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无所不在的贫穷问题外，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英国都在担心：英国人究竟有多少呢？从不列颠的观点来看，英国在大陆上的天敌人口大增，而资源不足的英国人口数量却在下降。这就是令人担心之处。

英国并不能确定自己到底有多少人口，但宁愿像忧郁症患者一样，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形下穷担心。直到1801年，英国才举行第一次真正的人口普查。但是该普查却被称为是对“英吉利最后自由遗风的彻底破坏”。因此，关于不列颠早期人力资源状况的知识，有赖于业余统计学家的努力：普莱斯博士，一位不信奉英国国教的牧师；霍顿，一位药剂师与咖啡和茶叶的交易商；以及格列高利·金，一位制图业者。

金在1696年，根据户口税与洗礼登记记录，算出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人口将近550万。这个非常准确。但是他关心的不只是现状。关于未来，他写道：“英格兰下次人口倍增的时间，很可能是在600年后，公元2300年之际……再下一次的人口倍增，很可能在1200年或1300年之内，即公元3500年或3600年时。那时全国将有2200万人……”这位制图业者谨慎地说，“假如这个世界可以持续到那时的话。”

但是到了亚当·斯密的时代，另一种见解取代了金对于人口将温和成长的预测。普莱斯博士在比较了18世纪与更早期的货币户口税记录后，断定英格兰的人口自王政复辟后，下降了超过30%。他的计算显然有问题，而且其他的研究者强烈质疑其研究成果。然而，尽管当时的政治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当时的人们大都认同这个非常令人不悦的事。神学改革者威廉·佩里悲叹：“人口衰退是国家所能遭遇到的最大灾难。对于这个问题的改善，应该凌驾于其他任何政治目的之上。”首相小皮特甚至还提出一项着眼于增加人口的新济贫法案，提供孩童大量的津贴。因为对小皮特来说，显然，让一个人有小孩可以增进国家财富，即使其后代变成乞丐也一样。

我们现在并不关心当年英国人口是否真的在减少。我们感兴趣的是，对人口问题的任何一种观点，如何与相信自然法则、理性与进步的愿景调和。人口在下降？那就该鼓励人口成长，因为它“自然”会受到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良性预期所引导。人口在成长？再好不过。因为人人都同意，成长的人口是国家财富的源泉。不论从哪一个角度切入，对社会的前景都很乐观。换言之，人口问题不能动摇人们对未来的信心。

或许没有一个人像威廉·葛德文那样，天真而又彻底地总结了此一乐观的展望。这位牧师兼小册子作家，对他那时的冷酷世界感到气馁，却对未来很乐观。在1793年，他出版了《政治正义论》一书，痛批现状，却对长远的未来寄予厚望：“那里将不再有战争，不再有罪恶，不再有法院，不再有政府，也没有疾病、痛苦、忧郁或怨恨。”多美妙的愿景！这当然极具颠覆性，因为葛德文的乌托邦需要完全平等与最彻底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甚至连关于婚姻的财产契约都将被废除。但由于该书的售价高达3基尼，所以枢密院没有起诉其作者，而葛德文先生的大胆观念，就成为当时贵族沙龙中的流行话题。

在距离吉尔福德不远的奥伯里宅邸中，也在进行上述辩论。那里住着一位奇特的老绅士。当他于1800年去世时，《绅士杂志》将他说成“一位地地道道的怪人”。这个怪人就是丹尼尔·马尔萨斯，他是休谟的朋友与卢梭的热情拥护者。他曾与卢梭一起采集地方植物，并获得这位法国哲学家某次分送的植物标本簿和一套书籍。丹尼尔·马尔萨斯和当时许多悠闲而又颇具求知欲的绅士一样，最喜欢从事具有刺激性的智识对话。而他的谈话对象，通常是他那天赋异禀的儿子，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

他们很自然地考虑到葛德文的乐园。可以预料得到，怪异的老马尔萨斯很同情那个极为理性的乌托邦。但是小马尔萨斯却不像他父亲那么乐观。事实上，他已经在辩论时发现，现存的人类社会，和永远和平富饶的想象乐土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把反对意见写下来，以说服他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对其子的观念印象深刻，因此建议他将该论文出版，公之于众。

于是，一篇5万字的匿名专著在1798年问世了。它的标题是《影响未来社会进步之人口论》，并对和谐宇宙的美好期望给予致命一击。小马尔萨斯以简短的篇幅，就驳倒了当时那些自满的思想家，并以一个贫乏、阴郁而又令人寒心的未来，取代了进步的前景。

这本关于人口问题的著作点明人口数量倾向于超过维生所需的所有可能资源。社会绝不会攀升到更高的水平，而会陷入绝望的陷阱：人类强烈的生殖欲望，将无可避免地把人们逼到仅可糊口的边缘。人类不会朝向乌托邦迈进。在大量增加的饥饿人口，与不论如何努力也无法使之充裕的自然食物数量的争斗中，人类注定要失败。

难怪卡莱尔在读了马尔萨斯的文章后，将经济学称为“忧郁的科学”，而可怜的葛德文则抱怨，马尔萨斯将数以百计的进步派友人转变成了反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