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于幕后:苏联与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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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俄朝官方关系,谨慎介入朝鲜事务

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特征,决定了其军事扩张和领土兼并的本性。1878年柏林会议以后,俄国在欧洲陷入了孤立,随后向西、向南打通出海口的尝试也都归于失败。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俄国再次把对外扩张的重心转向了远东。“夺取出海口,南下太平洋”,是17世纪以来俄国远东政策的主要目标。朝鲜半岛在俄国的远东战略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俄国角逐远东、南下太平洋的桥头堡,那里有俄国海军垂涎已久的不冻港,被认为是俄国近似于不毛之地的远东边疆地区的天然粮仓。“朝鲜一旦为俄国的敌国所有,不仅会成为往不冻海面去的一个重要障碍,而且也会成为往南方市场去的一个障碍。谁控制了朝鲜,那谁就可以控制日本海和海参崴的孔道。没有朝鲜,俄国就不敢保证其必能守住它在西伯利亚已经获得的一切,更谈不上渗透满洲了。”〔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400~401页。进入19世纪80年代,国门洞开的朝鲜半岛已经成为列强争夺远东的又一角逐场。为了抵制俄国向朝鲜的扩张,清政府在无法向朝鲜提供有力保护的情况下,不惜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通过纵容其他列强对朝鲜的侵略,遏制俄国对朝鲜的渗透。

在英、美、法、日等国通过军事手段强迫朝鲜签订通商条约的情况下,俄国不再满足于维持非法边境贸易和接受朝鲜移民的现状,决定谋求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与朝鲜正式通商的目标。考虑到朝鲜与中国的藩属关系,1882年6月,俄国驻华公使比措夫(E. Butzov)根据政府的指示,照会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与朝鲜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要求。照会援引美朝条约,要求“将相同之章列入俄与高丽和约之内”,俄朝“边界事宜亦函入其中”。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第412页。清政府与朝鲜政府经过协商以后,7月18日,总理衙门复照俄国,仅同意在元山口岸“可照美、英、德各国水路通商章程一律办理”。至于俄国所提的“边界事宜”,照会借口“朝鲜与俄接境只有图们江口出海一隅,即附近之处亦无大都会可囤积商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51页。拒绝了开通陆路贸易和进行边境谈判的提议。

为了取得对朝鲜的陆路贸易权,使从朝鲜进入俄国的货物由秘密输入转变为合法进口,保障俄国边区居民对食品和肉类的需求,1882年,俄国外交部曾决定派其驻天津的领事韦贝(Karl Weber)赴朝鲜全权负责建交和贸易谈判事宜。比措夫在一封密信中告诉韦贝,“我们要签署的条约,类似于不久前美国和朝鲜缔结的条约,但是这对我们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它不能满足我们同朝鲜边境关系的需要”。潘晓伟:《俄国对朝政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第56页。后来由于“壬午兵变”的发生,韦贝未能成行。

1882年7月23日发生的“壬午兵变”,是在列强不断染指朝鲜、日本对朝鲜侵略日甚的情况下,朝鲜的爱国士兵和城市贫民发动的一次反对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的武装起义。起义很快被失势多年的大院君利用,并趁机推翻了闵妃集团的统治。清政府应闵妃集团的请求,派北洋水师的3艘战舰和1000余名水陆士兵开赴朝鲜,于8月底镇压了起义。闵妃集团重新执政以后,重申朝鲜仍属中国的藩国,允许清政府在朝鲜长期驻军,并对中朝通商给予特殊的优待,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地位较之前有所加强。“壬午兵变”期间,日本借口驻朝公使馆被捣毁和日本人被杀,派舰队兵临仁川,迫使朝鲜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和《朝日修好条规续约》,扩大了日本在朝鲜的权利。随后其他西方列强纷纷效仿日本,要求修改条约,朝鲜的半殖民地危机进一步加深。

