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的文化向度和文化研究的新路径
——文化发展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文化是人及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也是哲学反思的对象。而发展是一个从属于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其含义复杂而微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1998年）中说：“发展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当它实现时，文化与发展合二为一。历史也表明，所有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即发展）最终都会遭遇独特的文化课题并给出新的解答。中国并不例外。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中国文化现代化创新迄今已历经近百年的艰辛尝试。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创新始终是一个强烈的冲动。它是中国现代化重要的内在动机：传统的中国思想与文化必须完成现代转型。中国的现代化最终要表现为文化的创造：全球化也要求文化表达的多样性，要求具有普遍性的中国元素。因此这里我们不讨论抽象的文化，而是希望将文化与发展的主题结合起来，讨论具体的、中国的文化发展问题。这是时代的要求！

一 科学发展是有文化发展内涵的发展目标

1．科学发展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同步提出，互为表里

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走过了成就辉煌的30年。今天反观过去，不仅看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看人类认识、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轨迹，可以相信作为总设计师的小平同志，当年对改革的设想是有着深刻的理论蕴涵的。不能想象匆忙中的权宜之计可以支持中国长达30年的迅猛发展。然而发展的进程也会带来一些当年无法料想的问题。记得我们曾将“万元户”作为一个遥远的目标去憧憬，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不禁哑然失笑。与此同时，环境的迅速恶化和资源的掠夺式开采也屡屡令我们惊愕！至于分配不公及腐败带来的社会动荡，更是让我们常常感到无奈与绝望。中国发展的总观念迫切需要调整！

2003年10月，科学发展观第一次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对其进行充分论述。它的基本点可以被概括为“发展是第一要务”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而通过对中央近年来一系列重要政策的学习我们特别注意到，在科学发展观被酝酿、提出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文化的主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响亮。

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表述了“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的内容。这是3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块重要里程碑。2003年，历时三年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有关省市、部门全面铺开；2005～2007年，构建逐渐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思想在党中央各项重要文献中清晰起来。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要让文化实现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文化发展在科学发展观中的地位、作用被空前地标示出来。

2．文化发展是中国在全球化、后现代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让中国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视野，也必将让它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发展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全球化的现实又要求中国的现代化同时具有后现代或者第二次现代化的性质，必须具有跨越式发展的特征。

所谓后现代、第二次现代化或者新一轮现代化，都是指发达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逐渐出现的“知识经济”和“丰裕社会”的趋向，指现代化过程进入全球化新阶段和更快增长期。这时不仅经济过程中调用的知识流日益丰沛；社会产品不断下游化，终端消费品不断增加设计和审美的要素；而且人们对各式各样的文化产品、精神性服务有极其巨大的需求增长，用鲍德里亚的话说，生产的逻辑被消费（或者浪费甚至破坏）的逻辑取代了。知识经济是高科技和高文化的联姻（high tech, high touch）；媒体的迅速过剩凸显内容的稀缺，尤其是具有高质量唯一性的文化内容的稀缺。文化市场几乎成了一只贪婪的饕餮：消费者几乎无选择地吞食各类文化产品；而文化企业则几近疯狂地吞食各类文化资源。于是不仅是西方各国文化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西方国家的政府也纷纷制定文化发展政策，以求得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持续发展。因此可以说，市场的竞争同时就是文化的竞争！可以说，瞄准了富裕、民主、和谐、文明的发展就内在地包含了文化发展的要求。正是在这个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了对“新发展观”的探索。

所谓后现代，既是现代化动机的正向延伸，又是对现代化动机的反省和矫正。它要纠正现代性的单向度和偏执，要克服商业文明的过度投机。因而后现代不仅主张更精细的前瞻，也主张与前现代进行对话（而不是简单的决裂）。这时后现代不是对前现代的重新认同，而是要在现代与前现代的裂隙间释放更多的差异，强调更多的中间状态与互动。这就是文化多样性的主张。

后现代发展展示出经济全球化具有超越种种具体的传统文化、主张积极寻找普遍交往中势必通行的普遍伦理（universal ethics）的一面；同时又让现代与前现代的对话更多在文明间展开。这样的局势一面将更多“边缘国家”（沃勒斯坦语）拉入全球化；另一面由于文化多样性的主张更多肯定了各种文化的自决发展权利，因此也为这些“后发国家”的全球化过程提供了某种相对有利的发展机遇。“后发国家”多一分从容便可以在内部发展动机的趋势下，将更多传统价值经过创新带入具有后现代因素的现代化进程。这时，与发达国家进行有效文明对话成了发展中国家积极卷入全球化的中间环节和有益前提。现在“普遍伦理”不是个既成的尺度，而是个处于形成中的构造（interculturality）。

