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选题的缘由

随着全球异常天气的不断出现，气候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没有哪一个环境问题像气候问题这样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热切关注。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每年都要召开气候大会来商讨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气候谈判的级别也在不断升级。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气候灾难越来越多且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气候谈判一路走来迟迟没有结果，现在的气候谈判也已经演变成了世界各国争夺利益的政治博弈。为什么气候谈判迟迟没有结果，气候问题一直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呢？为什么汇集了整个人类智慧的气候谈判，其效率却会如此低下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社会只把气候问题看成一个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认为气候谈判的目的就只是寻找一个解决气候问题的政治技术方案，而忽视了气候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忽视了伦理道德在解决气候问题中的作用。事实上，气候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问题。气候谈判冲突的背后就蕴含伦理价值的冲突，因此，要形成解决气候问题的政治技术方案，首先就必须化解气候谈判中的伦理价值冲突，达成一定的伦理共识。可以说，伦理共识的达成要优先于解决气候问题的政治技术方案的形成。任何政治的正当合法性都需要接受伦理道义的考量，考量其道德合理性。伦理共识是行动的基础，面对着错综复杂的气候问题，国际社会之间如果没有一定的伦理共识，气候谈判是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因此，如何达成伦理共识，达成何种伦理共识，才能化解气候利益纷争，促进共同行动，走出气候谈判的“囚徒困境”，就成为气候政治博弈的关键点。在利益纷争之下，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气候伦理战略，抢占道义的制高点，将直接影响气候谈判的结局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些问题都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一 气候变化的现实危情

气候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任何变化都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经济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科学研究表明，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异常，气温升高是其主要特征。当然，这主要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过度使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排放大量温室气体的结果。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万特·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就对燃煤可能改变地球气候作出预测，并指出在全球气候不发生较大改变的条件下，大气所能吸收的碳排放量存在物理极限。现在，科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我们正在加速接近这个极限。当前的气候危机，就如同悬挂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严峻的挑战。

其一，气候变化造成生存危机。当前气候变化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全球变暖。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四次报告（2007年）指出：“目前的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比工业革命前升高了0.74℃；到21世纪末，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将升高1.8℃～4℃，海平面将升高18～59厘米。20世纪的100年是过去1000年中最暖的100年，而过去的50年又是过去1000年中最暖的50年。”气温的升高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极地冰雪融化，海平面上升。海平面的上升将会造成沿海城市和低洼的小岛屿国家的生存危机。据推断，海平面上升1米，就会影响陆地面积的0.3%、人口的1.3%、国民生产总值的1.3%、城镇区面积的1%、农业区面积的0.4%、湿地区面积的1.9%。像马尔代夫这样的海平面只有1.5米的小岛国，将很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飓风、台风、冰雪、旱涝和热带气旋等极端天气不断。世界气象组织确认，2010年全球平均气温是自人类有气温记录以来最高的一年，2010年还是极端天气频发的一年：俄罗斯夏季罕见高温引发森林大火；巴基斯坦连续降雨引发洪灾，致使1/4以上的国土被淹，超过2000万人无家可归；进入11月，欧洲多国出现大范围强降雪天气，交通一片混乱。而2012年1月以来，欧洲的极寒天气，更是造成500多人丧失了生命。我国也是受极端天气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07年政府公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就明确指出：“近50年来，中国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未来100年中国境内的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增大。”2010年春夏我国西南地区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干旱，从6月末开始，我国10余省市又陆续遭遇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5℃～37℃。7月5日，北京地面温度更是达到了68.3℃，打破历史纪录。全球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极端天气，使人们的生命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就夺去了1000多人的生命，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自然灾难造成的损失。布什总统更是把这场灾难造成的影响比作2001年9月美国遭受的恐怖主义袭击。

全球变暖还导致病菌滋生，一些传染性疾病的传播范围扩大，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每年都有170万人因为无法喝到安全的饮用水而过早死亡，如果水传染的病原体随着气温上升而加倍繁殖，这种情况将会恶化。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诸如痢疾、登革热、霍乱等流行性疾病将在非洲蔓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公布的报告，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从1997年开始，肯尼亚、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先后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导致这些医疗卫生设施相对落后的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霍乱。此外，由于多数非洲国家全年气温变化不大，本身的自然环境又有利于病菌的繁衍，气候的逐年恶化和雨量的不断增加又加速了病菌的滋生，卢旺达的疟疾发病率就比1995年猛增了3倍多。

