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Parsons之结构功能论与经验实征研究的巧妙结合——从1930年代至1940年代

在1930年代的哈佛大学校园里，物理化学与生理学教授Henderson是个重要的人物，他组织了一个“帕累托学圈”（Pareto Circle），专门学习与研究意大利社会学家（也是经济学家）Pareto的思想，Talcott Parsons即是其中的成员。因此，他分享了不少Henderson的想法，其中，对英国哲学家Whitehead的哲学分析、物理学家Percy Bridgman的操作主义主张与逻辑实证论者Carnap的科学观有一定的理解与接纳（参看Turner, 2007:56）。1937年Parsons出版了《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从“行止”（act）的概念出发来解读Weber、Durkheim、Pareto与Marshall的理论，可以说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有系统之研究计划中的一环（Parsons, 1937）。更具体地说，Parsons认定，有别于如Becker与Barnes于1938年出版之有关社会思想史，即《社会思想：从专人学说迈向科学》（Social Thought from Lore to Science）的写作风格，他所提供的，是一种有如物理学的定理或理论一般的跨时空范域而普遍有效的社会理论。

在1945年（继而在1948年），Parsons即撰文明白表示，他乃从理论的立场来承担替经验实征研究定位的角色；具体地说，他认定他所提出的结构功能论具有普遍校准性。套用Parsons自己的语言，结构功能论即是有关社会体系的一般理论，乃是所有经验实征研究的基本认知架构基础（Parsons,1948:157;1949:212）。更具体地说，结构功能的说法可以充当诸如Stouffer与Lazarsfeld等人以个体社会心理为本之经验实征研究的理论基础。所以有如是的看法，乃因方法论者视理论为澄清研究范围的工具，是形塑假设的来源，使其既可验证，又能显得更为精确。尽管Stouffer等人认为未必有此必要，但他们却同意，若有此一般性的澄清工作，倒可以看成是一种进步，否则，社会学只会成为事实的发现，无法像重要的物理实验一般，其结果可以用来作为诸多假设的判定与比较（Stouffer,1950:359）。很明显，如此为理论所做的定位，导致传统上对社会思想的研究被边缘化，甚至被认定是非科学的（参看Turner &Turner, 1990:120-124）。

在这样之认知模式的支撑下，无怪乎Merton会开始为他后来所主张之“中距理论”（如参考群体说、犯罪与偏差行为论）辩护，认为这与Parsons之一般体系理论的说法并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的（Merton, 1968a, b, c）。准此，Merton呼应以Lazarsfeld为代表的经验实证主义者的论调，认为社会理论即包括针对资料提供一般的取向以及建议何类的变项需要列入考虑，而非在于为特定变项间所呈现的关系确立清晰、可检证的陈述（Merton, 1948:166；同时参看Merton, 1945; Warshay, 1975）。于是乎，在量化统计技术的鼎力支援下，社会学研究本身就成了有关结构与功能的研究。这样的知识论在哈佛—哥伦比亚（Harvard-Columbia）的策略联盟当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参看Turner & Turner, 1990:167-168）。Lipset（1994）即称功能论与量化方法的“连体”为“巴别塔”（the tower of Babel）的学术（同时参看Birnbaum, 1971:230;Friedrichs,1970）。

根据Turner的意见，Parsons-Merton-Lazarsfeld之三角联盟的社会学知识内涵，基本上与过去192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传统并无明显的关联，反而跟欧洲传统较有关系，而这带出了后来Parsons所倡导的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与所谓的“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Parsons更是采取了具体的行动，于1946年在哈佛大学自创了一个名叫“社会关系”的学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以作为推动结合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三门学科之科际整合的单位，此一单位直到1972年才撤销（Turner, 2014:37; Buxton & Turner, 1992; Deflem, 2013:157）。Parsons所以有这样的作为，推其原因，至少有五点：1.Parsons曾留学英国与德国，熟悉英国人类学的功能论与德国的古典社会理论；2．在哈佛大学里，Henderson主导的帕累托学圈，有着跨学科参与的经验成果；3.Lazarsfeld的学术背景来自数学，本身没有任何有关社会学科的训练，其研究风格毋宁说较具今天所谓的民意调查或谓市场调查（尤其是技术性的方面）的特点，因而需要社会学理论知识来支撑；4．在Merton之中距理论的驱动作用下，对现象的解释需要多元的知识体系来配合；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支援下的科际合作，Stouffer所主导的“美国大兵”（American Soldier）整合研究本身就是科际整合的最佳案例。

总之，至1960年代前，有经验实征研究作为后盾，强调共识（consensus）与整合（integration）的结构功能分析被视为社会学的分析本身。尽管如此，在这期间，依旧有些不同的批评的声音。譬如，1959年Kingsley Davis于就任美国社会学学会（ASA）会长的致辞中即表示，他同意Parsons认定功能分析乃是一种素朴的原始理论（primitive theory）。其所能提供比较多的，是一种直观地掌握诸社会结构如何搭配在一起以及其运作之基本原则等等的认识，而不是逻辑上精确或经验可证的命题本身。因此，Davis认为，功能论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架构，它不是什么特别的方法，其内涵含混不清，是一种迷思，可以扬弃（Davis, 1959:768）。这样的意见，诚如前文所提示的，结合了Lockwood（1956）、Dahrendorf（1958）与Mills（1959）等人更加严厉的批评，才构成为一股力量，让美国社会学家们开始有所反省。但是，一直等到Gouldner（1970）完整的且大力批判结构功能论的作品出现，配合当时在大学校园里左派思想运动的浮现，美国社会学界对整个理论的关怀才开始有明显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