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近些年来，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日益成为我国民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其中，作为改革开放后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主要标志的动物性食品，每年都会爆发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

2001年8月，广东信宜市400多人因食用“瘦肉精”猪肉导致不同程度的中毒，其中51人出现严重中毒现象；浙江桐庐县200多人因食用“瘦肉精”猪肝和猪肉中毒。11月，广东河源市484人因食用“瘦肉精”猪肉中毒，北京也有14人因食用“瘦肉精”猪肝中毒。

2002年5月，长春市卫生局查处一处用牛血、猪血和化工原料加工假“鸭血”的黑窝点，制造假“鸭血”的化工原料一般为建筑或化工用品；7月，浙江省卫生监督部门查获从嘉兴等地流出的48吨含有剧毒氰化物的“毒狗肉”；11月，“金华火腿敌敌畏”事件被曝光，金华市的两家火腿生产企业在生产“反季节腿”时，为了避免蚊虫叮咬和生蛆在原料中添加了剧毒农药敌敌畏。

2003年上半年，因食用果子狸引发的SARS危机在全国爆发，截至2003年7月11日，全国共有5327人感染非典，死亡348人，造成严重的社会恐慌，影响了人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严重损失，极大地影响了国家形象。12月，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对佛山、江门两地的鱼翅加工企业进行执法检查，现场查获用工业双氧水加工过的鱼翅成品。

2004年4月，“大头娃娃”事件曝光。安徽阜阳市查处一家劣质奶粉厂。该厂生产的劣质奶粉几乎完全没有营养，致使13名婴儿死亡，近200名婴儿患上严重营养不良症。

2005年6月，四川资阳等地发生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这是继2003年SARS、禽流感之后人类面临的一次影响较大的传染病的威胁。

2005年，北京、湖北、香港在水产品中检测出可致癌的禁用兽药孔雀石绿；北京、广东、云南、上海、浙江、福建、四川等地从辣椒酱、辣腐乳、酱腌菜、肯德基新奥尔良烤翅里检测出了可致癌的“苏丹红一号”。2005年6月10日，媒体曝光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对光明乳业杭州生产基地进行突击检查时，发现了生产日期为6月12日的“早产奶”。此后又有媒体报道，6月13日，上海市闵行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对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乳品二厂进行抽查时发现，其利乐枕包装的常温奶所标注的生产日期已是6月15日、6月16日。

自2006年9月初开始，上海市发生多起因食用猪内脏、猪肉导致的疑似瘦肉精食物中毒事故。这批来自浙江海盐县的瘦肉精超标猪肉和内脏共导致上海9个区336人次中毒。2006年11月12日，北京检测出河北某禽蛋加工厂生产的一些“红心咸鸭蛋”含有致癌物质苏丹红。2006年11月17日，上海市抽检的30件冰鲜或鲜活多宝鱼全部含有硝基呋喃类代谢物，部分样品还被检出环丙沙星、氯霉素、红霉素等多种禁用鱼药残留，部分样品土霉素超过国家标准限量要求。

2007年4月7日晚，北京6位患者因食用织纹螺，造成食物中毒事件。

2008年，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震惊全国。截至2008年9月21日，因食用婴幼儿奶粉而接受门诊治疗咨询的婴幼儿已经康复的累计39965人，正在住院的12892人，此前已治愈出院的有1579人，死亡4人。国家质检总局对全国婴幼儿奶粉三聚氰胺含量进行抽检，结果发现包括内蒙古伊利、蒙牛集团在内的22个厂家69批次产品都含有三聚氰胺。同年，香港在大连、湖北、山西输港的新鲜鸡蛋中检测出三聚氰胺含量超标。

2009年，蒙牛公司因在其生产的特仑苏牛奶中添加OMP物质，被国家质量监督检查检疫总局责令停止添加。有专家指出，其能够促进正常细胞生长，也能促进癌细胞生长，具有致癌性。

2010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又在甘肃、青海、吉林“卷土重来”。2011年11月，湖北发现三聚氰胺超标乳酸玉米奶，湖南查明远山乳业隐瞒使用三聚氰胺超标奶粉。

2011年，双汇“瘦肉精”事件在央视曝光。同年，安徽发现一种食品添加剂——牛肉精膏，只要90分钟就可以让猪肉变成牛肉。

2012年6月，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发现伊利公司生产的个别全优2、3、4段乳粉汞含量异常。9月，光明乳业对婴幼儿的食品宝宝奶酪添加违禁物品“乳矿物盐”被曝光；随后，又有媒体爆出，“蒙牛未来星儿童成长奶酪”的配料表中就赫然列有“乳矿物盐”成分；10月，长沙市水生动物防疫检疫站对长沙市场上的牛蛙进行抽检，检出违禁药品呋喃唑酮。11月，中国经济网曝光了山西粟海集团原料鸡为“速成鸡”，从雏鸡到成品鸡只需要45天；12月央视曝光山东“速生鸡”，部分养鸡场使用各种禁用兽药和人用药，让鸡可以40天出栏。

从2013年1月25日起，全国公安机关集中侦破各类注水肉、假牛羊肉、病死肉、有毒有害肉制品犯罪大要案件38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904名，现场查扣各类假劣肉制品2万多吨。2013年2月，在公安部统一协调下，江苏无锡公安机关出动200多名警力，在无锡、上海两地统一行动，打掉一特大制售假羊肉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3名，捣毁黑窝点50多处，现场查扣制假原料、成品半成品十余吨。经查，2009年以来，犯罪嫌疑人卫某从山东购入狐狸、水貂、老鼠等未经检验检疫的动物肉制品，添加明胶、胭脂红、硝盐等冒充羊肉销售至苏、沪等地农贸市场，案值1000多万元。8月，国家质检总局公布包括娃哈哈、多美滋、上海糖业烟酒集团在内的4家中国境内进口商进口了可能受肉毒杆菌污染的新西兰恒天然奶粉。

近年来，频发的动物性食品安全事件，损害了当事人的身心健康，甚至威胁到当事人的生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挫伤了国人的食品消费欲望，影响了农民收入和食品工业的发展；造成国产动物性食品需求的萎缩，国外动物性食品迅速占领我国市场；影响我国动物性食品的出口贸易，损害了国家形象，引发了诸多令人不安的社会问题。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说：“在面临巨大风险和灾难所带来的惶恐和震颤时，普通老百姓都在兴致勃勃且津津有味地谈论着人体伦琴当量、乙烯、乙二醇等极为专业化的名词，就好像他们真的明白这些词汇的真正含义一样。可是，为了在这些与最普通的日常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的风险和灾难中寻找自己的出路，普通老百姓又不得不这样做。”面对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中国人熟悉了苏丹红、孔雀石绿、瘦肉精、甲醛、三聚氰胺、黄曲霉素等一个个深奥的专业名词，人们对动物性食品安全风险的认识，也经历了从无知到了解再到恐惧的过程，人们对动物性食品安全的焦虑取代了对动物性食品的需求。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动物性食品的安全性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在这次前所未有的食品安全关注热潮中，我国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为艰巨的挑战。特别是，我国面临更为错综复杂的食品安全问题和利益权衡，但掌握的技术资源、资金资源、数据资源等又非常有限。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如何在更为开放的国际环境中加强动物性食品安全管理、提高对有限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书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针对当前动物性食品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访谈，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找寻动物性食品安全问题的内在原因，探讨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及管理体制的食品安全管理机制，从根本上改善我国食品安全管理的现状，保障我国动物性食品质量与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