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战略文化：理论与源流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著名学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将文化因素引入战略研究并提出“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这一重要概念[1]以来，从战略文化的视角观察和研究国际问题日渐成为国际关系学界一个崭新的分析范式，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研究解析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并从这个视角去分析这个国家的外交和安全战略，为更加深入、全面、准确地探寻国家的战略偏好（strategic preferences）和战略选择，为分析研究国家的战略利益和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工具。
第一节 理念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战略文化范式
对国家的身份、利益进行文化角度的分析并进而研究文化与国家行为的互动关系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前沿之一。20世纪80年代早期，学界开始感兴趣于使用文化、战略文化和其他一些理念性概念对国家行为作出解释。“文明冲突论”让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声名鹊起。这一论断在被提出时，以及在2001年“9 ·11”事件后之所以能引起巨大反响，原因在于它回应了新千年到来之际西方世界普遍感到的焦虑：害怕“成功国家”的竞争（亚洲）和“失败国家”的仇恨（整个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法国著名学者蒙布里亚尔认为，一旦意识形态试图将文化中一切旨在打破过于僵化的框架的努力套上桎梏，这种意识形态就成为病态现象，有时甚至非常可怕。“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欧洲革命导致了各种民族主义及其衍生现象，影响远远超过勒南（Renan）所说的共同生活意愿（vouloir vivre ensemble）。这种衍生现象之一就是希特勒的狂热极端民族国家主义。”蒙布里亚尔称，“意识形态会传染，19世纪的极端民族主义，及其由此带来的修昔底德式的‘仇恨和恐惧’，是造成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最根本原因”。[2]
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把国际关系中纷繁复杂异常凌乱的各种因素和行为现象高度抽象化而建立了高度概括简约的结构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可新现实主义对国际体系无政府特性的认定，并与其同样假定施动者具有先验给定的身份和利益。这两种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都被称为理性主义理论，它们把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看作自助体系，借鉴经典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把国际社会看作市场，把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体看作市场中的“公司”，从而认定在国际体系的结构作用下，每个行为体天生具有利己主义特征和理性特征，在给定的变量作用下，每个国家都将出于“自助”目的而发生同样的行为。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理性主义理论，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必须是体系层次的理论，而研究作为结构体系内互动单元的国家或国际行为体的理论都是“还原主义理论”。在理性主义的理论架构下，国家是“去人性化”“非人化”的行为体。主流理性主义理论——新现实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从而都是物质主义的理论。
温特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强调观念、认同和文化的作用。温特的理论一方面认为权力政治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是由国家建构的，行为体包括其身份和利益则是由国际结构文化建构而成，从而对不同国家行为体是否在国际无政府结构的制约下只会采取同一种行为的理论提出了根本质疑。同时，另一方面，温特的理论鼓励和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对身份和利益关系的研究，即行为体的利益取决于行为体身份，而行为体利益则影响行为体的行为。温特评论说，“乔治和基欧汉（George and Keohane）指出了三种国家利益——生存、独立、经济财富。他们习惯地把这些利益称之为‘生命、自由、财产’。我要再加上第四种利益，即‘集体自尊’（self-esteem）。这些利益的形式因国家其他身份而异，但是，所有国家的根本需求是一样的。如果国家要再造自我，就必须考虑这种需求”。[3]
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给了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各个国家以“人性”。温特不否认把国家当作真实的、单一的行为体的做法是合理的，认为这样的国家才可能被赋予意图特征，但温特认为“提倡这种做法的学者忽视了这样的合理性，往往把国家施动当作无可置疑的给定因素，从而招致持怀疑态度的批评者对此提出疑问”。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框架把国家定义为具有主权和在其领土内使用暴力的垄断权的组织行为体，国家形式是在国家与其统治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建构起来的，又是通过政治权威结构对社会施行统治的。温特建构主义理论的突出贡献在于，它说明了国家是怎样由内部结构建构的，这些内部结构把国家的集体观念和使其成员的集体行为制度化并得以认可的规则结合起来。温特说，“个体主义者要使我们相信，国家的任何属性都不是由国际体系建构的，整体主义则要使我们相信国家的一切属性都是由国际体系建构的。介于两者之间的某一点才是真实的表述”。[4]秦亚青教授对此认为，国际关系的研究议程应该包含人性的内容，尤其是人的社会性。建构主义重新开始质疑被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视为给定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如国家，提出并解答“我是谁、他是谁”这样一些基本哲学本体论问题，力图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使人的能动性、社会性和实践性体现出来，因此也使政治的本意体现了出来。[5]
