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规律浅析

陈志刚

陈志刚，哲学博士，副研究员，现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建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为党建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多篇。专著有《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超越》《现代性批判及其对话》，译著有《哈贝马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反对资本主义》等。

【摘要】深入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90多年的丰富经验，上升到本质规律的高度，并自觉运用这些规律，这是推进党建科学化的客观要求，也是一个政党成熟和理论自信的标志。有五条重要的规律值得注意：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的科学态度和核心原则；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本质要求；三、批判借鉴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四、集体推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方式；五、立足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检验标准。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创新 规律

中国共产党的90多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90多年，是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指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90多年。90多年来，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中经历了艰难曲折，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深入总结这些经验，上升到本质规律的高度，并自觉运用这些规律，这是推进党建科学化的客观要求，也是一个政党成熟和理论自信的标志。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角度而言，至少有五条重要的规律值得关注。

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的科学态度和核心原则

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而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则脱胎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决定了我们在革命、建设的过程中不能照搬照抄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个别结论、词句，而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出发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仁人志士看到了希望，试图效法俄国，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拯救中国。但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是什么，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一开始并不是全然清楚的。由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少量的现代工业和大量的前现代工业并存，少量的市场经济和大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并存，占中国人口多数的是农民，而不是工人。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革命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革命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主导力量不仅仅是工人阶级，而必须把广大农民作为同盟军。然而，革命的领导者一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自觉不自觉地照搬俄国经验，试图完全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通过在城市发起武装暴动，进而包围农村来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这种城市包围农村的方针，给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挫折。而毛泽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科学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各阶级状况，以及总结革命挫折的沉痛教训，突破了城市中心论，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5]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用“实事求是”这一中国成语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并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目标。正是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出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崭新的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同样，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也是立足中国实际、实事求是，提出了许多新思想，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对农业发展实行与苏联“先机械化后集体化”不同的“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思路，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然而，在此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虽然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结合，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路，却由于错误估计形势，担心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最终没有成功地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毛泽东晚年，他虽然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程中提出了一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但这些闪光的思想大多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付诸实践，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其思想深处仍是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对于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论断，刚刚复出而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首先站了出来，旗帜鲜明地表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26]他强调，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27]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推动下，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一讲话推动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立足中国国情，冲破了种种思想阻拦，围绕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发展什么主义”，先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市场经济理论，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进一步推动下，党中央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目标。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目标，江泽民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必须“与时俱进”。他指出：“过去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已经不适用了，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重新学习，不断创新，与时俱进。”[28]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精神的指导下，江泽民同志总结苏东国家解体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作出了回答。

十六大以后，立足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顺应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等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恩格斯曾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9]因此，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创新，就不能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论断，而应该从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生动发展的实际问题，提出新观点，开拓新思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和核心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命力、创造力的保证。实践证明，90年来，凡是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时，我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就取得成功。反之，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

二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在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前提下的创新，是把“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具体化到中国实践中去。丢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创新而创新，那只能走上邪路，丧失根本。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替代关系，后者对于前者是坚持中有创新、继承中有发展。不能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或者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取代经典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不但包含了唯物史观，而且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为我们分析处理各种问题提供了全面的、重要的方法论指导。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所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的是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进一步认识，以及在一些重要方法论上的运用。因此，也不能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代替经典马克思主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的本质要求，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只有坚持中有发展，发展中有坚持，才能使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一脉相承，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与活力。

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30]他还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总店和分店、树干和枝叶的关系。就是说，二者是一个统一体，前者为后者提供支撑，没有总店就没有分店，没有根就没有叶。另外，毛泽东也强调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创新发展。

在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时，邓小平同志一方面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明确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31]改革开放的成功在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又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讲出“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1984年10月，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在谈到中央最近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指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做‘异端’。”[32]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邓小平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也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33]江泽民同志还强调：“实践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要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基本规律。用发展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这就是按规律办事，也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态度。”[34]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21世纪。

