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大使篇

亲历中德建交——从驻外记者到大使

王殊

今年 (2012) 10月11日，是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40周年的日子。这对两国都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经过共同的努力，两国40年来在各方面的合作关系和来往都得到了飞快的发展，成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我经历了两国建交的全过程，从记者到成为大使。40年前，两国外长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两国建交联合公报，打开了两国关系新的篇章。当年盛况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中德关系新的一页

1972年10月11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里灯火辉煌，几十个在北京的中外记者和专程前来的20多个西德记者陆续来到了这里，采访将要开始的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联合公报签署仪式。谢尔外长在前一天下午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在纽约参加了联合国大会以后乘专机到达北京。9时多，双方外交官员都来到了大厅，排列在签字桌的后面。为了加深两国建交的重大意义，事先商定两国外长先签字再会谈。近10时，我国外长姬鹏飞在大门口同来访的谢尔外长热烈地握手互致了问候。两个人一起走进大厅，向摆着两国国旗的红绒布的签字桌走去。他们同前来出席签字仪式的李先念副总理握了手，然后在长桌前坐下，在摄像机和照相机的闪闪灯光中签署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两国外长签字以后，就走入会议厅进行了简短的谈话。谢尔说，他对能够作为联邦德国的第一个领导人访华，并且在建交公报上签字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姬鹏飞说，签字只有短短的15分钟，但反映了两国1949年来特别是近两年来共同的努力。我们从不了解到了解，从没有接触到有接触，终于在今天完成了两国建交的大事。我也一样感到非常高兴。

当晚，李先念副总理同谢尔外长在人民大会堂简短会谈后，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让德国客人和参加宴会的各国驻华使节感到非常意外的是，乐队在宴会上演奏了贝多芬和其他德国音乐家的乐曲。从“文革”开始以来，乐队早已不再演奏西方乐曲，贝多芬等音乐大师都成了红卫兵的批判对象。这次忽然恢复演奏西方音乐，使客人们感到非常震惊。宴会以后，德国记者和西方记者都作了大量的报道。其实，这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他很重视西德政府第一个领导人来访，事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各有关单位的会，检查接待德国客人的准备工作。他提出，在欢迎会上是否可演奏贝多芬的交响曲《欢乐颂》。大家都表示同意。总理就要人打电话给中央乐团李德伦问是否能够演奏，李德伦说，乐团自“文革”以来已不再练习西方音乐，在很短几天内不可能演奏交响曲，但他建议，在宴会上演奏贝多芬和其他德国音乐家的短曲子。周总理说主意很好。谢尔听到了德国音乐家的乐曲很高兴，在宴会结束时，他向李先念建议一起到乐队去表示感谢。从此，在欢迎外宾的宴会上又恢复了演奏他们国家音乐家作品的传统。可是这引起了“四人帮”的恼怒，不久就发动了针对周总理的批判“无标题音乐”的运动。

12日下午，周总理接见了谢尔外长。他说两国建交揭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今后经过共同的努力两国关系将会进一步发展。两国可以合作的方面很多，特别是在经济科技方面。他在谈到德国问题时说，德国问题应按照两个德国的人民的愿望，由两个德国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协商解决。他还表示，中国支持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谢尔外长对中国支持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表示感谢，并相信两国关系将进一步加强。

担任驻波恩记者

当时正是“文革”期间，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我已恢复了新华社国际部发稿助理的工作。我听说社内军管小组根据周总理意见已成立了工作小组，恢复派出驻外记者，而且正在审查我的历史考虑要派我出国，可能去意大利。在“文革”前，我在亚非拉地区担任了十年的驻外记者。但在10月底军管小组负责人通知我进出国人员学习班时，却告知我是去西德，而且要在年底前赶到。我觉得有些为难，因为我从来没有研究过德国问题，也不懂德文。负责人向我解释说，我国在西德只有新华分社一家，没有其他任何机构。记者项前同志已确诊是癌症，要尽快回国手术治疗。一时没有合适人选，而且审查也来不及。但在那里不能没有记者，所以考虑要我前去。我考虑，由于“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出国手续极为复杂和烦琐，至少要有半年时间，同时，老记者在“文革”中被批得一无是处，作为老记者我是第一个在“文革”后派去国外的，这将为更多老同志出国工作创造条件，因此我接受了这个任务。那时出国人员要学习一个月，结束后我才开始同总社业务部门交换意见，到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征求意见，只能抽空看一些介绍西德情况的材料。当时国内外形势都很紧张和困难。“文革”的大破坏已达到了高峰，群众的焦虑和不满很大。1969年3月在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我过去经常出国，但这次离开北京时心情很沉重，到波恩时已是1969年最后一天的中午了。

首都波恩小城

我同所有初次到波恩的人一样，非常惊奇地看到，这个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联邦德国的首都，却是一个横跨在莱茵河上仍保持着原来的宁静和清新的小城，人口包括郊区只有30多万人。市内除了少数高大的建筑外，大街小巷里大多仍是不超过四五层高的古老和质朴的房屋。晚上6时下班以后街道上冷冷清清的，行人和车辆都不多。市政府和议会环绕在小石块铺砌的圆形广场的周围，广场中间竖立着本市最大名人音乐大师贝多芬的全身青铜雕像。二战后，德国分成了美、苏、英、法四个占领区，在1949年德国西部的美、英、法三个占领区组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东部的苏占领区也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亦称西德和东德。柏林虽然在苏占领区内，但也由四国占领，两个德国的政府组成后，柏林的美、英、法占领区成了西柏林，苏占领区成为东柏林，因而出现了后来的“柏林问题”。在联邦德国成立之初，发生了首都建立在哪里的争论，有人主张在金融中心法兰克福，有人认为在海港城市汉堡，而在波恩郊外莱茵河畔出生的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力排众议，坚持在他的家乡波恩。后来，阿登纳和他的继承人努力保持这个小城安静和清新的特点。可是我到波恩不久，就感到了这个小城是西德和欧洲重要的神经中枢之一。西德已是经济大国，首都驻有100多个外交使团，外交官名册已是厚厚的一本，听说一些大国还有很多外交官的名字没有登记在册。在记者名册上，有200多个西德本国媒体的记者和100多个外国媒体的记者。来往访问的各国领导人和国际名人很多，也有很多的国际会议和论坛之类，常常是参加会议的人超过了会场的座位。至于用各种各样名义掩护的情报人员，究竟有多少，谁也不会算得清。我感到，在这里工作，比过去我在第三世界要复杂和困难得多，还要作很大的努力。我的老办法也只有一条，就是出门广交朋友，加强调查研究。