30年的改革开放也让中国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增长。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中国的发展不仅是初步的，而且是片面的。例如人们常常说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世界工厂”。而所谓世界工厂并不仅仅意味着中国加入了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还意味着中国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并且在国家发展和各类企业效益增长过程中，这些劳动力拿不到更多的收入，因此国内的消费需求很少增加，人的全面发展被忽视，世界上有很多“中国制造”却很少有“中国创造”。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展并不平衡，发展过程中分配的差别越来越大，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社会冲突在增加，改革开放的成果不能为所有中国人所共享；收入增加的同时人们的精神变得贫瘠。因此就像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发展观取代了增长观，现在我们也正以科学发展观取代粗放的发展观、唯GDP增长的发展观。我们需要更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需要有文化的创造对经济增长加以滋补，需要理论对市场经济这一基本社会制度进行伦理学的说明。贯彻科学发展观最终是要以调动与发挥中国人的创造性为目标，这才是以人为本；要以建设和谐公正的公民社会为目标，这才需要有全面协调；而要以改革开放为基本推进模式，这样的发展才是渐进和可持续的。这样的发展将包含越来越多的文化因素与文化课题。所以可以说，改革开放的中国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文化的创造！科学发展观注定同时是文化发展观、以文化发展为标志的发展观。

中国文化有“走出去”的要求，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也要求各国政府的出场，而政府的出场和文化产品的国际传播都要求道义的出场。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的举动受到了世界的嘉许！但中国承办奥运会意义显然不终止于2008年，我们表达的是对人类和平责任的承诺。因此我们还急迫地需要含义更清晰的道义表达！

3．文化研究需要新的研究路径和新的学科范式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有必要极为简单地回顾一下30年来文化研究的历程。

粗略地说，改革开放30年的文化研究有这样几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有“文化热”; 90年代有“国学复兴”；而进入21世纪，文化发展的研究成为一个影响日渐巨大的研究潮流。

这些文化研究的社会影响是值得反思的。80年代的“文化热”发生在“文革”和闭关自守时期之后，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中国）人”觉醒了。中国和世界迅速接近，中国人的改革发展积极性与首创精神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但这些研究具有抽象和理想主义的特征，而且和社会改革的进程相对脱节，最终为社会动荡所终结。90年代的文化政策对内是“不争论”，对外是“韬光养晦”，在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国学”成了一种“显学”。然而这种没有竞争、一厢情愿的学术研究虽然能起到一些普及传统文化的作用，却很难形成更大的社会影响。传统文化的脱胎换骨不是在封闭的条件下可以实现的。最近8～10年的文化发展研究还相对幼稚，尚未产生太成熟的学术专著，但它紧紧地踩在文化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鼓点上，为国家及地方的文化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文化政策的制定、文化产业的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文化遗产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国际文化政策合作提供了及时和有效的咨询服务。反之各种社会需求（政府的、企业的）正促进着文化发展研究深化自己的理论。

二 新的文化研究将是对文化发展的制度环境的研究

文化发展研究与文化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相比的幼稚特征和它在我国发展中受欢迎的程度似乎并不匹配，但并非不可理解。反之，国内的文化发展研究与国际上文化研究潮流高度吻合。

1．国际文化研究的传统与流变

19世纪以来的西方学术传统中，文化研究有两个源头：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和“精神科学”（人文哲学）。前者在美国就成了社会学；后者在德国是当代的存在主义、解释学和法兰克福学派（包括伊格尔顿这样的英国学者）。但两者的方向有些悖逆。虽然二者都关心并直接切入文化的内容（宗教、价值、伦理、终极关怀等），但文化人类学关注的是不同文化（cultures）间的差异、是复数形式的文化，而且力图将其固定下来以便识别；而人文哲学探讨的是生活或存在的意义、人的本质或本真的存在，是带定冠词并大写的文化。后者尤其注意到文化是不断变动、成长、超越的，因此是很难被固定在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当时这两个学科似乎是分别发展的：一个是思辨哲学；另一个是经验科学；一个是规范性的，一个是描述性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如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的两条轨迹各自独立延伸。

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情况出现了某些变化。曾经被无穷向后追溯的“落后文化”和永远射向未来的“文化本质”被两极拉开，张力凸显。因此后来的工作注定要消弭这个差距。果然，德国思辨哲学的风头被同样高度思辨的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潮取代了；而知识经济或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也给美国的文化社会学带来了研究形态上的变化。这背后似乎同样是（胡塞尔）现象学传统的影响。