全球气候变化还造成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越来越多的物种濒临灭绝。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7年10月发布的报告《全球环境展望（4）》，由于人类的活动，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已经开始，在已经被评估的脊椎动物物种中，30%的两栖动物、23%的哺乳动物和12%的鸟类的生存受到威胁。如果地球气温上升2℃，估计地球上将会有15%～37%的物种灭绝。如果温度上升超过2℃，会有更多物种灭绝，其比例会上升到37%～52%。其实，生物多样性是构成人类生命系统的基础，对人类的健康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的铆钉松落理论，就隐喻了物种多样性的重要性。在这个隐喻里，地球被描述为一艘太空飞船，地球上的物种被描述为铆接这艘太空飞船的铆钉。松落的铆钉越多，这艘太空飞船就越有可能四分五裂，而导航和驾驶飞船的生物也就越危险。气候变化预示着这种危险的到来甚至比埃利希想象的要快得多。

其二，气候变化造成发展困境。气候变化在造成人类生存危机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发展的困境，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与气候联系紧密，农业的丰收年、歉收年就能直接体现出气候变化情况。气候变化既影响农业的种植面积、产量，还影响农业的稳定性。俄罗斯学者认为，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估计北半球平均气温将上升2℃～3℃，这将会使农作物生长的自然带向北推移600～1000公里，这样一来，俄罗斯南部的耕地将会退化为黑土草原。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美国的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据估计，美国农产品的摆动幅度每年可达50%。此外，全球变暖还将导致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国家的农业生产条件恶化，其中整个乌克兰可能会变成干旱的草原，农业减产60%。日本学者也指出，气候变化将会给亚洲粮食生产带来沉重的打击，如果全球气温上升2.5℃，印度的小麦产量将会减产60%，土豆产量也将减少30%，朝鲜的高粱将减少近80%。气候变化影响了农业生产，必将造成地区性的粮食匮乏，导致粮食价格波动大，危及国家的稳定。

气候变化也将严重影响能源产业的发展。事实已经证明，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在生产活动过程中大量地燃烧化石燃料所导致的。因此，为解决这个问题，必将对与化石燃料有关的煤炭、石油等能源结构进行调整，这势必影响能源产业的发展，能源发展的不稳定性也将加剧。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就导致了墨西哥湾原油生产停工，沿岸的石油提炼也被迫停止，石油价格飙升到每加仑3美元。另外，气候变化对其他产业的影响也很明显。例如，《斯特恩报告》中就提到，根据简单的推算法，到21世纪中期，仅是极端天气的成本就可能达到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0.5%～1%。而这将使得保险成本迅速提高，同时因其起伏不定而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并且，该报告指出，把所有情况综合起来，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可能达到并超过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

其三，气候变化造成安全风险。气候变化问题当初只局限于环境领域，是科学家所讨论的环境问题，然而随着气候危机的加剧，气候变化作为一种“真实而存在的威胁”对国家和国际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其实，气候变化影响地区、国家安全是早已有之的事情。中外历史上一些王朝的衰败就见证了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比如，公元4～5世纪，匈奴人和日耳曼人由于干旱加剧和持续的寒冷天气而跨越伏尔加河和莱茵河进攻罗马帝国，导致罗马帝国最终被西哥特人灭亡。中国唐朝的灭亡、楼兰国的消失也与气候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气候问题不仅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还引发了不断的国际纷争。生态冲突、气候冲突成为国际外交乃至军事冲突的重要诱因，威胁着地区的安全与稳定。2007年6月，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报告《苏丹：冲突后环境评估》，就认为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是导致达尔富尔地区冲突的重要原因，证实了气候变化与政治稳定的紧密关系。近年来，随着北极地区气温的升高，北极冰盖正在加速融化，北极航道将有望开通，环北极国家对北极主权和资源的争夺正在上演，北极将会成为全球新的重要战略竞技场之一，对全球安全产生新的重大影响。2007年8月，俄罗斯北极科考队操纵深海潜水机器人在深达4300米的北冰洋洋底插上一面钛合金制造的俄罗斯国旗，标志着俄罗斯在这场争夺战中取得了先机，此举被莫斯科誉为“英雄的壮举”，但是遭到加拿大的严厉谴责，认为其行为与15世纪的土地争夺如出一辙。这说明全球气候变化催生了国际社会对北极主权和资源的争夺。

