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居然隐者风
医学上来说，37。2，是人正常体温的极限，是心脏骤跳的温度，激情燃烧的温度。
也是夏天的温度。
爱情的温度。
居然隐者风
富阳庙山坞，黄公望结庐隐居处。站在2016年第一场冬雨里，我叫了声：“黄……”未及出口的后半声，如一滴雨从竹梢无声地落入我的棉帽，如更远处苍茫的雨雾，无声地溶入大地。
黄什么呢？大师？先生？老伯？公望兄？大痴？……被尊为“元四家”之首的黄公望（1269—1354），以那幅令人叹为观止的《富春山居图》和他本人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无疑该称呼他为大师。可是，79岁的他，喜欢人们称呼他什么呢？还是根本无所谓？
当我沿着他当年走过的竹林幽径，走向700年前的他，我的想象总停留在至正七年（1347年）他的79岁，也是我父亲此时的年龄。我看见一个蓬头长须、不修边幅的老人，背着一个皮囊，皮囊里装着画具和酒，和好友无用师正兴致勃勃地走在我的前面，也是这样的冬日，也有这样的细雨，他们已经走遍了富春江两岸所有的山水。竹林深处，传来无用师的声音——你给我画一幅画吧，才不辜负这好山水。黄公望说，好！无用师又说，我不放心，恐被人夺爱，你得在画上写上我的名字，说这画是我的。黄公望抬头看了看近在眼前的家园，说，好！
推开柴门，踏进这个叫“小洞天”的家园，他们不会想到，这幅被后世称为《富春山居图》的旷世绝画，自他动笔至去世，整整画了四年。他们不会想到，这幅画辗转流离250年后，被藏者欲焚烧殉葬又火口余生却断为两截。他们更不会想到，多年后的乾隆无限痴迷此画竟至真假不辨，而侥幸留存的残卷被后人分别名之为《剩山图》和《无用师卷》，各藏于浙江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隔海相望，直到分隔360年后才合璧重逢，又继续隔海相望。
我尾随着他们的声音，在冬雨里拾级而上，看见自己沾染青苔的皮靴渐渐化成了一双古代女人的绣花鞋，缓缓而行，走进了黄公望“偕无用师回家于山居南楼援笔作长卷《富春山居图》”的前一日黄昏。我是他的次子德宏之妻毛氏。我掌着一盏油灯，撑着一把伞，将他们迎进了家门。我在他们身后，看他们穿过院门两旁在雨里闪闪发亮的竹，踏过青苔斑驳的鹅卵石地，穿过护翼般笼罩着三间小屋的两棵大树，走上廊前的石阶，走进了灯火深处。然后，我走向厨房，吩咐厨娘将炖了很久的炭火炖鱼起锅，我拔下簪子拨了拨炭火，红亮啄了一下我的眼睛，一场酣饮正拉开序幕，山里的天色一下子暗了下来。
酒过三巡后，我穿过细雨，来到院子右侧临溪的南楼画舍，帮他再整理归置一下画具，因为我听说，明天起，他要画一幅很大的画。我在廊檐下站了一会儿，看细雨在竹叶凝结，再慢慢滴下来。我在想一个问题，一个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公公长期隐居在此，痴心作画，家中老小很是担心挂念，夫君德宏便携母亲叶氏和我，追寻至此陪伴他。可是，隐居，到底是什么？隐居于我，仿佛是个牢笼，幽暗的山坳困住了我，几乎见不到人。而对于公公，隐居为什么如此快乐？公公并非富阳人，他本名陆坚，江苏常熟人，后过继给温州苍南黄氏为子改名黄公望，可他为什么选择了富阳作为他的隐居终老之地呢？
我听说，他曾是“松雪斋中小学生”，他一开始不是画家，更擅长的是书法、诗词、散曲，曾为很多名画题咏。中青年时代的他是个读书人和落魄官人，当过中台察院椽吏，蒙冤入狱，出狱后看破红尘，浪迹江湖，在江浙一带卖卜为生。50岁左右，公公才开始山水画创作。已是知天命之年的他仿佛一棵幼苗，把前人当作阳光雨露，见风就长，他广采赵孟頫、巨然、荆浩、关仝等众家之长，最心仪顾恺之、王维、董源、李成等，学的不仅是诗风画风，更多的是胸襟气质。当然，他不是一棵幼苗，他已脱胎换骨成一个笔力老到、风格独特、遗世独立的黄公望。66岁时，他和画家倪瓒同时皈依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全真教”后，更是崇尚自然自足，成了一个超凡脱俗、自称“大痴”的道士。
也许是对故土的怀念吧，公公晚年回到了浙江，富春山水的奇特魅力让他痴迷流连，便选定了江北大岭山白鹤墩，隐居在村后的庙山坞，从此“焚香煮茗，游焉息焉。当晨岚夕照，月户雨窗，或登眺，或凭栏，不知身世在尘寰矣。”一个人的精神自在了，一个人的艺术才能自由翱翔。一幅幅画作，描绘的是风景，也是心境，他的人“精严逸迈”，他的画“浑厚华滋”，可谓珠联璧合。
一大滴雨滴到了我的棉帽上，发出了沉闷的声响。我从雨声中醒来，发现自己正站在黄公望画舍的屋檐下发呆。同行的人们已陆续往院子外走，人声在竹林后隐隐约约渐行渐远。突然有一种被他们抛弃的感觉。假如我一人留下，我憧憬了无数次的隐居就此实现，我愿意吗？仔细一想，有点可怕。作为一个女人，我并不真正羡慕古人的生活，尤其是古代女人的生活——可以忍受不能每天洗热水澡，不能随便穿着打扮，没有牙刷，没有电，没有煤气，没有卫生巾，没有空调，没有止痛片，没有消炎药，没有眼镜，等等，但如何忍受因身为女人而与生俱来的禁锢、不公和暗黑？
曾多次探寻300年前明清文人的隐居地杭州西溪，也向往当代隐者聚集地陕西终南山，还想去黄公望杭州隐居地走走。我写过西溪九个隐居故事，那个“舟从梅树下入，弥漫如雪”的地方，那些真正的隐者，有的为保护《四库全书》等万卷藏书避居西溪，有的“功成名遂身退”，有的逝去前两个月来此养病却邂逅爱情，有的探望老友却遇红颜知己从此生死相伴，有的同好诗文结伴而居，有的同名同姓同龄同志趣隔河而栖，诗酒相对，风雅相应……他们在世外桃源里，不是虚度年华，而是做了这辈子最想做的事。其中有一个园子叫“泊庵”“泊”的本意是漂着，暂时停下来歇一歇，而到了西溪，暂时的泊却成了永远，这是隐居者最好的归宿。可是最近，当我看到终南山一个年轻的隐者将他的生活和他拍的美图晒在微信朋友圈里并且很火，我就想，他拍一朵花、一只鸡的时候，他的目光还是一个隐者的目光吗？还是变成了替读图者看花看鸡的尘世目光？
我循着人声急急往外走，仿佛真的怕被他们抛弃了。当我的身影消失，这座山坳的这户人家，就只剩下他们一家人了。他们一家人，在并不遥远的700年前，喝着酒聊着天。黄公望喝下一大口温热的米酒，同时在心里展开了一幅富春山居图——江水、远山、村落、草坡、亭台、渔舟、小桥……他喝的酒是富春江水酿的，看似淡，却容易醉人，如他画里的富春山水，看似淡，却浑厚阔远，恣意汪洋。
在我的印象里，古往今来的艺术珍品，大多缘起于情，爱情、亲情、友情、家国情，而绝非名利，《富春山居图》亦是。耄耋之年，黄公望在画中题款说：“兴之所至，不觉亹亹”——“兴”是热爱所致，就像此时陪同我们的当地人蒋金乐，戴着雷锋帽，穿着皮衣、牛仔裤、登山鞋，一副随时准备上山的样子，他曾花了几年时间一个人疯狂寻找山居图里的实景，雇船拍了200多张照片，拼成了一幅实景图。“亹亹”的意思是无止无休、孜孜不倦，如泉水汩汩，余音袅袅，而我看到的，是一位真名士、真隐者的最高境界——心无杂念。
估计很多人和我一样，有一颗隐居的心，却有一副贪恋尘世的皮囊。贪恋就贪恋吧，人和动植物，说到底都是俗物，就连美丽的鸟兽鱼虫，身处绝美的南北极，依然互为食物链、互为江湖。并没有什么世外桃源，在心里挖一个“山坳”吧，随时空一空，静一静，隐一隐，那么，从“山坳”里流出的泉水，必定更加清远。
南方冬天的雨很湿冷，容易沁入骨髓。在富春山脚下的龙门古镇，一个女人拿着一枚古墨，在酒精灯上蘸一下火，在我额头及眼睛周围摩挲着，说能驱赶头痛，能美颜。墨蘸了火，却透出软软的凉意，凉意传达给肌肤的，却是中药般的暖，特别奇妙。抬眼，雨雾深处，已不见远处那个幽暗的山坳。对比玻璃框内的《富春山居图》，我觉得那个山坳更美，一个文化理想与栖息之地完美结合的双重空间，多么静啊，淡淡的一笔一墨，轻轻地一呼一吸，都让人震撼。
秋窗风雨夕
井水其实不是黑色的，但因为在深井里，看上去像一块墨，奇异的是，这块墨能反照天光，也能清晰地映照出我白亮的脸，以及我身后正蓬蓬勃勃的春天。八十年前的春天，井水也映照过他的脸——忧郁，文气，像他最初的名字——郁文。
这口半平米见方的老井，位于杭州大学路场官弄63号。“风雨茅庐”，一个不太吉祥的宅名，仿佛预示了它的主人——一代文豪郁达夫注定颠沛的人生和爱情。
“儿时的回忆，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到了我出生后第三年的春夏之交，父亲也因此以病以死；在这里总算是悲剧的序幕结束了，此后便只是孤儿寡妇的正剧的上场。”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出生于浙江富阳县一个没落的书香家庭，凄惨的童年，异禀的天赋、坎坷的境遇，成就了他极其复杂的个性——浪漫细腻、大胆豪放、勇往直前而又有些歇斯底里，也成就了他的多重身份——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民族解放殉难烈士。
八十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明眸如水，一泓秋波”的杭州名士之后王映霞随丈夫郁达夫回到了故乡。此时，离郁达夫留日归国、代表作我国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发表已经过去十二年，离他上海初遇王映霞一见钟情穷追猛打终成正果已经五年了。此时回来，一是为避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二是为还她回乡心愿。他买下了玉皇山后30亩山地，又置换地皮，亲自设计，在离西湖不远的地方，建起了他理想中的家园。
“1935年年底动工，熬过了一个冰雪的冬季，到1936年的春天完工……足足花掉了一万五六千元。”王映霞写道。可以想见，1936年的春天，无论对于他和她，都是特别明媚的。她的脸庞映照着崭新庭院里初春的雪，因欣喜而更加动人。
这座日式风格的东方建筑，“涂上了朱漆，嵌上了水泥”，古典，精致，华丽，衬得上这对“富春江上神仙侣”。然而，郁达夫给它取了一个名字“风雨茅庐”，王映霞觉得不吉利，不喜欢。
当时的风雨茅庐是这样的：院落坐北朝南，分正屋和后院两个部分。临街是两扇大铁门，一排二层楼。前院是一个高台，高台上三间正房，围绕着木柱回廊，正房当中一间为客厅，挂着著名学人马君武所书“风雨茅庐”横匾，西壁挂的是中国画，东壁则是鲁迅亲笔手书的七律《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客厅东西两边为卧室。正屋往东，是一个月洞门，五六间平房连接着后院。后院是一个幽雅别致的小花园，葱茏掩映着三间客房和郁达夫最爱的书房。书房三面沿壁排列着落地书架，摆满了数万册多国文字的书籍。
对这个“蜗庐”，郁达夫在《移家琐记》中表达了由衷的喜爱：“好得很！好得很！”尽管鲁迅先生对于他移家杭州一事，之前之后都好意劝阻，他仍发自内心地希望新建的家园成为趋避乱世的世外桃源，全家老小能长长久久平平安安地在此生活下去。
“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红楼梦》里林黛玉一首《秋窗风雨夕》仿佛映照了那个风雨萧瑟、政治阴晦的年代，即便如郁达夫这样的名人，又如何能驾驭自己的命运？
