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方身份认同理论研究与现状

在前文归纳的对军事社会学研究视角和观点的基础上，本书将重点探讨军官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因此，必须首先厘清身份认同理论及其研究的脉络。中外学者对于“身份认同”理论及其概念的讨论，其热烈程度不言而喻。从根源看，“身份认同”是出自西方的话语，其基本内涵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除此基本内涵之外，它还有内容广泛的外延。在西方的理论中，身份认同用英语表示为“identity”，如果从概念外延的角度来看待它，那么它既包含社会范畴的意思，也含有与这个社会范畴相对应的价值观、认同感等社会心理学层面的含义。

在西方，虽然身份认同的研究是在当代开花结果的，但是身份认同的思想却可以追溯到启蒙时期。

从西方身份理论研究的源起上讲，柏拉图、奥古斯丁和笛卡尔应该属于西方身份理论研究的开端性人物，虽然他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家，他们的研究也不是纯正的社会学研究，但他们的研究观点无疑为后来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柏拉图认为认知与实践对于国家对个人的认同以及个人对自我的身份认同都很重要，但认知产生的影响更为突出，它几乎可以代表全部而使实践显得微不足道。他清晰又十分有逻辑地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政治家和统治者获得身份认同的图景。柏拉图也是西方最早和较系统地阐释身份认同理论的思想家和学者。奥古斯丁是中世纪的神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心理学家，他的身份认同理论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就是以心灵与自我的角度为切入点来解释信徒是如何看待上帝的，通过对上帝的理解以达到对自身的认识。从奥学说的阐述过程当中（奥古斯丁的学说），表面上看主要要解决的是信徒对上帝的认识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信徒如何认识自身的问题。在心灵通过其认识自我与上帝的众多心智行为中，奥古斯丁挑选了由记忆、理解与意志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的草图。奥古斯丁从神学出发通过一系列包括心灵在内的三位一体结构，最终为我们创设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身份认同理论及分析视角。笛卡尔是世界近代史上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他的身份认同思想首先体现在他的“自我研究”之中。他说若只是观察别人的生活习惯，则找不到一件事例足以保证他的正确无误。他认为观察别人不如观察自己，而且他发现越是试图去观察别人就会产生越多的分歧，他说“我立志要在我自己的身上做研究，运用我全部的精神能力，选择我当遵循的路径”。其身份认同理论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通过坚持自我，相信理性，从而认识自我，他的这一思想为身份认同理论开辟了全新的分析路径。

当代身份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受到20世纪相对主义思潮的影响。在西方，自启蒙主义始人们相信存在一个完整的自我。构成社会内核的完整主体被认为是稳定和连贯的。尼采挑战完整主体的观点，认为“‘主体’并非给定的，它是某种添加、发明和投射到已有事物背后的东西”。弗洛伊德提出无意识对自我控制的颠覆，从心理学的角度证明完整主体是不切实际的。结构主义否定主体作为意义创造者的地位，后结构主义继承对主体的批判态度。福柯提出主体是可以被构建的：“个体不是给定的实体，而是权力运作的俘虏。个体，包括他的身份和特点，都是权力关系对身体施加作用的结构。”哈贝马斯提出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设计”。后现代主义进一步分化瓦解主体的整体意识，主体的身份认同危机加剧。后现代主体呈现一种去中心的特征。斯图亚特·霍尔说：“主体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再也不以统一自我为中心了。我们包含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指向四面八方，因此我们的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主要是互动论流派对身份理论的发展。其理论基础是迪尔凯姆的变态说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行动论，代表理论有詹姆斯的“自我”观、库利的“自我”观、齐美尔的早期“互动”理论、米德的身份认同理论及舒茨的现象学互动主义。

迪尔凯姆作为社会学事实上的创始人，其对身份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他提出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提出了两条主要的互动论思路，即对仪式的分析和对思想分类的关注。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仪式是创建和维持互动模式的关键机制，这一思想对后来的互动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他对思想分类的关注事实是强调所谓“集体意识”并非是“完全外在于我们的”，并认为人们对情境的认定和取向是与主体意识的组织相关的，而且这种意识分类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结构安排的反映。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学“就是一门透视社会行为，以剖析其原因、过程和效用的科学”，他认为，隐藏在阶级、国家、制度、民族这样一些社会宏观结构背后的社会现实，是人们之间富于意义和象征性的互动。但他在后来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中主要倾向于研究社会与文化的构成物，以及这些构成物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忽视了他所强调的处于互动和相互理解中的个体。这一忽视被后来的符号互动学家特别是舒茨注意到，带来了后来互动理论的繁荣。