新华分社

新华分社在波恩南部的巴德哥德斯堡区山坡上一所小三层楼上，背后是覆盖着一片森林的山崖，前面是好几片种植着菜蔬的坡地。四周冷冷清清，只有很少几所小楼房。只有一条小路从山脚下通到我们分社和几户邻居小楼的门口，来往车辆很少。波恩分社是在1958年由新华社同西德的德意志新闻社达成协议交换记者后建立的，中方第一任记者是李越，德方第一任记者是巴克曼。后来两国的关系很冷淡，分社的建立也经历了一波三折，在1961年初关闭，到1964年李越又回波恩重建。李越回国后，项前接替了他担任记者，在火车上听到广播《五一六声明》，知道“文革”开始了。他到波恩后当然困难很大，后来又患了癌症。我是第三任记者了。分社人手很少，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位翻译和一个厨师，他们都是一个多月前才轮换来的。“文革”开始后，国外人员的夫人是不让一起出国的，所以我们三个都是男的，邻居们看到这个情况好生奇怪，而且看到派报公司早晚都把一大捆报刊送到我们小楼门口，互相偷偷地说，“那里住的是红色中国来的三个教授”。我们分社一直是我国在波恩唯一的机构，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开展，逐渐成了观察情况和联系沟通的一个渠道。我们工作开始时很困难，我过去在英、法文地区工作，不懂德文；翻译只在新华社外训班学过两年多德文，听说都很困难。而且由于“文革”的影响，分社同外界的联系很少，各界朋友也不多。我感到，要做好这个工作，首先要走出去，结交朋友，深入调查研究，才能打开局面。因此，我同翻译一起从波恩的新闻界开始，根据德国记者和外国记者的名册，一个一个地前去拜访他们，向他们请教。大多数记者很友好，很高兴地接待我们，其中不少后来成了老朋友。同时，我们也加强了德文学习。我当时已45岁，再学德文确实很吃力，可是做了这个工作，也只能学起来。我们还聘请了一位懂英文的德国老师，每天晚上给我们教德语、讲解报刊和办理日常事务。我们开展对外活动后，朋友多起来了，分社冷清的局面也有改变了。

西德最早的四任总理

我到波恩时，西德的第一任著名的阿登纳总理 (1876~1967) 已以92岁的高龄去世两年了。西德是1949年在美、英、法占领区的基础上建立的。8月第一届联邦议会选举了基民盟主席已73岁的阿登纳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德国战后已是一片废墟，经济处于崩溃状态，生活非常艰难。阿登纳在就职演说中强调“恢复和发展经济压倒一切”，并且任用以经济学家艾哈德为首的经济班子推行社会市场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经济创伤，并且创造了“经济奇迹”，使西德成为经济强国。他实行亲西方的政策，到1954年结束了西方三国的占领，恢复了内外主权，并且参加了北约组织，成为西方国家的平等伙伴。但是随着局势的变化，他的僵硬保守的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在1961年的大选中失掉了多数，不得不同自民党组织联合政府，对方的条件是阿登纳必须在两年后辞职。他在担任了14年之久的总理职务后，在1963年让位给经济部长艾哈德 (1897~1977)。他已87岁，退休后回到了在波恩附近莱茵河岸的老家，写完他的长篇回忆录后不久在家里逝世。他属于老一代德国人，性格矜持，富有自强，作风严实，也拘泥保守。但他把国家从废墟中挽救出来的民族自强和奋斗不息的精神，至今受到人们的赞扬。第二任总理艾哈德和第三任总理基辛格(1904~1988) 任职的时间都不长。艾哈德是很好的经济部长，在阿登纳执政时期为恢复和发展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不能胜任一国之长的总理职务。他的联盟党 (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 在1966年的大选中丢掉了不少的选票，只能同原来的对手、在大选中取得很大胜利的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艾哈德只当了两年的总理就下台了，让位给巴登-符腾堡州的州长基辛格。可是基辛格也挽救不了联盟党的颓势，同社民党的矛盾越来越大，当了三年多总理后在1969年同社民党闹翻而辞职。在当年的大选中，社民党战后第一次取代联盟党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党，同自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我1969年底到波恩时，社民党主席勃兰特 (1913~1992)刚担任了第四任总理，战后执政了20年的联盟党成了反对党。

我到波恩后的第一次采访，就是在1970年1月到联邦议会听勃兰特总理在议会上作第一次国情咨文。他在咨文中强烈抨击联盟党过去推行的僵硬的东方政策已走进了死胡同，使得西德无法同很多国家特别是近邻的东欧国家建交，也不能改善同东德的内部来往。他强调他的政府要大力推行新东方政策，改善同苏联东欧的关系，推动同东德的内部关系。联盟党过去推行的东方政策主要是奉行联邦德国对外单独代表权，不承认民主德国的存在，并且不与任何同东德建交的国家 (除苏联以外) 建交。随着经济和国力的发展，西德需要发展同世界各国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国内很多有识之士强烈要求改变这一政策。勃兰特在大选中以新东方政策为号召，猛烈批评联盟党不得人心的东方政策，赢得很多选民的支持取得了大选的胜利。当时，自民党选出了以谢尔为首的新领导，支持社民党的新东方政策，反对老领导追随联盟党的路线，在大选后同社民党组成了政府。

勃兰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得到了苏联东欧的响应，进展很快。1970年8月12日在同苏联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后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规定双方和平解决一切争端，尊重欧洲现有边界包括西德同苏联、波兰、东德的边界等。在同年12月5日又同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规定确认奥得-尼斯河线为波兰西部边界，努力实现关系正常化等。同时，勃兰特政府也努力改善同东德的内部关系。勃兰特同东德总理斯多夫分别在1970年3月和7月在东德的埃尔富特和西德的卡塞尔进行了会晤。在1971年12月和1972年5月两个德国分别签署了过境协定和交通协定后，经过两年的谈判终于在1972年12月21日达成了两个德国内部关系的基本条约，规定发展合作关系，并且互设常驻代表机构等。