温特认为，国家在内部结构建构、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主体间互动）、与国际体系结构的互动中形成了自己的身份和利益。这样的身份和利益不是先验给定不变的，而是由文化建构的，并且是进化的。国家利益被温特定义为“生存、独立、经济财富和集体自尊四种客观利益”。[6]同时温特认为，国家身份形成的主导逻辑不是自然选择，而是文化选择。他认为，“身份是由模仿和社会习得建构起来的，建构主义强调身份和利益的造就和再造。按照建构主义的看法，一个完全内化文化的标志是行为体与这个文化的认同并把这个文化以及一般化的他者作为对自我悟知的一部分”。[7]在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看来，国际关系中的文化是指不同行为体经过互动社会化而习得并共同拥有的国际规范、制度和规则。换言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层面的文化是指社会建构的共有知识，即集体观念，这种行为体之间共有的和相互关联的知识，包括信念和意愿。这些重要的理论探索为后来的战略文化学者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1977年9月，斯奈德在为兰德公司提供的一份题为《苏联的战略文化：有限核作战的含义》的研究报告中，将政治学领域的政治文化概念运用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从而首先引出了战略文化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国家战略决策者通过传授或模仿而获取并彼此分享的关于核战略的观念、情感上的条件反射和习惯性行为模式的总合”（Sum of total of ideas, conditioned emotional response and pattern of habitual behaviour that members of national strategic community have acquired）。斯奈德认为，将苏联人的战略思维方式视为一种独特的“战略文化”可以解释苏联为什么倾向于单边而不是合作式的摧毁限制战略，美苏两国战略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对待有限核战争的不同态度。[8]
英国学者科林·格雷（Colin S.Gray）指出，战略文化提供理解国家行为的背景，并不解释行为的原因。战略可以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有一个方面就是文化的。文化是指有着一定独特历史经历的某一特定安全共同体所具有的、持续存在和社会传播的观念、态度、传统、思维习惯和优先行为方式。某一特定的共同体可能具有不止一种战略文化，就像针对特定的任务或地理环境会有多种军事文化一样。例如，美国战略文化中就包含着一些明显对立的倾向，它们是两种极端，但是都属于“美国的风格”。战略文化与国家行为之间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文化只是塑造战略制订的过程和影响战略的实施，并不一定实际选择与某些抽象的或理想化的文化偏好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一个安全共同体的实际行为可能与其主导战略文化暗示的战略偏好完全相反。比如，在一战中，英国作为一个海上战略文化国家，却被迫发挥了一个陆上大国的作用。再如，根据美国的战略文化，本来是不允许发动像越南战争那样一场不能取胜的战争的，但是越南战争却成为美国在二战后卷入时间最长的一次战争。[9]
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认为，西方的战略文化研究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0]第一阶段为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所谓“决定论”时期。在这一时期，西方战略文化研究的重点是解释美苏两国核战略不同的原因，认为战略文化是固定不变的，是美苏两国不同战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例如格雷（Colin Gray）曾认为，美国的历史经验影响着其对于武力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促使主导其战略选择的一套独特信仰的产生，而这一信仰又导致形成了美国独特的核战略。第二阶段为8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的所谓“工具论”时期。在这一时期，西方战略文化研究有了深入发展，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国家内部的战略决策，认为战略文化是战略决策领域政治主导权拥有者手中的工具。例如克莱因（Bradley S.Klein）就认为，美国对外所宣称的战略，实质上是政治精英们为了使他们实际施行的战略被接受和消除潜在政治挑战力量的工具。第三阶段为90年代以来的所谓“干预变量”时期，即认为战略文化既不是决定因素，也不是工具，而是一种干预变量。在这一时期，战略文化研究侧重于“利益决定论”所无法解释的战略选择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避免了第一阶段的决定论，认为战略文化是可以变化的。例如，“干预变量论”主要代表列格罗（Jeffrey W.Legro）就认为，由于战略文化根植于最近的经验，而不是历史，因此战略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变化的。二是注重理论的检验以及与不同理论的对比。例如，列格罗检验了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组织文化论对制约战争的解释。另一“干预变量论”代表人物科尔（Kier）则将结构现实主义、官僚组织理论与战略文化论进行了对比。
以彼得·卡赞斯坦为首的学者们在1996年出版的一本集体著作《国家安全的文化：国际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11]进一步确认“战略文化”的内容，把行为规范与国家认同视为影响战略决策的决定性变量。该书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探讨了两方面主题：第一个方面是探讨战略决策中的文化、制度背景，其中涉及对各种行为规范的讨论。第二个方面则集中讨论国家、种族的认同对战略决策的影响。该书认为，规范是在群体生活中产生的行为准则或风俗习惯。其作用也有两种：其一，规范可以建构一个国家新的认同。其二，规范也能进一步确定一个已经存在的国家认同。该书另一个主题是对认同的有关研究，视“认同”为国家建构中的主要变量，进而认为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就是此种认同的确立过程中造成的现象。事实上，该书的作者们普遍地认为“文化”既是一套评价标准（evaluative standard），也是一种认知准则（cognitive standard），而不同种类的“规范”以及“认同”就是在这个广义的文化平台上运作，其存在决定了各个国家、群体该在何种制度下生存、社会制度怎样运作、如何规范与其他群体的关系，等等。根据他们的观点，规范与认同实际上限制了决策者可运用的手段，战略决策不可能脱离文化体系而存在，“战略文化”应该被确立为研究国防决策、战争战略的主要方向。
斯奈德提出战略文化的概念早于温特建构主义的理论，但正是建构主义给予了战略文化概念以全新的理论生命，使之成为一种研究国际问题的重要范式。斯奈德之后，随着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创新，尤其是建构主义的兴起，“战略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了很大发展，这一研究思路被其他学者们所继承和发展，成为战略研究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
比如上文提到的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他把战略文化定义为“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它通过形成关于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作用和效率的概念，建立起普遍、持久的战略偏好”。江忆恩认为，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战略文化包括两部分内涵：一是关于战略环境的规律性的一组假定，即战争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战争是偏离常规的还是不可避免的），对手及其造成的威胁的性质（零和还是非零和），使用武力的效用（控制结果和消除威胁的能力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使用武力有用），这些构成战略文化的核心范式；二是与核心范式有着密切逻辑联系的可操作层次上的一组假定，即关于如何应对上述战略环境的、经过等级排序的一组战略偏好（a limited, ranked set of grand-strategic preferences）。江忆恩战略文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不同的战略文化决定了不同国家对于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等国际关系主题的认识，塑造了不同国家的身份认同和战略偏好，进而决定了国家之间不同的战略选择，也就是国家的战略行为。[12]江忆恩的理论得到了包括秦亚青教授等在内的很多中外学者的认同。