在前两位学者互动理论的基础上，詹姆斯作为心理学家“也许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自我概念的社会科学家”，其主要贡献是发展了一套“自我”的类型学。他认为“自我”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含义，即“物质自我”“社会自我”和“精神自我”，他认为人们关于自我的感知源于同他人的互动。

库利的“自我”专指社会自我，意思是强调自我的社会方面。社会自我是意识对自身产生于交流生活的某种思想或者思想体系的认识和感觉。一个人只要想一想对他的“自我”的某种攻击，比如说，对他服装的嘲笑和抢走他的财产和孩子或诽谤他的名誉，他的自我感觉就会立即出现。在此基础上就自然引出了使库利闻名的“镜中我”概念。他指出，在许多情况下，与他人的联系依赖于较为确定的想象形式，即想象他的自我是如何出现在他人的意识之中的。这种自我感觉决定于对想象的他人的态度，这种自我被库利称作“镜中我”或“镜中自我”。这种“镜中我”中的自我认识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其一，对别人眼里关于我们的形象的想象，对别人关于这一形象的判断的想象；其二，很重要的是想象中的别人的判断；其三，刺激我们骄傲或耻辱的东西并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机械的反应，而是一种有旧因的情感，即想象另一个头脑里的反应产生的结果。总而言之，库利的身份认同理论是内容涵盖广泛、相对比较系统的理论。库利本人也是美国社会学界身份认同理论之开先河者，他的重要贡献在于为美国社会学的独立发展注入了许多本土元素并为后来的互动论、拟剧论、本土方法论等所借鉴。

米德的理论立场首先是行为主义的，他认为事物所具有的某些特征以及个体所拥有的某些经验，都可以被陈述成存在于某种活动内部的事件；但是，活动的一部分却存在于有机体内部，而且只是到后来才开始表达出来。

活动本身包含着某种并不是外在的特征，而是属于这种活动领域的，而且这种内在的有机体行为和举止具有各种特征，后者确实在我们自己的态度中，特别是在那些与言语联系在一起的态度中，把自身揭示出来。同时，只有根据个体作为其成员的整个社会群体的行为，个体的行为才能得到理解，因为他的个体性活动都包含在更大的、超出他自己范围之外的社会活动之中，而且还涉及这个群体的其他成员。米德的理论立场也是社会行为主义的，他说必须通过只有行动的个体可以接近的东西，只有在他自己的内在生活领域中才会出现的东西，才能与它在其中出现的那个环境的关系来陈述。一个个体具有一种经验，而另一个个体则具有另一种经验，这两种经验都是他们根据自己的生平陈述出来的，但除此之外，这里还存在对于所有人的经验来说都是同样的东西。

米德的社会行动主义将社会动作置于核心地位，也是借鉴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看来姿态的概念十分重要，其在心灵的产生和发展中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声的姿态会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符号表达出来，而无声的姿态则是无意的、非表意的姿态。相比之下，米德认为有声姿态更为重要。有声姿态使得思维、心灵以及自我创设成为可能。有意义的符号以每个参与交往活动的个体都具有从他人立场来想象自己的行动和扮演他人角色的能力为前提，来响应自己所发出的刺激。有声姿态对作出它的个体产生的影响与对接受它的个体，或者对它做出明显反应的人产生的影响相同，并因而包含着对作出它的个体自我的某种参照。那么，它就会变成一种有意义的符号。正因为在开始阶段的姿态对于心灵的产生与发展十分重要，因此米德在论述姿态的基础上将心灵的特征总结如下：心灵是人这种动物所具有的，可以与低级动物的智力区别开来的反思性智力。实际上米德所指的心灵也只有与普通动物有区别的人身上才存在。人处于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要相互交往，且只有在这种交往的社会过程作为整体进入个人的经验之中，心灵才能够真正地发挥作用，但反思性是心灵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布鲁默的身份认同理论是在总结与发展了符号互动论基础上最终成为能够与功能主义学派、冲突论学派相抗衡的一派力量。严格意义上讲在布鲁默之前没有任何一位学者曾以符号互动的观点对人类群体生活之性质作过系统研究。在众多学者中，米德给这种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但是，他并没有发展出一套可供社会学使用的方法论，而布鲁默的目标是要提供一套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布鲁默的形象互动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在1969年出版的《形象互动动论：观点与方法》一书中。