错误的时代，遇见错误的人，悲剧开演。
正式入住后，风雨茅庐不再是安静写作之地，因女主人的非凡魅力和一些无可奈何的原因，成了杭州社会名流官僚政客的交际场，整日推杯换盏、歌舞升平，让郁达夫心躁不安无所适从，只想逃离，短短几个月后，便南下福州谋职参加抗战活动。杭州沦陷后，王映霞带着孩子和老母在漫天烽火中逃难，最需要丈夫共渡难关时，他却不在。然后，她听到他与富阳的原配孙荃藕断丝连的消息，他听到她与第三者许绍棣关系不正常的流言。截然不同的性格，诸多的真相或者误会，裂痕已无法愈合。暴风雨终于如期而至——一次争吵后，王映霞离家出走，郁达夫气急败坏地在她的旗袍上写下“下堂妾王映霞改嫁之遗物”几个大字，后来又公开发表《毁家诗纪》，毫不保留地暴露了自己的私隐与“家丑”，包括他对王映霞“红杏出墙”的怀恨之意，让她彻底寒了心。我想，他的激烈，其实是不舍，不甘，是想挽回。但即便如郁达夫这样的情种，也关心则乱。
“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的风雨茅庐，他们只住了短短两年，12年的婚姻便走到了尽头，劳燕分飞，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郁达夫辗转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办报并从事宣传抗日救国活动，再婚生子。1945年8月29日晚8时许，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两周，流亡至苏门答腊的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他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郁达夫回到客厅与朋友打个招呼就出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后据史料证实，他于当年9月17日遭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终年50岁，而他的第11个孩子在他遇害后翌日出生。而王映霞终于遇到了生命中“对”的那个人钟贤道，得到了“许多温暖安慰和幸福”，直至2000年2月在上海病故，终年92岁。王映霞晚年在自传中这样评价：“我想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是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郁达夫最大的分别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儿子郁飞也诚恳地描述了自己眼中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位拥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
2015年初春，午后，阴。我们站在锁着门的风雨茅庐前，等待维修指挥部的小伙子取来钥匙开门。时光早已将它淹没在一大片居民小区当中。之前，在离它大概十米远的地方，我问过好几个路人和店里的人风雨茅庐怎么走，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我，小营街道干部小卉，消防员老王，来自连云港的保安，一个六十多岁的扫地大爷，还有维修工程部科长——站在故居前讨论着2014年杭州居然有200个雾霾天这个话题，每个人都情绪激动，发言热烈。故居前的巷子很狭窄，只容一辆车通过，车开过时，我们暂停讨论，贴着墙根站，等车过了，我们再走出来继续讨论。没有人聊起那一场隔世的风花雪月，更没有人讨论文学。
推开黑漆浇注的“原版”铁门，像翻开另一个年代的书页。一棵巨大的老梧桐树扑面而来，秋天般落叶纷飞，一棵姿态优雅的红皮树，还沉浸在过往的冬季里不动声色。屋檐瓦楞间蓬勃的草，珍珠般闪烁着低调的光泽，提醒我这是2015年的春天。
都还在。高台，正屋，偏房，书房，后院，甬道，水井，青石板。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儿都是静的，美的，出世的，仿佛交响乐中一小段喑哑空灵的竖琴。八十年前，他或者她，无论站在或坐在这个宅子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惬意的。然而，短短两年，属于他们的窝，还没有被焐热，就被雨打风吹散。此刻，屋顶上很多瓦片已掉落，屋内一些地方还在漏水，天花板和柱子上长出了霉斑霉点，他生前用过的十几件红木家具包括一张床、一个画桌、一个衣橱、几张椅子，都只好暂时收起来了。但所有的房屋里，都散发着红木的异香，书房的地板下传来脚步空洞的回音，我仿佛听到了一声暗泣，风雨茅庐像一个弃儿，没有年轻过，就已经年迈了。
扫地的大爷跟我们进来后，一直在扫着满地的落叶，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我想，并没有人要求他扫地，他也并不懂，他是否只是简单地在心疼着，这么好一个地方，怎么就这么凄凉？据说，这儿曾经装修过，文化公司租过，相关单位正在加紧维修，但怎么维护是否开放如何管理以后有谁来看等等问题，和全中国很多名人故居一样，不知道何去何从。
2015年春天，我在如镜的老井里照见了自己，也照见了一群鸽子正从屋檐上呼啸而过。它们世世代代在此筑窝，执着，长久，一脉相承。80多年前，他每天在这里洗漱，每天能望见井里的活水，也一定望见过一群鸽子呼啸来往，那会不会是他最孤独的时刻？也是他最清醒的时刻？
忽然觉得，看似有点破败的故居，其实一直盘旋着一股精气。他的文和人，给人印象是颓废的，忧郁的，浪漫的，文弱的，偏激的，甚至有点傻的，于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可爱的他，如多年不见的一位故人，站在井底与我对视。我看出来了，他喜欢日本，那里留着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和初恋，风雨茅庐的日式风格可见一斑，但他选择了抗日，抛妻别子，甚至生命。他讨厌官场和政治，但他选择了去福建谋职入仕，投明救国。80年前的天空上，一群鸽子掠过苍穹，见证过他比它们飞得更高远的目光。80年后的今天，有多少人愿意为了内心认定的理想豁出身家性命？恐怕一点名利、一分安逸都不肯。
风雨茅庐，中国文化地图上的一个点，千千万万个文化地标中的一个，中华浩瀚文风中的一缕，此刻，它在走近，还是走远？
在井水倒映的天光里，我试图打捞一个答案。
一钩新月天如水
桐乡石门镇，缘缘堂。初冬，上午十点。我坐在一楼厅堂的木椅上，等待他们的脚步声在楼梯响起。
我将手肘支在方桌上，将身体舒展成他穿棉袍时的闲适样子，将目光模仿成他的目光望出去，望见了江南初冬依然绿影婆娑的院子，绿影婆娑的时光深处慢慢浮现了一些声音和画面——春天里两株开满花的重瓣桃下，跑过几只小鸡，有燕子呢喃；夏日午后门外传来货郎的叫卖声，傍晚的芭蕉树下，摆起了客人小酌的桌子；花坛边洋瓷面盆里游着一群蝌蚪；秋夜各个房陇亮着夜读的灯；冬天炭炉上的普洱茶，廊下的一堆芋头，屋角的两瓮新米酒，火炉上烘着的年糕，都散发着袅袅香气……我听见他的笑声混在孩子们的笑声里，如同大提琴混在童声合唱里，忽然，笑声听起来有点吃力，是他在太阳底下吃冬舂米饭出汗解了衣裳，正从秋千上抱下老三或老四，说，在面盆里，小蝌蚪永远不会长成青蛙的，来，我们送它们回家！
这些场景，是他——缘缘堂的主人——中国漫画之父、现代著名画家、文学家、教育家丰子恺先生（1898—1975）漫画里的场景，也是他《缘缘堂随笔》里真实的生活场景。京杭大运河在浙江桐乡石门镇形成一个120度的大湾折向东北，栖息在转角旁一幢坐北朝南、雅洁幽静的宅院，就是缘缘堂——丰子恺曾经的现实家园和精神乐园。
我将目光收回，落到了桌面隐隐发亮的木纹理上，肘关节与桌面接触的一小片肌肤上，有一丝隐隐的温暖。这是错觉，错觉还牵引着我闻到了他略带烟味的呼吸，一个高鼻亮眸、眼神睿智、端庄平和的白发美髯公立在了我的眼前，寒风轻拂着他的长髯，他身穿黑棉长袍，头戴黑棉帽，棉帽上趴着一只黑白色小猫。
民国大师无数，而丰子恺是公认的、难得的一位人格健全、德才兼备的艺术家、教育家。沿着他一生的脉络探寻，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在爱与慈悲里成长的幸运儿。丰子恺出生于一个有染坊有良田、有六个姐姐、对男婴望眼欲穿的大户人家。阳光雨露没有宠坏那个叫“丰仁”的孩子，反使他成长为知书达理、谦恭好学的十六岁少年，入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正式更名为丰子恺，也遇到了生命里如父、如母的两位大先生——图画与音乐老师李叔同（弘一法师）、国文老师夏丏尊，他们之间长达一生、直抵灵魂的情缘，给了他最为深远的影响。他的婚姻虽是媒妁之言，夫妻竟一生恩爱、生死相随，育有七个子女。这一切因缘，造就了他“光风霁月”般的完美人格。在同时代挚友们的记忆里，他的人、画是这样的：
与他相识于1924年的巴金说他是“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有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
叶圣陶说“子恺的画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有非凡的能力把瞬间的感受抓住”。
郑振铎说自己为丰子恺所“征服”。第一次见面，“他的面貌清秀而恳挚，他的态度很谦恭，却不会说什么客套话”。
朱光潜在《丰子恺的人品和画品》里说：“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而事情都不比旁人做得少”，“他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
丰子恺的画，全是身边平凡事，如姐姐缝衣，弟弟上学，大人醉酒，娃娃捉迷藏，燕子做窝，蚂蚁搬家，儿子瞻瞻用两个蒲扇当自行车骑，也有描绘将一个个孩子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教育》等针砭时弊的题材。人间万物，在他的笔下是小可爱、小情趣，又是大悲悯、大气象，深得人心。
他的代表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仿佛就是他人画合一的写照：简洁，平和，澄静，深邃，阔远。
我听见了楼上脚步的移动。和我一起来参观的中外文友们，与我刚才一样正瞻仰他的卧室和书房，当目光一一抚过他500余件遗物、180幅遗作时，一定也会抚过他书桌上那只旧烟斗，会闻到他来自1927年初秋略带烟味的呼吸。