事实上，西方学者对战略文化的研究无论在本体论还是方法论方面都有着很大分歧，对战略文化概念的界定和定义也各自不同。仅从国际关系学理论谱系的角度看，提出战略文化概念的斯奈德教授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其名著《帝国的迷思》被认为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之一，[13]而江忆恩则是建构主义学派的重量级代表人物。对战略文化是一种常量还是变量，它能够阐释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原因还是仅提供行为背景的争论尤其严重，并由此产生了第一代和第三代战略文化学者间的论战。从此产生的这些学理分歧一方面导致人们对战略文化的定义、概念及其运用方法产生很大歧义，另一方面也拓展了人们的思路，从而使运用战略文化范式和理论架构开展国际战略问题和安全问题分析研究的视野变得更为宽广——要知道，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就是在争论中前行发展的。一个新的理论，围绕其开展的论战越多、学术纷争越激烈、争论者的学理层次越高，则越证明这个理论富有魅力、位于前沿，且拥有未来。
中国学者对战略文化的研究开始于军事战略研究领域，从李际均将军在1997年《中国军事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战略文化》一文起，迄今仅有17年的时间。李晓燕博士在其论文中总结了中国学者战略文化研究的特点：一是对“战略文化”概念的界定尚无统一意见；二是在军事战略和国际关系两个不同的学术领域展开研究且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三是对西方战略文化研究的引介相对较多，对战略文化本身的基础性理论研究较少。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战略文化与一国文化的一致是必然的、毋庸置疑的；战略文化对国家行为具有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简言之，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战略文化；有什么样的战略文化，必然有与之相符合的国家行为。[14]
李际均在《论战略文化》一文中指出，“思想文化与战略相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文化。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它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因为战略家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文化都有其传统文化的烙印。也就是说，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是思想文化，而且战略思想最终要汇入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去”。[15]
李际均对战略文化的定义及其基本观点得到了很多中国学者，尤其是军事战略学者的认同，在他们看来，“战略文化是指影响和制约国家或民族战略行为的思想和文化因素，它是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战略领域里的反映，是制定战略的思想文化脉络，对战略行为具有深远的影响”。“战略文化从属于一国大文化的范畴，是大文化中最富活力的成分。不同文化传承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战略文化，而这些战略文化进而导致决策者在决策问题上的不同认知的形成，从而在国家发展的战略上，对于目标的优先次序、目标与手段间的关系问题产生出不同的判断，并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国家战略选择。”基于这种观点对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也无一例外地认为，中国的战略文化与文化表现出完全一致的性质和特征。“中国的战略文化植根于中国古典文化，深受传统哲学思想与战略思维的影响，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战略思维相结合的产物。”“中华民族是一个战略思维十分活跃而成熟的民族。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战略思想的宝藏。战略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重要的支脉、一个重要的源头，并且是其极具华彩和魅力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决定了中华民族战略文化的特色。中国发达的战略文化又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6]
军事战略领域另外一些学者对战略文化的研究明显受到西方研究的影响，侧重于从微观层面界定战略文化的含义，在观点上有对西方研究的明显借鉴与融会。宫玉振把战略文化定义为“国家在运用战略手段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持久性的、相对稳定的价值取向与习惯性的行为模式”。并且认为，“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作为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战略文化传统的基本性格必然要受到所属文化传统的主导性价值观念的渗透与影响。战略文化传统的价值体系的核心，也往往是由其文化传统的主导性价值观念构成的”。周丕启也是从抽象层面定义战略文化，认为“战略文化实质上是战略决策者在决定以军事力量来实现国家政治目标过程中所共有的习惯性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张晓军和许嘉从文化的含义入手界定战略文化的含义，并且融会了中西学者的观点，认为战略文化“是指由战略符号系统载荷的社会信息”。它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与冲突性质、暴力使用、安全内涵、敌人和威胁性质相关的对抗性符号系统载荷的不断生成的社会信息；另一部分是与优先次序、理性选择、结果判断相关的对抗性符号系统载荷的不断生成的社会信息。”“战略文化从属于一国‘大文化’，并受一国的精神文化、科技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影响。‘大文化’的不同会导致决策者在战略的优先次序、方案制定、原则及目标选择上，表现出一定程度或本质的差异。中美两国属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由于文化渊源不同，在继承人类共同文明的基础上，两国的战略文化呈现出较大差异。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并体现在两国政府的战略思维和决策中。”[17]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战略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对战略文化的关注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国际关系学界对建构主义理论的兴趣增长而引介了西方战略文化研究，很大部分借用了江忆恩的战略文化概念及其对西方三代战略文化研究的总结。[18]外交学院教授秦亚青认为，战略文化是指“一整套宏观战略观念，其基本内容被国家决策人所认同，并据此建立起一个国家长期的战略取向。战略文化包含一套统合的符号系统，帮助确立军事力量在国家间政治关系中的作用和有效性的信念，因而建立起国家主导性战略偏好”。