在朝鲜满足了列强各国的修约要求之后,俄国再次谋求和朝鲜正式缔结条约。1884年初,俄国外交部再次授意驻华公使派韦贝出使朝鲜,签署与英朝条约类似的俄朝条约,并在领事对等、治外法权、朝中关系等方面提出特殊要求。鉴于清朝政府在兵变以后超越传统藩属关系,加强了对朝鲜事务的干涉,引起了朝鲜政府的不满,此时负责监管朝鲜外交事务的德国人穆麟德(M. Lendorff)受俄国人笼络,穆麟德(1847~1901),德国外交家。1869年到中国,先后在上海、汉口等地的海关任职。1874年到德国驻天津的领事馆,先后担任翻译和副领事。1879年,因协助李鸿章购买克虏伯的军火,得到李鸿章的赏识,1882年被李鸿章派往朝鲜监管海关和外交。向朝鲜国王高宗和闵妃集团鼓吹“引俄拒清”。于是高宗国王秘密派人到俄国南乌苏里地区,向当地的俄国官员表达了朝鲜政府亲俄的意图,并希望俄国尽快派代表到仁川谈判,尽快缔结俄朝条约,建立外交关系。朝鲜的亲俄表示正中俄国下怀,加之此时中国在中法战争中节节败退,日本正欲联合法国把中国驱逐出朝鲜。为了避免日本单独控制朝鲜,俄国决定尽快与朝鲜缔结条约,“在第一时间内取得和其他国家平等的地位”。潘晓伟:《俄国对朝政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第61页。

1884年6月29日至7月7日,俄朝两国代表在汉城进行了建交谈判,双方最终签署了《俄朝修好通商条约》与《附续通商章程》,条约规定,双方均可向对方首都派遣常驻代表或临时代表,可以向对别国开放的通商口岸派驻领事,济物浦、元山、釜山对俄国开放为通商口岸,双方军舰均可驶往对方口岸,不论其开放与否。如果朝鲜因故无法向俄国输出粮食,需提前一个月通知口岸领事,但不允许长期如此。《俄朝修好通商条约》与《附续通商章程》的签订,标志着俄朝官方关系的正式确立,它“为俄国势力进入朝鲜奠定了基础”。徐万民:《中韩关系史:近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第60页。此次谈判没有解决俄朝陆路贸易的问题,对于俄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事实上通过开放口岸开展海路贸易,对于在远东几乎没有商船来往的俄国来说意义不大,而朝鲜一旦停止边境贸易,则会使乌苏里地区乃至东西伯利亚陷入危险的境地。鉴于朝鲜无意开通陆路贸易的态度,俄国也没有急于求成,只好重新等待机会再谈。

俄朝建立官方关系之时,朝鲜已成为诸列强竞相争夺的对象。1884年12月4日,朝鲜受日本支持的开化派发动政变,推翻了闵妃集团的统治,宣布建立新政权并脱离中国独立,史称“甲申政变”。三天之后,袁世凯率领的清军推翻了开化派政权。12月10日,国王高宗回宫重新组建政权,中日在朝鲜的矛盾因此日益激化。为了避免中日战争危及朝鲜,穆麟德向朝鲜国王进言,劝其实行联俄拒清的政策以自保。朝鲜国王高宗和闵妃集团接受了穆麟德的建议,于1885年2月委派他到日本与俄国驻日公使戴维道夫(C. Davidov)秘密接触,寻求俄国对朝鲜的保护。俄国对朝鲜的请求虽求之不得,于是有了所谓的《第一次俄朝秘密协定》,规定一旦中日开战,朝鲜保持中立,接受俄国保护,聘请俄国军事教官若干。转引自徐万民《中韩关系史:近代卷》,第60页。但由于俄朝双方尚未就密约互换批准文书,就发生了英国强占巨文岛事件,俄国乘机要求享有与中日均等出兵朝鲜的权利,迫使朝鲜向中日两国通报了密约一事。由于中日两国的反对,朝鲜国王拒绝了俄国的要求。鉴于自身实力的差距和半岛局势的复杂性,在不能确保避免与中日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俄国只好罢手。