1927年初秋，29岁留日归来在上海教书的丰子恺恳请李叔同为寓所起名。李叔同让他在小方纸上写上许多他喜欢而又能互相搭配的字，团成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抓阄。奇妙的是，丰子恺两次都抓到了“缘”字，便取名“缘缘堂”。后来无论迁居哪里，他都把李叔同写的“缘缘堂”匾额挂在家里，“犹是形影相随，至于八年之久”。1933年春天，在母亲的心心念念下，丰子恺用稿费在故乡的梅纱弄里自家老屋后建好了一幢三开间砖木结构的高楼，加之前后两个小院，一个极具深沉朴素之美的缘缘堂诞生了。
搬家那天，热闹如戏场。丰子恺在《缘缘堂随笔》里充满深情地写道——“我们住新房子的欢喜与幸福，其实以此为极！”而全家人中，唯有老母亲“静静安眠在五里外的长松衰草之下，不来参加我们的欢喜。似乎知道不久将有暴力来摧毁这幸福”，“民国二十二年春日落成，以至二十六年残冬被毁，我们在缘缘堂的怀抱里的日子约有五年。现在回想这五年间的生活，处处足使我憧憬。”除了偶尔往返于沪杭等地，他大部分时间都与全家老小住在缘缘堂，完成了近20部著作。神奇的小院见证了天真烂漫如孩童、深邃如老者的一代大师生命里最幸福的时光。让人痛心疾首的是，短短五年后，幸福和缘缘堂一起，在日寇的炮火中化为乌有。
颠沛流离、九死一生，是“抗战”时期丰子恺一家辗转逃难于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的写照，而一个个噩耗追随着他的脚步接踵而至——1938年1月，他在江西逃难时，缘缘堂被炮火夷为平地；1942年他在重庆避难时，“慈父”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战争结束的次年，战乱中一直与他通信在精神上支撑着他的“慈母”夏丏尊辞世，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头顶上一个迟疑的脚步声告诉我，有一个人和我刚才一样，将脚步停在了那张只有一米五左右长、丰子恺一直睡到去世的棕绷床前，我的心更痛了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丰子恺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优待，然而，他永远不会想到会经历一场十年浩劫，经受凌厉的侮辱——被剪掉胡须，被人用滚烫的糨糊浇于背上，被批斗、劳改、折磨。
“暴力并未使他精神颓废，却使他奋起，于群小嚣嚷之中恬然自若，你批你的，我写我的！”
棕绷和其他大多遗物一样，从他上海的故居日月楼搬来。“文革”中，他因散文《阿咪》获罪，一家人住的日月楼被安置进了四五家人，丰子恺只得睡在连接阳台的走廊上，用棕绷搭个小床，棕绷太短，便在脚那头放个凳子，蜷缩着睡。小床边摆一张小方桌，就是他的书桌。无数个不眠之夜，唯有一钩新月静静陪伴一团蜷缩的身影。如此境地，他却说“天于我，相当厚”。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怀着对苍生的大爱，他完成了弘一法师的遗愿、师生间灵魂的相约——历时四十七年的《护生画集》。
多年以后，在巴金的脑海里还刻印着一个画面——有一天，他去牛棚上班，看见丰子恺腋下夹了一把伞，急急地在前面走。他没有像以前那样拄手杖了，胡子也没有了。见他安然无恙，巴金有点小高兴，想，没胡子倒显得年轻了，他倒是闯过生死关了。然而，“文革”结束的前一年，丰子恺在一家医院的急诊观察室溘然长逝。寂寥巷子里似有似无的脚步声，震痛着巴金的心，也震痛着无数后人的心。
当楼梯上响起文友们下楼的脚步声，我离开了方桌，穿过庭院，走出了这座重建的缘缘堂，立在漫画馆他的一幅照片前。再一次端详他的容貌时，有一种第一次与他真正相遇却一见如故的强烈感觉。是心性相近？是冥冥中的缘分吗？此行我因领受“全球首届丰子恺散文奖”而来，获奖文章《执灯人》便是一个关于器官捐献、爱与缘的故事。我想，这份缘，不仅是天意，还源于我与他同样的“二重人格”吧？善与爱，真性情，刚柔相济，端庄平和，是他的人生哲学，亦是我的。
关于人格，他这么说：“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实利的老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在中国，我觉得孩子太少了。成人们大都热衷于名利，萦心于社个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孩子们……弄得像机器人一样，失却了孩子原有的真率与趣味。长此以往，中国恐将全是大人而没有孩子，连婴孩也都是世故深通的老人了。”
时光隧道里传来的这一段话，振聋发聩。
下雨了，南方细密的寒冷让人感觉时间不是往前走，而是往深处走。1975年清明，年迈多病的丰子恺重回石门专程凭吊缘缘堂遗址，像是冥冥之中预知了这最后的告别。此刻，除了大门旁玻璃后半块烧焦的门板是原缘缘堂的唯一遗物，丝雨、墙垣、芭蕉、地上的蚂蚁、孩子们的笑声，都不是从前的了。我站在南方的冬雨里默默想，还有多少人知道缘缘堂和丰子恺？一钩新月，能护佑普天下像瞻瞻、一吟、阿宝一样天真的孩子们，来保全他们的赤子之心，健全他们的人格，成全他们也许并不辉煌但让人尊敬的人生吗？
种满庄稼的花园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是诗人海子写于1989年1月13日的诗句，曾令无数人心动，铭记，包括我。
那时，海子是个男孩，他想要一所房子。那时，我是个女孩，我想要一个花园——一个长满庄稼的花园。于是，我把他的诗篡改了一下，变成这样：“我有一个花园/坐落在海边或山下/面积不用很大/能种草种花/还能种庄稼/玉米西红柿豆荚/还有各种各样的瓜/他不是农夫/我不是农妇/我们忙完工作/再忙忙庄稼/锄草施肥捉虫乘凉聊天喝茶画画/实在的庄稼每天在长大/朴素的日子每天有新绿发芽/这就是我理想的家”。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淡忘了这个梦想。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谁住在一个长满庄稼的花园里，做着一个真正幸福的人。也许，庄稼和花园原本就是矛盾的，所以，拥有那样一个理想的家是不切实际的，不仅仅是买得起一个花园那么简单。
不料，时隔多年后，我却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真的曾长满庄稼的花园。
这座两层西式花园别墅位于杭州灵隐路3号，建于20世纪30年代。是它的主人亲手设计建造的。小巧玲珑的花园顺势依偎在平缓的马岭山坡上，满天明明暗暗的香樟叶，满地郁郁葱葱的萱草，错落有致地点缀着芭蕉、棕榈等花木。小楼是朴实无华的青砖黑瓦、木纹板材结构，底层用作客厅、卧室、餐厅等，二楼则全部用作画室，一张画案上摆着文房四宝和各种颜料，一张单人床靠在墙边。
三只淡黄色的蝴蝶迎上前来，无声地轻啄着我裸露在外的肌肤。一切都很安静，仿佛已在多年前进入了长眠，连同一个响彻中国艺术之林的名字——林风眠。
林风眠是我国融合中西艺术最富成就和启发性的画家之一。林风眠生于1900年，广东梅县人。他原名林风鸣，后来自己将“鸣”改成了“眠”。17岁时，林风眠赴法留学，进入当时法国最著名的哥罗孟画室，被称为“中国留学美术者的第一人”。1928年，年仅29岁的他在蔡元培的邀请下，带着法国妻子来到杭州，创建了中国现代绘画史上举足轻重的艺术学院——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为首任院长、教授。
和历代文人墨客一样，林风眠爱极西湖。他曾在《美术的杭州》中说：“春季则拾掇到处都有的殷山红，夏季则摘莲花采荷叶，秋季则满觉陇闻桂香簪桂花，冬季到西溪看芦花；离此地，则购一切可以纪念杭州的零星东西归遗亲友，并向他们述说杭州的美丽……”初到杭州时，林风眠住在葛岭山下的招贤寺，后来和好友兼同事林文铮、蔡威廉夫妇、吴大羽等人，在离西湖不远的马岭山坡买下几块地，亲手设计、构建了他们的家园。除了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带着全校师生离开杭州转移到了重庆嘉陵江畔那几年，他在此，一住，就是十七年。
能在自己热爱的山水间拥有属于自己的清静之地，无疑是幸福的。林风眠满怀欣喜地描绘道：“南面隔湖可望南山诸胜，与湖心亭、三潭印月为比邻；东依平湖秋月，可望六公园；西趋西泠桥，可望北山诸名迹；中夹白堤马路，为游湖者必经之途；北靠孤山，而隔湖可见初阳朝暾及保俶塔……”
在这个花园里，林风眠度过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十余年。一开始，他身体力行“社会艺术化”主张，轰轰烈烈开展艺术运动，后来，他和古往今来无数文化精英一样，意欲改造社会，却被社会所摈弃，无奈地放弃了“艺术救国”“以美育代宗教”的理想，转而隐身于纯粹的艺术象牙之塔。在凤凰涅槃般痛苦的日日夜夜里，就是这个长满庄稼的花园给了他无限抚慰。
他在花园里种植了梅、桂、棕榈、南天堂、紫荆、凌霄等花木，还在空地上种满了草莓、玉米之类的蔬果。
每天清晨，他从清脆的鸟鸣声中醒来，在晨风里贪婪地呼吸着庄稼的芬芳。除了上课，他每天最喜欢做的事就是锄地、浇水、对着花木庄稼画画。就像晚年他说的“无论鸡冠花还是苞米我都喜欢种一点，它们都是我作画的模特儿，有的画完了还可以吃，自己种的东西吃起来特别香。”
每当夕阳西下，他走出孤山山脊，走出那个寄托着光荣与梦想、孤独与惆怅的艺术学院，慢慢沿着湖往家走。可以想象，当他走过俞楼、放鹤古亭、平湖秋月，走过小桥、岸柳、远山、流云、孤鹜，走进家门的一刹那，就像一只搏击得很累的船终于靠港，心里该是怎样的温馨。
从小楼的窗口望出去，隐约可见远处的湖光山色和国立艺术院的旧址。当年，也是在这幢房子里，他写作、画画、沉思。也是在这个窗前，他终于了悟到了什么，从此渐渐趋于沉默，而把所见所思所感全部倾注在一张张美丽绝伦的画作上，倾注给优雅的仕女、独立不羁的孤鹜、暮色苍茫中的古寺山林、古典神秘的瓶花静物……每一幅画，分不清是水墨、水彩、水粉还是油画，却凝聚着让人难以释怀的美，迅疾凌厉的笔锋，让人难以言道的空灵、肃穆、清冷、宁静的气息，摄人心魂。这独具一格的“风眠体”，极大地丰富了20世纪的中国美术，也使林风眠成为中国现代绘画艺术的启蒙者。
故居的走廊里，挂着一幅幅年代久远的画面，仍依稀可见花园曾经的音容笑貌——
这幅作于1936年的纸本彩墨《鸡冠花》，是林风眠对“中西调和”画法研究的代表作。透过明快、鲜艳的色调，仿佛能看见画家置身于花园中的怡然神情，还有他心中和鸡冠花一样鲜红的热望。
这幅《豆花与黄蜂》作于1944年，仿佛将我们带到了多年前某个春天的早晨，豆花开了，黄蜂嗡嗡地叫着，就像画家妻女的欢声笑语轻轻萦绕在他身旁。
这幅《猫头鹰》，一定是他难眠之夜的收获吧？世界都睡了，唯有他和它在黑暗中各自醒着。
……
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十余年里，这个长满庄稼的花园对林风眠而言，是给了他欢乐的孩子、给了他安慰的爱人，是给了他力量的朋友、给了他新生的母亲。
