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确立在朝鲜半岛的优势

远东地区漫长的边界、稀少的人口和交通线的不足，不仅是俄国在远东地区有效防卫的软肋，而且是俄国在远东地区军事扩张的魔咒。除了定居的哥萨克人之外，1886年俄国在远东的陆军仅有15000人，其中约11000人驻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由于西伯利亚抽不出军队，最近的增援基地也在4000公里以外的俄国欧洲部分，调兵到滨海地区最快也需要18个月的时间。俄国在远东的舰队并不具备主动进攻的实力，尚不能对中、日、英在远东的舰队形成威胁，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国在朝鲜问题上相对被动、谨慎抉择的立场。为了促进西伯利亚与俄国欧洲大陆的经济联系，为了增强俄国与列强角逐远东的军事实力，为了使俄国在朝鲜问题上“摆脱事变观察者的消极地位”, 1891年5月，根据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颁布的命令，西伯利亚大铁路正式破土动工。这条横穿欧亚大陆的大铁路的修建，是俄国集中力量向东方扩张的一个转折点。

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中日在朝鲜半岛渐趋激烈的争夺，俄国开始以大国身份卷入其中。1894年1月，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清政府应邀派兵镇压。日本乘机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在朝鲜没有发出派兵邀请的情况下，擅自六次派兵（相当于中国派兵总数）进入朝鲜并占领了汉城，“根本目的是要以决然的行动结束这时中国在朝鲜的霸主地位”。起义被镇压以后，日本拒绝从朝鲜撤军，引起多国不满。俄国曾多次向日本表明反对其重兵留驻朝鲜的立场，并应清政府的请求出面调停，劝说日本与中国同时从朝鲜撤军。日本一方面向俄国表明无意改变朝鲜的现状，一方面又拒绝从朝鲜撤军，并且建议日中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但遭到了清政府的坚决反对，中日矛盾激化。

1894年7月爆发的甲午战争，“既是中日两国在朝鲜争夺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战争，也是两国争夺在朝鲜的霸权和东亚国际体系中主导地位的战争”。事实上，俄国曾保证站在中国一边参战，但由于俄国驻东京的公使警告政府，“如果俄国帮助中国，英国有可能援助日本”，最终鉴于英国强大的海军实力，俄国选择了中立。战争期间，俄国政府先后召开三次特别会议讨论了远东的局势。1894年8月的第一次特别会议认为，维持朝鲜独立是俄国的基本立场，俄国应和相关国家共同努力，促使交战双方尽快停战，以外交方式解决朝鲜问题。俄国之所以没有采取积极干涉的政策，主要是担心日本和英国结成联盟，威胁俄国在远东的利益。中日和谈开始以后，为了应对和谈后可能出现的变局，1895年2月的第二次特别会议再次强调，俄国的主要目标仍然是维护朝鲜的独立，如果日本的要求“触犯我们的主要利益，则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必须见机行事”。1895年3月，日军占领辽东半岛，直逼京津地区，清政府被迫派李鸿章与日本议和。4月初，俄国得知日本要求割让辽东半岛的议和条件后，立即召开了第三次特别会议。会议认为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将会“由此而有朝鲜之全部”，这是对俄国的直接威胁。俄国应首先劝告日本放弃占领满洲南部，如遭拒绝，则保留自由行动的权利，其次要正式通知欧洲列强和中国，为保卫俄国利益起见，坚决主张日本放弃占领满洲南部。

根据4月17日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日本如愿割占了中国的辽东半岛。俄国财政部长维特伯爵（Count Witte）认为，“阻止日本向中国的腹地渗透，阻止日本在辽东半岛建立立足点，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为此，4月23日，俄、法、德三国驻日公使面会日本外务省外交次官，对《马关条约》中日本割取辽东半岛一条提出异议。其中俄国公使口述的备忘录称，俄国政府认为日本国割占辽东半岛，“有危及中国首都之虞，同时亦使朝鲜国之独立成为有名无实，以上实对将来远东永久之和平发生障碍。因此，俄国政府为了向日本国皇帝陛下之政府再度表示其诚实之友谊，兹特劝告日本国政府，放弃确实领有辽东半岛一事”。德法两国政府的劝告和俄国政府的劝告大同小异。为了分化三国联盟，日本政府向俄国驻日公使表示，俄日可在朝鲜问题上单独达成协议，拥有良港的朝鲜北部可归俄国所有。日本驻俄公使则向俄国政府表示，朝鲜的独立问题一定让俄国政府满意。但俄国并不为此所动，坚决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并派军队在日本海周围示威。“鉴于三国联合海军力量的强大，日本除了满足三国干涉还辽的要求之外别无选择”，最终被迫同意清政府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

