决气候问题；各国政府应该重新思考传统的国际政治关系，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给“气候与人类生存”应有的地位；世界各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应该让位于对全球利益的追求；国际政治运行机制也应该加以调整，平等对话要取代大国霸权、协商合作要取代对抗冲突。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气候峰会上所说：“科学家为了保护环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是政治家们行动的时候了。”随着政治、外交、经济、地缘等因素越来越多地渗入气候谈判中，气候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课题，气候政治也已经是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

第三，气候政治不回避斗争。既然气候政治属于国际政治的重要范畴，那么气候政治也就无法回避气候谈判中的政治斗争。相反，它提醒人们，政治斗争远没有结束，发展中国家要与气候霸权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气候政治问题涉及各国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联合国每年的气候峰会俨然变成了一个利益争夺场，世界各国围绕着利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就利用气候变化大做文章，打着“拯救人类共同家园”的幌子，推行气候霸权主义，遏制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的发展，争夺、把控气候谈判的“话语权”。如果说20世纪的话语权争夺涉及的是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话，那么21世纪话语权的争夺就体现为气候、资源和环境保护。在气候谈判中，大国始终处于主导和支配的地位，小国基本上没有足够的发言权。西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不只是为了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更主要的还是希望从中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西方国家一方面谴责发展中国家不负责任，另一方面又不提供实质性的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以便在绿色经济转型中获得最大利益。因此，西方大国绿色经济转型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而不是抑制全球变暖。这样在气候谈判中，就存在两条很清楚的斗争主线：一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与斗争，二是欧盟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另外，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内部排放大国与排放小国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清楚地表明，气候问题已经从一个环境问题演变成了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