在基辛格就任总理时期，社民党的勃兰特担任副总理兼外长，曾多次表示要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可是他就任第四任总理后却一字一句也没有提到中国。在第一篇国情咨文中亚洲部分说得很少，没有提到中国，在后来多次讲话和同报刊记者的谈话中仍然没有提到中国，引起了我很大的注意。一些研究国际问题的人士和记者认为，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已从思想意识的争论发展到边境武装冲突，勃兰特担心同中国发展关系，可能会影响他改善同苏联东欧关系的新东方政策的推行，因而采取了先苏后华的方针，即先改善同苏联东欧的关系，再发展同中国的关系。社民党人士也一再向我解释社民党政府的政策，他们说勃兰特政府是愿意发展同中国的关系的，但苏联东欧是近邻，总得有一张时间表，有先有后。他们的谈话也证实了勃兰特政府先苏后华的做法。反对党出于党派斗争的利益，在议会内外激烈反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攻击政府对苏联东欧让步太多，损害了国家利益。反对党也抓住了政府先苏后华的做法，主张新东方政策“不应终止于莫斯科，而应延伸到北京”。但是，联盟党也深知国内很多有识之士和广大选民的愿望，在联邦议会表决西德同苏联、波兰和东德的条约时，声明他们反对的立场，但采取了弃权的形式，使得这些条约得以通过。执政党中的小党自民党中有好几个议员发生了动摇，甚至跑到了反对党那里去，社民党内也有个别人表示了不满，使得政府在议会中的12票微弱多数出现了危机。反对党以为有机可乘，于1972年4月26日在议会中提出了对政府的不信任票，结果以几票之差遭到了失败。勃兰特总理和谢尔副总理立即向海涅曼总统要求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并且决定在1972年11月13日提前进行大选。这就是当时西德各党派以及他们在议会中的力量总的形势。我们感到有很多问题，特别是中国同西德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向国内各部门提出了我们的看法和意见。

分社门庭的变化

两三个月后，分社门庭原来冷清的局面渐渐发生了变化，登门拜访和电话约请的事多了起来。主要的原因看来是发展同中国关系的时间表成了执政党和反对党争论的重大问题之一，双方都要向我们解释他们的立场，争取中国方面的理解。中苏关系在珍宝岛武装冲突以后更为恶化，也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关注和研究。当然，分社积极走出去交朋友和作调研，也起了不少作用。最初来访的人大多数是我们的同行记者和自由撰稿人，倾向执政党和反对党的人都有，倾向反对党的要多一些。他们有的要求到中国采访，也有的要了解中国的情况。我们感到长期以来两国关系冷淡，来往很少，而且“文革”时期我们对外宣传工作已基本陷于停顿，西德各界人士和记者应邀访华的少之又少。因此，来访的西德人士和记者对中国的了解很少，误解却很多。我们不管来人是哪些报刊还是哪个党派的，都同他们交换意见，努力做好工作。分社的报道和外事工作都多了起来，总社考虑到分社人手很少，就调来了翻译邢桂敏同志，他是一个好帮手，我可以用多一些时间作调研了。不久，来访或约请的各界人士和记者大为增加，层次和知名度也高了，估计他们是为执政党或反对党做说客的，向我们解释他们对同中国关系的看法。我们也很乐意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我们了解情况深入研究很有帮助。反对党同我们的接触更多一些，不少人经过记者或秘书提出了访华同我国领导人交换意见的要求。最早的是一个杂志的记者来拜访我，建议我国有关单位邀请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访华。近年来施特劳斯曾多次托人向我国一些驻外使馆或总领馆表示访华愿望。这个记者向我解释施特劳斯虽然是右翼人物，但他是一位欧洲派，主张欧洲联合自强，同中国的主张极为相近。后来，基社盟议会党团外事秘书施利夫约见我，正式提出了施特劳斯访华的要求。随着反对党同执政党在新东方政策上的矛盾增加，更多的反对党领导人经过记者或代表提出了访问愿望，基民盟的主席巴泽尔通过一个名记者向我提出了尽快访问北京的愿望，说他一直认为新东方政策应把中国包括在内。几位联盟党执政的州的州长也经他们的代表向我表示了访华愿望，其中有基民盟副主席、莱茵-法耳茨州的州长科尔。他的代表来看我，说科尔希望今后有机会访问中国，还说科尔年轻，在州里很有人望，将来可能担任基民盟主席和总理。他在1982年基民盟上台后担任了总理，而且当了16年，超过了阿登纳。同时，社民党媒体的几个记者和人士也来拜访我或请我吃饭，主要是向我解释勃兰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说明联盟党政府过去执行的僵硬政策已使德国外交走进了死胡同，新政府当务之急是要改善同苏联东欧的关系和同东德的内部关系。勃兰特本人不管是处在反对党还是执政党时期都主张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这个立场绝不会改变。对华关系只是时间问题，希望中方理解。联盟党过去对中国采取冷淡甚至敌视态度，现在又嚷嚷要同时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完全是为了党派斗争的利益。外交部的官员也增加了同我的接触，两任中国处长都说希望同我保持联系，主管亚洲司的领导也说想见到我，但没有什么举动，看来并不着急。

总的看来，执政党和反对党都想加强同我国的联系，但反对党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要主动积极得多，而执政党仍然顾虑很大，虽然对我国作了一些姿态，主要是想稳住我们，不让反对党过于接近我们，而且想对同苏联东欧的谈判加一点压力。估计他们在新东方条约在议会得到批准之前，不会改变先苏后华的政策。反对党的人要求访华的很多，如果我们邀请几个反对党的著名政治家访华，可能对政府有一些压力，推动他们考虑同我国的关系问题，当然也不要使政府太难堪，建交毕竟还是两国政府之间的事。因此，考虑选择谁第一个去，用什么名义去，成了首先要研究的问题。

西德不是军国主义

我到波恩之前，同总社国际部和外交部新闻司以及其他外事部门研究过，到后要注意两个问题，重要的当然是我国同西德的关系问题，当时社民党在1969年的大选中成为议会最大的党，战后第一次同自民党组成政府，他们上台以后，新东方政策究竟怎样，对华关系怎样，引起国内有关方面的关注。另一个是苏联战略问题，在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以后，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有些人认为苏联战略将会东移，进攻中国；但很多人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苏联仍然向西，与美国争夺欧洲；也有些人认为要提高警惕，小心苏联声东击西。苏联战略究竟向东还是向西，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门话题。