他在文章中说，战略文化包括对战略环境秩序的基本估计，确立国家决策者对国际冲突及其解决方式的理解，尤其涉及对武力的认识。战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略选择。战略文化可以划分为两类：冲突型战略文化和合作型战略文化。为了使战略文化的概念可操作化，我们将其进一步定义为三种认识：对战争的认识、对冲突的认识和对暴力功效的认识。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将每一种认识分为两种对立的观念：对战争的认识涉及怎样认识战争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即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还是异常现象；对冲突的认识指涉及怎样认识冲突的性质，即认为冲突是否必为零和性质；对暴力的功效的认识涉及怎样认识使用暴力所产生的结果，即暴力是否可以有效地保护自我利益和决定国际事件的结果。如果认为战争是人类事务中不可避免和不必避免的现象、冲突具有必然的零和性质、暴力可以有效地保护自我利益和消除安全威胁，行为体的战略文化就属于冲突型战略文化。反之，则属于合作型战略文化。在行为层面上，战略文化则影响到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安全战略的实施。[19]
郭树勇则把战略文化定义为“一个民族或政治共同体贯穿于其世界观、战争观与和平观的带有长期性和根本性的理念”。并且认为，“只要这个世界上还主要是由民族或国家构成，这个世界的大部分现象的本质就必须要到民族文化中去寻找”。“文化在一个民族的对外战争实践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20]
综上可见，虽然中国学者对战略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论者大部分都高度认同一国战略文化与战略行为间的紧密关系，认为国家战略行为受到其战略文化的重大影响。
自从20世纪70年代“战略文化”概念被提出以来，有的学者运用这一新的范式分析不同国家各自的战略文化或相关国家的对外战略、政策，有的学者则对不同国家的战略文化进行比较分析，也有学者对这一理论本身的内涵和方法进行不断的阐释发扬。这些有益尝试拓宽了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视野，也为国际关系理论在新时代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斯奈德、格雷、克莱因等人从苏联（俄罗斯）、美国各自战略文化的角度分析研究了苏联、美国核战略的文化根源，并得出了各自不同的结论，这些分析不断拓宽了战略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于2006年11月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研究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战略文化，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报告。2007年9月，该中心还在巴黎召开了专题研讨会。[21]法国学者让—克里斯托夫·罗默（Jean-Christophe Romer）在《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的核战争——论苏联战略文化的形成（1945-1965）》[La guerre nucléaire de Staline à Khrouchtchev. Essai sur la constitution d'une culture stratégique en URSS（1945—1965）]一书中，对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的核战争观念用战略文化范式进行了研究，并据此研究了俄罗斯（苏联）的战略文化偏好。
江忆恩通过分析中国古代兵家典籍和明代诏诰等历史文献，对中国的战略文化进行了历史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说中国的战略文化是一种强现实主义战略文化，并认为这种强现实主义战略文化仍然影响当今中国的战略行为。
秦亚青在《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一文中提出了对中国战略文化的基本假设，即“中国的主导战略文化经历着再建构的过程，从一种较多地属于冲突型的战略文化向较多地属于合作型的战略文化的方向转化”，并对其做出初步验证，是目前国内国际关系学界所见不多的对战略文化进行实证研究的尝试之一。
此外，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章节根、[22]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宋德星[23]从战略文化视角对印度核战略、印度大国地位追求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李永成对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在布拉格做出的无核倡议进行了战略文化层面的分析，[24]认为战略文化是理解美国行为的重要理论工具。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政府系让·莫内教席教授，埃米尔· J.科什纳（Emil J Kirchner）撰文认为，从安全威胁的感知、威胁应对方式、资源分配和公众舆论等四个方面对比分析欧洲安全战略视角和欧盟四个主要成员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视角的异同可以看出，虽然欧洲安全战略尚未形成一种明显的认同或独立性，而且各欧盟成员国之间还存在重要的分歧，但是它却为共同的安全战略或安全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5]
观察分析国内外学者用战略文化范式分析我国或外国对外战略或安全战略的研究，一个突出的分歧是对战略文化的概念界定和效用各持己见。对研究对象国的战略文化考察，则因出于不同视角、不同观念或方法，导致不同学者对同一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政策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其中目前引起国内学者更多关注的，是江忆恩和秦亚青等人关于中国战略文化的争论。[26]事实上对于江忆恩本人来说，选取中国案例只是为了实现对其理论的验证，至于中国的战略文化本身到底是“强现实主义的”还是“理想主义的”，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则对他而言并不重要。
第二节 法兰西战略文化：定义和要素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在世界舞台上特立独行、积极活跃，对国际事务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然而这种大国影响力与法国本身的国力并不相称。无论是在战后初期戴高乐执政的时代还是冷战后的法国，其国家规模、综合国力、军事实力都只能算二流大国，[27]但法国却“手持二等舱客票坐上了头等舱”，其中的原因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思考。仅从理性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或制度自由主义——将国家“去人性化”的范式和概念出发，不能完全解释法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这个世界上与法国有着相似的现实和潜在权力——人口、国土、经济规模、科技力量、常备军，等等——的国家有很多，但它们对自身利益的界定、它们的行为偏好与国家目标、它们的行为方式却与法国大不相同。