1951年，林风眠退职迁居上海，将小楼移交给了某机关。离开杭州的林风眠命运急转而下，先是在上海卖画为生，后妻女出国离散，他一个人在上海南昌路里弄里生活，白天像一个老头一样坐在门口，晚上9点以后开始画画，画他的孤独。十年动乱，他亲手将自己的两千幅画放在浴缸里泡，用脚踩，沤烂了再一勺一勺舀到抽水马桶里冲掉，以免遭迫害，却仍然没有躲过牢狱之灾，在牢里，老人曾被迫跪在地上，像狗一样舔食。直到七十二岁出狱，出国探亲后定居我国香港，于1991年8月12日以92岁高龄在香港辞世。可以想象，在那些孤苦的岁月中，西湖以及那个长满庄稼的花园曾时时在他梦里萦绕。曾经，他告诉傅雷：“我在杭州西湖边过了十年，然而在那些年里，竟一次也没有画过西湖。但在离开西湖之后，西湖的各种面貌却自然而然地突然出现在我的笔下。”而在书画家黄苗子的记忆里，“我总是把西湖同林先生联系起来，把孤山的林和靖和林先生联系起来。”去世前，他告诉义女冯叶：“我死后，火化当肥料种花也无妨。”
蝴蝶依旧纷飞，故人却踪迹难觅，花园也再不见庄稼。不知道当年林风眠离开它时怀着怎样的心情？他是否想过还会回来？在这个花园里，林风眠完成了从一个入世的文化精英到出世的纯粹画家的华丽转身，可是，他心甘吗？
不知为何，心里怅然。在中国历史长河里，有哪一个文人真正拥有自己最理想的家园？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有哪一个文人最后含着幸福的微笑长眠？
夜里做梦，梦见一个消瘦的身影，慢慢穿过林风眠故居的长廊，立在一幅《孤雁图》前——在他久久的凝视里，恍惚间他成了孤雁，孤雁成了他。他们的魂魄合二为一，穿过黑夜，叩响了那个曾经长满庄稼的花园。
远去的书香
1924年秋，一个天高气爽的午后，杭州孤山脚下俞楼年轻的女主人许宝驯和往常一样走上楼台，凭栏远眺。远处的山、远处的水、远处的雷峰塔也和往常一样安详、澄明。忽然，随着一声闷雷般的轰隆声，南屏山方向瞬间腾起一股黑烟……
雷峰塔倒了！
许宝驯不由惊呆了，一时以为自己在做梦，第一反应就是转身去找丈夫俞平伯。咚咚的心跳声中，她想起，难怪前些天雷峰塔上的宿鸟时时惊飞而散，原来，那就是预兆。而与雷峰塔一湖之隔的俞楼和自己，正好目睹了这惊天动地的一刻。
时间的抛物线落在九十年后的春天，一缕午后的阳光，无声地落在我的鞋面上。我穿着布鞋，从孤山南麓的西泠印社出来，靠右走几步，看见一块很大的草坪，中间有一棵很高大的香樟树。在树下坐一会儿，再往前走几步，路边有个小院，院里有座两层三开间的中式楼房掩映于绿荫丛中，便是一代国学大师俞樾以及他的后人著名诗人、学者、红学家俞平伯的故居，人称“俞楼”。
一个人走进幽静的俞楼时，仿佛仍能听到遗落在时间里的轰隆声。真静啊，似乎这儿不是一个门庭若市的名人故居，而是普通人家居家过日子的地方。
对于俞楼的主人，这儿的确曾经是居家过日子的地方。
俞楼的第一位主人是清末独步江南的国学、书画篆刻大师俞樾。俞樾（1821—1907）字荫甫，浙江德清人。30岁中进士后入翰林院，因直言考场营私舞弊，惹得龙颜大怒，被罢官后，携家南归，主讲苏州紫阳书院和上海求志书院。他在苏州造了一个“曲园”，筑了个“春在堂”，取“曲则全”和“花落春仍在”之意，自号“曲园居士”。俞曲园在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以及音律、训诂、书法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讲学影响很大，不仅深得国内学界重视，而且声名远播东瀛日本，因此，当时的浙江巡抚马新贻亲赴苏州，敦请俞先生出任江南著名书院——杭州诂经精舍山长并兼管浙江书局。
1868年，俞曲园来到杭州，在诂经精舍著书讲学三十余年，前后受业门生多达三千人，其中不乏许多很有成就的学生。在这些学生中，有一位特别体贴入微的弟子徐花农，官至兵部侍郎。他见老师因一家老小都还在苏州曲园，孤身住在孤山精舍，便发动众同学捐资，于1877年在孤山西泠桥旁、六一泉侧，建造了一座中式二层楼房，这就是俞楼。
俞楼，从此成为俞曲园在杭州的家，也成了文人雅集的著名场所。也是这座不起眼的俞楼，走出了无数举人，走出了章太炎、吴昌硕，还走出了著名词人俞陛云、著名诗人、学者、红学家俞平伯，而后两位，一个是俞曲园的孙儿，一个是曾孙。
俞平伯是俞樾最疼爱的长曾孙。俞平伯在苏州出生时，俞曲园已80高龄了。俞平伯儿时爱拿笔东涂西抹，俞曲园便自制描红纸，诱使他涂抹三字经。有诗为记：“娇小曾孙爱如珍，怜他涂抹未停匀；晨窗日日磨丹砚，描纸亲书上大人。”
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俞平伯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写新诗、白话散文而被誉为“五四俊才”，是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当年，他和朱自清共游南京秦淮河，曾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题，各写一篇散文，轰动文坛。此后，俞平伯转向了对《红楼梦》的研究，著有《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红楼梦研究》《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等重要著作，和胡适同为“新红学”的代表人物。20世纪50年代，他遭受猛烈的政治围攻，得以平反后，便一直致力于文学创作和红学研究，直到1990年以90高龄逝世。
雷峰塔倒掉的那个日子，是年轻的俞平伯携夫人许宝驯在俞楼居住后不久。他与俞楼，有着一段短暂而深远的情缘。1920年4月，俞平伯从英国留学回来，受聘于杭州第一师范学院，和夫人客居杭州。当时的俞楼因俞樾晚年回到苏州而荒置。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24年，俞平伯才得以入住俞楼。入住后的第二天，他就无比欣喜地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这是我们初入居湖楼后的第一个春晨……今儿醒后，从疏疏朗朗的白罗帐里，窥见山上绛桃花的繁蕊，陡然的明艳欲流……今朝待醒的时光，耳际再不闻沉厉的厂笛和慌忙的校钟，唯有聒碎妙闲的鸟声一片，密接着恋枕依依衾的甜梦……”
1925年，俞平伯离开杭州，回到北京任职燕京大学。虽然在俞楼只待了短短的九个月，俞楼却带给俞平伯无限惊喜，激发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留下了《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竹萧声的西湖》《忆江南》《眠月》《春晨》《西泠桥上卖甘蔗》等一篇篇美文：
……轻阴和绯桃是湖上春来时的双美……它们固各有可独立之美，但是合拢来却另见一种新生的韶秀……无论浓也罢，淡也罢，总像无有不恰好的。
——《绯桃花下的轻阴》
“我住楼上，其上之重楼旁有小台。我就登临一望啊！这一望呀……”
——《楼头一瞬》
朱自清说：俞平伯是与西湖“粘”在一起的。回到北京后很多年，俞平伯对俞楼、对西湖，总有“一种茫茫无羁的依恋，一种在夕阳光里，街灯影傍的依恋”。
春日午后，我穿着布鞋，一个人慢慢走在俞楼里，闻到了一种遗落在时间里的馨香——“斯文一脉，累代相传”，那是俞楼日夜浸淫在袅袅书香中的女人们，为俞楼注入的一种别样的馨香。
俞樾的结发妻子文玉，是他青梅竹马的表姐，两人情深义重，辗转流徙，不离不弃。得知丈夫部考第一的喜讯后，文玉在信中回了一首诗：“耐得人间雪与霜，百花头上尔先香。清风自有神仙骨，冷艳偏宜到玉堂。”既是恭喜，又警醒他。俞樾被罢官回乡永不再用时，文玉又温言软语，极尽安抚。多年的漂泊艰辛，使文玉很早就开始掉牙，俞樾心痛不已，将妻子的落牙细心包好。文玉仙逝后，六十一岁的俞樾也开始掉牙，他把落齿与那颗珍藏了多年的文玉的牙齿收到一起，一同埋在俞楼后面，取名为“双齿冢”，并写下了“他日好留蓬颗在，当年同咬菜根来”的动人诗句。
俞平伯的夫人许宝驯，是俞平伯的母亲许之仙的侄女，也是杭州书香大家出身，自小受过良好的文化熏陶，唱起昆曲字正腔圆，还能填词度曲，1922年，俞平伯创作出版的第一部新诗集《冬夜》，就曾由夫人亲手誊写过两遍。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夫唱妇随，唱曲吹笛，填词谱曲，神仙眷侣般，给幼小的外孙留下童话般的印象：“外公租了人工摇的乌篷船，带了笛师，带了吃喝的东西，把船飘在后湖上唱曲子。一群游客围着听，都觉得很惊奇。”结婚六十周年之际，俞平伯写下一百句七言长诗《重圆花烛歌》纪念“婉婉同心六十年”。
就连俞家的小孙女，也被一脉书香耳濡目染得格外聪慧伶俐。杭州灵隐的冷泉就有一个有趣的典故：当年俞曲园偕同家人游冷泉时，见亭上原有一联：“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俞老夫人说：此联问得有趣，何以作答？
俞曲园应声答道：泉自有时冷起，峰从无处飞来。
俞老夫人说：不如改为“泉自冷时冷起，峰从飞处飞来”。
小孙女听了，笑道：也可答为“泉自禹时冷起，峰从项处飞来”。
俞曲园问：项处是何出典？
小孙女答：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若不是他把山拔起，山安得飞来？
众人开怀大笑。
春日午后，我穿着布鞋，一个人在俞楼里慢慢走，仿佛还能听到遗落在时间里的笑声。几经翻建的俞楼，故去的生活气息已荡然无存，俞樾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春在堂全书》250卷还整整齐齐地码在玻璃柜里，隔着玻璃，仿佛仍能闻到一缕袅袅书香，就像依然飘荡在俞楼的一脉相承的精魂——简朴，平静，凝重，还有温暖。
假如，可以像俞楼的人们，一生都埋头在挚爱的书香里，同声同气，相濡以沫，这何尝不是一种最美好的人生？
孤山不孤
孤山的孤独，是一种充盈的寂寞。
一、从冬天说起
在孤山的时间深处，彳亍着一个人。
这个人大约四五十岁，很清瘦。胡须在柔韧的西湖风里，斜斜地指着一个方向，衣袂也斜斜地指着同一个方向。于是，他和他身边同样清瘦、同样指着一个方向的柳条一样，看上去非常的飘逸，而且固执。
当这个人从西湖北岸走过来，踏上西泠桥的刹那，如一只光洁的鸡蛋从蛋壳中脱颖而出，一切繁华的背景被他抛在了身后。他走下西泠桥，往左拐，沿着一条小道，慢慢踱到了孤山的东北麓。
孤山是西湖北部的一个岛，因独处湖中而得名。是湖中最低的山，最大的岛，离堤岸最近，仅一桥之隔。就是这一桥之隔，既隔开了喧闹和清静，又使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随意去孤山走走。
沿着平缓的绿色山坡往上走，踱进花树掩映下的幽深小径，就像走进只属于你一个人的心绪里，曲曲折折，明明暗暗，但终究会豁然开朗。停下来，放眼远眺，烟波浩渺的西湖和你隔着一层镂空的枝叶，感觉很远，又很近。随意找块山石坐下来，吹吹风，叹叹气，心便会慢慢静下来。
多少年来，人们把孤山当作放牧心灵的草原。当然，羊放过风，吃过草，总是要回家的。因而，直到一千年前，这个中年男人出现在孤山前，没有哪个属于闹市的人动了真心要在孤山住下来。