我到波恩已一年多了，接触了很多各方面的人，也看了一些地方，对西德的认识有了不少与原来不同的看法。我们长期来对西德的看法有不少条条框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西德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这一方面是受到了苏联特别是东德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文革”的影响，我们对西德和欧洲的局势进行切实的研究极为不够。我觉得，在西德公众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而是和平主义。德国公众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惨痛的损失，得到了深刻的教训。西德战后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公众主要是希望不要再有战争发生，他们的和平生活不要再遭到破坏。当然在西德确实还有一小股极右势力，但是他们人数不多，影响也不大，而且公众强烈反对。西德历届政府与日本不同，一直承认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错误和责任，而且对国内极右翼的活动也是反对和禁止的。很多西德领导人一再表示，要接受发动战争的严重教训，再也不能让悲剧重演。而且，在勃兰特政府推行新东方政策改善同苏联东欧关系以后，苏联东欧国家对西德的政策也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双方领导人的互访有了很大的增加，贸易往来的经济合作也有不少的加强。同时，西德经济科技发展很快，也有扩大市场的需要，加强我国同西德之间的经贸合作，对两国经济发展都有好处。我觉得，我们应及早破除过去那些条条框框，不应把西德看成军国主义、复仇主义，而应该像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与之建立正常的关系。

从历史上看，我们两国都是在1949年10月建国的。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两国各自的内外政策，二十多年来虽然有过一些接触，但都没有什么结果，关系一直很冷淡，来往很少，贸易量也很小。不过，双方采取了冷而不断的方针，1957年西德的东方委员会主席阿梅龙根率代表团访华，同我国的贸促会签订了民间贸易协定。1958年新华社同西德的德新社达成了交换记者的协议，新华社随即在波恩建立了分社，派出了记者李越。西德虽然同台湾有一般性的来往，但未与之建立官方的关系，在对华关系上留有余地。我国也先后派出了艺术团和贸易代表等访问了西德。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两国经济的发展，双方也通过不同的渠道探讨了签订贸易协定和建立商务代表处的可能性。1964年中法建交，对西德和其他西欧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两国驻瑞士使馆的外交官员进行了几次会晤，虽然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但是也互相了解了各自的立场。后来，西德国内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后执政了20年的联盟党在1969年的大选中遭到了失败，成了反对党；社民党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党，组成政府上了台，虽然为了推行新东方政策而采取了先苏后华的方针，但也加强了同我国发展关系的姿态。反对党不少领导人已提出了访华的要求，推动了两国之间的接触。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也促进了西欧国家包括西德在内同我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苏联战略不会东移

我到波恩以后，同样注意研究了苏联的战略究竟是，仍然向西同美国争夺欧洲，还是在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以后，战略将要东移对付中国。我感到，西德绝大多数的人士和媒体都认为，苏联战略不会东移，而是仍然向西，同美国争夺。我们注意了西德报刊和电视台就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发表的大量评论中苏关系和苏联战略的文章、专论和很多的专题片，而且同不少德国和外国的同行进行了讨论。我们也有重点地采访了各界著名人士，了解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且尽量参加了有关的研讨会，听取学者们的意见，也在招待会和宴会上，注意了各界朋友们的谈论。这些有关的看法和评论，我们除了择要发回北京供有关部门参考之外，都作了摘记和统计，以便我们进行研究。我发现，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苏联是一个欧洲国家，根本利益在欧洲，因而苏联的战略仍然是向西，而不可能向东对付中国。那些认为苏联战略可能东移的人只是极少数，而且可以感到其中还有些人幸灾乐祸地幻想把苏联引向东方。绝大多数的人认为，苏联的战略目标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仍然是欧洲，对手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欧洲是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中心，历来是大国互相争夺的战略要地，美国和苏联都是一样，不可能放弃欧洲。因此，欧洲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激烈争夺的要地，苏联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如果苏联战略要东移，不但对付不了庞然大物的中国，反而会丢掉欧洲。这只能使美国高兴，苏联领导人再蠢也绝不会做这样的蠢事。不少外交、学术界的人士感到，从苏联领导人到一般官员的谈话来看，也从苏联内外的安排和活动来看，都看不出苏联有扩大事态的意图，更谈不上要改变战略。还有一些军方的人士和记者认为，改变战略是一件大事，不是说改变就能改变的，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和大规模的部署。如果苏联战略真的要东移，必定要有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和军事部署，在当代军事技术高度发展的情况下，这些行动不可能完全瞒过别人，而一点也不被发现。苏军在欧洲的兵力和武器装备并没有什么改变，连苏军的军事训练和演习也一点没有变化，甚至堆在苏军营房外面的装运武器弹药的大木箱子也没有动，看不出有任何苏联战略东移的迹象。有些人士还认为，苏联媒体对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喧嚣一时，主要是做给美国和西方国家看的，转移它们的注意力，减少它们对苏联的压力，给苏联在政治和经济上多一些好处。有的学者还担心，苏联这种做法有可能是声东击西，故意在东方制造紧张，以便麻痹西方放松戒备。

我们分社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对中德两国的关系问题和苏联战略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摘发了各方面主要的观点，也写了不少单项和综合的报告，发给国内有关部门参考研究。在1972年2月初，外交部给我们分社发来了内部电报，表扬我们写的有关欧洲包括西德在内的局势和苏联战略的报告，和我们摘发的有关这些问题的评论和文章，说这些材料“有参考价值”。外交部通过内部电报表扬新华分社，在我的记忆中是非常少的。我们估计可能是周总理看了我们的报告后认为写得不错或作了批示，外交部据此发了这个电报。一个多月后即4月中旬，外交部又发来了电报，再次表扬我们发回的各种材料，也说“有参考价值”。外交部在两个月内连续两次表扬分社是很不寻常的，因而引起了我们的猜想，估计可能是周总理甚至是毛主席看了我们的材料后认为不错或作了批示。果然，过了几天，从国内传来的消息说，毛主席、周总理看到了我们的材料，表示赞成我们的看法，并在有些材料上作了批示。周总理还在一些外事会议上表扬了我们，说我们调查研究做得不错，把西德的情况摸透了。这对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鞭策。

