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的实证研究

为了证明接近 (proximity) 在结构转变中的重要作用，Ricardo Hausmann, Bailey Klinger (2007) 提出了一种衡量产品之间相似程度的方法。将每对产品之间的接近建立在一个国家同时出口这两种产品的可能性基础之上。而且，通过大量数据及实证研究，他们证明了产品空间是高度异质的，这种异质性对结构转变的类型和速度有很特殊的含义。国家结构转变和升级的速度依赖于通往高附加值邻近产品的路径。

Hausmann等人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提取100多个国家的出口产品数据，为了避免选择产品的随意性，被选择的产品都具有比较优势。其次，计算同时出口两种产品的条件概率，选取其中最小的值作为接近值，即Proximity=min {P (xi, t | yj, t), P (xj, t | yi, t)}，其中，他们计算了SITC4位数的产品间接近值，并描绘了1962~2000年间，样本国家产品空间结构的演化。他们计算的结果与要素比例论的观点相符，组内产品间接近值大于组间产品的接近值。Hausmann等人的计算显示，对每个Leamer分类商品簇群而言，组内产品的接近值高于组间产品的接近值。如果把技术复杂程度作为产品之间关系的决定因素，用Lall的出口产品技术分类方法计算，结果显示，除了很小一部分跨组的接近值显著高于组内平均值，绝大部分组内的接近值更高。证明了Lall的技术分类方法抓住了产品之间相关性的很重要维度。但是这种形式远不能抓住复杂产品空间的所有特质。

为了验证邻近度对结构转型的重要性，针对每种产品，他们计算了国家—产品的相互关系，并将其定义为密度注2，指的是一个国家特定出口产品的密度。根据模型，企业更倾向于移动到距离近而密度大的新产品。他们通过绘制产品的密度图，验证当前时期没有显示比较优势的产品在下一期是否出现的分布，发现实现跳跃部分密度更高，证明了结构转换的确依赖于产品间的接近。最后他们还得出富裕国家生产的产品在产品空间的密集部分，而穷国则处在相对稀疏的部分。

注2{L-End} ，指的是给定产品到所有产品的接近值之和除以所有产品接近值之和。

Ricardo Hausmann, Bailey Klinger (2007) 在比较优势演化模型基础上，用同时出口两种有显示比较优势的产品条件概率最小值作为产品间的接近值，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SITC4位数产品数据，计算了775 × 775的接近矩阵，绘制成产品空间图。其特性如下：产品空间的核心部分由金属制品、机械和化工产品组成，其他产品种类则处于产品空间的外围部分。最外围是渔业、动物及热带农作物等。左边外围的第一大集群是纺织业和服装等，之后是动物制成品簇群。网络的最底端是很大的电子工业簇群，右边是采矿业，之后是森林和造纸产品。

产品空间图可以观察一个国家生产结构的演化。工业化国家占据了产品空间的核心，尽管它们也参与外围部分产品的制造，如纺织、林木产品和农产品等，但是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机器、金属制造和化工等产品上。东亚国家在产品空间核心的周围有显著的集群优势，竞争优势集中于服装、电子和纺织业簇群。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更远的外围，在采掘业、各种农业和服装上有比较优势。撒哈拉以南非洲出口极少，而且出口产品分布在产品空间的最外围部分，暗示了产品空间中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专业化类型。

通过对发展水平、收入等指标用不同的模型回归，Hausmann和Klinger证明了国家比较优势的演化遵循产品在结构空间的扩散过程。而且，由于跳跃存在临界值，产品空间的结构制约着扩散的过程。与世界上后发国家的发展历程相结合，这个结论暗示了国家的生产结构不仅受要素禀赋水平的约束，还受专用性要素的可替代性制约。同时他们认为，有能力拥有产品空间任何部分的国家，才有可能实现向发达国家的收敛。

经济体通过生产和出口产品种类的升级而实现增长，基于产品空间异质的假定，生产有些新产品所需要的技术、资本、制度及技能比其他新产品更简单。通过对产品空间的研究，他们发现，很多质优价高的产品位于连接高度密集的核，而低收入水平国家生产的产品占据连接相对稀疏的外围。依据比较优势演化理论，国家易于向当前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附近移动，允许国家定位于产品空间密集的部分，则该国出口产品的升级会更加迅速。很多国家只有通过实现产品空间中罕见的跳跃，才能达到密集的核。也就是产品空间制约了国家的发展，故很多穷国很难发展有竞争力的出口产品，很难向富国收敛。

为了进一步研究产品空间结构的影响，C. A. Hidalgo, B. Klinger, A. L. Barabási, R. Hausmann (2007) 模拟了一定临界值条件下韩国和智利在产品空间结构中的变化。在相对低的接近φ=0.55的条件下，两个国家都能够扩散到产品空间的核心部分，但是韩国因为其本身就已经在部分核心产品上有优势，所以扩散的过程更快。当临界值提高到φ=0.6时，智利扩散的速度相当缓慢，而韩国仍然很快扩散到核心部分。当φ=0.65时，智利根本不能扩散，而韩国只能很慢地向机械和电子产品扩散。

将这个分析扩大到整个世界，Hidalgo等人发现产品空间中，国家呈双峰分布，世界被分成贫富两极，只有很少的国家分布在中间。他们认为，产品空间演化的困难是这种双峰分布和穷国不能向富国积聚的重要原因。复杂的产品空间结构、国家的位置以及国家扩散过程的特征暗示了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机遇是不同的。不仅位于产品空间外围的穷国在向新产品移动过程中困难重重，就是发展水平、生产和出口产品技术复杂程度相当的国家，由于选择不同，一些国家能够顺利踏上转型和增长的路径，而另一些国家则陷入困境。

Ce Sar A. Hidalgo, Ricardo Hausmann (2009) 按照反射的方法，通过观察一个国家产品空间定位来了解国家的一些信息，这个定位由kc,0和kc,1的前两个值所决定。结果显示，kc,0和kc,1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关系，意味着多样化国家趋向于出口普遍性低的产品。例如，马来西亚 (kMYS,0=104, kMYS,1=18) 和巴基斯坦 (kPAK,0=104, kPAK,1=27.5) 出口产品总数相同，都为104种，但是马来西亚出口的产品普遍性 (18) 比巴基斯坦 (27.5)低。对产品层次的分析显示，马来西亚出口的产品被更多样化的国家所出口(kMYS,2=163, kPAK,2=142)，马来西亚出口产品的多样化指标为163，而巴基斯坦为142。这说明马来西亚的生产结构比巴基斯坦复杂，这归因于马来西亚拥有更多的可利用能力。

最后他们证明了能力的多少与多样化及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发现国家的多样化随着能力总量而增加，而普遍性是能力总量的减函数。这反过来证明了{L-End} 是描述一个国家能力的可得性、经济体的复杂性的贴切指标。该研究认为，复杂性是解释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他们对复杂性的衡量与人均收入高度相关，能够预言经济的增长，预言一个国家未来出口产品的复杂性，并证明了一个经济体复杂性与发展水平的关系。Hidalgo和Hausmann认为，应该通过发展产品来创造积累能力的激励，以此促进未来新产品与能力的协同演化。虽然形式上与C. A. Hidalgo, B. Klinger, A. L. Barabási, R. Hausmann (2007) 等研究有所不同，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Ce Sar A. Hidalgo, Ricardo Hausmann (2009) 的结论与产品空间理论所述的国家生产结构向邻近产品演化的观点相关；产品之间的联系建立在被相同的国家共同出口的可能性基础之上；产品空间中产品的接近性(proximity) 和本书提到的产品所需能力的相似性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