气候变化给全球的安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气候问题正日益成为21世纪的安全问题，世界上一些国家纷纷把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开展“气候外交”，强化其重要地位。2008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推出了《气候灾难：对外政策与气候变化的国家安全含义》一书，详细列举了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带来的八种挑战：加剧南北国家之间的紧张、造成“气候难民”的产生和迁徙、给人类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加剧水资源的匮乏、恶化核安全和核扩散问题、加重国家社会和政治机构的负担、对政府的效率能力和权威提出了挑战、加剧世界政治的失衡。德国政府也高度重视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在2007年发布了报告《气候变化：一个安全风险》，提出了气候变化导致冲突的四个机制，即气候导致的淡水资源的恶化引发冲突、气候导致的粮食减产引发冲突、气候导致的风暴和洪水灾害引发冲突、环境导致的移民引发冲突。英国政府在2008年发布了报告《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法律执行、国家安全和气候变化》，重点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指出气候变化导致三大安全威胁：国内动荡、族群间暴力和国际冲突，应对气候变化必须用预防战略取代反应战略。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在2007年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8年，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我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事关世界各国人民福祉。”在评估气候变化给国际安全带来长期后果的时候，我们应该重视贾里德·黛蒙德的警告：在许多历史事件中，只要气候温和，一个社会能够接受环境储备的消耗殆尽，但是当气候变得苛刻时，这些社会就会被推向崩溃的边缘甚至垮掉，环境影响与气候变化就是这种致命后果的共同见证。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给人类带来了生态灾难、经济灾难、分配不公乃至国家安全的挑战。难道人类的“2012”真的要到来吗？全球气候变化已经不是人为炒作，也不是伪命题，而是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

二 气候博弈陷入囚徒困境

随着全球气候的不断变化，气候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气候变化也是当今世界最具综合性和全球性的议题之一。气候问题关乎人类的未来，关乎人民的福祉，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政府间的谈判方面，自1990年联合国大会决定为缔结公约开始政府间谈判以来，围绕气候变化的争论和谈判已经走过了20多个春秋。通过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国际社会先后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波恩协定》《德里宣言》《哥本哈根协议》《坎昆决议》等一系列重要协议，这些重要协议在加强全球共识和团结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气候谈判从表面上看是关于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分担问题，但其在本质上是涉及各国政治、经济、国家利益乃至伦理价值取向的问题。气候谈判利益交错、矛盾互织、形势错综复杂。当前围绕着气候问题的谈判已经演变成了国家利益的博弈，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欧盟、美国、77国集团加中国三股力量，折射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内部矛盾、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分歧和针对排放大国的矛盾。两大阵营斗争的焦点是历史责任、减排目标、资金和技术转让，三股力量角力的是减排义务的分担。在2010年的坎昆会议上，发达国家在分歧当中有合作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则是在合作当中有分歧的趋势，国际气候谈判形成的两大阵营、三股力量、多个主体、多重博弈的格局出现微弱调整，但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抚今追昔，从里约热内卢到哥本哈根再到坎昆和德班，全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拯救地球的漫漫征程，始终交织着坎坷与希望。在“拯救人类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斗争更是非常激烈，最后通过了一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在2010年的坎昆会议上，会议一开始，日本政府的强硬态度就成为阻碍气候谈判进程的最大“绊脚石”，最后在多方妥协当中达成了《坎昆决议》。在2011年的德班会议上，气候谈判也是异常艰难，在“基础四国”多次斡旋和作出利益让步的情况下，大会在落幕的最后一刻，通过了四份决议。在气候危机面前，联合国的每一次气候大会都是挽救人类自身的会议，正在考验着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的人类智慧，并影响着人类的共同未来。

哥本哈根会议的艰难曲折、坎昆会议的困难重重、德班会议的异常艰难都表明气候问题已经成为各国利益博弈的政治问题，气候谈判似乎陷入了“囚徒困境”。如何去达成伦理共识，达成何种伦理共识，促进共同行动，走出气候谈判的“囚徒困境”，就成为气候博弈的关键点。在激烈的气候博弈中，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气候伦理战略来应对，以减轻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抢占政治话语权，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学术界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