一千年前的那个早晨，一只飞鸟从孤山飞过，看见了这一时刻：一个人走下西泠桥，走进了孤山坦荡的怀抱。
这个人将手搭在已经有些皱纹的额上，皱起眉，朝山后的天色看了看。
孤山南麓的天比北麓的蓝，飘着单薄的几朵云，山顶的枝枝叶叶被八九点钟的阳光刻成了一幅巨大的剪纸。
那么，等太阳照到北麓，该是下午了吧？
他低下头，陷入了思考。
这时，有一种声音渐渐朝他逼近——是孤山南麓的湖水在金色的阳光下耀眼的光芒，是渔船丰收后的欢唱，是游人在错落有致的亭台间笑闹，是文人雅客们落地有声的咬文嚼字，是卷帘掩映后的江南丝竹……
他突然觉得有点烦。这些来自儿时记忆里温暖的声音，他并非不喜欢，但此刻，他却想远远地避开它。否则，他没有必要从更加繁华的远方回到故乡钱塘为自己找一个安身隐逸之所。
就是这儿了！背阳的地方永远比向阳的地方清静。这个人在心里说。
从此，这个人留在了孤山，这一留，就是二十年，一段“梅妻鹤子”的千古佳话也随之拉开了序幕。
这个人就是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他生于钱塘（杭州，隋朝之前称钱塘），原名林逋，从小资质聪慧，立志为学。成学后，游学于江淮间，以诗会友。他作诗填词、书画绘画，造诣精深，但秉性恬淡好古，无视富贵功名，不求荣华利禄，自题：“道着权名便绝交”，一生不出仕，连宋真宗都请不动他。
历史的细节果真是我想象的那样吗？
不知道。
当我在一个雪霁的午后来到孤山，在刺骨的寒风里渴望阳光快一点从孤山南麓移到北麓来时，我实在匪夷所思：
生前死后，林和靖都将孤山东北麓作为自己的安身之所，那么，他为什么会对难得一见阳光的孤山东北麓情有独钟，而不是向阳的南麓呢？
他来孤山之前，孤山有梅吗？
他种下三百六十棵梅树，本意是为观赏，还是为生计？
历史永远只记住晦涩的结论，而忽略有血有肉的细节。书无法告诉我答案，我期望在梦里遇见他。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林和靖是忙碌的。他选了孤山东北麓一块高地，围了一个园子，在云树掩映下结茅为室，编竹为篱，美其名曰“巢居阁”。用他自己的话说：
绕舍青山看不足，故穿林表架危轩。但将松籁延嘉客，常带岚霏认远村。
又临水修了一个水轩，置了一些简朴的家具，便在那儿住了下来。
如果说，孤山是母亲的怀抱，巢居阁便是母亲的子宫，让他终于有了“回归”的感觉。
转眼，冬天到了，下雪了。
孤山仍然是他儿时记忆里的孤山，经历了几十年风霜后，如久违的家人，乍然相见，百分之二十的陌生感融化在百分之八十与生俱来的亲近感里。他一个人，孤山也一个人，孤山的一切，便成了他的伴。他凝视一棵草，草就是伴；他靠在一棵树上，树就是伴；他和一只乌鸦说话，乌鸦就是伴；他仰头看一朵云，云就是伴……不仅孤山，整个西湖山水，对于他，都是如此。
然而，闲放孤舟遨游湖山时，一种时有时无的失落感侵扰着他。总觉得，孤山——这天籁般美妙的乐章里，还缺少一种音韵，是什么呢？
一个雪霁的清晨，他从长夜中醒来，忽觉暗香盈室。他吃惊地推开了窗。一树梅花，正远远地依水而立，如他命里的知音，毫无预兆地猝然来到了他的生命里，并恰恰暗合了他内心深处最本质的秉性。他的眼里慢慢涌起了泪，那颗似乎仍在流浪的心，终于找到了最终的归宿。爱的潮水汹涌而来——是对女人、伴侣、妻子那样的爱。
于是，次年春天，他在屋子周围的山地上开始栽种梅树，第二年接着种，第三年还种……日积月累，整整种了360株。
就像现今的文人，原先把写文章当作玩，后来慢慢当成了谋生的技能。林和靖一开始种梅是喜欢，后来梅竟成了他的衣食来源。他把360株梅子所卖的钱，包成360包，每日取一包，或一钱二钱，用作当日的开支。从此，这个人的生活不知不觉间进入了一种令古人和今人无比羡慕的状态——不富，但衣食无忧、清闲自在——一种特别“小资”的理想生活。有人说他作秀，有人说他是与现实过不了几招，败下阵来才屈身隐退……他不管这些，他喜欢，什么挡得住喜欢？
水墨屏风状总非，作诗除是谢玄辉。溪桥袅袅穿黄落，樵斧丁丁斫翠微。返照未沉僧独往，长烟如淡鸟横飞。南峰有客锄园罢，闲依篱门望却归。
这首《孤山后写望》，把他从容的生活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这是平常的日子，而梅花开时，他便经月不出门，饮酒作诗。
是怎样的一个月夜？他来到湖边，站在梅下，吟出了流芳百世的那句诗：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梅静静依水而立。
梅听懂了这一千古绝唱。
梅用芬芳的话语回应着他。
梅想，我是多么幸运的一树梅啊。
梅成了他的妻。
他永远坚贞的妻。
后来，他临终时，对满山梅树说：“二十年来，享尔之清供，已足矣。”他死后，梅林似有感应，慢慢荒芜了。到如今，孤山已找不到一棵古梅了。
当然，他还养了两只鹤。
林和靖虽然隐逸了，但名声远播。上至当朝者，下至四方达贵、百姓，对他钦佩有加，当时来造访的人很多。如郡守薛映特别景仰他和他的诗，因而政事之暇，时常到孤山来，与他吟诗唱和。当他外出游玩，或者踏访寺僧时，如果有客人来到家中，家僮就会把客人请进屋，然后把鹤放出去，招呼主人返回。
鹤轻轻掠过天空。
鹤一眼就能认出他。
鹤停在他肩上，默默无语。
鹤成了他的儿子。
他永远孝顺的儿子。
后来，他临终时，抚摸着鹤的身子说：“我欲别去，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任汝往还可也。”但他死后，鹤没有飞走，而是在他墓前悲鸣而死，后人将它们葬于主人的墓侧，取名鹤冢。
他走了，鹤死了，梅也死了，巢居阁也死了，留下空谷回声，如他的来处——母亲子宫里的余音，一绕一千年。
现在，他在时间的深处，睡着。
雪霁的午后，几枝新种的蜡梅在他的坟边，隔着一条小路，散发着难以觉察的幽香。几个少男少女笑着叫着在他的坟边打雪仗。
墓碑上，记载着元代林和靖墓被盗时，发现棺中只有一块端砚、一支玉簪的事。有人说，他死后，便已“夜下玉棺葬湖水”。其实，他已与孤山融为一体，睡在土里，睡在水里，都是一样的。
我伸出手，轻轻触摸了一下被残雪覆盖着的坟头。
我的手冰冷冰冷的，他的坟头也冰冷冰冷的。相隔整整一千年的时空，此刻，我们却已心犀相通，因为这相同的接近零下的温度。
一阵风吹过来，树上的积雪纷纷而落。
我仰起脸，看见高高的雪杉树在下雪，在金色的阳光里下雪。
二、春天里的轻舞飞扬
在孤山，在时间的更深处，徜徉着一个人。
春天，当我一个人沿着北山路，走到西湖边，在西泠桥畔，就会遇见她——一个才情兼备、风华绝代的江南女子。
她旁若无人地与我擦肩而过，小巧玲珑，巧笑嫣然，黑发飘飘，白衣飘飘，步履飘飘，仿佛一个影子。
的确是一个影子。是我心里那个永远清丽脱俗的影子，那个和我同姓苏却离我一千五百多年的影子。
她，就是南齐时杭州著名歌伎苏小小。
春天，当你一个人沿着北山路，走到西湖边，在西泠桥畔，会遇见一座和她有关的古亭——慕才亭。
金粉六朝香车何处，才华一代青冢犹存。
千载芳名留古迹，六朝韵事著西泠。
两副楹联，将你带回遥远的钱塘——
苏小小出生于钱塘一户儒商之家，是独生女儿，因长得玲珑娇小，就取名小小。她聪明灵慧，又深受家风熏染，自小能书善诗，文采横溢。可怜她十五岁时，父母就相继谢世，怕睹物伤情，便变卖了家产，和乳母贾姨移居到青山环绕、碧水盈盈的西泠桥畔，在松柏间造了几间瓦房。一院梨花，一墙书，一张古筝，几件朴素的家具，陪伴着她远离红尘的闲居生活。
妾本钱塘江上住，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
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望断行云无觅处，梦回明月生南浦。
一个女子，年轻加上才华已经是一种富足，上天又赋予她绝世美貌，让人心里隐隐的不踏实，上天再赋予她一个个自由而寂寞的日子，便注定了她生命的凄丽。苏小小，这位才貌双全的少女，以她的花容月貌和用以遣怀的诗词，令无数仕宦客商、名流文士心醉神迷，纷纷慕名前来造访，哪怕只与她对坐清谈，或远远地听听她的琴声歌声。
对于人们而言，苏小小就是那座孤山，自然、幽深、神秘、美丽、不俗，虽一桥之隔，想离开，却吸引着你，想深入，却婉拒着你。
每当春天来临，西湖边群芳吐蕊，嫩草如金。踏春的人们就会看到一辆装饰艳丽的油壁车，行在西湖边。习习清风里、杨柳碧波间，苏小小缓缓走下车，气定神闲，临风而立。湖山因她而成了仙境，她仿佛一位落入凡间的精灵，霎时照亮了整个西湖，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在那个非同寻常的春天里，也拨动了名门公子阮郁的心弦。
他爱上了她，爱她的才貌，更爱她的内心，那种远离平庸和复杂的率真。她从来不在意世人的评说，她觉得，上天赐她美，她把美展示给世人，就像一朵花的开放，是自然的，美好的，而不是罪过的。
他们相遇，相知，相爱，尽情享受因山水而美丽的爱情，因爱情而更美丽的山水。
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泠松柏下。
苏小小放声高歌，毫无保留地歌唱着她的第一次爱情，也唱出了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深切愿望。
于是，贾姨妈做主为他们定下终身，选了个黄道吉日，张灯结彩，备筵设席，办了婚事。
不久，阮郁的父亲听说儿子在钱塘与妓女混在一起的消息，恼羞成怒。虽然苏小小并不卖身，但在人们眼里，她终究是“诗妓”“歌妓”。他立即派人将阮郁骗了回去，严加看管，不许他外出半步。
从此，苏小小失去了此生唯一的爱情，也迷失在万劫不复的命运里。她一天天盼着他回来，却一天比一天失望，一天比一天心灰意冷。她的身边从不缺少爱她的人，但是，她纯净如初的心只装得下一个人。
她的性情变得更加孤傲，因而得罪了朝廷命官，以借诗讽喻、藐视朝官等罪被判入狱，关了数月，生了场大病。而对阮郁的苦苦等待最终换来的是伤心和绝望。
又一个春天来临了，苏小小穿过满院洁白的梨花雨，一个人来到西泠桥畔，孑然独立。她侧耳倾听着，仿佛真的听见了那熟悉的马蹄声。她朝着马蹄声飞奔过去，却被自己顿然醒悟的泪水绊住了脚步。
天下着蒙蒙细雨。孤山与她只一桥之隔，却像隔了一年那么远。春天的往事，虽然只有一年之隔，却已如同隔世，唯有那份伤痛，如同记忆深处孤山的曲径亭台，已经烙在孤山的灵魂里，每一步，都痛彻肺腑。
一阵湖风吹过，银针般的雨丝扎在她脸上，孤苦伶仃的水鸟的影子投进了她的心里，寒意浸入了她的骨髓。
小小的风寒，对于一颗枯萎的心，便是一场致命的风暴。十八岁的苏小小，因这场调治不及的感冒而香消玉殒。临终前，贾姨妈问她还有什么未了之事，她微笑着说，我能在青春年少最美的时候死去，是上天对我的仁慈。此生别无他求，只愿埋骨于西泠，不负我对山水的一片痴情。
是啊，没有美的生命，仍然可以很精彩。没有爱的生命，即使长过百年，又有什么意义？
但青春年少死去，她果真心甘吗？如果，她仍然拥有阮郁的爱情，她何尝不想与他白头到老，即使老态龙钟，难看至极，即使世人都离她而去？如果他仍然拥有阮郁的爱情，她会忽视那场小小的风寒吗？
“墓前杨柳不堪折，春风自绾同心结”，世人怎知一个妓女的坟里，埋着一颗怎样痴情的江南女儿心？后人怎知西湖水里，凝结着多少江南女子执迷不悔的泪？