甲午战后，为了防止日本吞噬朝鲜，执政的闵妃集团积极拉拢俄国。与此同时，“三国干涉还辽”以后，一败涂地的清政府也产生了“联俄制日”的想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俄国在远东的被动局面，为俄国加紧向朝鲜的渗透提供了时机。1895年7月，俄国驻朝代办韦贝支持闵妃集团发动政变，解除了政府中所有亲日派的职务，日本在朝鲜的影响力下降。10月8日，日本驻朝公使指挥几十名军警和官吏，闯进王宫杀死了闵妃，组建了没有亲俄势力参加的新政府。俄国闻讯后严加谴责，要求日本撤出在朝鲜的军警部队，否则将代朝鲜驱逐。1896年2月10日，俄国公使馆突然以“加强公使馆防御”为由，从停泊在仁川的俄国军舰抽调150名士兵和一门大炮开进了汉城。次日，朝鲜国王高宗及其他王族成员从日本控制的王宫逃到了俄国驻朝公使馆，直到1897年2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俄馆播迁”。其间，亲俄派组建的新政府，对亲日派大臣或驱逐或杀戮，日本苦心经营的亲日政权彻底瓦解。“俄馆播迁”期间，“朝鲜所有部门都在屏风里办公……俄国完全可以自由在汉城发号施令”,这次事件“是俄国在朝鲜政治影响日渐提升的象征”。

为了防止俄国在朝鲜半岛一国独大，日本被迫同意协商解决朝鲜问题。1896年5月，俄国驻朝代办和日本驻朝公使在汉城签署了《俄日两国代表关于朝鲜问题的备忘录》。日本承认朝鲜国王迁居俄国公使馆后的所有行为是正当的，国王自行决定是否继续留驻俄国公使馆。俄国承认有权在朝鲜派驻200名宪兵保护电话电报线，派800名日本军人保护汉城、釜山和元山的日本侨民，日本同意俄国也有权在朝鲜驻扎相同数量的军队。日本不仅承认了亲俄政权的合法性，而且承认了俄国在朝鲜与自己一样的驻军权，被迫撤出了利用战争驻扎在朝鲜的军队。6月9日，前往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日本特使山县有朋（Yamagata Aritomo），经过谈判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波诺夫（A. Lobanov）签订了《俄日关于朝鲜问题的议定书》。主要内容包括：两国共同决定今后对朝鲜经济援助或其他需要商议的事项；日本继续经营已占有的电话电报线，俄国保留汉城至俄朝边境架设电话电报线路的权利；朝鲜发生变乱，俄国享有与日本派相同数量军队的权利；允许朝鲜在其财政和经济状况许可的限度内，自主创建和维持由本国人组织的军队和警察。根据上述两个协定，俄国剥夺了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获得的控制朝鲜军政大权的优势地位，建立起了俄日共管朝鲜的局面。

山县有朋在谈判中还建议以北纬38度线作为日俄两国在朝鲜势力范围的分界线，试图与俄国瓜分朝鲜。然而，“由于朝鲜国王此时正在俄国使馆的保护之下，俄国在朝鲜处于比日本更有影响力的位置，所以他们认为不能接受日本的建议”，于是借口要维护朝鲜独立拒绝了这个建议。在结束与日本的谈判以后，俄国政府又与前来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朝鲜特使进行了谈判，试图在控制朝鲜军队和财政大权方面取得突破，以便为其政治上的优势提供保障。6月中旬，俄朝双方签署了一项秘密协定，规定由俄国军官训练朝鲜军队，俄国官员管理朝鲜财政。之后不久，俄国政府又向朝鲜提供所谓保证，即鉴于“今后两国交情愈愈亲密，如有请求必定允许”; “朝鲜如有不虞发生，或他国阻碍自由权利，俄国将公开抗议帮助”。1896年9月，俄国又取得了在鸭绿江和图们江上游的森林采伐权和图们江沿岸的矿山开采权。1897年底，俄国人阿列克谢耶夫（Alexeev）取代英国人柏卓安（J. Mcleavy Brown）把持朝鲜海关，并出任朝鲜财政顾问，俄国对朝鲜的控制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