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1940年代至1950年代的经验实征研究

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实证性的经验研究乃与回应人们日常生活的种种“实际”问题有关——如人们在选择职业时，首要的考虑为何？是否内向的人比较有自杀的倾向？特别是当社会有“需要知道人们是怎么想与做”的民主机制要求的时候，这种研究策略自然显得特别重要，可以说是实用主义结合个人主义所展现的一种社会要求与表现形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于是乎成为美国实征社会学的基本研究典范，第二次世界大战陆军部支持Stouffer的庞大研究计划，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具历史性的具体关键促动机制而已。Smelser即指出，从1930年代以来，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带来的对失业与家庭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兴起之有关宣传、公共舆论、说服策略等等的研究（即Stouffer所主导的集体研究计划），1960年代对教育、贫穷、青年与种族（和女性主义）问题的研究，在在展现着量化研究所具有的威力（Smelser, 1992:49）。

至1940年代后期，长期以来以MacIver为代表的直观论（intuitionism）与以Ogburn为首之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m）间的争论稍歇，看来，社会学家仿佛已倦于争论了。Merton即提出折中的说法，主张经验实征研究不只是检验理论，且使得理论更加细致，并举Chapin与Ogburn作为例子（Merton, 1968e:168）。Goode与Hatt在1952年出版了一本相当流行的教科书《社会研究法》（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也予以呼应唱和，认为此一冲突已经结束，诸多MacIver们与Ogburn们对当下之社会学均有贡献（Goode & Hatt, 1952:chapter 1）。看起来，1930年代的争论终告结束，尽管Sorokin等人仍然保持着人文取向的传统，且对Merton之中距理论的批评也正启动着（Bannister, 1987:232）。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Stouffer等实际从事经验实征的研究者之外，甚至连Parsons这样的理论家亦介入与战争有关的研究——研究美国介入欧洲战场的意涵，也有涉及军队士气的研究（Buxton & Turner, 1992; Buxton, 1985）。倘若我们说，当时美国主流大学（特别是常春藤联盟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总动员地“介入”战争，应当是不为过的。到了战后的1950年代，在“哈佛—哥伦比亚策略联盟”的庇荫下，Lazarsfeld与其团队在量化研究领域里取得了领导地位。整体来看，Lazarsfeld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于Ogburn惯以大调查、人口资料，以及运用相关系数与回归分析等统计技术组成的研究策略，Lazarsfeld采取的是市场调查的形式，重个人主义式的分析，可谓是借自应用心理学之一种俗民心理学，强调的是人们为何这么做的“理由分析”（reasons analysis）。同时，Lazarsfeld认为，方法是独立于理论的，不应先受既有之理论社会学典范制约（Turner & Turner, 1990:105-107）。至于就统计技巧而言，Lazarsfeld则偏重使用非参数统计（nonparametric statistics）的分析技术，且多有借助于列联表（contingency table）式的类型分析，而最为特殊的是从不使用显著水准检定。

总的来看，到了l940年代后半期，Lazarsfeld与Stouffer等强调统计与研究方法（即社会工程学[social engineering]）之训练的阵营取得主导优势（Turner &Turner, 1990:109）。但是，来自“软”派（如MacIver、Wirth）的挑战（至少在方法论上），逼着“硬”派回应，只是以Stouffer为代表的一方始终回避此一挑战。到了1948年4月，Bridgman在哈佛大学研究生论坛（Graduate Forum）的一次聚会中提出了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的主张。同时，在Carnegie基金会支持下，Parsons正进行着一项集体研究——“迈向行动的一般理论”（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以强调概念整合的必要性（后来带来所谓的科际整合运动）。尤有进之的是，在1943年至1953年间，Parsons更发表了一些文章来回应此一有关“软/硬”的论争，他甚至批评Merton的中距理论（参看Merton, 1968:ix）。这一切让Stouffer不得不回应，于是，他以当时在美国流行的逻辑实证论的立场回应，主张理论需要是可操作、经验可检证、现实可预测的（引自Turner & Turner, 1990:109-114）。

这期间，最具代表性且动员研究人员最多、影响最巨大的莫过于由美国陆军部委托当时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Stouffer所总负责的庞大研究计划——有关美国大兵之态度以及相关之社会心理课题的研究。撇开其他参与研究者各自的研究成果不论，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共四卷的巨著《美国大兵》（The American Soldier）。除了前两卷是关于大兵本身的态度研究之外，第三卷由耶鲁大学心理学家Carl I. Hovland与其研究团队负责研究有关说服与信息传播的问题（Hovland, Lumsdaine& Sheffield, 1949；同时参看Hovland & Others, 1957），第四卷则是有关研究方法的引介。先后与此研究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其他研究牵涉甚广，例如Lazarsfeld的潜在结构分析（latent structure analysis）、Guttman的态度量表、Thurstone的因素分析与区辨分析（discrimination analysis）、Skinner的鸽子与雷达研究、Dollard与Miller之有关恐惧与士气的研究等等。甚至，连Merton也曾参与有关大众说服（mass persuasion）的研究（Merton, 1946）。回顾这段历史，不管我们有着怎样的“负面”批判，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许多后来被经常使用的概念与论述乃来自于这些研究，譬如，参考团体、相对剥夺、说服的两大原则——初始/最近（primary/recency）原则、挫折—攻击的命题等等均是。总的来说，其对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贡献，绝对是不可磨灭的。

总之，综合来看，《美国大兵》研究对美国社会学所产生的意义可以归纳为：

1．把调查由描述性变成分析性的研究工具，具有了解释力（Kendall & Lazarsfeld, 1950）。

2．调查取代自然科学的控制性实验，辅以统计控制的方法，成为具正当性的研究工具。

3．“个体”乃是研究时实际被关注的对象，强化了既有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使之成为美国社会学的研究传统。

4．重团队研究。譬如，Lazarsfeld即强调大学的组织与制度面向，主张成立研究中心与团队研究，并呼吁重视应用面，鼓励为政府机构、企业、劳工以及其他志愿团体从事研究（Lazarsfeld, 1993:271）。Wells与Picou（1981）称这样的研究操作为量化结构主义。假若我们援引Bryant的说法来予以评价的话，那么，这样的研究显得忽略了社会学所可能具有之批判与解放的机能动力，也缺乏具推理性的观察洞识力，有的只是相当平面化的“事实”陈述（Bryant, 1985: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