文化在人的研究中被凸显出来。人抽象的本质是一种被意识到的理想，在现实中人必须通过实际行动（实践）去争取“承认”。这时，可以将每个个人与共同体区隔开来或联系起来的中介物就是文化，人们相互争取承认的权力（武器或工具）也是文化，而将人的所有实践呈现和记录下来的就是文化符号。这时的文化不仅是符号，同时既是制度、权利，也是传统与变革。这样主体才能从大写的人落实成为小写的人，或不同规模的复数的人（群体）。

以这样的认识研究文化，文本、符号、书写或者作品的功能与构造被从新的角度予以揭示。“解构”仍是一种理解与揭示，是对“发展中”、“目的实现中”的动态描述。反之，复数文化的研究也放弃了对“原汁原味”的心理投射倾向。事实上没有什么“原始文化”，有的只是前现代文明的现代化转型与不尽相同的现代化途径。

于是我们看到大陆哲学关注对历史的解读（福柯）及解读方法问题（德里达），力图说明文化在实际交往过程中不断被拆解和建构的过程（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美国的文化社会学则关注到“记录文化”（recorded culture，戴安娜·克兰），关心通过记录文化所实现的文化变迁。后者那里，终极的东西、高远的理想、事物的本质被搁置了，更为复杂的动态文化互动模式被认真地揭示出来。这些研究揭示的只是美国社会现代化、发展与文化成长的特殊道路。

70年代后的美国（北美）文化社会学不断扩张，或者换一种说法，也在分崩离析，视野变得宽广而散漫，用克兰的话说就是形成了一个正在“浮现中的理论视野”。这是所谓的社会学与多种学科相融合，形成新的景观。文化研究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高度融合，形成了诸如艺术经济学、艺术管理学、文化政策学、文化政治学或媒体政治经济学等新的学科。这些学科把文化发展的制度问题凸显出来。

这些学科的重要经典、开山之作往往还是些论文集，它们的序言中往往写着“二三十年前这样一个学科还无法想象它的存在”等等。传统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微观经济学家很少关心文化艺术问题。但近些年来一些像模像样的文化艺术经济学著作（甚至中译本）已经问世。它们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从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现实中看到了真正的理论问题，例如文化及文化多样性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考恩：《商业文化礼赞》、《创造性破坏》）、文化消费的商业交易方式问题（J．里夫金：《付费体验的时代》）、文化产业组织中的合同问题（凯夫斯：《创意产业经济学》）、大众生产时代的社会分层与文化权利问题（霍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传媒的政治经济属性（莫斯可：《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等。这里要探讨的都是文化作品作为商品存在时其经济属性如何、其经济属性是否会干扰或助长其文化属性的发挥的问题，以及在一种商业社会制度条件下文化本身如何发展、成长的问题，政府是否应以公共财政资助精致艺术的问题等。这都是些实实在在的文化发展问题。在这样的潮流中我们看到，由于对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对纯粹思辨的警惕与克制，19世纪两种文化理论的背离现在消失了，两个传统在方向上统一了，尽管方向本身变得较为含混了。这就是所谓后现代的迷惘（丹尼尔·贝尔）。

这也就是说，国际上的文化发展研究兴起时间还不长，大约是从20世纪70年代前后开始的。但他们的一般学术发展比我们好，因而理论成果更成熟一些，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尤其意识到，相对抽象的哲学思考通过具体的社会科学，实际地干预了社会发展进程。

2．文化发展研究的学科基础

文化发展研究与一般的文化研究不同。它要解决文化发展的宏观环境与条件问题，而既不是文化的本质和定义问题，也不是研究文化生产的所谓“内部规律”问题，如作家的创作心理学问题、艺术形象的塑造问题或艺术表现手法问题。反思近年来我们自己的一些研究也逐渐认识到，所谓文化发展研究实际上也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群，通常需要让传统的人文研究和所谓社会科学的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结合起来，更细的研究还涉及财政学、行政学、管理学、政策学等等。因此，我们也需要学习新的知识，扩充我们的理论框架，并且把这些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合乎逻辑地放在每一项研究当中。目前，国外能做到对文化产业或艺术经济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著作还主要是一些大学教材。

改革开放当中，相对滞后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在21世纪开始提速，也将文化发展的课题提了出来。对于这些研究我倾向于将其称为发展文化学或文化发展理论。概括起来说，我们近年来所做过的研究有文化体制改革研究、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和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三个方向。文化发展研究的学科范围大致都涉及了。