布鲁默的形象互动理论有三大理论前提，第一，人类必然会对身边的事物赋予某种意义并以此作出相应的反应；第二，这些事物的意义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第三，个人在面对事物时会加以演绎并因此而改变这些意义。通俗地讲，第一个理论前提是要向我们强调人类的行为是主观的、自主的，并且也是有意义的行为。第二个理论命题强调人类行为所具有的意义不是静态不动的，而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动态的过程。第三个理论命题则是说人的行动及其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单向的，而是多维的、循环反复的。布鲁默认为生活中的个人是社会学家应该关注的焦点，社会学家唯一能做的就是设身处地去接触现实世界中的成员，观察和研究他们之间的互动过程，进而掌握社会现实的某些片断。对布鲁默来说，只有从行动者、行动过程和特定处境出发才可充分解释人类的行为及其互动过程。没有任何因素能直接影响行动者，因为所有这些因素，无论是外在的社会因素还是内在的心理因素，在未产生影响前必先要受到行动者的注意和过滤。也就是说，它们必须被行动者演绎才可起到相关作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布鲁默把行动着的个人放在他的符号互动理论和身份认同理论的中心位置，一切符号只有经过行动者个人诠释之后才有意义。事实上，能够进入行动者视野中的事物都是他可以赋予其意义的对象。社会毕竟是由行动着的人组成的，而人们的行动必然是要发生在一定的情境之中的，也就是说人的行动是产生于一定的情境之中的。

总而言之，布鲁默的形象互动论或者说他的身份认同理论的基本观点，即社会是由行动着的人组成的，经验世界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和所做的一切。这其中包括有生命的、无生命的、抽象的事物对于感受它们的主体的意义，也包括个人的行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经验世界。

后现代各种理论流派从各自的视角对身份认同进行讨论，比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身份认同进而与种族、性别、阶级、权力、全球化等理论问题相互交叉和融合，成为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相比较而言，社会学和心理学对身份认同的讨论较为深入，为其他学科的讨论奠定了基础。社会学和心理学对身份认同的研究沿着两条路线展开，它们分别是身份理论和社会身份理论。身份理论主要是微观社会学理论，用来解释个人与角色有关的行为；社会身份理论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用来解释群体的认同和群体之间的关系。身份理论和社会身份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走向融合。这两种理论相互联系、互为补充，为文化身份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其中有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论”、斯特赖特的认同理论和麦考尔的角色支持理论及西蒙斯的认同理论等。

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法以独特的研究方法把社会学的视角定位于常人的生活中，奠定了传统社会学向后现代社会学转变的基础。常人方法论是一种研究常人用何种方法获得对于现实世界的感受的学问。它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在70年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学派在早期认为自己发现了一种新的现实，向功能主义和符号互动主义提出了挑战。

这种“新现实”的主张，灵感来自胡塞尔和舒茨——社会群体中的人们是怎样在彼此之间制造和维持社会世界的真正本质这一假设的。他们认为，一个“更真实”的问题是：人们有意无意地建构、维持、转变他们对于外部社会现实“感受”的复杂方式。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不是价值、规范、共同定义和互通有无，而是建构社会秩序预设的明显和不明显的方法。与互动论研究不同的是，虽然常人方法论运用了参与和观察的方法以研究互动的个人，但他们与符号互动论者的关注点是不同的。对互动论研究者而言，他们关注的主要是不同类型的显在和隐在的定义、规范和价值萌发所在的情境，因而解决的问题是：社会组织如何成为可能。常人方法论家感兴趣的是，人们是如何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即存在机制、规范、定义之类的东西。而其类型如何，则不是常人方法论家感兴趣的焦点。这里存在着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人们通过何种途径来看待、界定和确认现存的规则与定义？人们如何利用他们对于现存的定义和规范的信念来彼此描述进而建构社会秩序？

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论研究》为常人方法论成为一种独特的理论视角奠定了基础。他将常人方法论看作一个研究领域，寻求人们赋予世界意义时所使用的方法，强调语言是使现实建构得以完成的媒介。他认为，互动中言语表达是现实得以建构的首要方法。他高度重视索引性，认为一个表达其索引性远远多于实际所说的，因为它还包含只有在情境的上下文中才能明白的意义。加芬克尔还和助手们进行了一些有趣的试验，通过“裂变试验”，他试图发现“不怀疑”（对互动得以进行的一些背景特征不予怀疑）这种方法在互动中的运用情况。他还通过考察陪审团的裁决过程，说明了互动中人们对规则的建构。加芬克尔的研究策略，体现了早期常人方法论研究的意向：进入自然社会情境或创造社会情境中观察人们是如何试图确认、建构、维护和变革规则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主要以互动过程理论为主的认同理论慢慢转变方向，开始关注情感是如何卷入人际关系之中以及社会相遇是如何构成的，互动理论的妙处就在于抓住了情感对互动过程的影响。社会互动中的情感理论，包括霍赫希尔德的情感剧场理论、情感的符号互动理论、地位和权力的情感理论、情感网络理论、情感互动进化理论、心理互动分析的情感理论。另外，预期状态理论也是阐发得较为细致明确的理论，包括行为预期理论、地位特征理论、合法化理论等。

