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应该提出并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理论界公认一个不太落地的总结，我们现在处于“冷战后时代”。这个命名本身就显示出，这似乎是一个难以名之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还是愿意回忆和认同邓小平的总结。邓小平的“东西南北”理论应该可以作为把握这一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这是邓小平“东西南北”理论的最为集中的表述。它是深深地植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的演变基础之上的。也正因此，它才显示出了强劲的生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乱了帝国主义的内部构成，美国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英、法等战前列强则沦为二、三流国家，退为美国的伙伴。与此同时，社会主义从苏联辐射到东欧和东亚，由一国胜利走向了多国胜利，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由于美国急欲称霸世界的战略追求，造成了两大体系、两大阵营严重对立的格局，此所谓“冷战”格局。

在这个两极格局中，美国以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社会主义阵营实行遏制、包围与封锁，苏联则以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经济互助委员会（以下简称“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对帝国主义阵营实行反遏制、反包围与反封锁，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实行全方位对抗。在这种非热战的对抗中，战后初期，斯大林致力于苏联国内经济的恢复，在对外政策上主要关心其胜利成果的巩固。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接掌苏联最高领导权的赫鲁晓夫逐步走上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苏联成为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外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1950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只及美国的30%，到1960年则上升到65%; 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表明双方的军事差距不仅在缩小，而且苏联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美国。这种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驱动赫鲁晓夫企图实现“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就集中体现了这种争夺。为此，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苏联根据“苏联的利益代表全人类最高利益”的逻辑，要求各社会主义国家服从苏联的利益需要，结果中苏分裂、1968年侵捷事件以及经互会、华约组织运作中矛盾的日益激化使社会主义阵营走向了解体。与此同时，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尤其是越南战场上的难以自拔，自身遭到严重削弱；美国对欧洲、日本的经济渗透和政治控制的不断加深和伴随20世纪50、60年代资本主义“黄金时代”而来的对美离心倾向的增强，以欧共体的建立和发展、英美特殊关系的脱钩、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以及日美贸易、政治摩擦的日益加剧为表征，帝国主义阵营也随之走向解体。经过这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当初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和国家集团的对抗而出现的东西方关系转而主要表现为美苏之间的对立，其实质就是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为了这种争夺，双方在军备上的“你追我赶”、在阵势上的“剑拔弩张”以及在广阔的亚非拉“中间地带”上不断挑起的战火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极大的现实威胁，成了世界局势动荡、恶化的主要根源。以美苏争霸为主要表现的东西方之间的矛盾成了世界诸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局势一个更为显著的变化就是民族解放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蓬勃高涨，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从战争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末，民族独立运动摧枯拉朽地掀翻了帝国主义经年营造的殖民体系，一大批前殖民地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奴役和枷锁，相继取得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昂首挺胸，阔步走向国际社会。面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军事干涉、经济封锁、外交孤立、扶植傀儡、渗透颠覆等种种破坏活动，它们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造了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万隆精神，在冷战对峙的两大阵营面前，高举“不结盟运动”的旗帜，独立自主，加强联合，协调行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作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崛起于国际社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充分地显示出第三世界的影响力。1971年10月，“非洲黑人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语出毛泽东），终于使被美国的霸权行为强行剥夺了22年之久的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胜利恢复，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尽管不断有新的殖民地取得独立，第三世界的队伍在不断壮大，但是，在经济方面，主权独立的南方国家（新取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在南半球）与北方发达国家（发达的工业国大多在北半球）之间在殖民时代形成的那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仍然持续着。南方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依然处于不平等的依附地位。北方发达国家在政治上迫于形势，承认了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以后，转而改换手法，主要通过经济手段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渗透和控制，以实现不带“政治兼并”色彩的“经济兼并”，实行被称为新型殖民主义的经济霸权主义政策，它们通过资本输出、国际信贷、国际贸易、技术转让等种种途径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支配，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再分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是外债累累、资金匮乏、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和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打击，多数国家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独立于东西问题之外，成了又一个影响世界全局的重大问题。