一个有意思的试验是对德国和法国的政策及行为进行比较。在国土面积、人口、经济军事实力和生产力水平等变量相对一致或接近的情况下，由历史、文化、人文传统等要素建构而成的理念性变量成为德国和法国各自界定其国家利益、决定其截然不同的国家行为的重要原因。基辛格博士认为，“德国由于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较晚，对国家利益的界定没有经验，因此在20世纪造成了不少人类惨剧，其自身的战略目标也无法达成”。[28]美国战略学家威廉森·默里分析认为：“希特勒在30年代后期的战略决策简直完全没有规定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平衡”，他简单追求扩充军力，教条化地执行自己的意识形态想象，从而导致了自己的失败和世界的灾难。[29]霍尔格尔·黑尔维希在回顾总结了德国在1871～1918年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战略无常”后认为，受到历史经验缺失的影响，德国战略的制定过程高度分散，甚至没有一个总的战略规划机构。他认为，在德国，“国家政策（国家战略）这一权力政治与文化的独特混合体从未得到明确的界定，世界政策（weltpolitik）、中欧（mitteleuropa）之类的‘口号’含混不清……其结果是，德国投身于战争而无大战略计划”。[30]
本书对战略文化理论内核及其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认同同时受到了当代建构主义学者和所谓“第一代”“第三代”战略文化学者以及中国有关学者的影响，认为战略文化的形成受到一个国家的地缘位置、人文历史、决策者偏好和战略行为及其后果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潜移默化中对国家的身份认同、战略偏好和决策者的战略制定及抉择进行渗透、塑造并进而发挥其重要影响。本书将战略文化的概念界定为“一个国家基于其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和人文历史传统，经过漫长历史过程形成并延续下来的、为国家决策者所认同和采纳的战略观念和理论，包含对国家地位和目标的认知，以及为实现其战略目标而组织使用国家权力的习惯性战略偏好”。
从战略文化范式出发，本书试图研究冷战后法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发展，并分析法国在国际舞台上持续发挥大国影响的原因。理性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对其身份、利益的界定和对战略的选择，一般是基于其对实力地位、威胁认知、环境评估这些物质性因素的认知判定下做出的。而在考察法国个案后本书认为，在法国确定其对外战略的时候，对其发挥最重要影响的因素则是法国所特有的以大国地位为目标的法兰西战略文化，这恰恰是上述物质性因素之外的理念性因素。根据上文对“战略文化”概念的界定，本书认为法兰西战略文化是“基于法国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和法兰西人文历史传统，从高卢时代、帝国时代、大革命时代一直延续至今，经过黎塞留、拿破仑、戴高乐等人不断发展，到戴高乐时代最终成型，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届政府所认同、内化并在具体政策制定中予以采纳、施行的一整套战略观念”。具体包括以下内容：法国应成为世界性大国、应该拥有世界性大国的地位和影响；鉴于法国当前的实力状况，法国一方面应借重欧盟发挥其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应坚持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自主；应建立并保持独立、完整、有效的核威慑战略，以独立的防务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应坚持通过包括文化外交在内的各种手段将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价值观推广至全世界。
当代战略文化学者认为战略文化是一种“干预变量”，从而否定了原有的“决定论”思维，认为战略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代和形势而变化发展。本书之所以认为法国的战略文化自黎塞留时代起形成，到戴高乐时代发展成熟与成型，一是法兰西战略文化的诸要素第一次被清晰、完整地记录在戴高乐及其政府的文件、讲话、演说，尤其是他本人的回忆录中。追求大国地位、坚持独立自主和善用均势手段这三大要素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都得到了系统的论述和完整的呈现。二是戴高乐将军及其领导的第五共和国政府在其外交政策中自觉、全力地践行了上述三要素的原则，并在二战后法国实力地位下降的情况下成功实现了法国的大国追求目标，法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显著的大幅度上升。三是戴高乐之后，他所开创并执行的一系列政策原则、方针和外交理念得到了第五共和国历任总统等政府决策者的高度认同和稳定传承，法兰西战略文化的三大要素长期稳定地影响着迄今以来法国政府的对外战略。
鉴于上述的分析，本书提出的假设是：法兰西战略文化在法国战略制定者、法国政府决策者中得到了内化与高度认同，在法国历届政府的对外战略政策和行为中得到了稳定的延续和传承。法国之所以能够逐步适应冷战后国际战略格局、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大国影响力，法兰西战略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冷战后，法国对外战略大致经历了三次调整，分别是密特朗政府对冷战期间对外战略的调整、希拉克政府以推动世界多极化为主要特征的调整和萨科齐执政后的调整。综观冷战后法国政府对外战略的几番调整，都传承了法兰西战略文化的根本理念，没有脱离上述法国战略文化三大要素的轨道。本书认为，正是由于战略文化因素的影响，法国保持了在国际舞台上的独特影响力和相对的大国地位。
本书通过对法兰西战略文化以及冷战后法国历届政府对外战略——包括法国对欧洲、美国、非洲战略，以及法国核威慑战略、法国文化外交战略——的研究，探讨“法兰西战略文化是什么”“为什么法兰西战略文化会影响到法国的对外战略”，以及“法兰西战略文化是如何影响冷战后法国对外战略的”这样一些重要问题。试图达到的目的是：从战略文化视角清晰解读冷战后法国对外战略，论证法兰西战略文化对法国对外战略的影响，包括其制定背景、实施手段和实际效果，分析解剖冷战后法国对外政策的得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分析既有理论的高度，也有历史的深度，能够帮助我们真正把握法国战略的走向。当然，与此同时，笔者也试图从法兰西战略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战略文化的研究概念和方法给予进一步的充实。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正在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如何顺利实现“崛起”则是一切高度关注现实中国命运并深深参与其中的人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中国的发展、崛起需要战略理论的支撑，中国“大战略”的形成有待政府领导人、专家学者和实际操作者们共同的努力。正如王缉思先生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总序”中指出的那样，“战略需要综合分析、全局观念、长远谋划、协调执行，也需要深厚的研究基础”。[31]法国与我国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海陆兼具的地缘特征、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较为接近的综合国力，等等。对于法国历史上的战略性崛起，对于法国在今天依然保持其大国影响力，法兰西战略文化起到了重大作用。如果本书能够为中国借鉴法国经验，制定形成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大战略起到绵薄的作用，则笔者会为此感到深深的欣慰和自豪。
第三节 关于法国外交和战略研究的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运用战略文化范式研究冷战后法国对外战略方面的专著和论文尚不多见。中外学者关于法国外交、战略、经济、法律、文化等诸方面的研究，则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给了作者很多启发和教益，现综述如下。
