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均势结构面临的冲击

然而，维也纳体制维系和平的这一前提条件也恰恰是其机制上最根本的脆弱之处，一旦欧洲对世界的统治受到冲击，那么，维也纳体制维护和平的机能也就随之消逝了。正是在这一点上，维也纳体制没有能逃脱历史的辩证法。从19世纪下半叶起，欧洲对世界的统治结构开始面临一系列变数的冲击。

最先出现的是欧洲的政治地图发生了重大变化。维也纳体制中，德意志的分裂状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征，属于德意志民族的两个大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是生成和维系维也纳均势结构的两个重要力量。但是，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德意志在俾斯麦的“铁风血雨”中走向了独立，伴随而行的还有意大利的独立。它们极大地改绘了欧洲的政治地图，从而也就给维也纳格局带来了新的变化。有人以德意志、意大利的统一以及同期发生的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农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等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的发生为依据，提出19世纪60、70年代形成了一个继维也纳体制之后的新的格局。但是，笔者认为，此时的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是不可否认的，主要体现在德意志的统一对维也纳体制所规范的德意志分裂状态的冲击。但是，据此以为维也纳体制被取代了，恐怕是不能成立的。世界格局与国际体制是相互关联的，但绝不是一组两相等同的概念。从理论上讲，所谓世界格局，主要是客观性的。它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世界各种力量的消长和斗争所形成的一种战略性态势，西方有人称为“星座”（Constellation）。人们的一切决策、活动甚至思维方式，都受这种既定局势的影响和制约。所谓国际体制（International System），主要是主观性的。它是人们（尤其是拥有巨大实力的主要大国的当权者）根据对世界局势的认识和判断，通过一系列重大的决策和行动而建立起来的。一定的国际体制，常常是一定的世界格局的反映，同时又使之定型和发生作用。一定的世界格局，又由于一定的国际体制的形成，制约各种力量的消长对比，从而延缓或加速其变化。因此，两者密切联系和重叠，都具有客观和主观的两重性。从实际情况看，德意志走向统一相对于国际体制的实际意义仅仅在于普鲁士的壮大，奥地利并没有合并到新的德意志帝国中去，新的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实际上是原来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延续。这里只有国际行为主体单个力量的大小和强弱变化，并没有格局上的根本性转折，更没有达到改变国际体制的程度。当然，经历了这一变化之后，尤其是新生的德意志帝国以一个统一的、力量大大加强了的国际行为主体的面目出现在维也纳体制中，势必对维也纳体制的正常维系发生根本性的影响，这是可以想象的。后来的历史实际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变数在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扩展，欧洲在世界上的统治与主导地位开始发生动摇。欧洲列强用以获得并扩展其对于非欧洲世界的统治的主要武器是其作为资本主义先行国家而拥有的工业化优势。工业化的扩展过程也必定是欧洲国家的种种优势丧失的过程。有几个方面体现得比较明显。其一，有统计显示，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分布中的比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1870年占64%, 1881～1885年，占59%, 1896～1900年，占48%。其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频繁出现高潮，“亚洲的觉醒”（伊朗资产阶级革命，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中国的辛亥革命等），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阿比西尼亚、西非、南非等非洲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拉丁美洲的古巴独立战争和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等，使得殖民地半殖民地越来越成为欧洲宗主国的包袱与负担。其三，非欧洲世界后起的两个世界性大国——美国与日本也对欧洲国家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尤其是美国。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分布中的比重与欧洲同期比较，呈明显的上升趋势，1870年占23%, 1881～1885年占29%, 1896～1900年占30%。美西战争和日俄战争，明确地表示出了这两个非欧洲大国对传统的欧洲统治地位提出的挑战，战争的结局明确地预示了欧洲统治地位的危机。从总体上看，欧洲再也不能对非欧洲世界等闲视之了，欧洲再也不能对非欧洲世界随心所欲了，欧洲大国很难再继续忽视非欧洲世界对于国际事务的发言权了。这是维也纳体制的维和机制遭遇严重危机的信号和征兆。

使危机变得难以克服的是，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化与殖民化持续扩展的结果，我们这一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无主的土地”都已被瓜分完毕。由于殖民地成了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重要后方或生命线，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抢占殖民地、争夺势力范围的活动形成了高潮。英、俄、法、德、美国和日本六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占领的殖民地领土扩大了一半以上，由4000万平方公里增加到6500万平方公里，增加了2500万平方公里。在1914年，把六大强国和其他殖民国家（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等）占领的殖民地领土（990万平方公里）一并计算，则全世界被占领的殖民地领土为7490万平方公里。1900年，各个地区被殖民者占据的领土的百分比如下：大洋洲100%；玻利尼西亚各岛98.9%，非洲90.4%，亚洲56.6%，美洲27.2%。美洲的比重看似较小，但拉丁美洲各国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独立后，就遭到英、德、美等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大举入侵，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在这里，只是殖民者易主和改变了统治方式而已。在亚洲，帝国主义国家除直接占领殖民地以外，还在广大地区争夺和瓜分势力范围，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干预、操纵政治，控制经济命脉，形成了一些半殖民地国家，领土面积总计约为1450万平方公里。非洲已被瓜分完毕，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早就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这些材料清楚地表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的领土已经基本上被帝国主义瓜分完了。资本主义囊括了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一端是剥削和压迫殖民地附属国的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另一端是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殖民地附属国和半殖民地国家，它们是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