胡锦涛同志也强调：“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35]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要求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要求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36]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立足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三十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7]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实践充分证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三 批判借鉴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曾指出，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理论创新除了必须总结当代生动发展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外，还必须从其历史传统中汲取丰富的养分。批判借鉴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斗争的科学理论，是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强大武器。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品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众多著作都以“批判”为名，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批判”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围剿以及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责难。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责难过程中发展壮大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创新过程也是一个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初期，就经历了三次大论战，即“问题与主义”之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斗争、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这三次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从其萌芽到发展成熟，也受到“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种种错误思想的责难和挑战。正是在反对和批判这些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中，毛泽东思想日渐得到广大党员干部和部队指战员的认同，在七大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同样，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也存在着和种种教条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新自由主义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它从来不否定一切。它在批判前人理论中的错误观点的同时，还强调对前人理论的合理内核加以继承和借鉴融合。借鉴融合既是中国文化，也是西方文化创新的重要途径。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包含着许多优秀的成果。在五千多年的文化发展历程中，中国文化以其海纳百川的气概融合了许多外来文化，并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化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型文化，创造了中国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同样，如布罗代尔所说，“在各种文明中，西方恰好利用了它汇集着无数文化潮流的优越地位。千百年来，它从各个方向吸取营养，甚至向已死的文明借鉴，这才使它后来光芒普照，风行全球”。[38]不仅如此，借鉴融合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发展时曾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9]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新文化并不是凭空想象的，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脱离世界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而只有在批判继承古今中外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的。“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40]毛泽东认为，否定批判继承的态度，否定文化建设的民族特色，在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

另外，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特别强调借鉴外国一切有益的理论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41]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2]江泽民同志也明确强调：“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需要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43]这里的外来文明成果当然也包括理论创新的成果。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都建立在现代大生产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不意味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而是扬弃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借鉴。社会主义不仅有与资本主义相矛盾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尤其是对于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基础上的中国来说，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借鉴其管理经济社会的重要经验，并在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无疑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捷径。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我们借鉴了西方的产权理论、市场化理论，提出了我们自己的国有企业产权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切实推进了国企改革，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政治上，我们借鉴了西方的权力制衡理论，但又不照搬西方制度模式，提出了在党内实行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新思路，开拓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局面。在文化建设上，我们借鉴了西方的文化产业理论，切实推进了文化体制改革。

必须强调的是，在批判继承、借鉴融合中外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实现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并不搞拿来主义，照搬照抄，而是特别注重在内容上的马克思主义化，在概念表达上的中国化，力求用中国已有的概念、词语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譬如，毛泽东提出了“实事求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识论、唯物史观作出了中国风格的表达。邓小平也对“小康社会”的内涵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这是中国的现代化，替代了外国的现代化理论。胡锦涛同志则在继承了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和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对“以人为本”观念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正是一代又一代领导人的努力，使得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也越来越具有活力。

四 集体推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方式

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其有生之年都没有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形态主要是在否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进行“反推性”构建的，因此主要是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存在的。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运用。这个运用的过程十分复杂，而且涉及众多的领域，这就决定了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能仅仅依靠一两个人，只能通过无数的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经过不断探索、总结、积累才能实现。所谓涓涓小溪汇流成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依靠集体推进的，是党带领人民群众共同推进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理论成果，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提升出来的，都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经对中国革命进行过深刻的探讨，有过理论贡献，如瞿秋白首先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军事斗争策略，周恩来在1929年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第一次提出了“群众路线”概念[44]。当然，对于中国革命理论，贡献最大的无疑当属毛泽东。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中国革命经验总结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也主要是由毛泽东完成的。邓小平同志曾高度评价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他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45]所以，对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现的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倾向，邓小平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指出，“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46]

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更加明显地体现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集体推进的特征。其中既有党的领导人的贡献，也有无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的贡献。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47]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放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整体中来理解，把他们看成是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人民一道顽强拼搏、接续奋斗的结果，而不能把它们仅仅看成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独立产物。

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由邓小平同志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由邓小平同志首先加以系统阐发的，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也为这一道路创新和理论创新作出了历史的贡献。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曾明确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48]他还竭力强调改革开放前的探索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49]