20世纪70年代，美苏首脑会谈、欧安会、中欧裁军会议，诸如此类，东西方的“缓和”高潮层出叠见；与此同时，联合国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欧共体与非、加、太地区40多个发展中国家签订了《欧洲经济共同体——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洛美协定》，“南北对话”亦仿佛勃然兴旺。于是，人们的注意力投向了人口爆炸、粮食短缺、能源枯竭、生态恶化，或者为“增长的极限”言之凿凿而忧天，或者为“没有极限的增长”信誓旦旦而乐天，极尽思想火花的迸发，却偏离了时代的主题。只有邓小平仿佛立于群山之巅，以其开阔的视野、一个国际战略家的眼光指点世界局势：“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是最为紧迫和最具全局意义的问题，直接关系人类的生存和世界的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在这两大主题中，邓小平说：“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呢？它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它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很难说，占世界少数人口的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立在占世界大多数人口的第三世界继续贫困的基础上。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它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不容易。“中国这么一个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对外贸易额去年（1984——引者注）才刚刚达到五百亿美元。如果对外贸易额翻一番，达到一千亿美元，国际上的市场不就扩大了吗？如果翻两番，达到两千亿美元，中国同国际上交往的范围不就更大了吗？贸易总是一进一出的，如果达到翻两番，中国容纳资金、商品的能力就大了。”“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其实，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时就充分地表述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思想。1984年在会见巴西总统时又指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解决南北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不过，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1988年9月21日，邓小平在同斯里兰卡总统会谈时进一步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这是首次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张。此后，邓小平又多次强调：“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呢？邓小平说：“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因为五项原则能够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正是“邓小平同志最早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简而言之，邓小平的“东西南北”理论涵盖了以下几个基本点：①东西、南北两大矛盾已经成为冷战时代牵动国际全局的两大主线。与此相应的和平、发展两大问题已成为冷战时代的两大世界主题。②在这两大矛盾、两大主题之中，南北问题、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③要解决这两大问题，只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几个富含逻辑性的层次使“东西南北”理论，这个表述上看似浅显的理论，表现成为一个结构严谨的系统。并且，就其涵盖面之广，理论力度之深，完全可以说它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系统。

邓小平的“东西南北”理论是在冷战时代产生的结论，是对冷战时代国际格局和矛盾结构科学的精要总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中的一极自行坍塌终于导致了支配战后国际关系40多年的冷战体制的解体。然而，从冷战后时代的发展看来，邓小平的理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是我们把握新的转型时期的世界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的坐标。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发展明显地呈现出缓和与和平、紧张与动荡并存的两种趋势。由于两个超级大国、两大军事集团对抗局面的终止，原来意义上的东西方关系已经转化，全球性的扩军备战、军备竞赛已经停止，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和世界和平得以维护的可能性增大。但是，由于东方社会主义力量遭到了重大挫折，东西方原有的平衡打破了，力量的对比明显有利于西方，国际关系中一系列新的失衡、紊乱、矛盾和冲突便出现了。苏联版图上出现了15个主权独立国家，南斯拉夫一再分裂，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东欧一些地区政治、经济危机严重，从巴尔干半岛到高加索山脉，直至中亚地区，形成了一条危险的“地震带”。在这些传统的多民族混居地区，长期积累的矛盾在新的条件下爆发出来，并和侵略扩张欲望、领土争端、政治经济利益、宗教纷争相互交织，使一些地区的人民再次生活在战乱之中。此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体制改变后，西方国家转而将矛头对准中国等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的国家，极力施加压力和影响，急欲彻底铲除共产党政权，使世界全部西化。对我国层层设卡，处处施压，逼我就范，即使对原社会主义国家，西方也没有放松警惕，以防其重走老路。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一东西方关系上的矛盾和斗争就会持续存在下去。虽然东西矛盾发生了“西强东弱”和“西攻东守”的重大变化，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降低，已使其不再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但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斗争依然存在，资本主义非但没有接近社会主义的“入口”，还力图把社会主义纳入“自由世界大家庭”之中。和平问题过去是时代的主题，冷战结束后，依然是时代的主题。

与此同时，南北问题至今也并未因冷战的结束、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中间地带”的地位已不复存在，它们已无东西方矛盾可以利用，它们也变成了与西方直接对阵。当今世界绝大部分财富仍由北方少数发达国家占有，世界经济和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也依然受它们垄断和支配，同时，它们还经常以“民主化”、人权等手段对发展中国家推行强权政治，以维护它们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虽然有一小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定时期的较快增长，但从总的情势看，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最不发达国家”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多。冷战时期关系全球发展利益的一大战略问题——南北问题在冷战后时代依然是时代的一大主题。