其中斯特赖克的认同理论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认同是对处于互动中的个体位置的标定。个体标定自身的位置之后，就会产生对自己行为的预期。他们还能明确他人的认同位置，认识到引导他人角色行为的预期。在这些定位之后，个体还能意识到更广阔的参照框架和情境定义，并将自己作为客体，置于整个位置结构的关系之中。然而，行为并不完全由这种位置标定和情境定义所支配。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摆脱角色定位和情境定义的规制，随社会结构的类型而定。有的社会结构是开放的、有伸缩性的，有的社会结构是封闭的、机械的。但是当人们面对面互动时，社会结构仍然对个体的行为起限定和规制作用。第二，显要性位置高的认同对个体的行为有更多的统合作用。在大多数情境中，人们都需要调用多重认同，认同调用的灵活性受结构规制的严格程度的影响。第三，责任担当是个体某一认同的程度。个体与他人的关系越是依赖于某一种认同的责任担当，则这一认同越是在显要性序列中处于较高的地位。如果这一认同是基于更大的社会界定和他人的观念，他就会产生与这些观念和界定更一致的行为。个体在某一场合给与这一认同的责任担当越多，则越能获得更多的自尊。第四，当互动情境由于外部事件的侵扰而改变时，人们可能寻求新的认同。责任担当就会朝着那些反映新的价值观念的认同的方向改变。

麦考尔和西蒙斯的认同理论主要体现为这样几个方面。第一，角色定位的两个部分，即与社会结构有关的常规部分和与人们的想象有关的特殊部分。第二，为何要寻求角色认同：一方面是为了寻求一个人的认同在他人眼中的合法化，这是推动人们行动的力量；另一方面人们寻求在角色执行中估价自身，企图固化角色定位，获得他人的角色支持。这种角色支持不仅包括他人赞同个体占据某一位置的权利、承认个体由这一位置而引发的行为，而且包括附着于角色认同、角色执行上的更为丰富的内容，如个性、风格、情感和格调。由于许多角色认同在个体的内心是理想化了的，所以个体的角色认同和他人的角色支持之间存在矛盾，个体通过一些机制克服这些矛盾。第三，影响认同显要性层级的因素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人们理想化了的观念被他人支持的程度；人们认可相应身份的程度；与身份相连的外部和内部报酬的大小；以前对身份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的多少。第四，互动是一场交换性谈判，个体的角色认同与其在互动中获得的报酬有关。人们在互动过程中，寻求伴随角色执行的合法化而来的报酬。这种报酬有三类：外部报酬——金钱及其他大家都可见到的刺激；内部报酬——对个体的刺激，如满意、自豪和舒适等；最有价值的报酬——角色支持。在所有互动中，个体总是被驱使寻找利润。第五，现场认同受到显要性层级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个体在某一特定现场的角色认同受到几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是现场自我，这决定了在既定情境里个体的可选菜单，包括个体可能启动的角色认同。其次是理想自我，这个自我比现场自我更为稳定，它决定着何种认同应该在互动中处于较高位置，以及它们将如何被调用来建构现场自我。其他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体感觉支持某一认同的必要性；确立某一现场自我所能获得的报酬等。

总之，西方的身份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在互动中的角色认同有多种选择，这些选择就如同一个菜单，由主人排出了一个显要性序列。这种排序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之一是个体在认同的角色的执行中所获得的报酬。这种报酬可能是精神的报酬，也可能是物质的报酬，还可能是角色支持的报酬。个体在互动中越多地对某一认同给与责任担当，就越可能从这种责任担当中获得自尊，这一认同就越可能在序列中居于较高的位置。层级较高的认同对个体的行为具有较大的支配能力。

由此看来，可将西方的身份认同理论归纳为三大理论视角，即心灵与自我视角、社会心理学视角、社会行动论视角。当然，这三大理论视角之间的界限也并非是泾渭分明、无任何联系的。事实上每一理论视角都含有其他理论视角的成分，之所以这样划分，其目的是使文章在宏观上对身份认同理论能够有一个清晰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