我曾经在孤山固执地寻找苏小小的墓。后来在书上看到，其实她的墓早就不在了。如今的孤山是一个真正的公园，谁也不可能来这儿买块地，住下来，或者长眠。幸存下来的几位名人的墓都被修缮一新，成了有名无实的景点。但我知道，她在，在孤山的深处，睡着，“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珮”。
她在安睡吗？
还是，会时时从梦中惊醒，站在翩翩起舞的月光下，聆听远处那永远不会响起的马蹄声？
春天，我一个人，沿着北山路，走到西湖边，在西泠桥畔，又遇见了她。
她旁若无人地与我擦肩而过，小巧玲珑，巧笑嫣然，黑发飘飘，白衣飘飘，步履飘飘，仿佛一个影子。
定睛看，却是一位衣着时髦的妙龄少女，正轻盈地向着孤山走去。
游人如织，瞬间把我们分隔成了两个世界。
忽然想起在网上不知谁留的一个帖子，开头忘了，只记得让我动容的结尾：
半年之后，他决定启程回国，回来找她。他找遍了西湖北岸的旅馆，最后在孤山对面的香格里拉找到了一点线索。服务台的小姐说半年前的确曾有过一个像她那样的小姐来订过房间，三〇六。他按捺着狂跳的心，走了进去。
湖水在一面墙壁的窗户外面，蒙了层水雾，那是中午的景象，平和宁静，苏堤上柳树依旧，白堤上孤山依旧。她应该看到这些，在他所在的位置。
在窗台的角落里，留着一些极细的铅笔字。不会有人注意，除了他。那是她留给他的一首重见西湖的小词。
他呢喃地读过，边读边用食指仔细地擦去，读完后无力地抓过一把白纱窗帘埋首其中。纱帘中陈腐的灰尘堵住了他的鼻息，那些流出的泪水浸出很快就会阴干的痕迹，西湖上的夜灯渐渐地亮起来。
……
多么相似的两个故事，相隔整整一千五百年。一千五百个春天在西湖来来往往，却带不走一滴湖水，一丝垂柳，一片碧桃。一个一个脚印重叠着，一场一场相似的爱恨情仇还在上演。
我回过头，果然看见，西湖上的夜灯渐渐亮了起来。
三、夏·37°2
六百年前，孤山的古梅花又开了。
爱梅的冯小青却已一病不起。
孤灯下，她呆呆地望着挂在床边的一幅画像。画中的她斜倚在梅树旁，生动逼真，美轮美奂，呼之欲出。画外的她，病入膏肓，憔悴不堪，形吊影只。
老仆妇已经无数次端进新熬的药，但都被冯小青拒绝了。老仆妇当然不明白，她拒绝服药，是已觉此生再无甜味，怎么还愿意喝下这一碗又一碗凄苦？
往事如梦。
十岁。广陵太守府中来了一个化缘的老尼，见了太守府唯一的宝贝女儿——秀丽端雅、聪颖伶俐的冯小青，转身对太守夫人小青之母说：“此女早慧命薄，愿乞作弟子；倘若不忍割舍，万勿让她读书识字，也许还可有三十年的阳寿！”
十六岁。朝政喋血，冯家成了新帝的刀下鬼，株连全族。冯小青恰随一远房亲戚杨夫人外出，幸免于难，随杨夫人逃到了杭州，寄居在曾与冯父有过一回交往的经营丝绸生意的冯员外家中。
十七岁。嫁与冯员外之子冯通为妾，只过了短短一个月甜蜜的日子，从此陷入了无尽的孤苦之中。
梦是什么？是生与死之间的必经之路吗？生命的最后，这个孤独的灵魂一直游荡在半梦半醒之间，一闭上眼，一幕幕不堪的旧戏就自动重演。
是梦，还是回忆呢？
……白梅开了。在广陵旧宅的闺阁前，她和侍女们一起，从梅花枝上扫下晶莹的积雪，烧梅雪茶，猜谜语，对诗……欢声笑语惊落了片片白梅。
……白梅开了。在杭州的冯家小院里，他们相遇了。那天，杭城下了第一场春雪，到处银装素裹，冯家屋外的几树白梅，正迎雪吐蕊，清香溢满小院。飘落异乡的冯小青又见到了熟悉的梅花映雪，忧郁的心空闪出了一片晴朗。于是，她找了一个瓷盆走出房间，从梅花瓣上收集晶莹的积雪，准备用来烧梅雪茶。这时，他——冯家少爷冯通从院门外走进来，走进了那个芬芳的午后，也走进了她的生命里。
他们相爱了，却如同雪与梅的缘分，注定了美丽，也注定了短暂。
冯通是有妇之夫。为了爱情，冯小青作为名门千金，嫁他为妾，毫无怨言。
那是一个多么温暖的春天啊！他们朝夕相伴，天地间再没有了任何苦难和酸楚，只写满了一个字——爱，爱，爱。冯小青以为劫难已过，否极泰来，在西子湖畔重新抓住了幸福的人生。
然而，短短的一个月后，劫难又来临了。迫于原配夫人崔氏的泼辣横蛮，冯小青被赶出家门，住在孤山别墅，只有一位老仆妇相伴，与心上人咫尺天涯。一开始，他还来看看她，但每次都来去匆匆，被大太太派来的人催逼回去，渐渐地，他的踪影越来越少了。
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夏天啊！葱茏的孤山在她眼里如沙漠一样荒凉。每一片绿荫、每一阵清风，每一声蝉鸣，带给她的不是清凉，而是直逼肺腑的阴冷。
那又是一个多么酷热的夏天啊！每一个漫长的日子，都是一团烈火，烹煎着一个字——等，等，等。
孤山的第一朵花醒来之前，她已经醒了。孤山的最后一颗星落了，她还没有合眼。空寂的孤山，让冯小青如此厌恶。如果说还有什么能令她想多看一眼，让她留恋片刻，就是那两朵刚刚盛开的并蒂莲了。
两朵花，生死相依，一样的幸福，写在两张一模一样的脸上。
……白梅又开了。孤山的梅花看尽人间盛衰，却无语安慰伤心的小青，无声的花瓣雨，和小青两行无声的泪，化成一束悲诗：
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冯小青知道，人世间，有很多和她一样孤独的女子，从这个角度看，她并不孤独。然而，孤独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分担另一个人的孤独。即使同样孤独的两个人紧紧相拥，孤独仍然在各自的心里，永远在。
也许只有自己才能分担自己吧，像泪，流到嘴里，又咽回肚里。
于是，小青重金请画师为自己画了一幅依梅而立的画像，挂在床边，每天呆呆地望着画中的自己，与她作心与心的交流：
新妆竟与画图争，知是昭阳第几名？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
秋天又来了，画中人光鲜依旧，画外人却已茶饭不思，缠绵病榻，日渐衰弱。看看画像中的自己，再看看镜中的自己，她掩面步出了房门。
多久没有出来看看孤山了？其实，一直默默承受自己所有爱恨悲欢的，是孤山。给她抚慰的，也是这自己时刻想逃离的孤山啊。
乍然相见，秋光里的孤山，叶落了，荷枯了，草凋了，竟像洗去了一身凡尘，突然变得那么开阔，澄明，安详。
那一刻，冯小青什么都明白了，也把什么都放下了。
从此，她拒绝服药，直到死。
那一年，她还不满十八岁。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在如今，才刚刚读上大学，刚刚开始风光旖旎的梦幻。而在孤山的时间深处，冯小青却已历经沧桑，受尽世态炎凉，再也不愿意继续一天比一天更凄惨的梦境，决绝地关上了自己的心门。
冯通，那个喝西湖水长大的暧昧男人，在听到小青的死讯后，才不顾一切地赶到了别墅，抱着她的遗体大放悲声：“我负卿！我负卿！”还是这个冯通，不但任她孤独地活着，任她孤独地死去，最后还将她安葬在孤山，让她一个人永远孤独地睡在那儿。
如果小青地下有知，她会怨恨他吗？短暂的一生里，她受了那么多苦，有谁比她更有理由去怨恨这个世界呢？
可是她没有。
稽首慈云大士前，莫升西土莫升天。愿为一滴杨枝水，洒到人间并蒂莲。
爱情是一座炼狱，一念之差可以使人变成天使，也可以变成魔鬼。冯小青——这位世俗眼里的怨妇，爱情对她如此不公，她却在爱情的炼狱里超脱了恨与怨，将爱情升华成一种更为博大的爱，写下了如此动人的诗句。她看到的已经不是自己的痛苦，而是人世间夫妇很少幸福美满的事实，因此，她不求死后升天做仙人，而是愿化作菩萨净瓶中的一滴甘露，洒向人间，保佑天下伉俪情深。
是谁给了她这样的胸怀？
是孤山吗？
六百年后，我和朱、许、李坐在孤山对岸的上岛咖啡馆喝茶。
朱说：“文革”前，冯小青的墓还没有被平掉。小时候，我们玩得很疯，有一天天黑了，亲眼看到她的坟茔边燃烧着一种蓝色的火焰。我还记得当时我和一位小伙伴打赌说：那蓝荧荧的鬼火到底是热的还是冷的？
我说：结果呢？
他想了想，说：忘了。
我说：37°2。
他说：37°2？
我说：有一部电影叫《37°2》，是法国著名导演雅克·贝内克斯1986年的作品。医学上来说，37°2，是人正常体温的极限，是心脏骤跳的温度，激情燃烧的温度。
也是夏天的温度。
爱情的温度。
四、一个和秋天有关的名字
她来到孤山的时候，是躺着的。
她已经躺在灵柩中长睡不醒。但睡着的她来到孤山，却仿佛唤醒了孤山，它阴柔宁和的眉眼间陡然增添了一股英气。
曾经是一位养在深闺的纯真少女，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璇卿”。
她喜欢春天。柳树刚开始发芽，她便穿上凤头鞋和绣罗裙，和女伴一起去福州郊外踏青，听一听黄鹂的啼鸣，走一走芳草萋萋的河堤，望一望弯弯的流水，感怀水中漂逝的点点落红。她的内心无比明快，春天在她眼里是这样的：
寒梅报道春风至，莺啼翠帘，蝶穿锦幔，杨柳依依绿似烟。
她也歌唱夏天：
夏昼初长，纨扇轻携纳晚凉，浴罢兰泉，斜插素馨映罩钿。
即使是萧索的秋天，在她眼里也别有情趣：
夜深小凭栏干语，阶前促织声凄凄。
冬天更是喝酒、赏梅的好时节：
炉火艳，酒杯干，金貂笑倚栏；疏蕊放，暗香来，窗前早梅开。
她也曾经是一位满腔柔情的少妇、满怀爱意的母亲。
十八岁，父亲将她嫁给湘潭的富绅王家之子王延钩为妻。新婚宴尔，鱼水和谐，三年中生下一子一女。后因丈夫纳资谋到了一个部郎的京官，便随他来到了北京。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女人，她原可以做个本分的官太太，相夫教子，过完平淡而舒适的一生。
然而，她不是别人，她是“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秋瑾。
国家都快完了，民族都快亡了，男人们却还在醉生梦死，她的心里燃烧起侠烈和悲悯两团烈火，把从前的秋瑾烧死了，一个叫“竞雄”的秋瑾诞生了。
秋瑾离开已形同陌路的丈夫，抛下一双儿女东渡日本寻找革命同志。出发前，她改穿男装，特地留影，将一张男装的照片赠给来送她远行的挚友。
她说，女子不弱，国势才不会弱。
她说，女子要有学问。
她说，女子一定要自立，不应事事仰仗男人。
她洗去脂粉，并不是不要做女人。生不逢时，她只能像男人一样去拼搏，争一片真正属于女人的天空，让她们堂堂正正地活在自由、平等、尊严的空气里。
于是，她像男人一样，辗转东洋、上海、绍兴。像男人一样主持光复会在绍兴的训练基地，起义，失败，被捕。像男人一样经受酷吏的严刑拷打。像男人一样穿着破旧的白衫，游街示众，被蒙昧的人们唾骂“女匪”。最后，在那个血色黎明，在绍兴的古轩亭口，像男人一样被砍头，结束了她秋天般惨烈而绚丽的一生。
死时，她还不满三十三岁，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死后，她被抛尸街头数日。她的生前好友吴芝瑛等人冒着杀头的危险，历经艰险，按照她的遗愿，将她的尸骨收葬在杭州西泠桥畔孤山西麓。然而，她仍不得安宁，被平墓，棺木几经周折，送到夫家，又被拒留。直到中华民国建立后，由秋社发起，还葬西泠，才得以安息。
物换星移，又是一个春天。
孤山的杜鹃花开了。排成一列一列的小学生，冒着绵绵细雨，来到她的塑像前，献花，敬礼，朗诵。也有很多组织来敬献花圈，纪念她，在她面前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撑着伞，站在她的塑像前，我惶惑。
这分明是一位外表柔弱秀丽的江南女子，目光凌厉，却分明透着一丝温柔。那么，在她日夜奔波的年月里，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她会突然想念远方的亲人吗？