一段时间以来，有些人竭力把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这两个历史阶段对立起来，以改革开放后来否定改革开放前，认为毛泽东从1957～1976年这2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10年乏善可陈，甚至漆黑一团，“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也有另外一种声音，用改革开放前来否定改革开放后。然而，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阶段。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历史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不仅重申党的十八大对改革开放前一阶段贡献的肯定判断，还进一步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改革开放前的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开创的，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没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大好的局面；没有改革开放前的探索实践，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两者并非彼此割裂，更非根本对立，一切用前一时期否定后一时期或用后一时期否定前一时期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50]

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曾明确提出“以苏为戒”、“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可以说，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毛泽东这一思想中的应有之义。不过，从整体上说，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不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才得以真正开创。但是，这并不说明，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没有什么贡献，或者说只有经验教训的反面贡献。毛泽东的探索虽然遭受了重大挫折，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习近平同志所说的“理论准备”，以及十八大报告所说的“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这些判断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其基础和源头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我们不但要从历史的整体视野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推进，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探索、开创发展，而且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看成是一个由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不断加以集体推进、完善发展的产物。

概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实现本质上是一个大众化的进程，是一个由集体接续推进的过程。大众化不但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必须为群众所掌握，而且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方式是大众化的。

五 不断发展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根本源泉和检验标准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重要动力，也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在生动发展的实践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的理论。所以，实践创新到哪里，理论创新就需要发展到哪里。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首先要真正把握中国实际。真正把握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胡锦涛同志曾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51]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不断胜利，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和不断发展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另一方面又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空洞、僵硬、刻板的教条。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52]他还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离开中国革命的实际，搞本本主义，只能导致革命的失败。正是通过革命实践成功与失败的不断检验，我们党在遵义会议时恢复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在党的七大的时候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在立足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思想，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探索中，虽然毛泽东强调要“以苏为戒”、“走自己的路”，但是由于对国内国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峻，以及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估计不足，毛泽东把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错误地归结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放弃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正确提法。据此，他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大过渡”理论，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53]。根据这个“大过渡”理论，毛泽东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并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华民族陷于灾难之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责任感出发，对新中国成立30年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建国30年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上遭受这么多曲折和挫折，就在于我们对国情的认识不够清醒，离开现实的国情和发展阶段而制定了一些“左”的政策，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放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没有认识到商品经济对落后的社会主义的不可逾越性。在科学考察国情世情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和平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的判断，启动了改革开放的新航程。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强调既坚持“走自己的路”，又借鉴“他国的路”，从而突破了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设想，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4]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我们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新。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年多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55]江泽民强调，必须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际新的发展，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江泽民深刻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形势，探讨了一球两制条件下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新战略。他敏锐地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现在，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他们经济、科技实力雄厚，掌握着国际经贸组织以及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在全球化中获益最大，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地位。”[56]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顺应”或“适应”全球化，与世界“接轨”，“我们要始终注意正确处理好对外开放、发展国际经济合作与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的关系，十分注意并切实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57]，既要看到机遇也要看到挑战，并努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其次，在总结我们对外开放中过于依赖引进外国技术的重大教训的基础上，江泽民强调我国必须坚持自主创新的战略，他深刻地指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上有些最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我们必须在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坚持不懈地着力提高国家的自主研究开发能力。”[58]再次，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江泽民在反思苏东国家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深刻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开启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正是由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不断创新，中国不但避免了苏东国家亡党亡国的命运，而且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并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大会上把改革开放的新共识概括为“十大结合”。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新思想的提出，是立足于新的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实践证明，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新思想使我们成功地走出了全球经济危机的阴霾，开创了一个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中国模式，赢得了全球的关注和广泛的赞誉。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90多年来，正是在不断发展的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生动发展的实践相结合，坚持对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坚持以不断发展的实践检验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不断创新，使马克思主义表现出勃勃生机，使我们党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依靠自身的力量修正了错误，纠正了种种问题，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当然，实践检验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需要在新的实践中继续检验，并不断发展创新。另外，虽然我国当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必须深刻地洞察国内国际中哪些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哪些情况没有变化。只有在深刻把握这些实际的基础上，才能避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新局面的强大动力。深入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规律，并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这对于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