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一桩生意
马尔萨斯在智识方面的一记重击，毁灭了一个时代迈向自足、舒适的进步前景的希望。但是这一击似乎还不够。同时还有另一位完全不同的思想家，也在准备打击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另一个美好而虚幻的假设。异常成功的证券经纪人大卫·李嘉图，很快就要提出一个经济学理论。它虽然不像马尔萨斯的人口泛滥说那么惊人，却将以它自己不声不响的方式，对亚当·斯密抱持的进步观点给予同样具有毁灭性的打击。
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同步地发展。李嘉图却预见了该理论的终结。若以升降梯来类比，李嘉图发现，社会进步的升降梯，对不同的阶级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有些人可以平步青云，有些人却在上升数级之后，被一脚踹到底下。更糟的是，让升降梯移动的那些人，不能随之上升，而那些步步高升的人却只是坐享其成。更进一步地仔细观察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就会发现他们也不好过，他们得为了在升降梯上争得一席之地进行激烈斗争。
对亚当·斯密来说，社会是个大家庭；对李嘉图来说，它却是一个内部分裂的阵营。他的看法不足为奇。在《国富论》出版后的40年间，英国分裂成两个敌对派别：其一为新兴工业家，忙着经营工厂，并且为了获取国会代表权和社会声望而奋战；其二则是有财有势、根深蒂固的贵族大地主，对那些暴发户的步步紧逼感到愤恨。
让地主感到愤怒的，并不是资本家在赚钱，而是后者一再强调粮价过高。在亚当·斯密之后的一个短时期内，向来能够出口谷物的英格兰，被迫要向海外进口粮食。尽管普莱斯博士仍在抱怨英国人口迅速减少，实际上的人口成长使得对谷物的需求超过了供给，并让以蒲式耳
为计量单位的小麦价格涨了4倍。农业利润也随价格同步上升。在苏格兰的东洛锡安，投入资本可获得的利润与地租平均可达56%。在另一个典型中等规模的300英亩农场，1790年时的利润为88镑，1803年时为121镑，10年之后则成为160镑。大致上，所有观察家都同意，过去20到25年来，这个国家的地租至少涨了一倍。
粮食价格大涨，使得积极进取的商人开始购买海外的小麦等谷物，并将它们运回国内。地主当然不喜欢这种事。对贵族来说，农业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桩生意——一桩大生意。比方说，在1799年，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在林肯郡里维斯比的办公室，就需要两个房间，而且用一道防火墙和一扇铁门加以区隔。他对于需要156个抽屉来分类存放关于农场的文件一事，感到自豪。虽然这样的一位地主住在他的土地上，热爱他的土地，每天和他的佃农碰面，并一起讨论谷物的轮作与不同肥料的优点，但他没有忘记，他的收入取决于其谷物的售价。
因此，地主们难以忍受海外廉价谷物的涌入。对他们来说很幸运的是，手边就有对抗这种灾难性发展的工具。控制着国会的地主只要立法建立一个铜墙铁壁般的保护体系即可。地主通过的《谷物法》，按照进口谷物的价格课税。国外价格愈低，要课的税就愈高。该法实际上将廉价小麦永远逐出了英国市场。
但是到了1813年，局势已失去控制。农作物歉收，加上对拿破仑的战争，使得谷物价格高涨到和饥荒时一样。每夸脱小麦的售价为117先令，大约每蒲式耳14先令。因此一蒲式耳小麦的价格，近乎一名工人全周薪资的两倍。（比较之下，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小麦的最高价格，为1920年的每蒲式耳3.5美元，而当时的平均周薪为26美元。）
谷物价格显然已高得惊人，而如何应对此问题，就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在对局势进行仔细研究之后，国会认为应该再提高谷物的进口税！其理由是，短期内更高的价格，将刺激长期英国小麦的生产量。
工业家们受不了这种事。他们需要廉价谷物，因为工资大体上取决于粮食价格。所以，工业家与地主的立场不同。工业家们为了廉价粮食而奋战，并不是出于人道动机。伦敦的大银行家亚历山大·巴林在国会中声称：“工人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无论一夸脱的价格是84先令或105先令，反正他都能拿到不涂奶油的面包。”他的意思是说，无论面包的价格如何，工人就是会得到恰好足以糊口的工资。但是那些要发放薪水与追求利润的人，对于谷物以及工资的价格是高是低，就有很大的差别。
于是商界组成了利益团体，而国会则发现，前所未有的大量请愿信函如潮水般涌入。看起来，仓促地提高谷物进口税，是行不通的。于是在下议院与上议院分别指派了新的委员会，而此议题也被暂时搁置。所幸拿破仑于次年战败，谷物价格又跌回比较正常的水平。然而《谷物法》仍是地主阶级政治权力的指标。还要再等30年，该法才会被废除，而让廉价谷物自由进入不列颠。
在这个危机期间进行撰述的李嘉图，对经济学的看法远比亚当·斯密悲观，这点不难理解。亚当·斯密认为世界十分和谐，李嘉图却看见激烈的斗争。《国富论》的作者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人人都能分享神的恩典；那位约在半个世纪后写作，喜欢追根究底的证券经纪人，不仅认为社会分裂成彼此敌对的团体，而且理应获胜的勤勉工业家，似乎将无可避免地落败。这是因为李嘉图相信，除非能够打破地主对于粮价的掌控，否则他们将是唯一可能从社会进步中得利的阶级。
他在1815年写道：“地主的利益，总是与社会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相对立。”这个毫不含糊的主张，使得一场未经宣告的战争，变成在成长中的市场体系内，争夺决定性政治权力的斗争。而这个公开敌对的宣言，使得这个世界终将成为所有可能出现的世界中的最佳者这一最后希望，也随之破灭。现在看来，社会纵使没有陷入马尔萨斯的泥淖，也会在李嘉图危险的升降梯上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