她也会觉得累吗？
她会哭吗？
她，也需要爱与呵护吗？
生前，她便嘱托好友，死后，将她葬在西泠桥畔。为什么？仅仅因为仰慕岳飞，还是有什么别的缘由？或是，生前，她无缘做一个幸福的女人，又不甘做一个愚昧平庸的女人，因而，死后，她要重做一回无忧无虑徜徉山水之间的璇卿？
料峭的春寒渐渐带走我手指的温度。
没有人告诉我正确答案。
突然，我特别想回家。回家，把手放进另一双手里，那双能时刻给我温暖的亲人的手。
离开孤山，走上西泠桥，我回过头，用目光与她作别。
她，一个人，站在风雨里，很单薄的样子。
我深深祝福她，在另一个世界里，也有一双可以暖手的手。
轻轻合上电脑，却合不上孤山的烟雨，满怀愁绪久久盘萦不去。恍惚间，印满字迹的纸，仍空冥洁白，若无一字。孤山孤山，也许，从来没有人真正读懂过你，我又如何说得清，你本孤独还是我本寂寞？
还是什么也不说了。
今夜，风月无边。就让我坐在你身旁，与你一起，沉默。
青山不老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清·袁枚
一、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公元1142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夜，临安（现杭州）大理寺。
一杯毒酒穿肠而过，该有多痛？
比母亲将“精忠报国”四个字一针一针刺在背上还痛吗？
比目睹山河飘摇时一声“还我山河”的嘶吼还痛？比“莫须有”之罪还痛？比严刑逼供还痛？比39岁英年最后的绝笔“天日昭昭，天日昭昭”还痛吗？
毒酒穿肠而过，在冬夜彻骨的寂寒里，岳飞轰然倒下，大地开始颤抖，整个南宋开始颤抖。
三十年前，母亲用我的第一笔稿费，买了四轴巨大的字画，挂满了三楼雪白的一面墙，从左到右，第一幅是岳飞的《满江红》，然后是苏轼的《赤壁赋》《水调歌头》，还有一幅我忘了。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我在心里一字一句地默诵着那些字句——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念着念着，我听见一个懵懂少女心里有一个声音说：我爱他。
那时候，故乡靠山的南窗吹进来一阵一阵春风，混合着从山的另一边飘过来的海水的气息。那时候，我还没有去过杭州，不知道岳飞就葬在那儿，我也没有去过比杭州更远的地方，无法想象与江南小镇截然不同的大漠孤烟、飞沙走石、铁马金戈的时空。可是，那时候，我日日夜夜念着这首诗，看到他一次次从那幅字画中走出来，真真切切地站在我面前，他帽子上的红璎珞随着阵阵南风微微晃动。我在课文里找到他的《出师表》，在课外找寻他的《小重山》《五岳祠盟记》，在历史深处，找寻有关他的一切史实或者传说，像一个恋爱中的少女，想知道那个人的一切。是的，假如我是一个古代的女子，假如我可以爱一个男人，那个人就是岳飞。
不仅因为，他是旷世奇才，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略家、军事家、抗金名将，是世界历史上胜率最高的将领之一，是两宋以来最年轻的建节封侯者，他还是书法家、文学家，最重要的，在一个少女心里，他是一个懦弱时代最阳刚的男儿，也是最有魅力的男人。
公元1103年普通的一天，河南汤阴一户普通农家的屋顶上突然掠过一只大鸟，飞鸣着，盘旋着，与此同时，屋顶下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这户岳姓人家便给他取名“飞”，字“鹏举”。岳飞长大成人时，正值宋朝危亡之秋，20岁应征入伍，临行前，母亲姚氏脱下他的衣服，在他的后背刺上了“精忠报国”四个字。
带着那四个字，他出发了。他是一个伟男子，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能左右射”，他武艺绝伦，勇冠三军，毫无悬念地不断得到赏识和重用。公元1134年，他第一次北伐大获全胜，被擢升为清远军节度使，全军将士欢欣鼓舞。那是一个秋天，骤雨初歇，江山明丽，本该志得意满的他，却陷入了更深的忧虑。他深知宋高宗一心议和，收复失地、洗雪靖康之耻的志向难以实现，凭栏远眺，感慨万千，一首气壮山河、传诵千古的名篇《满江红》脱口而出。
《满江红》余音未了，果然如他所虑，无论他怎样努力，担忧仍然变成了事实。公元1141年，金国再犯淮西，岳飞率领八千骑兵驰援，而朝廷一味求和。金兀术致信秦桧，凶相毕露：“必杀岳飞而后可和。”岳飞被召回，以“谋反”罪被关进了临安大理寺，受刑审、拷打、逼供。然而，自始至终，秦桧一伙找不到任何证据。韩世忠曾当面质问秦桧，秦桧支吾其词“其事莫须有”。韩世忠当场驳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天下不服又有何用？公元1142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夜，高宗下令赐死岳飞。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亦被腰斩于市门。
不知道那个除夕前的夜晚，是否有大雪纷飞，是否有寒风彻骨，是否有亲近的人为他送行？临刑前，岳飞什么也没有说，提笔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曾经，他的书法章法严谨，意态精密，又畅快淋漓，龙腾虎跃，气韵生动，此时，墨字无声，一笔一画，都是力穿纸背的悲愤呐喊！而那一声呐喊纵然惊天地泣鬼神，却撼动不了整个飘摇南宋的懦弱。
岳飞轰然倒地。夜深人静时，一个叫隗顺的狱卒冒了生命危险，将岳飞遗体偷偷背出杭州城，埋在钱塘门外九曲丛祠旁。直到死前才将此事告诉儿子，并说：岳帅精忠报国，今后必有给他昭雪冤案的一天！
岳飞沉冤21年后，公元1162年，宋孝宗即位，重振北伐大旗，下诏为岳飞平反，加封谥号，改葬西湖栖霞岭。从此，一个最刚硬的男人，睡在了最柔软的母亲怀抱般的西湖山水里。西湖山水像一下子装进了主心骨，变得沉甸甸的了。
十八岁，我来到了杭州，栖霞岭下，拜谒了岳坟，拜谒了心中的那个王。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这是西湖的幸运，也是我的幸运。我离他这么近，中间就隔着一堆土，一些空气，或者一阵风而已。一阵风吹过来，他石砌的坟头上一棵青草微微晃动，又一次，他从我年少时那幅南窗边的画轴上走下来，站到了我面前。
我的眼睛立刻湿了。
又一个十八年以后，或更多年以后，我常常开车经过西湖北岸，经过岳坟时，常常，我会摇下车窗，远远望向岳坟门口人山人海的更深处，问候我心里的王。岁月早已风干了我年少时的眼泪和梦想，我的眼睛告诉我，如今，这繁华喧嚣的真实世界里，再也不会有岳飞这样的男人了，更不会有很多女孩像年少时的我那样，奢望嫁给他了。
因为，嫁给他，做他的亲人，幸福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他的全家都只能穿粗布衣衫，有一次，妻子李氏穿了件绸衣，岳飞便说，皇后与众王妃在北方过着艰苦的生活，你既然与我同甘共苦，就不要穿这么好的衣服了。自此，李氏终生都没有再穿过绫罗绸缎。
念他劳苦功高，宋高宗曾要在杭州为他建造豪宅，岳飞辞谢说，北虏未灭，臣何以家为？
他乐善好施也就罢了，还经常化私为公，有一次，命令部下将自己家“宅库”里的所有物品，除了皇帝“宣赐金器”外，全部变卖，交付军匠，打造良弓两千张以供军用。南宋对军队犒赏极厚，岳飞从来不取一文，全数分给将士。
他的子女，丝毫没有沾过父亲的光，必须“自立勋劳”，每天做完功课后，还必须下地劳作，除非节日，不得饮酒。长子岳云屡立殊勋，岳飞却多次隐瞒不报。直到风波亭事件，却遭父亲连累惨死。
但是，难道他不爱他们吗？答案也是否定的。
他不纵女色，旁无姬妾。蜀帅吴介曾试图以子女交欢，送名姝国色，被岳飞送还，说，国耻未雪，皇上都不安宁，岂有将士先取乐的道理！
他是极孝顺的儿子。母亲病了，他“尝药进饵”，母亲亡故，他赤脚扶棺近千里。岳飞说：“若内不能克事亲之道，外岂复有爱主之忠？”
他爱兵如子，爱民如子。与将士同甘苦，常与士卒里地位最低下的人同食。士卒有伤病，岳飞亲自抚问，士卒遇到家庭困难，他让相关机构多赠银帛。将士牺牲，厚加抚恤，妻子李氏也时常慰问将士遗孀。如此赏罚分明官兵同心的军队，自然是“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家军所到之处，“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掳”，民众无不欢欣，“举手加额，感慕至泣”。
这样一个完美的男人，他幸福吗？答案一定也是否定的。
岳飞虽是武将，但心思敏感，文采横溢，一个特别有才华有思想有抱负的人，注定一生都是寂寞的。他浴血沙场，赤胆忠心，不为功名，只希望得遇明君，实现抱负，却一腔热血空付东流。一首《小重山》便是这个寂寞英雄的内心写照：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陡见这一句，以为是深闺秋怨，谁能想象，这一句无奈之叹，竟出自真男儿岳飞之口？
多年以后，赏识他的明主登基了，太迟了。
一百年以后，一千年以后，无数景仰他的人来了，各种肤色的知音站在他面前，然而也太迟了。
十八岁冬天后的那个春天，我开始了初恋。
北山路，岳坟旁，有一个老饭店叫香格里拉，是当时杭州最好的饭店。他第一次带我出去吃饭，去了香格里拉的一个咖啡厅，一场烛光晚餐，第一次吃到冰激凌香蕉船，味道甜蜜而复杂。
夜色深沉，西湖如历史般凄艳、凝重。烛光朦胧，我眼前的那个人也面目朦胧。那时，我不知道他最吸引我的到底是什么，阳刚？自信？霸气？仿佛都是同义词。我想，也许，都和那个永远活在我心里、那一夜睡在我们不远处的那个王有关吧。
公元2014年春天一个下雨的午后，一位少女从西湖北山路两岸咖啡落地窗前的雨幕中慢慢穿过。她心里的王会是谁？
二、清风两袖朝天去
公元2013年春天一个下雨的午后，电影《悲惨世界》在一片唏嘘中临近尾声——一滴泪从垂危的冉阿让的眼眶跌落，却没有流下，瞬间被他下眼睑沧桑纵横的皱纹吸干了。
如同，一个又一个英雄在沧桑纵横的滚滚历史里湮灭。
公元1405年，钱塘（现杭州）。他七岁。一个和尚看了他的相貌，面露惊异，说：“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呀。”
十年后，他已考中秀才，就读于吴山三茅观，写下了那首名垂千秋的《石灰吟》：
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陡然见此诗，有谁能想象，这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写的，这不是应该历经磨难饱经世事后才可能有的感慨和坚定吗？也没有人想到，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在象牙塔般的书斋里写就的一首诗，后来果然成了他人格和命运的真实写照。
这个人，就是与岳飞并称西湖“双少保”的明代民族英雄于谦。