正是基于冷战后的这一客观现实，1992年，邓小平说：“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东西问题、南北问题依然是当代世界两大“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和平与发展也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毛泽东曾经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至于什么是主要矛盾，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所提出的关于主要矛盾的理论是科学的，是可以成为我们的理论依据的。邓小平说：“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启示：其一，目前，国际社会处于冷战后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矛盾很多，但肯定有一个是主要矛盾，其余的都是次要矛盾。其二，冷战后时期的主要矛盾就是冷战后时期世界人民面临的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也就是世界生产力水平能否满足世界人民和各国需要的问题。邓小平关于主要矛盾的理论虽然是针对国内问题提出来的，但它所包含的一般哲学内涵是完全可以运用到国际问题的分析和把握上的。据此，冷战后时期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只能是邓小平“东西南北”理论中的东西问题和南北问题中的一个，或者更确切地说，只能是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中的一个。根据邓小平的“东西南北”理论和对国际现实的具体分析，笔者认为，这“一个”又只能是南北差距反映出来的全球共同发展问题，也就是世界生产力水平不能满足世界人民，尤其是南方国家人民的需要这一问题。换句话说，发展问题，这个应当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观察”和“解决”的问题，这个“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的问题是冷战后时期的世界主要矛盾。

发展问题最基本的表现是南北问题，是经济问题。这一问题在冷战时期就充分地表现出来了，但由于受美苏争霸的“冷战”对峙主旋律的影响，这一问题为战争的阴影所覆盖，1977年全球南北谈判的破裂也就使这一问题冷却下来了。1981年坎昆会议之后，全球性的南北高级对话再未进行。

冷战结束为这一问题被国际社会所重视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冷战后时代，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减少了，邓小平理论中的东西问题弱化了，现在的东西方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双边性质和地区性质，而不具全球性质。从总体上讲，谋求和平与稳定以促进合作与发展成了当今世界的主题，世界舞台为发展问题和以发展为核心的南北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两极格局瓦解后，大国的安全概念也发生了变化，美苏核大战的噩梦已不复存在，西方阵营各国因核战争威胁的消失而对美国的依赖减少，加之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经济衰退和由此引起的政治、社会动荡，使美国等大国都把经济安全置于安全的首位，更加重视发展经济，增强经济竞争能力。具有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的南方国家也就从昔日作为美苏两霸竞相争夺的政治、军事意义上的“中间地带”转而成为北方大国争夺市场和经济势力范围的“经济战略要地”。“经济”发展的相同追求在冷战后时代的国际气候中终于使南北双方许多国家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在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对方的发展是自身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对抗只会导致经济衰退或贫困，对话与合作才能带来共同繁荣与发展。正是基于这种共识，1993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再一次重申，《发展权宣言》（联大1986年通过）阐明的发展权利是一项普遍的、不可分割的权利，也是基本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正是基于这种“共识”，南北双方均开始实行战略与策略上的调整。不结盟运动等南方集团的战略重点“从政治转向经济”，从日益减少的对抗走向日益扩大的合作，强调通过平等对话、互利合作，开创“南北伙伴关系”，实现南北共同发展。北方国家也开始关注南北关系，加强与南方国家的双边和多边接触，就某些有共同利益的问题进行对话与合作，共同承担发展的责任。不仅如此，冷战后时代的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也突破了原来的单一“北方型”或“南方型”模式，出现了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南北型”新模式。美加墨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就是典型。如此等等，充分证明全球共同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首要问题、共同寻求解决的冷战后时代的“主要问题”和“中心任务”。发展问题不仅正在“规定和影响着”南北关系，而且也在规范着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美欧日争夺全球经济主导权、更多地占有世界市场的斗争也更多地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表现出来，从而使世界各国的关系问题均融进了发展问题之中。至于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能源问题、艾滋病问题、恐怖活动问题、吸毒问题等全球性问题都在理论上、现实中客观地摆在了全球每一个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面前，从而也就完全被规范进了全人类共同发展问题之中。

这里要特别关注的一点是，冷战时期以美苏争霸为特征的东西方关系不存在了，但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抗为表现的东西方矛盾并没有终结。由于作为超级大国的社会主义苏联的不复存在，在冷战后时代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均属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目前大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策略，它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事实上也已经更多地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南北关系表现出来，从而使这个虽未消失但已弱化的东西方关系事实上融进了南北问题，从而也就融进了全球发展问题之中。

