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产品空间理论对产业竞争优势转型研究的启示

探索国家之间增长绩效差异的原因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即是结构转型及结构转型过程所需能力的积累过程(Kuzenets, 1966; Chenery等，1986)。就结构转型过程的能力积累而言，内生比较优势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都认为转型过程的能力积累源于比较优势的转换，但是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内生比较优势理论主要关注分工网络模式等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 (指的是每两个个体之间是否互相连接和有交易关系的总信息) 的变化，而要素禀赋理论则主要关注资源分配与流向等非拓扑性质的变化 (杨小凯、张永生，2001)。

Dixit和Stiglitz (1977) 发现，即使两国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没有李嘉图所说的外生比较优势，但是如果存在规模经济，两国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从而产生内生的后天绝对优势。他们建立了“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权衡 (tradeoff)”模型，简称DS模型。此后，Krugman (1979) 在DS模型基础上，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别化引入国际贸易领域，很好地解释了林德尔贸易模式，即存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情形下，规模报酬递增形成的成本优势会抵消一国要素禀赋的先天劣势，使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增强进而产生国际贸易。新贸易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世界经济出现的产业空间积聚、地区差异和国别差异等经济现象，然而，该理论并没有很好解释国际贸易对工业化国家 (地区) 和非工业国家 (地区)的经济和产业结构演化的非对称影响 (Galor&Mountford, 2006)。

以上理论模型中，产品只是一国改变潜在要素禀赋结构的表现形式，是一国要素禀赋变动被动产生的结果，产品空间结构及其转换本身并没有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由于低估甚至忽略产品及产品空间本身的重要性，在提出和制定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大政策时，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往往关注资本积累等要素禀赋结构转换的宏观方面，忽略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微观主体——企业的重要作用。实质上，企业是发挥一国比较优势的最重要载体，企业家通过发挥其发现功能和协调功能，选择合适的升级路径，不断推动一国比较优势和产品空间结构的演化，最终推动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动态优化和升级。基于这种经济思想，Hidalgo等(2007) 建立了产品空间结构与比较优势演化的理论模型，他们认为产品和产品空间本身非常重要，一个国家生产并出口什么决定了该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并且，在相同的产品空间中，位于不同位置的国家，产业升级机会是不同的，这导致了发展的分岔和分化。

我国产业升级已经步入一个关键时期。进入这个时期，如果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不当，就会使整个社会付出很大代价。针对当前产业升级形势，在产业升级路径的选择上，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的作为有限，相比之下，比较优势演化理论则可提供更为有意义的参考与启示：

第一，产业升级的幅度和方向受既有产业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能力限制。一个国家产业升级路径有其自身规律，不能完全照搬他国的经验。产业升级存在一个最佳距离，这个距离在不同国家会有所不同。产业升级的方向和产业升级的距离，由产品间的技术距离所决定。国内有一种呼吁中国跨越重化工业阶段的声音，这种声音虽然表达的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如果政府强制推行这种跨越，会对中国经济造成灾难性打击。同样，那种在各地流行的通过产业链延伸实现产业升级的策略也未必完全是科学的，因为产业链内部各环节间的技术距离未必就少于产业链之间的距离。

第二，产业升级不一定是线性的，会发生分岔。对我国产业升级路径的各种观点进行归纳，不外乎两种：一种强调产业内升级，如从OEA、OEM、ODM到OBM；一种强调产业间升级，如跨过重化工业阶段，如通过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等主张都属于此类。这两种观点都是线性升级观。比较优势演化理论则认为，产业升级不一定是线性的，产业在升级过程中可能发生分岔。正是这种分岔产生了中国的出口之谜，促进了中国的经济成长。直至今日，中国的产业升级仍未从分岔式升级收敛到线性升级阶段。中国现阶段仍要实施产业间升级优先分岔战略，其重点仍在于产业间升级，通过产业间升级带动产业内升级。那种坚持我国的产业升级要沿着工艺升级到产品升级，到功能升级，再到跨产业升级的主张，虽然开始影响我国的产业升级实践，但这种主张既与我国产业升级实践相背离，也不是指导我国产业升级的最佳路线图。那种急于从OEA、OEM、ODM过渡到OBM的战略主张，对一个企业来说可能是适合的，但如果作为一种国家或地区战略，则值得商榷。因为这种战略并不是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战略。不能从OEA、OEM、ODM过渡到OBM，固然有其不利的一面，但如果不顾比较优势的演化规律，一味强行实现这种过渡，其不利后果将更为严重。

第三，产业升级可能中断。比较优势的演化不一定是连续的，存在中断的可能性，由此产业升级的进程也存在中断的可能性。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国家面临这种威胁的可能性最大。由于中国正在迈入这个时期，所以，采取措施降低乃至消除这种中断的风险，是中国政府未来必须面对的主要难题。政府在对我国产业升级保持乐观期望的同时，要充分防范这种风险，特别是要避免因政策措施不当，增加这种风险的威胁。

比较优势演化理论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相比，不仅可以为我国选择产业升级路径提供新的视角，帮助我们预见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无法预见的风险，还能为我国的产业升级提供具体的路径指导，为各个地区实施产业升级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实践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