邀请施罗德访华

1971年下半年我国的对外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同我国达成尼克松将访华的协议；10月联合国大会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很多国家同我国建交。而且，西德国内1972年11月的大选也日益临近。因此，中国问题更成了西德执政党和反对党争论的焦点之一，在议会内外争吵更加激烈，一些反对党的领导人提出了访华的希望，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反对党基民盟副主席、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第二次对记者表示，他愿到北京去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政府方面也做了进一步的姿态，自民党的二把手、内政部长根舍要他的办公室主任金克尔约见我，希望邀请两个中国体育记者访问西德，德方负责全部费用 (体育由内政部兼管)。谢尔外长办公室主任勃鲁纳告我，建议在日内瓦或其他地方两国外交官就两国关系进行商谈。在1972年1月底，我在罗马尼亚驻联邦德国大使的招待会上遇到了施罗德，两次问到他对记者表示希望访华有何具体想法，他想了一下后说，这里人多说话不便，过些天他将电话约我到他在议会的办公室去谈。过了十多天，他的秘书来了电话，约我在2月21日下午到他在议会的办公室去。说来正巧，这一天正是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的第一天。我和邢桂敏按时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很热诚地接待了我们。他属于德国老一代外交官员，在联盟党政府中曾任外交部长，态度严肃，说话谨慎，用词也注意分寸。他同我谈了近两个小时的形势，仍没有谈到访华的正题上来，我就直截了当地问到他访华的问题。他才表示愿在方便的时间前去访问。我问什么时间对他比较合适，他只表示听从我方的安排。我表示非常高兴，将尽快报告国内，待收到答复后立即来同他商量。我后来才知道，就在当天基民盟主席团正式作出了决议，要求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同中国关系正常化。过了几天，我收到外交部复电，要我尽快告知施罗德，我国外交学会邀请他以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从7月14日到7月28日访华两周。后来听说，这个决定是周总理经过反复考虑后作出的。在尼克松访华以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关心的是同日本、西德的关系问题。他考虑了西德的情况，同外交部的同志研究了多次，认为勃兰特政府由于推行新东方政策，同我国建立关系仍顾虑重重，反对党一些领导人提出了访华的要求，我们可以邀请一些反对党领导人来华访问，对推动两国的关系有利。这对政府会有一些压力，但也不要过分，因此选择适当的人第一个访华十分重要。施罗德有议会的身份，而且曾担任过外交部长，办事认真谨慎，国内外声誉不错，首先邀请他以议会的身份而不是以反对党的身份访问好一些。对于其他反对党领导人访华的要求和西德外交部提出在日内瓦或其他地方就两国关系进行谈判的事先放一放，等施罗德来访后再说。

我立刻约见了施罗德，告知他访华的事。他很高兴地说，完全同意中方提出的时间，具体安排客随主便，相信中方一定安排得很好。当晚，他立即就访华一事对德国内外媒体作了宣布，在德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很多报刊和人士表示欢迎，认为这将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两国关系正在揭开新的篇章”，也有一些报刊和人士冷言冷话地说，施罗德“并不能代表政府”，甚至说他是“从大选考虑谋求好处”，一些苏联东欧报刊更攻击他“反苏”，企图“建立北京-波恩轴心”。施罗德对此采取了很谨慎和容忍的态度，一再强调他是以议会外委会主席的身份去的，而且将以超党派的精神同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他临行之前，还专门拜访了勃兰特总理和谢尔外长，听取了他们的意见。那些天里，很多记者打电话来要求同施罗德一起访华，国内原定接待记者十人以下，后来不断增加，到了三十多人。

施罗德夫妇一行在7月15日乘飞机到达北京。他是第一个来访的西德政治家，国内十分重视。在他到访的前夕，周总理还亲自召开会议检查各方面准备的情况。当天，施罗德同外交部副部长、外交学会会长乔冠华等进行了会谈。施罗德首先表示他不能代表政府，但愿意为推动两国建交而作出努力。他建议同乔冠华单独会谈。第二天，施罗德同乔冠华单独进行了会谈。他在会谈中说，他来北京前曾同勃兰特总理和谢尔外长讨论过两国建交的问题，他得到的印象是他们都欢迎两国建交。谢尔外长表示毫无保留地欢迎建交，谢尔的设想是两国举行谈判就建交问题达成协议，他再应邀到北京正式签署协议。周总理听取乔冠华的汇报后，认为第三次会谈可以进入实质性商谈，推动两国建交的进程。果然如周总理所料，施罗德在这次会谈中说，他的想法是当前两国建交的时机很好，应尽快举行谈判，争取在11月份西德大选之前达成协议，届时像谢尔所设想的那样，邀请谢尔访华正式签署建交公报。为此，施罗德建议由他和乔冠华就建交问题达成一个内部谅解。他拿出一份由西德外交部起草的内部谅解方案，请中方考虑。乔冠华看后觉得与我方的想法基本相同，因此经过商谈作了少许修改后就同施罗德一起在7月20日上午签了字。内部谅解表示两国政府都有早日建交的愿望，为此拟通过驻第三国的外交代表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中方还托施罗德转告谢尔外长，如双方达成原则协议，欢迎他早日访华，并正式签署建交公报。20日下午和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施罗德，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周总理在会客厅门口同他握手时用德文说“欢迎你”，他也感谢总理的接见。周总理笑着意味深长地说：“我也感谢你带来了及时好雨。”那些天北京久旱不雨，在接见之前刚刚下了一场倾盆大雨。这句双关语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第二天成了西德媒体的大字标题。总理同他从欧洲和国际局势、两国关系，谈到总理早年住过的柏林、哥廷根等城市，一直谈到凌晨1时。后来，施罗德在同我谈到对总理的印象时说：“周总理对国际局势观察的深入、判断的敏捷，在国际上是人所共知的，而我对他的富有人情味，使客人无拘无束地展开充分的讨论，更是难以忘记。”

7月21日施罗德一行离开北京去外地访问，29日从上海经巴黎回国。在他离开的前两天，西德政府给他发来了明码电报，说根据勃兰特总理建议，已经准备好了空军飞机，请他和夫人在7月30日到达波恩的当天，乘飞机直接到奥地利欣特塔尔向正在那里休假的谢尔外长介绍情况，谢尔外长衷心欢迎他和夫人。施罗德到波恩机场后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说他在访华的时候，“对这个国家的发展及重要性得到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重要性提醒我们，要同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时机已经成熟，联邦德国应同中国尽快建立外交关系”。然后，他和夫人就乘专机去奥地利会见谢尔外长。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