有人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已经出现的合作和协调来否定南北问题、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且不说这种合作中本身就存在不断的不协调，单就主要矛盾来讲，它也是并不排斥协调和妥协的。冷战时期，美苏矛盾之所以成为全球主要矛盾，的确是因为这一矛盾具有明显的对抗性质，但我们也看到，就是美苏对抗的那几十年里，也总是伴随着不断地妥协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妥协就没有当代国际关系”。从理论上讲，斗争与妥协、竞争与合作、摩擦与协调本身就是处理矛盾的一般公式，妥协本来就是斗争、对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斗争可以分“有胜有负型”的斗争和“无胜无负型”的斗争两大类，前者属于对抗，后者则是妥协。当矛盾发展到双方预期对抗只会导致两败俱伤的时候，双方就坐到一起对话与谈判，在承认并尊重对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互相做出让步，即互相得到对方让与的利益，这就是妥协。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国家之间的矛盾，并非总是以“有胜有负型”的斗争形式来解决。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既存在利益冲突、相互斗争的方面，又有着利害与共、相互依赖的方面。因此，它们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一概以对抗形式来解决。斗争与妥协仅仅是矛盾的两种不同运行方式，并不决定矛盾的是与否。

二

发展问题是现时代的主要问题，丝毫也不排斥“和平”问题的重要性，且不论“和平”与“发展”本身就是现时代的两大主题，更不说此二者相互交融、根本无法分而视之的密切联系，放到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来看，“和平”是人类持续不断努力追求的目标，“战争频仍”始终是人类历史的鲜明特征。“战争与和平”几乎就是对人类历史的一种最精炼的概括。正如李巨廉教授所总结的，它“是一个涉及国家和民族生存、人类命运和文明发展的重大问题，历来都受到各个国家、民族以及各个社会集团的高度重视”。自然，它也是人类关注和思考得最多的问题之一。这一方面，历史的遗产是丰厚的，可供我们借鉴的积累是富足的。

我为什么会关注这一问题呢？恐怕不是因为名“和平”，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那一代中国人名“和平”者众。我的父母赐名“和平”，肯定不是基于对人类历史上“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那个年代，普通的中国人向往“和平”有特定的更具体的背景。

也谈不上自小的志向。我简直记不起来小时候有没有过浪漫主义的理想了。我的人生选择多是“被动”的。根本性的转折是脱了“农皮”，上了大学，“被选择”了历史专业。报考研究生似乎是主动的，选择华东师范大学也是主动的，但学习世界现代史却又多少有一些“被动”的色彩。现在回过头去看，我只能说自己“运气”好，遇上了李巨廉教授、潘人杰教授两位导师。

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求学时，李、潘二师正在领国家“六五”计划项目之命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老师虽未强制，但对老师的崇拜还是令我不由自主地跟随老师关注作为人类历史运动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从导师那里出门20多年了，学生愚钝而疏懒，没有像样的学术成果可以礼见导师，但可以坦然的是，情依然在。

回到母校从事“教师”工作后，又遇上历史系开办“法学”专科专业，单位领导要求我们这些“年轻人”承担一门法学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我主动选了“国际法”。也许是受了我国著名的国际法学家王铁崖教授的启发，“研究国际法应与国际关系史相结合，特别是中外关系史；而研究国际关系史，特别是中外关系史，应该有国际法的知识”。私心以为，我跟随李、潘二师学习的有关国际关系史的基础对于“国际法”课程的教学工作有用，反过来，利用教学工作学习“国际法”，对于丰富自己对国际关系史的理解也肯定会有帮助。

如此，战争、和平与国际法在我身上联系起来了。

曾记得，20世纪末，在那个千禧年的时间节点上，学术界热衷于积极回顾20世纪人类历史的光辉历程。我虽未任何领命，但也撰写了一篇题为《20世纪：战争、和平与国际法》的文章。最初是为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写门票”，后来鼓着勇气把文稿寄给了我的老师——华东师范大学王斯德教授。他任主编的《历史教学问题》杂志当时正在做一个“二十世纪回顾与思辨”的专题栏目，也许是题目比较对路，碰上了，很快这个稿子就被刊发出来。老师在扶助是肯定的，但现在回过头来看，“20世纪：战争、和平与国际法”却也一直是我持续关注和思考的一个主题，尽管这些年来，我的确读书不“专”，历史学居多，喜欢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中国近现代史、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尤其喜欢读一些冲击自己在大学本科期间被“强化”的历史学解释的一些成果，有时出于弥补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也读一些社会学、法学（尤其是国际法）、经济学的东西，还会涉及大量归不到这些“类”里面去的学术与非学术的书与文，真可谓“杂七杂八”“三心二意”。