就对欧洲均势结构的影响而言，这种新情况意味着一个重要的缓冲条件的失去。从此以后，如果某一个欧洲大国迫切地需要得到新的原料产地与产品市场的话，它将不能再指望从“无主的”非欧洲世界中去寻求满足，而只能从另一个欧洲殖民大国的手中去抢占已被“占有”的土地。这种“世界被瓜分完毕”的现实势必使欧洲大国之间的矛盾比以往更容易走向尖锐化。

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还在于由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而导致的欧洲及世界经济与政治状况的一系列变化。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各国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逐渐为以“大型化”为特征的垄断资本主义所取代。垄断组织不仅在资本主义各国内部的经济与政治生活中占据越来越显赫的地位，而且由资本主义生产的竞争的逻辑所决定，它们也日益渴望建立起对于国际市场与原料来源的“独占”。当这种对于经济上的“独占”的向往与追求从国家政策的层次上反映出来时，便不能不具有排他性的、全力角逐区域性与世界霸权的特征，每一个大国都企图确立对于尽可能广大的领土、尽可能丰富的资源以及一切交通要道与战略要冲的绝对控制。在一个世界已经连成一气，世界领土又已被瓜分完毕的时代，以争夺区域性及世界霸权为目标的帝国主义政策必定会导致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兵戎相见。美西战争、日俄战争、英布战争就是因为这一逻辑而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归根到底也是源于此。

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持续发展又在欧洲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不协调，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各国不同的发展速度与既存欧洲及世界格局的不协调。那些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世界性进程中起步较早的国家，往往容易在工业化的持续发展中固步自封、陷于守成，因而难以保持具有先进水平的发展速度。英国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1870年，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分布中的比重占32%, 1881～1885年占27%, 1896～1900年则下降到20%。那些后起的国家则往往由于包袱较少、易于创新，合并两次技术革命的成果，而能够迅速地赶上来，以跳跃性的发展速度在短期内改变与先行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德国则是这方面的典型。1870年，德国在世界工业生产分布中的比重占13%, 1881～1885年占14%, 1896～1900年则上升到17%。从1870年至1900年，德国工业生产总指数由17.5上升至64.7（以1913年为100），增加了约2.7倍。在一个世界已经变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化时代，在一个国际关系的总体状况已开始恶化的时代，这种不协调无疑对于旧有的国际秩序的维护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意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解释，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在起作用。1870年，英、美、德、法四国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1.8%、23%、13.2%、10%; 1913年，四国所占的比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别为14%、38%、16%、6%,美国由原来的第二位升至第一位，德国由原来的第三位升至第二位，英国则由原来的第一位降至第三位。1891～1900年，英、美、德、法四国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6%、3.5%、4.8%、2.6%; 1901～1914年，分别为1.4%、4.8%、1.8%、3.3%，美、德、法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都比英国要快。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德国，已经赶上并超过了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而与此经济实力对比变化相对应的却还是关系着资源和市场的殖民地占有的基本没有变化的格局。英国占有的殖民地最多，面积是俄国的2倍、法国的3倍，德国的11倍。德国经济迅速增长，它要求按照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19世纪末德国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抛弃了“大陆政策”，开始推行“世界政策”。威廉二世宣布，德国在“古老欧洲的狭窄边界以外有很多任务要完成”，极力鼓吹对外扩张的外交大臣伯恩哈特·冯·皮洛夫在1897年12月的一次演说中声称：“德国过去曾有那样的时期，把土地让给一个邻国，把海上让给另一个邻国，而自己只剩下纯粹在理论上主宰着天空，可是这种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在日光下的土地。”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梯尔比茨坚持认为，德国的工业化和海外征服“就像自然法则那样不可抗拒”。后起的国家要求按照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而已经拥占广大殖民地而经济实力地位又已下降的先行国家则竭尽全力要保持住既得的利益，矛盾也就势必要生成，要激烈。既存的体制也就势必要面对新形势、新格局和新矛盾的挑战和冲击。从逻辑上讲，正是由于工业化的持续发展所造成的这种新的不协调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维也纳体制的维和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