戴高乐本人的三卷《战争回忆录》和两卷《希望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是对法国战略文化进行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历史文献。《战争回忆录》包括第一卷《召唤》、第二卷《统一》、第三卷《拯救》，是戴高乐在1953年隐居乡间后耗费数年心血完成的巨著。回忆录以作者本人的独特视角，追忆了从1940年至1946年1月被迫下台这一期间发生的历史画卷，记叙了戴高乐将军团结法兰西各方面力量、在国际上同美英苏盟国纵横捭阖开展协调，与法西斯展开不屈不挠斗争的史实，真实反映了二战期间戴高乐主义形成并发展的过程。《希望回忆录》是戴高乐1969年退出政坛后所写，分《复兴》《努力》两卷，全面记述了戴高乐从建立第五共和国起法国所经历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事件，并且表达了戴高乐对诸如欧洲、海外领地、殖民主义等问题的观点。尤其重要的是，《希望回忆录》反映了对冷战期间整个世界形势以及美苏争霸、法国地位和作用的基本看法。上述这些观点都成为了戴高乐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构法兰西战略文化的基石。
法国政府冷战后分别于1994年、2008年推出两版《法国国防和国家安全白皮书》，2008年还出台了《2009～2020年法国外交和欧洲政策白皮书》，明确阐述了法国对所处国际环境和形势的认识，推出其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方针，及其具体对策、政策。此外，冷战后法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出台了大量对外战略方面的政策性文件、讲话、演说等，与有关国家联合发布了大量联合声明、公告。上述这些法国政府的政策性、纲领性文件为作者采用文本分析法研究法兰西战略文化的传承与内化，研究法国冷战后对外战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法国著名战略家博富尔（André Beaufre）将军（著名军事战略家、法国独立自主核战略倡导者，法国反恐战争理论创始人，曾担任北约盟军欧洲最高司令部参谋长，法国上将）的《战略学导论》 （Introduction à la stratégie）[32]、《威慑和战略》（Dissuasion et Stratégie）[33]清晰阐述了他作为参加过二战的法军军官和战后法国军事政策制定者之一，对法国冷战初期军事战略尤其是核战略的看法。在他看来，核战略均势是世界稳定与和平的保障，法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核战略。
法国战略学者、“实践学”创始人蒙布里亚尔（Thierry de Monbrial，受命创建法国外交部政策分析中心并担任首任主任，创立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并任院长至今）的《行动与世界体系》[34]从实践学角度对国际关系的一系列重大命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分析了战后及当代法国战略和政策。
战略史和战略思想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威廉森·默里等编著的《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35]一书以广阔的时空视野涉及了近2500年来的人类战略经验，涵盖了多个历史时期和多种国家实体，“对军政领导人在回应外部挑战时逐渐形成和明确表达战略的方式”进行了考察和展示，对国家大战略的缔造和实施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是西方战略研究领域的经典。默里等人认为，地理、历史、文化、经济和政府体系这些要素一起深刻地影响了战略的缔造过程。该书中的两篇文章论及法国的“大战略”制定及其战略文化。约翰·A.林恩认为在17～18世纪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战略缔造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国王对荣誉（gloire）的追逐，这一时代法国的战略史“就是一位好大喜功的君主的历史，就是他追逐荣誉的历史”。罗伯特·A.道蒂则分析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战略，认为当时法国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安全，法国试图采用均势战略，建立起“复杂的盟国和附庸网络”，然而当时的法国因一战的巨大损失而国力羸弱，无力塑造一个强大的同盟。这一经典著作对笔者理解国家大战略的制定、研究法国的战略文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也促使笔者去进一步从历史深处探寻法兰西战略文化的根源，分析法兰西战略文化的延续和传承。
塞尔日·伯恩斯坦（Serge Berstein）的《法国政治文化》[36]侧重从法国的历史、文化、语言等方面出发研究法国政治文化的形成。书中进而解释了戴高乐主义的产生及其在日后法国外交中的延续。
法国前《快报》编辑、政治观察员艾伯特·杜罗伊（Albert Du Roy）在《禁区：法国外交内幕》[37]一书中着重强调，不为人知的秘密外交常常主导法国对外政策的走向。全书从法国在科索沃危机中的秘密外交入手，诸如法美曾密谋对南联盟发动地面进攻的描述，讲述了从戴高乐到希拉克以来的外交决策内幕对欧洲乃至世界局势的影响。
著名学者斯坦利·霍夫曼在《法国：一个世纪，两大忧患》[38]中认为，整个20世纪，法国人心头萦绕着两大忧患：一是德国，一是担心自己走向衰落。在处理同邻近大国德国的关系时，法国的战略几经转折。冷战结束、德国统一后，法国企图借助欧洲一体化消解德国问题。霍夫曼在文章中对戴高乐所代表的法国人不屈不挠、不甘落后的爱国主义进行了褒扬，对法国的健全政治体制表示赞赏，也毫不客气地揭露了法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遭受的外交挫折及其原因。霍夫曼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欧洲不会像法国领导人所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膨胀了的法国，而法国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欧洲化”以消除它百年来挥之不去的两大忧患。他精辟地指出，为实现国家目标，法国人的“敌人因时而异、盟友因时而异、法国领导人做出的抉择也因时而异”。但笔者认为，霍夫曼对法国独立自主的传统有所忽略。在法国为达成大国目标而主动加强欧洲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虽然可能增加其对“欧洲人”身份的认同，但出于法国长期稳定的战略文化影响，其对“法国人”身份的认同不会轻易丧失。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人文与社会科学部主任兼巴黎政治学院、里昂三大教授玛丽—克里斯蒂娜·凯斯勒（Marie-Christine Kessler）在《法国对外政策——行为者与过程》[39]一书中首先从法国政府的公共政策决策过程着手研究法国对外政策。作者认为，法国外交的决策首先来自对一些客观状况的认知，包括法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实力及欧盟建设；而承担上述认知的行为者是被称为决策核心的国家元首、政府部长及相关专家。在作者看来，公共政策带有全局性，外交政策带有部门性质，但当后者涉及众多“低级政治”内容时又易于使其部门性质趋于模糊。对于法国而言，特别是在关于深化欧盟建设方面，对外政策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延伸为公共政策？作者认为这些认知上的分歧取决于参照系的不同，而参照系的不同虽然可以因为诸如政府换届等决策核心因素的变化而发生相对位移，其根本则取决于某种传统留下的印记。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兼波尔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弗朗索瓦·里瓦索（François Rivasseau）在《尼斯条约之后：法德布雷榭姆进程中的融洽关系》[40]中概述了法德间布雷榭姆进程的形成背景及其具体内容，试图通过着力于传统的法德轴心概念强调冷战后新法德关系对于法国主导欧盟建设的作用。针对尼斯条约通过以后面临扩大的欧盟，作者给予这样的概括：我们并不知道，当明天的人们面对一个包含了27国的欧盟时是否还会谈论起“法德轴心”。