如今的历史学潮流，反对宏大叙事，这样一个宏大的课题似乎也没多少人真正感兴趣了。但我这个“三心二意”的人还真没有放下。当然，一己之力不能完成，我还是清醒的。我认为，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好比盲人摸象。本书集中的也只能是个人“摸象”的印迹。

本书主体部分置三篇，分别从“国际体制”“国际组织”“国际关系”三个角度讨论问题，目标都指向“国际和平”。虽然，“国际体制”“国际组织”“国际关系”三个概念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讲是有重叠与交叉的，但它们的指向和内涵存在着根本区别，也是肯定无疑的。

第一篇主要讨论“国际体制与国际和平”问题。学术界公认，人类历史上称得上国际体制者有四：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维也纳体制、凡尔赛体制、雅尔塔体制。凡尔赛体制、雅尔塔体制属于20世纪自不待言，19世纪的维也纳体制与20世纪战争与和平的发展有着太密切的因缘关系，列于题首。至于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制，虽然诸多原则和规范影响及于今世，但相对于20世纪太过遥远，本书就不论了。

第二篇主要讨论“国际组织与国际和平”问题。国际组织，主要是指国家之间为了处理彼此交往中的国际事务，根据特定的目的，在国家协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性组织。它是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国际关系演变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其基本轨迹大略是：从最早的国家间的民间交往演进为政府间的接触，从政府间的国际会议演进为国际组织，从早期的专门性国际行政组织演进为现代的一般政治性普遍组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作为一般政治性普遍国际组织，属于国际组织目前发展的最高层次了，也当视为人类战争与和平历史运动进入20世纪的“杰作”。本书结合“国际和平”的追求与向往选择了三个专题进行讨论，以求更具体的认知。第二篇有国际组织本身发展历程的一般分析，也有与国际组织关联的个案问题探讨。

第三篇围绕“国际关系与国际和平”讨论了三个形似个案亦及一般的问题。“和平”是人类持续不断努力追求的目标，“战争频仍”始终是人类历史的鲜明特征。“战争与和平”几乎就是对人类历史的一种最精炼的概括。伴随着人类历史的横向发展、整体化、全球化进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始终与国家同国家之间的关系相伴随。国际法是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战争与和平”历史进程的事实一直在引领着人类社会对国际法效力的质疑，但国家在面对国际关系时又不断地在表达着对国际法的强调和坚守。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其惨烈的状态和深远的影响都是前世无比的。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努力思考战争是怎样起源的。国际国内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成果已经很多。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挑动起来的。就法西斯国家走向战争之路问题，关于德、日方面的探讨比较充分，但对于法西斯意大利，也许是因为它本身“次要”，学术界的讨论相对薄弱。本书专置一章进行讨论。它是个案的，但也能从中体会到“法西斯就是战争”的一般含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总体战争”，是“战争无限化趋势的顶峰”，是对和平的最极致的破坏。也许正是这种“极致”，它成了战争与和平历史运动的一个坐标，战后和平的方方面面无不关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照”。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和平带来了什么？本章试图就这一问题进行一般性探讨。战后的和平机制似乎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备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没有打起来，但是，和平机制并不意味着和平的现实。国际关系中的各“国”需要国际法、需要国际和平机制，但更需要维护和平的实力。对国际法意义上的“台湾问题”这一个案的分析希望能提供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

读者很容易看出来，本书不是一部具有完整体系、逻辑严密的著作，并不是所涉主题内涵的全方位呈现，某些篇章内容上还时有交叉。笔者也觉得，从样像上看，本书类似于川渝大地人们喜爱的“火锅”。荤素皆可，自取己需，一个汤锅里煮，看起来杂糅，却一定都体现了那一锅麻辣鲜香的汤汁味道。有人说，“火锅”千菜一味，那“一味”就是主题。本书的主题就是“20世纪：战争、和平与国际法”。“结语”表达了笔者对这一主题的认知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