在施罗德离开波恩去北京几天后，总社发来了急电要我立即回北京。但当时从巴黎到上海的机票难订，我不得不多次转机，赶到北京时已是在7月21日的晚上，施罗德一行已去东北访问了。总社到机场接我的沈定一同志告诉我，先回家休息，周总理随时可能要接见我。在接待施罗德时，总理发现我没有回来，就要新华社发电报叫我赶快回来。第二天上午，姬鹏飞外长在外交部接见了我，对我们在波恩的工作给予了很多鼓励，并告知我周总理可能很快接见我，要我等在家里不要外出。当天下午，我就得到了通知，总理晚上7时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我。我走进东大厅时比预定时间早了一些，里面还没有人，我就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不一会，总理一个人走了进来，他显得苍老得多，两鬓的白发也增加不少，看来“文革”的严重局面消耗了他很多精力，但他的目光仍炯炯有神。他看到我穿着旧布制服和布鞋，就问我在波恩穿什么衣服，我说穿西服，回来后换掉了。他说，为什么不穿给他们看看呢，西服还是可以穿的，为什么不穿呢？我感到总理这番话意味深长，看来是很不赞成人们在“文革”后穿着一片单调的黄色和灰色，还有不少我们的外交官穿着布制服和布鞋去参加对外活动。他还问了我在什么大学读什么系，在新华社工作了几年，什么时候到波恩去的等。他对同施罗德的谈话很满意，说：“谈得不错，他说要真和平，不要假和平，要真安全，不要假安全，很好。”他问了我一些西德的情况，我有些答上了，有些经济数字答不上来。他说，我要注意经济问题。这时，姬鹏飞、乔冠华等外交外事单位的领导同志都到了。总理向大家介绍了接待施罗德的情况，并且要我简单汇报了西德的情况和对两国关系的看法。总理说，我写的一些报告和报道，他都看过了，毛主席也看过了；我调研做得不错，把西德的情况摸深摸透了。他还说，我要准备早些回波恩去，看看施罗德回国后政府和各方面的反应怎样，到波恩后先去找他，听听他的意见，其他政界、经济界人士都可以接触。总理对我的工作考虑很周到，说我是记者身份，今后同西德政府和经济界高层人士来往可能不太方便，要外交部礼宾司安排我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名字见报，排在重要地位，让我“出出名”。在“文革”开始后，国内外的人对我们报纸上的各种消息中的名单以及排列的次序十分注意，谁有谁没有，谁在前谁在后。总理还说，我今后工作可能很多，一个人忙不过来，要外交部派一个德文好的同志到分社去当我的助手。不久，外交部就派来了王延义同志到分社当记者。

过了几天，我根据总理的指示准备很快回波恩去。7月24日晚上，我在一个老战友家里吃饭后乘公交车回新华社黄亭子宿舍，刚刚下车，外事部几个同志看到我，欣喜若狂地拉住我的手说，真是好不容易找到我了。原来，他们在晚上大约7时接到电话通知，要他们立即找我，有重要事情，务必在晚上9时到外交部门口，有汽车等我。那时，通讯很落后，我们家里都没有电话，凡有要事都要由在城里的总社外事部派人到宿舍来通知我们。因此，外事部几个同志就乘汽车赶到黄亭子宿舍来找我，看我家里没有人，又到我可能去的几个同志的家里，后来就在宿舍区内一面找一面喊，找了我一个多小时。最后，决定到公交站去等，一看到我当然高兴异常了。我立刻乘上新华社的汽车赶到外交部，到门口已近10时，看到唐闻生同志已等我很久了。我上了她的车，才知道是毛主席要接见我。我除了在电影电视上看到外，从来没有见到过毛主席。而且想到了在“文革”中我被打成“三反分子”，现在又告诉我有“五一六分子”的嫌疑，不由得心潮起伏。到了中南海，我被引进了主席的书房。毛主席正坐在左边的大藤椅里，同早已来到的周总理和姬鹏飞、乔冠华、王海蓉等同志说话。主席比我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的苍老得多，头发也斑白稀疏，但精神很好。我同主席握了手，周总理要我坐在主席的旁边，我心里激动，一坐下来就哭了，主席递给我一支小雪茄说，不要哭了，请你抽支烟吧。我把小雪茄放在旁边的茶几上，准备带回去做个纪念。可是在结束时，我找这支小雪茄却没有了，原来乔冠华同志把茶几上的烟都抽光了，正在抽我的小雪茄。

接着，毛主席同我们谈起天下大事来。他说，西方不少人正在议论苏联的战略是向西，还是向东，还是声东击西，有的人还在幻想把这股祸水东移。欧洲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我们没有资格。美苏争夺的中心是欧洲，主席列举了美苏双方在欧洲的兵力后说，美苏在欧洲的争夺威胁欧洲的安全与和平，欧洲国家太多、太软、太散，应该联合自强起来，维护欧洲的安全与和平，不要有什么幻想。他说，德国威廉皇帝和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都遭到了惨败，主要原因都是吃了两面出击的亏。希特勒被初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西线还没有全部解决的时候，又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结果陷入了被两面夹击的境地，连自己的老窝也丢掉了。中外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有不少。总理向主席简单介绍了施罗德来访的情况，说西德还有些右翼人士包括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也想来。主席说，他欢喜右派，把他们都请来，他也可以同他们谈；尼克松来，他就是同尼克松在这里谈的，谈得还不错。当时，在“文革”以后，国内很多的人特别是使馆的外交官员不敢接触外国的上层人士，严重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主席从国际到国内谈了3个小时，已是凌晨1时多了，周总理提出时间已过半夜，请主席早些休息，大家才告辞出来。周总理又在门口的小会客室里，研究讨论了我回波恩后的工作。他给我们看了主席已批准的外交部关于同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请示报告，要我尽快回波恩去，了解施罗德访华回国后同政府以及其他方面商谈的情况。他还要外交部给我带去两种我国同其他国家建交的联合公报的格式，一种是简单的，只说两国建交并互派大使，另一种是复杂的，还有双方声明和认为什么的内容。他说，日本的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也将在9月下旬来访。日本和西德都有可能同我国建交，如果我们先同联邦德国建了交，对日本会有影响，而同日本先建了交，反过来对联邦德国也会有推动。我还在这份报告的边上看到，周总理亲笔建议主席考虑如果有时间接见我一次。

