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的研究意义

本书以现役部队地方大学生军官群体为例探讨军官阶层出身差异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就研究意义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科方面。军事社会学自“二战”以来在国外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在国内仍然是起步阶段。虽然近年对部队的相关研究逐年增多，但将公安现役部队军官作为研究对象的还很少。而且当前的军事社会学在研究视角上还没有超越传统的社会心理学视角和社会学微观层面的“行动视角”。运用“身份认同”或“社会认同”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框架在解释相关群体时，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也有不同。“社会心理学偏重于对社会认同的心理活动层面的研究，而社会学更偏重于社会现象（比如身份、地位、利益和归属）的一致性及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当前社会学运用这一概念研究最多的群体就是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王春光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一文中指出，新生代的农村流动人口的实际身份与制度性身份发生错位，社会对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与国家制度对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之间存在很大的偏差。陈映芳在《“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中专门讨论了制度性安排与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的差异，指出制度设置作为一种结构性因素在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上的重要性。张群梅在《新农民工人阶层的政治学分析》中从政治学角度来研究新农民工阶层的身份认同。类似研究还有对失地农民群体的社会认同研究，如郁晓晖、张海波的《失地农民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建构》。有关国企失业工人的研究，如赵定东的《论大型国有企业失业人员的转型适应与社会认同：基于辽宁省的个案研究》。有关于城市外来人口中青少年群体的研究，如潘一禾的《社会和谐与中国青少年的复合公民身份认同》等。还有从宏观角度探讨社会认同的相关研究，如赵志裕等人在《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香港回归中国的研究范例》一文中，以香港回归为背景探讨了社会认同的过程问题。李春玲在《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中以陆学艺等人的十大阶层的划分为背景，比较了客观阶层分类与主观身份认同的差异，等等。这些研究成果虽然没有对本研究产生实质性影响，但为本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研究的基础。因此本研究将社会认同问题引入军事社会学领域，并使社会结构视角和社会行动视角相结合，为军事社会学在学科建设方面的创新进行一定的尝试。

其次，理论方面。社会认同理论是欧陆社会心理学家于“二战”后提出的最有创造性的理论之一，“认同”问题也是近年社会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从上述的基本描述来看，以往身份认同研究在理论上都以“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社会认同理论是“二战”后欧洲社会心理学家对世界社会心理学作出的最有意义的理论贡献。所以对身份认同的研究往往以心理学的视角切入，或者是从社会学的微观层面的“行为视角”展开探讨。但学生官群体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度等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如前文所说公安现役部队中的学生官身份的特殊性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一方面作为军人要执行部队的《条令条例》，但另一方面作为普通公民在工作中更多地执行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所以单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和社会学的“行为视角”不能解释学生官的身份认同问题。所以本书引入“制度性身份认同”和“社会性身份认同”概念，从结构角度探讨学生官的身份认同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前提假设是学生官身份认同受到制度设置等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因此本书将重点探讨学生官在军队中的心理冲突、人格与角色冲突及社会与文化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并将之置于社会转型和军队现代化的背景下展开。总之，本研究以现役军官阶层中出身差异群体的身份认同为研究对象，试图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作出有益的探索。

最后，现实方面。中国当前正处于激荡的转型时期，在阶层不断分化、矛盾不断滋生的背景下，一些人的身份边界模糊不定，身份也在不断变动，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的军队建设也出现了许多调整。其中，军队干部体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军营的特殊任务导致了其独特的社会特征。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部队中的“人治”重于“法治”，这些特质构成了军营的主导性政治文化，同时决定了军队干部与在宽松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生官”认同上的差异，制约了学生官再社会化的过程。表现为：首先，主导性政治文化中所倡导的高调政治理想、政治信仰、政治道德教化忽视了个人利益，在组织上造成对个性的压抑，所以基本上并未得到军队成员发自内心的认可，只是在权力控制与利益驱动下表面上表示接受而已。其次，军队成员个人权利意识不断提高，而现有的军队组织的特殊性和主导性政治文化又使这种意识不具有合法性，军队成员若想超越组织规定的限度去追求个人或局部的权利，就只能通过非制度性的方式来实现。于是在主导性政治文化所倡导的政治原则之外，生成了另一套“潜规则”，如通过不正当手段追求个人权利的欲望远超过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宗旨，官僚主义和裙带关系盛行。实际上，在军队组织内部，这种“潜规则”已经成为主导性政治文化表皮下的一种支配性规则文化，或可称为“次政治文化”。它在军队的非正式运行与操作中所起的作用可能远远超过主导性政治文化，一些成员与团体通过这种“潜规则”在组织体制内谋求到权利和利益。从长远效果来看，这些“潜规则”的扩张性运行可能架空主导性政治文化并使之失效。再次，在封闭的政治文化体系内，对现有政治文化的认识多停留在感性层次，人们只能消极地逃避这些政治话语，却不容易重新构建独立的话语，更不可能产生对之构成结构性威胁的认识。结果越来越多的个体谙悉政治文化中的奥妙而变得更加圆滑，这既强化了政治文化的表层化，又加深了这种文化的深层变异。最后，绝对等级制下的权力腐败不但成为中国政治之癌，也同样成为中国军队之癌。一方面，由于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军队体制缺少监督机制，客观上造成了对腐败的宽容致使腐败泛滥。主导性政治文化企图用道德教化来遏制绝对等级下的权力腐败，无异于与虎谋皮。另一方面，等级特权在这里已经合法化并造就了一大批热衷于追求等级权力并努力维护这一体制的人。但从根本上讲，这种等级特权可能消除体制与主导性政治文化的合法性，反衬出主导性政治文化所倡导的一切使学生官在个体认同与军队社会认同上产生的矛盾与冲突。

同时对学生官而言，在上述的背景下产生了诸如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个人欲望与部队要求的矛盾、情感与意志的矛盾、知与行的矛盾及社会大环境与生活小环境的矛盾等。当前我国社会已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社会转型以结构转换为核心，同时带动社会体制的转轨、利益的调整和观念的变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一方面，处在转型发展时期的社会，为个人的成长提出了许多新的规范要求和价值标准，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为提高人们对社会的分析力、理解力提供了条件。但另一方面，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打乱和干扰了个人成长的早期模型，从而引起了人们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对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认识上的波动。这必然带来人们新旧观念上的冲突，造成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性和模糊性，导致在行为选择上出现无所适从或随心所欲的倾向，这可以说是我们共同面对的社会环境。青年大学生正处在人生转轨的关键时期，这样的大环境，使他们以前在校园里形成的价值体系、建构的人生理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转型期的青年最需要教育的引导。从大学校门走出就步入了军营，生活小环境的改变使这些天之骄子一夜之间失去了大学时代所拥有的“自由”。地方大学生的到来，必将给部队带来其最需要的文化知识，大学生将为部队建设服务；同时也带来了与部队管理不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与部队传统不协调的不良的思想认识、与部队要求不一致的工作作风。部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部队。本研究力图解析这种矛盾产生的机制，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因此赋予了本研究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