法国波尔多政治学院兼布鲁塞尔大学教授奥利维尔·科斯塔（Olivier Costa）的《2004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法国与欧盟的前途》[41]的出版适逢欧盟就宪法草案和土耳其入盟陷入激烈争论，作者以法国国内选举的视角对2004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进行分析，试图考察2004年5月欧盟接纳10个中东欧新成员国之后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潜力。作者在文中不无隐忧地提到：面对表面上风风光光的一体化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大，虽然2003年法国选举制度的改革使得选举人与被选举人之间增进了解，然而参加选举的人数与以往相比却是空前的少，与此相对应的是大批“疑欧派”进入欧洲议会。
巴黎一大政治学教授雅克·齐勒（Jacques Ziller）的《法国与欧洲宪法》[42]主要研究2002～2003年法国在欧盟宪法草案制定中的参与情况，同时结合法国国内就宪法批准问题所产生的争论，依次考察法国在欧宪问题上的政策与战略的考虑。
米歇尔·莫罗（Michel Moreau）在《谈法国司法的国际影响》 （A propos de l'influence internationale du droit francais, AFRI, volume IV, 2003）中提出，法国应该利用其过去几个世纪在国际法领域中的成就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建设方面发挥影响。
克里斯托夫·梅耶（Christoph O.Meyer）在《汇合为一种欧洲战略文化？——解释变化中规范的一个建构主义框架》 （Convergence Towards a European Strategic Culture? A Constructivist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Changing Norms）[43]中分析了以芬兰/爱尔兰，法国/英国，奥地利/德国，纳粹德国等不同国家为代表的四种欧洲国家战略文化特点，并试图以建构主义的方法研究分析在欧盟范围内汇聚形成一种欧洲战略文化的可能性。
皮埃尔—法维埃与米歇尔—马丹—罗朗合著的《密特朗执政十年》（孙海潮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通过对冷战后期密特朗执政近十年中的内外政策评述，展示了法国作为传统欧洲一体化领导者在国际格局大变动时期的矛盾心理与自我调整，为研究冷战前后法国外交政策的转变提供了依据。
1996年出版的弗兰德里克·伯佐的著作：《两种欧洲战略：戴高乐、美国和大西洋联盟》从冷战的大背景出发，通过考察1958～1969年法国与美国、法国与北约的关系，得出了三个结论：戴高乐的目标更为宽泛，而不是以往所描述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尽管最初美国对戴高乐的要求不让步，但逐渐采取了建设性的灵活的态度；法国退出北约，是戴高乐长期目标的一部分，其目的不是要破坏大西洋联盟，而是要加强它。
我国学者对于法国外交、法国战略的研究虽较之美国研究、日本研究等关乎中国切身重大利益的国家关系研究而言尚不算多，但部分学者对法国问题有很深入精当的研究，发表了大量有深度的论文。如马胜利的《大国的光荣与梦想——法国外交的文化传统》，李佩纹的《当代法国文化渗透力浅谈》，安少康的《法国特殊主义析因》，陈丰的《带有失落感的民族主义》，任晓珑的《从IFO透视法国国家文化战略》等。前辈学者马胜利教授的大作对作者启发尤多。
《法国研究》是国内唯一以法国社会各方面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期刊，其中也汇集了不少见解独特的有关法国外交的研究论文。汪波的《冷战后法国外交政策的调整》[44]通过对比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法国外交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指出：冷战期间法国外交所受到的冲击基本局限在非殖民化运动领域，况且法国利用其与殖民地的经济、文化、语言等诸多历史联系依然能够维持一定秩序；同时两极格局的存在也为法国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冷战后整个国际格局发生骤然变化，法国已无法通过周旋于超级大国之间来提高自身国际地位。面对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法国在保持独立自主外交的同时将尽量避免与美国外交大战略发生正面冲突，改善与北约的关系，通过欧盟加强其在中东和非洲的影响力。中国前驻法大使蔡方柏在《试析法国对外政策走向》[45]中提出：随着“9·11”事件以后美国以反恐为名加紧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法国要想发挥其大国影响，必然以多极化为目标、以欧盟为依托，聚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多边主义外交。陈莉的《戴高乐与第五共和国体制》[46]通过回顾戴高乐及其奠定的第五共和国的宪法体制，将法国外交的主导权仍然归于以总统为核心的外交决策团队，认为戴高乐主义和第五共和国宪法对于法国外交和欧洲建设仍然拥有结构性的约束力。申皓、闵杰的《法国与欧洲一体化》，[47]从法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变动的合力作用于法国的欧洲政策出发，试图分析冷战以来法国经济社会的变动如何影响政策变动，最终影响一体化的走向。类似的还有刘建辉的《法国人否决欧洲宪法的幕后力量》。[48]龚莉的《欧元启动对非洲法郎区国家的经济影响》[49]则通过一体化领导国对于一体化的推动考察其后果对于非洲法郎区国家的经济影响。
在著作方面，吴国庆的《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2002》[50]以叙事的方式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法国的政治变迁。全书大部分篇章集中叙述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史，通过阐述五位共和国总统及其任期内政府变化，为深入了解当代法国外交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很多帮助。张锡昌与周剑卿合作的《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51]专注于以史论相结合分析战后以来法国外交的演变历程。周荣耀的《戴高乐评传》[52]则通过为戴高乐立传的方式研究戴高乐成长经历、政治外交实践及戴高乐主义对法国当代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影响，陈乐民先生在为该书作序时引用60年代欧洲媒体的说法，若非戴高乐扛起自由法国的战旗并使之跻身大国俱乐部，今天的法国恐怕不存在了。
其他研究法国外交的论文包括：王燕阁的《法国的新外交政策》，汪伟民的《“希拉克主义”——法国的对外政策调整评述》，唐永胜、郭新宁的《大国雄心困扰下的法国对外战略》，郗润昌的《法国外交战略重新调整探析》，汪波的《论法国在南斯拉夫危机中的外交政策》，刘昌明的《论希拉克上台后法国的欧洲战略调整》等，都对本书起到了启发和借鉴作用。
对法国军事战略问题的研究，在学术论文方面，有鸿升的《法国新版国防白皮书初探》，勾永东的《法国的军事战略与国防发展目标》，张良能的《新形势下的法国安全战略》。原颖翻译的2003年版《法国军事战略》，对了解当今法国安全战略有很大的帮助。书籍包括叶章蓉等编著的《大国军事战略》，刘善继等编著的《当代外国军事思想》，侯小河等编著的《联盟战车——北约军事战略发展与现状》，祁学远编著的《世界有核国家的核力量与核政策》。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全书结构