建交比预料的快得多

8月2日我将乘飞机离北京回波恩去，一早起床后正在最后整理一下行李准备出发，总社外事部的同志又从城里赶到我家里来，说外交部紧急通知要我在去机场前先去外交部找章文晋同志，有要事告诉我。我赶到后，文晋同志给我看了分社邢桂敏同志发来的电报，告知西德内政部办公厅主任金克尔打电话来，说内政部长根舍希望尽快会见我。邢告诉他，我尚在北京，将很快回波恩，到后再同他联系。可是过了不久，金克尔又来电话马上要见邢。邢去后，金说受根舍部长的委托，希望转告中国政府，西德联邦政府以十分巨大的兴趣注意到了施罗德在中国的访问，更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对改善两国关系的兴趣，自民党根舍副主席与谢尔主席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如中国方面能够正式邀请谢尔主席访问中国，对促进两国建交将是非常有益的。文晋同志说，昨夜周总理先看到了这份电报，对根舍的这个信号十分重视，要他告诉我，到波恩后可采取以下步骤：①先见施罗德，了解他同谢尔会谈的结果以及西德政府对建交的态度，征求他对建交公报格式的意见；②可约见根舍和谢尔，除了听取他们的想法外，可提出我方建交公报的两个方案，请他们考虑，并且说明如西德政府同意其中的一种，中方愿邀请谢尔尽早访华，正式签署建交公报。当时，从北京到波恩的航空交通很不方便，我到巴黎已迟到了两天，就同分社的邢桂敏通了电话，知道施罗德正在北海的一个小岛上休假。我在8月4日晚上回到了波恩，就同施罗德通了电话去看望他。第二天一早，我就同邢桂敏乘飞机到了汉堡再换小飞机到了这个小岛上。我们在沿海的一排休假平房前面的浅黄色的沙滩上看到了施罗德夫妇，他们已为我们准备好了两把帆布椅，我们同他们坐在一起谈了起来。施罗德对我国安排他访华和我回来后首先看望他并征求他的意见表示感谢。他说，这次访问取得了很大成功，国内外几十个记者采访了他，报道是很积极的。他回国后已向谢尔外长报告了访华的情况，建议我尽快同谢尔直接商谈两国关系问题。我给他看了我国同其他国家建交公报的两种格式，他建议用简单的，说为了谈判方便，联合公报越简单越好。

我看望施罗德后，当天赶回了波恩。第二天下午，根舍部长就会见了我，他很高兴，说本来想同我谈两国关系问题，但他已从谢尔那里知道了我同施罗德交谈的情况，所以他已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他将尽快安排我同谢尔见面。8月10日，谢尔外长在外交部接见了我。我说受中国政府的委托向他表示中方有早日和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愿望，并且愿邀请他访华，正式签署建交公报。谢尔说我的谈话证实了施罗德从中国带回的消息，两国之间没有特殊的问题要谈，希望尽快确定具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并且接受在谈判达成协议后到北京正式签署建交公报的邀请。我向他提交了我国与其他国家建交公报的两种格式，请他考虑。几天后外交部很快通知我，建议在波恩进行建交谈判，可是真没有想到会任命我为谈判代表。外交部还告知驻法国使馆把任命我为谈判全权代表的委托书交给西德驻法国使馆。德方表示同意，并且任命外交部政治司长史塔登为谈判代表。外交部立刻从驻东德使馆和驻捷克使馆调来梅兆荣等同志协助我的工作，并且架设了电台。

建交谈判8月18日上午在西德外交部会议室开始。中方是：谈判代表王殊，工作人员梅兆荣、王延义、邢桂敏。德方是：谈判代表史塔登，工作人员法律司长贝伦顿、德国问题司长布莱希。原来我的设想同谢尔外长所说的一样，两国之间没有特殊的问题要谈，谈判可能较快达成协议，但德方希图就西柏林部问题同我方达成书面文件，实际上是要我方承认西柏林是西德一部分的立场。我方一再说明西柏林情况特殊，是西德与四个战胜国之间的事，与两国建交无关，结果谈了8次，拖了40天，到9月25日才达成协议。9月29日我同史塔登草签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并且在同一天发表了共同的消息，宣布建交谈判已经顺利结束。谢尔外长将应姬鹏飞外长的邀请在10月11日至15日访问北京。这个消息同中日建交的消息同一天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我接到国内的通知，10月初回国参加接待谢尔外长的准备工作，德方也很重视，派出了工作组到北京安排访问事宜。

成了外交官

谢尔访问后，外交部通知我，根据周总理意见，正式调我到外交部工作，并且任命我为驻联邦德国使馆参赞，在近期内作为临时代办到波恩去筹建使馆。从此，我离开了已工作了24年的新华社记者的岗位，成为外交队伍中新的一员。约在一个月内，我同建馆小组的同志拜访了部内各有关部门，然后走访了国务院有关部门，了解他们对开展业务的想法，听取他们的意见。各个部门对我们的工作都很支持，有的已经确定了派往使馆的工作人员的名单，有的正在研究讨论之中。当年12月1日，我和建馆小组的六个同志到达了波恩。我这次再来波恩，已不是记者而是临时代办了，在机场上成了一个新闻人物，受到了不少德国记者的采访。当时，我们在波恩只有分社的一座小楼房，现在已经住不下了。我到波恩后的第一件事是找一座大房子，当时我们使馆的同志都是工作和生活在一起的，但是在波恩很难找到这样一座大房子，最后只能在离波恩两公里的一个村子里租了一座刚完工的小旅馆住了下来，原来认为只是临时的，不料一住就住了十多年，到我走时还只是同德方完成了交换一块地皮的手续。几个月后，随着两国合作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发展，使馆已增加到了七八十人。使馆已成立了商务处、文化处和教育处，科技处和武官处也都在商谈之中。

当时，西德提前举行的大选刚刚在12月11日举行，执政党在大选中取得了很大胜利，在议会中有了44票的稳定多数。双方对中德合作关系的发展十分重视。两国各界对互访的热情很高，代表团组增加很快，特别是德国的旅游团很多。联邦德国的第一个代表团是由克虏伯钢铁机械公司董事长拜茨率领的联邦德国经济代表团，一共30人，包括西德企业、银行、保险、航空和海运等方面的代表。他们在1973年5月访问了北京和上海，同我国的经济部门和对口行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我国第一个到西德访问的是煤炭工业代表团，主要是考察鲁尔区煤矿坑口电站和用褐煤发电的问题。我们代表团考察了各种设施，并且同德方达成了双方研究机构合作的协议。不久，国内各大煤矿派了不少职工前来考察和学习。