1885年4月15日,长期奉行“窒息沙俄”“窒息沙俄”,意即阻止俄国在亚欧大陆东西两端获得出海口,把俄国困在亚欧大陆上,防止其南下危及英国的利益。政策的英国,出兵占领了朝鲜的巨文岛。巨文岛位于朝鲜南海水域,当济州海峡要道,为对马海峡之门户,大小三个小岛形成一个海湾,湾内水深可容巨舰。英国此举既可阻止俄国舰队南下太平洋,又可威胁俄国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由此引发了英俄之间的严重对立。由于俄国当时还无法凭一己之力促使英国退还巨文岛,因此便转而催促中国帮助朝鲜索回巨文岛。1886年春曾纪泽在发给英国外交部的照会中表示,“俄使屡向中国要求,促英兵由巨文岛撤退。并谓英国若继续占领,则俄国不得不在朝鲜占领一地”。英国外交部答复说,“此岛之占领,并不伤害中国及其属国之权利利益,英国亦无占领该岛之意。惟此岛若归他国,则必遭中英两国之不利。以是中国若保证不使任何国占领该岛,则英国可安心撤兵”。英国的言外之意很明显是指俄国。1886年9月,俄国驻华公使奉命与李鸿章的会谈中谈及巨文岛一事,表示“俄国国家并无欲取巨文岛或朝鲜他处地方之意”,但不愿出具书面保证。后经中国多次交涉,俄国以照会形式表示,中俄“两国政府约明不改朝鲜现在情形,并永远不占据朝鲜境内土地”。以上引文分别转引自徐万民《中韩关系史:近代卷》,第56、57、59页。中国将此照会通知英国之后,1887年2月,英军撤出了巨文岛。

在中国设法帮助朝鲜索回巨文岛的同时,俄国也加紧了向朝鲜半岛的渗透。1885年10月6日,俄国首任驻朝鲜代办兼总领事韦贝抵达汉城后,与亲俄的闵妃集团保持了密切接触。朝鲜国王高宗亲自致信俄国驻朝代办韦贝,主动寻求俄国的保护,甚至提议俄国兵舰可常驻仁川。在英国占领巨文岛的情况下,考虑到公开为朝鲜提供保护有可能导致中国的干涉,甚至导致中国吞并朝鲜的后果,俄国还是采取了比较谨慎的对策。俄政府要求韦贝既要设法维护俄朝友好关系,保证俄朝边境安全,又要让朝鲜国王不要对求助俄国失去希望,尽量克制不要恶化中朝关系,更不能考虑派兵到朝鲜的事情。巨文岛事件之后,朝鲜对清政府的保护能力产生了质疑,俄朝之间的接触更加频繁。

与其他角逐远东的列强相比,俄国是一个后来者。尽管此时俄国在欧洲的外交舞台上非常被动,但它仍然认为,“亚洲对于俄国来说是尚未发现的美洲大陆,只要对亚洲充满激情,俄国的精神和力量就一定会获得新生”, “俄国未来的出路就在亚洲”。Robert A. Goldwin, Gerald Stourzh and Marvin Zetterbaum ed. : Readings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274.转引自Myung Hyun Cho, Korea and Major Powers: An Analysis of Power Structures in East Asia, Seoul: Seoul Computer Press, 1989, pp.46-47。由于远东地区远离俄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俄国在此地的军事力量薄弱,加之交通运输困难,它还不具备为了朝鲜与中国、英国、日本开战的实力。因此,维持与朝鲜的官方联系,分享列强在朝鲜的利益,防止任何一国独占朝鲜,保持在朝鲜问题上的谨慎抉择,是19世纪80年代俄国对朝政策的主要特征。鉴于当时中国在朝鲜势力一国独大,为了防止中国吞并朝鲜,1888年5月,俄国政府召开的特别会议认为,俄国应该支持日本关心朝鲜“不被中国人夺取”的政策,崔丕:《略论1895~1905沙皇俄国的侵朝政策》,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第9页。以借助日本的力量为日后俄国夺取朝鲜扫清障碍,但这并不意味着俄国支持日本占领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