本书的研究意图和目的决定了本书应该走史论结合的道路，为此笔者选择了“解释性案例研究”作为本书的研究方法之一。这种研究方法的基本特点是用现有的关于某一问题的理论来对属于该类问题的具体个案作出解释，重点在于从理论出发更深入地理解具体的现实，而非验证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方法不具备理论意义。正如哈里·埃克斯坦所指出的，“如果理论应该对某一个案作出解释而实际上却解释不了，那么即使是一个个案也可以质疑既定的理论，而且，在那些被忽略的领域内，一个个案还可以突出建立新理论的必要性，这样，理论应用于个案便可以收到反馈效果”。任何旨在解释某一类现象的理论都应该对属于该类现象的那些重要个案作出解释。如果战略文化理论不能对法国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和行为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那么我们便不能不认为战略文化理论存在重大缺陷。
关于案例研究的作用和如何选择案例，斯蒂芬·范埃弗拉在《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一文中作出了详尽的解答。本书为验证“法兰西战略文化对冷战后法国对外战略起到了塑造性重大影响”这一假设，将选择冷战后密特朗、希拉克、萨科齐政府为应对一系列重大问题所作出的战略抉择作为案例，其中包括冷战后法国对美政策、欧盟政策、非洲政策，法国重返北约问题，冷战后法国文化外交战略的发展，冷战后法国适应新形势对核战略思想的调整及其对戴高乐主义的传承，等等。
为清晰准确地分析冷战后法国政府的对外战略，文本分析法在本书写作中起到了重要而关键性的作用。戴高乐的回忆录作为其回顾政策制定环境和决策过程的重要著作，是解读以戴高乐主义为核心的法兰西战略文化的重要文本；法国2008年颁布的外交和防务两部白皮书则是当代法国战略决策者对法国冷战后一系列重大战略方针的集中阐述和对未来15～20年法国政策的宣示。作者将引述、摘录、对比其中的文本，以期将现时法国的战略方针政策与戴高乐的政策作出对比，从而论证冷战后法国政治家对戴高乐主义的传承，以及法国战略文化作为一种认同和文化在法国得到的普遍认同。
在西方战略文化学者看来，文本分析法是分析战略文化的“可检验的方法”，笔者对此表示赞同。江忆恩认为，研究战略文化的第一步要从历史深处寻找战略文化源头，建立一个更精确的战略文化概念，明确战略文化的历史根源、范围与内容、分析的对象、它们来源的历史时期，以及把战略文化从这些对象中提取出来的方法。江忆恩在研究中使用的分析对象是他认为体现了决策者战略思想的重要军事文献，简言之，就是一种文本分析的方法。[53]科林·格雷认为，他所见过的对文化的最合理定义是由社会学家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提出的。威廉姆斯认为文化的定义包括三个一般类型：“理念的”“文本的”和“社会的”。其中，“理念的”就是指与某些“长期有效的秩序”相符合的价值观；“文本的”是指记录了人类思想和经验的各种理智的和想象的作品；“社会的”是指对在各种制度和日常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显然，在三种类型的文化定义中，唯一可观察的物质形式就是记录了人类思想和经验的各种“文本”。[54]江忆恩以及他所认为的“第一代”战略文化学者都认为，如果将所研究时期的有关文献与该国早先历史上的有关文献进行对比，并发现该国在战略偏好等方面的一致性，那么就证实了这个国家战略文化确实存在并穿越这一段历史时间得到了保持。而且，选取的历史跨度越长，战略文化就越强大，其持续性就越强。由此，江忆恩还认为，应该选择一般认定的这一战略文化形成最早期历史刻点的文本。本书认为，把能够体现决策者战略思想的重要文献作为战略文化研究的分析对象是可取的。根据本书“法兰西战略文化正式成型于戴高乐，戴高乐主义是法兰西战略文化的核心”这一假定，笔者首先在第一章里对法兰西战略文化正式成型时期，本书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国家即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首任总统的权威著作，戴高乐的回忆录（《战争回忆录》三卷、《希望回忆录》两卷）进行分析，从而抽取出戴高乐对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的认知，确定法兰西战略文化的基本要素。其次，在下面的几章里，笔者将对最能够体现当代法国“核心决策者的思想的重要文献”[55]——《法国外交和欧洲政策白皮书》《法国防务与国家安全白皮书》等权威文献，以及法国历任总统等政府核心决策者的演讲、文件，包括法国总统府、外交部、国防部官网实时公布的法国政策文件进行文本分析，确定法兰西当代决策者对法兰西战略文化的内化程度。如果上述文本分析表明，这些决策者——无论其党派、信仰、执政理念、社会理想是否相同——在外交战略上同法兰西战略文化的基本要素持相同战略倾向，那么就可以断言，法国当代决策者对法兰西战略文化的内化程度高，法兰西战略文化对当代法国对外政策具有重大影响这一假设得到了证实。
笔者也认同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在《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金灿荣在《大外交》译序中关于定量与定性分析的比较看法。传统主义者嘲笑科学论者迷信计量方法，往往“通过煞费苦心的统计分析来证明对有常识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论点”，他们坚信，社会科学的精髓在于发现事物质的差别，“这种精细和微妙的差别只能用一字一句来表达，而不能靠同一化的数量统计来说明”。因此，本书将更多地采用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深入细微的政治—历史描述，“追求对事件和历史本质的直觉把握”。[56]
本书框架：全书将分以下六章。
第一章阐述战略文化理论内核，建立本书理论分析框架。对国内外战略文化研究的进展和主要成果进行简要回顾，提出本书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和假设，认为冷战结束以来法国之所以能以二流强国的国力继续在国际舞台扮演一流强国的角色，以大国地位为目标指归的法兰西战略文化起到了重要、关键性的作用。本章中还包括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与全文结构。
第二章对法兰西战略文化得以形成的地缘、历史和文化背景进行考察，从中分析出法兰西战略文化的核心要素及其特点，并通过文本分析和历史案例研究的方法重点阐述作者何以认为在戴高乐时期法兰西战略文化最终成型。作者也在本章中对冷战后法兰西战略文化在法国被内化及被政策制定者传承的情况做了简要分析。
第三章研究法兰西战略文化与冷战后法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欧洲一体化政策是法国对外政策的核心，也是冷战后法国政府为维持其大国地位优先考虑、着力做出调整的最重要对外政策；与美国的关系是法国对外关系的关键领域，法国围绕着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等问题在冷战后做出了对美政策的重大调整；非洲一直被法国视为其战略势力范围，巩固和加强法国在非洲的军事、经济、文化存在是法国增强其全球影响力的重要环节。这一章主要围绕着冷战后法国外交的上述三个最重要领域，分析法兰西战略文化对法国外交政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法国“独立、有效、够用”的核威慑力量是其保持独立自主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本书第四章考察了法国核战略的起源及其传统，从战略文化角度研究了法国冷战后对其核战略进行较大幅度调整的深层原因。
法国深厚的人文历史传统是法国软实力的核心内容。第五章研究了法国文化外交传统及其在冷战后的延续和发展，讨论了法兰西战略文化对法国文化外交的影响与作用。
第六章对全文进行总结。首先对在法兰西战略文化的影响下，冷战后法国对外战略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法国是否获得了预期的大国地位进行回答，分析了萨科齐总统提出“相对大国论”的背景和影响，同时再次梳理本书的理论构架并对本书的假设作出结论。最后，作者在本章对全球化新形势下法国今后的对外战略进行了大体上的预测，并初步提出法兰西战略文化对中国的启示这一战略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