王雨田大使到任

我国驻联邦德国首任大使王雨田同志在1973年4月底到达了波恩。事先使馆已同德方外交部礼宾司商定，在5月2日上午呈递国书。在当天9时多，穿着燕尾服的礼宾司副司长来到了使馆引导大使前往总统府。由于总统府大厅不是很大，外交部规定除了翻译之外只能有六位外交官陪同大使前往。德国呈递国书的仪式比较简单，特别是取消了大使致颂辞和总统致答辞的形式。大使坐上副司长的礼宾车，前面只有一个警察摩托车开道，我们分乘两辆使馆汽车跟在后面，不到半小时就到了总统府。大使在门前的小广场上检阅了仪仗队后，被引进了总统府的大厅，我们分成三排站在他的后面。总统海涅曼在总统府国务部长和外交部国务秘书的陪同下从里面走了出来，大使简短致辞对担任这个职务感到荣幸，希望在任期间能够得到总统的支持和帮助，说完后就呈上国书。总统接受国书后表示，欢迎大使到任，他和政府将会支持和帮助大使完成使命。海涅曼总统是一位慈祥和蔼的七十多岁的老人，还有几个月就将卸任，谢尔外长将接替担任总统。在联邦德国是总理制，总统是礼仪上的元首。大使在同总统简短谈话后，就告辞出来。呈递国书后，使馆办公室忙了起来，给各个使馆发去照会，告知大使已经到任。同时，办公室要安排大使拜会总理、外长、议长、部长和很多外交使团的团长等。雨田同志是一个老同志，早年在河南开封大学医学院毕业，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后历任各级卫生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到外交部工作，担任过礼宾司长和我国驻好几个国家的大使。他为人厚道谦和，富有外交经验。但是他心脏病很重，抱病工作，几次进行外交活动后心脏病发，紧急入院治疗。他在1974年6月回国休假时考虑自己病情，请求辞职。三年多后他不幸在北京逝世，只有69岁。

勃兰特总理辞职

王雨田大使在任内遇到的在西德发生的一件大事是，勃兰特辞去总理职务和财政部长施密特继任总理。本来，勃兰特政府在1972年11月提前举行的大选取得了胜利，决定同自民党继续组成联合政府，在联邦议会中也有了稳定的多数。勃兰特政府推行新东方政策也比较顺利，同苏联和波兰已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改善了同苏联东欧的关系，同东德也签订了内部关系的基本条约和过境、交通等方面的协议，并且同时参加了联合国和互设了代表处。这些条约和协议，在议会中在反对党弃权的情况下都得到了通过。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在1974年4月，勃兰特总理的党务秘书纪尧姆被发现是东德长期潜伏的特务。纪尧姆从1973年起担任这个职务，成为勃兰特的三个亲信之一。在他和妻子从法国南部休假回到波恩机场时，被联邦宪法局逮捕。纪尧姆承认他是东德人民军的军官，他的妻子也是东德安全部的成员。4月27日各新闻媒体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纪尧姆间谍案件，引起了全国的震动。反对党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执政党内部也意见纷纷。5月5日勃兰特同社民党领导人进行了讨论，提出辞去总理职务，并且推举财政部长施密特继任总理。大多数人同意他辞职，由施密特接任，但他仍继续担任社民党的主席。5月6日勃兰特要国务秘书把辞职信送给正在汉堡视察的海涅曼总统。当天夜里11时多，他向工作人员告别，最后离开了总理府。

5月6日晚上，雨田大使正在等候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到使馆来参加为他举行的晚宴，忽然他的秘书来了电话，说施特劳斯有要事，要推迟一个小时才能来。我们估计可能同这几天来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勃兰特的亲信纪尧姆间谍案有关。原来当晚政府发言人宣布勃兰特辞职的消息后，上百个国内外的记者蜂拥赶到联邦议会，包围住各党派的领导人，要他们谈谈对勃兰特辞职的看法。施特劳斯赶到我们使馆时脸孔还红红的，对王大使表示抱歉，说他好不容易逃出了记者的包围。他说纪尧姆事件使勃兰特及其新东方政策非常难堪，也使执政党得到经验教训。他估计作为接班人的施密特将继续推行新东方政策，但会更加现实。施特劳斯在席间向王大使提出了访华愿望，他说，他多次提出这个愿望，并不是在国际上赶浪潮出风头，而是就联邦德国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同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大使表示将把他的愿望很快报告政府，待有答复就告知他。不久，部内同意以外交学会的名义邀请施特劳斯访华两周。他原先提出在1974年底，后来由于基民盟副主席、莱茵-法耳茨州州长科尔将在1974年9月访华，他为了避免过于靠近，建议推迟到1975年1月。

5月19日，施密特在间谍案件的风雨中就任联邦德国的第五任总理。他改组了内阁，增加了几个新人。他同内阁约法三章，“凡是讨论要得出结论，结论要作出决定，决定要付诸实施”。他在内外政策上，强调在加强西方同盟的同时，实行同苏联东欧包括东德改善关系的新东方政策，但采取现实的态度，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急于求成。同时，继续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政策，但对一些不现实的社会福利计划要进行修改或放弃，不要说了做不到。他在党内属务实派，同老一代社会党人不同，也同党内左翼特别是青年社会党有很大分歧。在他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我受我国财政部长的委托，邀请他在1974年秋季访华，他高兴地表示接受，但不久他出任了总理，未能成行。

继任了大使

我在大使6月回国休假以后，又担任了临时代办。7月初，部内来了电报要我立即回国。我到北京后才知道，雨田大使回北京后，感到自己身体太差，不能适应工作，向外交部提出不再担任驻联邦德国大使的职务。部内作了研究，同意王大使的意见，并且决定由我继任大使。我很感谢王雨田同志和外交部对我的信任和帮助，深感责任的重大。我在国内准备了一个多月，其间正值基民盟副主席、莱茵-法耳茨州州长科尔访问北京，我参加了副总理邓小平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同他的会见。我回到波恩后，在1974年9月17日向联邦德国总统谢尔呈递了国书。谢尔是在7月1日刚就任总统的。他就任总统后，由原任内政部长的根舍担任了政府副总理兼外长。在呈递国书之前，德方礼宾司已通知，当天有好几个大使要呈递国书，我只能安排在上午10时到11时，而且总统府正在整修，总统在旁边的小楼上办公，广场上堆满了建筑材料，检阅仪仗队只能取消。总统府小楼的会客室很小，当天10时，我同六个外交官走进去列成三排就占了会客室的一大半，谢尔总统以及陪同官员只能站在靠窗的墙角里。呈递国书仪式很快结束，总统邀请我在会客室一侧的小长桌子坐下，只有四把椅子，总统和我坐下后，其他的人都站着。他首先向我表示抱歉，总统府正在维修，只能一切从简。好在我已在波恩工作多年，他不再介绍德国情况，以后见面机会还多。他回忆当年访问北京情况，说可惜由于国内大选在即，在北京时间很短，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去。我也祝贺他当选总统，欢迎他今后方便时再去。一小时很快过去，我就同使馆官员告辞出来。第二天很多报纸报道了我呈递国书的消息，而且用了“从记者到大使”的标题。我又成了新闻人物，对我今后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