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体制的存续基础
如果说由维也纳会议所创造的欧洲均势结构是欧洲和平得以维系的重要原因的话，那么，这种结构本身得以持续存在的基础又在哪里呢？人们对此可以有很多解释。但是，就世界格局与国际体制而言，更需要强调的是，19世纪欧洲均势的存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于欧洲对于世界的统治。
19世纪是工业化的世纪。从维也纳会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百年间，是工业化的浪潮席卷欧洲与整个西方世界、科技与物质文明急剧发展的时期。工业化在世界近代史上的直接表现就是两次工业革命以及它们对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和对世界的各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18世纪后半期的英国，继而扩展到法、美、德、俄等国。它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国家自身的资本主义发展，促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乃至人类文明的质的飞跃。工业革命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生产力，尤其是机器生产和工厂制度的大规模运行，使英国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英国的煤铁生产、棉纺织业和机器制造业都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在世界上的绝对优势。“1860年前后，英国也许已相对地达到鼎盛时期，其生铁产量占世界的53%，煤和褐煤的产量占世界的50%，消费的原棉几乎占世界原棉产量的50%,‘占世界人口2%和欧洲人口10%的联合王国，其现代工业的生产能力相当于世界工业生产潜力的40% ～45%，欧洲工业生产潜力的55% ～60%。' 1860年时，联合王国的现代能源（煤、褐煤、石油）的消耗量分别比美国或普鲁士/德意志高4倍，比法国高5倍，比俄国高154倍，联合王国一国占世界贸易量的1/5，占制成品贸易的2/5。悬挂英国国旗的商船队占世界商船队的1/3强，而且这个比例在不断增加。”
这样一来，19世纪中叶，在欧美各国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大大落后于英国的情况下，英国便成了“世界工厂”和世界贸易的中心。英国成了世界各国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世界各国则在不同程度上成了英国的原料供应地。英国在世界工业中的份额急剧增加，进而成了“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工业革命最终创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当时的英国经济史学家史丹莱·杰温斯还就英国在国际分工中的这种巅峰地位有过一段非常形象的描写：“实质上，世界的五分之一是我们的自愿的进贡者：北美和俄罗斯大平原是我们的谷物种植园；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沿岸是我们的森林；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放牧着我们的羊群；在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大草原则逐牧着我们的牛群；秘鲁运给我们白银，黄金则从南美和澳大利亚流到伦敦。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印度则把咖啡、茶叶和香料运到我们的海岸；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沿岸各国是我们的果园。我们的棉田，长期以来都是分布在美国南方，而现在差不多扩展到地球上各个热带地区去了。”就整个欧洲而言，它所占世界工业生产的相对份额，1750年是23.2%, 1800年是28.1%, 1830年达到34.2%。工业革命对各国生产力水平的推动，使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在19世纪进入空前活跃并取得重大进展的高峰期，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领域都先后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为进一步的技术革新提供了条件，进而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并更加直接和明显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格局。欧洲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份额进一步扩大。1860年，增加到53.2%, 1880年是61.3%。
同时，从维也纳会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百年间，也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的欧洲将其统治以残暴的强力最终推向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时代。正是以大大领先于欧洲以外广大前资本主义地区的先进的物质技术手段为基础，欧洲列强通过大规模的殖民扩张，建立起了欧洲对于整个世界的统治。帝国主义国家在争夺世界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的残酷斗争中，把整个世界瓜分完毕，建立起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从而实现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世界其余地区和国家的统治，实现了西方列强对于世界其余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控制。在1800年，欧洲占领或控制了世界陆地面积的35%，到1878年，这一比例上升到67%，而到1914年则达到84%以上。当时的世界结构，非常明显地显示出一个欧洲统治世界的结构，有学者称为“以欧洲为中心的伞状结构”。这一结构具有两重特点：一方面表现为欧洲各殖民大国对于欧洲以外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统治、掠夺与奴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欧洲大国对于欧洲本身的均势状态以及与这种状态相关联的种种国际行为规范与准则的遵从。如果说，资本主义工业化在当时每一个欧洲国家的发展总是会使这一国家要求得到更为广阔的原料来源与更为广大的市场，因而总是可能造成欧洲大国之间的种种利益对峙乃至冲突的话；那么，广袤的、经济上落后的、尚未被占领的广大非欧洲世界的存在则往往使得欧洲国家相互间的矛盾不至于升级并转而趋向化解。当时，每当某个欧洲国家感到需要扩展其海外势力范围时，它仍有可能通过对于非欧洲世界无主殖民地的竞争，通过“先占”——对无主地的有效占领，而不需要通过在欧洲自身与其他大国的直接武装冲突或通过对于“欧洲协调”的损害来达到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19世纪的“欧洲协调”与欧洲均势结构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以欧洲为中心的伞形世界结构的。欧洲对整个世界的统治、殖民化余地的存在是欧洲均势得以维持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