把文化发展理论称为发展文化学还让人感到生疏。其实所谓“学”无非是“知识”的意思，而且这些知识是经过较多层次的归纳得来的，其中一些甚至像是“法则”（laws）。同时，“学”也是对未来的预见、构建与规范，是为人类社会的立法（laws）。人们只有通过知识、理论才能把握极为复杂的现实。因此文化学无非是关于文化的知识或理论，而发展文化学是指让文化在社会中得到发展的知识，是研究社会发展与文化的相互关联问题的学科。把“发展”置于“文化学”之前说明该分支学科是侧重与发展相关的文化理论问题，正如同发展心理学研究处于儿童成长时期的心理学问题一样。

研究中我们对这个学科有三点粗浅的认识。第一，“发展”是一个具有浓重经济学含义的概念。“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与现代化，尤其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同义。而由于现代化同时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因此它无法回避国际贸易、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但经过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的讨论（如佩鲁的《新发展观》）后，“发展”具有了更多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的含义。人类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今后的现代化发展应该具有更丰满、更多人道主义和更多尊严的内容。“以人为本”和“国际化”会是这种较多经济学因素的研究的两个特征。

第二，我们要处理的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制度环境问题，即要说明在什么社会氛围、规范和监管体制机制之下，文化较容易得到发展。文化发展研究就是（经济和国家管理）制度研究，而这时我们的制度又处于不断创新的过程中，表现为各种政策的出台和调整，因此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也是文化政策研究；这些政策调整（包括政府服务职能转变）过程就是改革，就是转型，因此文化发展研究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研究、文化现代化研究；中国的文化发展还必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的，因此文化发展研究也将会是文化交往体制研究和国际文化政策比较研究。

我们的改革应该合理、有序、逐步推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体制和政策的调整、创新、设计。这就是我们要进行制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我们一直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创造、是新事物，因而对现实多少具有一些“颠覆性”。但我们也认识到，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都不希望有剧烈的震荡，震荡对许多个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改革、创造的力度或分寸把握的问题。文化发展研究就是要对这种分寸的把握做出前瞻性研究和总结性说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要健全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里（文化）表达权的落实是与制度建设、法制建设联系在一起的。

今天无论是在世界上还是在中国，文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市场实现的。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约瑟夫·奈语）在很大程度上首先也表现为发达文化产业体现出来的经济硬实力。但是，市场的发展也会有自身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承认市场具有比较制度优势，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看到市场还处在不断的制度发育过程中。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尤其可能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如知识产权的问题（网络或软件的版权、非物质文化遗产或传统知识的产权问题等）。我们并不因为市场出现问题就全盘否定市场经济制度，否定30年的改革开放；反之我们认为市场制度还有许多需要研究、设计、完善的方面。

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成熟密切相关。充分的文化表达在某种意义上说与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公共媒体、NGO的发育程度相关。这又是与文化发展相关的制度设计的一个方面。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一个人口众多的现代化国家的制度构造也必然是较为复杂的。而实际上现在强调的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其他三个方面——政治、文化、社会本身就有高度紧密的相关性。这里的研究与设计应格外细致。

第三，在文化发展研究中，必须抓住文化产品研究这个关键环节。制度研究非常重要，否则文化资源无法成为社会普遍的创造力。例如，中国有极为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和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但它们极难变成丰富多彩的旅游文化纪念品。同时制度研究也需要一个中介，当抽象的文化哲学变成具体的文化发展理论或发展文化学时，它的对象要从艺术的本质、符号的内容变成文化产品（goods ＆ services）、艺术表现形式（cultural ＆ artistic expressions）。我们必须能揭示出文化产品及其生产、流通、传播、消费的经济属性与特质，以及它们作为人际关系工具（power）的属性与特质。例如，为什么对于市场来说，文化原创具有高风险特征，而文化消费却具有高弹性特征，并因此出现了利益驱动的市场对于文化产品的生产产生了特殊的选择性问题；以及为什么为此文化发展需要有公共服务的补充？又如为什么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会产生“文化折扣”，并由此应采取何种营销策略，在产品内容上有怎样的优先选择？要回答这些问题既要对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经济学、社会学属性有了解，也要对其文化学属性（所谓本质或内部规律）有清晰了解才可能做到。从上述三点认识出发我们或许可以构建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文化学学科理论框架。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更深入地分别讨论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的问题。

3．文化发展研究的有限视野

文化发展研究不替代全部的文化研究，更不等于多样化的文化艺术创造。它只是一个中介，在文化原创和遗产整理与社会制度之间进行疏通和协调，帮助文化融入社会，也帮助社会接纳文化原创。因为，文化原创才是人类所有进步的最终源头。有了较为深入的发展文化学研究，文化的发展繁荣与社会稳定才能同时实现。这时我们的目标并不是保证每一个文化产品都会被社会所接纳（因此它主要不是文艺批评），但希望有尽可能多的文化产品在社会中传播。我认为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是需要加速推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