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有无数大臣，有的是治理之臣，有的是乱世之臣，而有的是救世之臣，于谦、岳飞就是。他们受命于危难之中，力挽狂澜，如果没有岳飞，也许就没有后来的南宋，同样，如果没有于谦，也许大明朝早就灰飞烟灭。
于谦少年得志，官居高位，大权在握，却为官廉洁正直，曾平反冤狱，救灾赈荒，既受皇帝宠爱又受百姓爱戴。但一对兄弟皇位的反复更迭，终究连累了他。明英宗时，瓦剌入侵，英宗被俘。于谦拥立英宗的弟弟为景帝，竭力反对南迁，调集重兵，在北京城外击退瓦剌军，取得了著名的京城保卫战的胜利，使百姓免遭蒙古贵族再次野蛮统治。但是，英宗被释放回朝几年后，景帝重病而亡，英宗复辟，记恨他被俘时于谦居然拥立他的弟弟做皇帝而拒绝向蒙古妥协，在奸臣怂恿下，英宗终以“谋逆罪”诬杀了于谦。
性格决定命运，这话没错。于谦性格最大的特点就是“刚正不阿”，为人称道，亦招人嫉恨。遇到有不痛快的事，总是拍着胸脯感叹说：“这一腔热血，不知会洒在哪里！”他看不起那些懦怯无能的大臣、勋臣、皇亲国戚，因此憎恨他的人更多。
绢帕麻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这首写于正统年间的《入京》，很有来历。当时宦官王振专权，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
从此，“两袖清风”传为佳话。
其实，于谦作为一个臣子，是幸运的，至少，比岳飞幸运，在他有生之年，他得遇知音，深受重用。他奏对的时候，声音洪亮，语言流畅，皇帝都会很用心聆听，他所议论奏请的事几乎没有不听从的，包括用人，都言听计从。于谦自从土木之变以后，发誓不和敌人共生存，经常住在值班的地方，不回家，但一向有痰症病。景帝派太监轮流前往探望。听说他的衣服、用具过于简单，下诏令宫中专门为他打造，甚至亲自到万岁山砍竹取汁赐给他。
当他被诬陷时，连英宗都有些犹豫，说：“于谦实在是有功劳的。”但当时的徐有贞进言说：“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成了出师无名。”
于谦被处决，弃尸街头。一个叫朵儿的指挥官，把酒泼在于谦死的地方，恸哭，被鞭打，第二天，他还是照旧祭奠。都督同知陈逢被于谦的忠义感动，冒险收敛了他的尸体，一年后，送回杭州安葬在三台山。
此后，陷害于谦的一干奸臣连连事发，就连英宗也为于谦之死深感悔痛。公元1489年，于谦冤案终于得以平反，孝宗皇帝赐谥“肃愍”，并在于谦墓旁建祠纪念。
杭州三台山麓，乌龟潭畔，草木森森。一个春日的午后，我应朋友之邀前往于谦祠喝茶。之前，我从未去过那儿。我疑惑，那儿怎么会适合喝茶呢？车子掉头了两次，才在三台山路一个不起眼的拐角处找到了于谦祠的入口。
一个很大的幽静的院落，居然“静中取闹”，散落着不少喝茶的人，杭州人总是很会找地方享受。然而，终究是太热闹了。坐了整整一个下午，我仍然觉得，弄错了吧？这儿怎么会是一个古代英雄的长眠之地呢？直到我看见它——
于谦祠大门往北不远，一块白色牌坊上“热血千秋”四个黑字在满目葱翠之间格外醒目。翠竹掩映中，墓道长长，芳草萋萋，两旁肃立的石神石兽，守护着远去的肃穆与庄严。
一个人也没有。
一个游客也没有。
墓道的尽头，便是于谦墓。墓是圆形的，用石块砌成，但墓的上端拱圆部分，没有砌上石块，而是泥土，泥土上，覆盖着蓬勃的春天的野草，娇嫩如花。墓的后面，是一片幽深的林子，阳光从森林般的浓密树干间透过来，仿佛天外透过来的圣光，照亮了墓边矮墙上的迎春花，娇黄夺目，如新生婴儿。
生命与死亡如此亲密。
重读《百年孤独》时，读到了“凉薄”这个词，和人讨论过这个词到底是贬义还是褒义。它形容景物时，有那样一种沁人心扉的凄美，比如夕阳下的芦苇，比如晾晒在记忆里的乔其纱裙，比如眼前这座春天的三台山，埋葬着千年前的热血丹心、两袖清风，那么安宁，如同襁褓给予一个婴儿的熨帖。
可是，它用来形容一个人时，想必是无情无义的代名词吧？把国看得比家重的于谦、岳飞，家人日日夜夜感受到的，必然是亏欠，是凉薄，即使，他们的内心是太阳。
站在于谦墓前，我又一次想起了“凉薄”这个词——多么清冷的一个地方，有几个人会来呢？某个清明的早晨，也许会有一群孩子跟着老师来献花，并不懂什么叫“刚正不阿”。某个午后，也许会有像我这样的成年人，偶尔路过，逗留，“刚正不阿”“两袖清风”，我们都懂，但更懂它的代价有多么昂贵。如今，一定还有于谦这样的人，但更多的人，运用着狡黠的生存智慧，模糊黑白、善恶、好坏，让绝对的是非曲直之分迷失于安全的灰色地带，让慷慨激昂义愤填膺都归于麻木平静，如我此刻，鞠一个躬，留一个叹息在墓前，转身迎向现实。
除非突然来一场战争。
一代一代的人心正在老去，一个一个岳飞、于谦们正在被慢慢忘记，唯有青山，怀抱着一腔骨气浩气正气，不肯忘记，不忍老去。
古道密码
2016年春天，我们去富阳新登看桃花。看桃花之前，十来个人在车上讨论着万亩桃花到底有多壮观。都是舞文弄墨的人，对数字很是没有概念，一亩有多大？一万亩是一望无际吗？当地朋友笑了，说，不是一望无际，是一层一层种着桃花的梯田，沿着山坳一直延绵至大山高处和深处。于是，我仿佛已经看见，漫山遍野的桃花，像粉色的瀑布正在往山上倒流，像一整个春天在时光里倒流，流得很慢，像日出日落那么慢，像行云流水那么慢，像如今人类唯一还保持着亘古不变节奏的心跳和呼吸。
当我们真正进入花海，便进入了无边的寂静和无边的喧哗。每一朵桃花都是安静的，然而无数朵安静的桃花，汇聚成了巨大的喧哗，密集，震耳欲聋。被这无边的寂静和喧哗感染，大家先是沉默了一阵，继而又开始讨论。讨论桃花，讨论枝干的苍遒，花瓣的娇嫩，讨论剪枝和收成，讨论转基因和毒疫苗，讨论留守儿童和老人，房价和雾霾，讨论战争和宇宙大爆炸……我们当然还讨论文学，讨论最近一部极火的韩剧为什么那么火。
有人说，我们的缺失，是文学精神的缺失。
有人说，多少行业、领域，都正在缺失一种精神。
有人说，还是看桃花吧，说多了都是泪。
桃花一语不发，像在凝神倾听油菜花、紫云英、草、竹林和山野的低语。一阵微风掠过，传来了很响的蜜蜂的嗡嗡声，听起来无法无天，多少年没有听见这样的声音了。一只很大的黑红色蝴蝶，停在一株油菜花头上。我用手机捕捉它的须眉、黑红相间的肚皮、翅膀上的诡异花纹，它居然不逃，慢慢舒展开双翅，又慢慢闭合，一点不在意我这个另类对它构成的威胁。此时此刻，天地静谧安详，只有我一个人在喧闹，姿态很忙，心思也很忙，而桃花一门心思开花，等待授粉结果，竹子一门心思长高，蜂蝶一门心思采蜜，它们没有更多欲望，因而没有更多烦恼。我停下脚步站了会儿，突然开始喜欢这个我本不太喜欢它的名字的地方——新登，半山。那时，我没有想到，我即将与一个千年前的灵魂相遇。
看完了桃花，春寒浸透了每一个人。大家用酒和茶驱逐寒气。夜真正开始时，一位文友因第一次参加采风，敬了所有人一杯酒，大概喝高兴了，突然高声唱起了家乡的婺剧，音色很土，声调高亢，落在猝不及防的酒席上，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他也愣了一下，便嘿嘿笑了两声又埋头吃菜。上车后，他似乎意犹未尽，旁若无人地唱了一路的越剧，《葬花》《劝黛》《送凤冠》等等。突然，他抓着前排陆兄的肩膀大声说，下辈子，我一定要做一个戏子，唱大花脸，去流浪，去过从前慢悠悠的日子！陆兄平静地说，为什么要等到下辈子呢？
其时，同伴们都在聊天，我的听觉在黑暗中闪躲腾挪，捕捉着他自言自语般的哼唱，他唱的每一个段子，我都会唱。没有人看见黑暗中的我一直无声地跟着他唱，无声地喊：我也想去！
夜里八点，一个叫湘溪的山村、一条溪水旁一个干净的民宿接纳了我们，大家互道晚安。我和园姐约好要出去走走，但外面黑灯瞎火的，被大家一劝，犹豫了。站在各自的房门口，我们对望了一眼，想看穿彼此的心意，去还是不去，假如有一个人觉得累了，就绝不勉强。昏暗的灯光下，我们读懂了彼此，异口同声地悄悄说了声：走。
当我们从院子里往溪边走，陆兄也下来了，说，一起走。然后，楼上阳台传来一个怯怯的男声：我可以加入你们吗？我们说当然好啊！却不知是谁。待他在眼前站定，才发现是当地一位不熟悉的文友，家就在这个村里，有点意外，有点惊喜。突然又有人从二楼阳台门露出半个脸来说也要去。我们沿着溪水边走边等时，她来了，说，后面还有人来。于是，两个人的夜行，变成了六七个人的。
一群人在黑暗中走，听到了越来越有力的溪流声，随即，感觉双脚踩上了一条鹅卵石泥路，抬头可见一条影影绰绰的长廊。大家漫不经心地走着，好像说了些话，又好像什么也没说。我觉得很自在，一群热爱文字的同道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状态，可以说什么，也可以什么都不说，很多话都在文字里表达了，或将在文字里表达。夜虽冷虽暗，大家散散落落的，看不到彼此的脸和眼睛，却觉得很近，这是白天没有的感觉，也是很多关于文学的场合没有的默契。
不知过了多久，眼前慢慢亮起来，感觉双脚踩上了平坦的水泥路，才知已走完了溪边小道。大家回头，猛然看见路口牌匾上赫然几个大字——“苏东坡古道”。
每一个人都“呀”了一声，除了那位加入的当地文友。一路走来，他居然什么都没说。
我站在那几个字下，眼眶一热。我怎么都想不到会在此地此刻与他相遇——苏轼，与我同姓的祖辈，族谱里的远亲，我最敬又最爱的古人。他是儿时墙上挂的那幅《水调歌头》，是三十岁时读到的林语堂《苏东坡传》里那个活色生香的男人，是离家不远那一段梦一般的苏堤，是暗夜里灯火阑珊处颔首微笑的兄长，是让人肝肠寸断的《江城子·记梦》……他的一切才情品性，甚至有点“二”得可爱，都让我痴迷，并怀疑自己血液里真有他一丝一缕的基因，否则为何明知像他一样真性情的人注定一生坎坷，却一次次纵容自己的心魂誓死追随？多么希望，我真的有他哪怕万分之一的传承啊。
公元1073年农历二月，他来新登时，三十八岁。那时，他的境遇虽然不是很好，但还不是特别糟糕。虽妻子王弗、父亲苏洵都已过世，但他续娶了王闰之为妻，又陆续生了两个孩子。虽与王安石相悖，自请外调，但在杭州期间工作顺利，爱情甜蜜，还觅得不少知己。那时，离他在密州写下千古绝唱《水调歌头·丙辰中秋》还有三年，离乌台诗案还有六年，离他在黄州自号东坡居士写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大江东去》还有近十年。
夜里，四十八岁的我和三十八岁的苏轼聊天。
我说，老弟，我不快乐。
他说，怎么？
我说，人心不古，不痛不痒的文字于现实有何意义？我还要继续写吗？
苏轼先是顾左右而言他，问我，小说是什么？电视剧是什么？散文是什么？见我不答，才说，继续写吧，写所有正在流逝的美好的东西。
我说好。
我又问，身体被速度裹挟，灵魂被脚步抛弃，我想从巨轮中逃出来，做简单的自己。我可以放下所谓的得失，但我可以放下责任当一个逃兵吗？
他没有回答。
当早晨的阳光穿过窗帘啄醒我，我想起，我并未梦见他，而是在梦里自问自答，并且，依然没有答案。我迅速起床，直奔那条昨夜我走过、他在九百四十三年前走过的溪边古道。
此时，正是农历二月，正是多年前他来的时节。我想，他那时看到的和我此刻看到的景物，应该是差不多的。他这样写道：
新城道中（其一）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这首诗，难以掩饰他行走在春天的田野里的兴高采烈，大概正如陆兄后来所说，当时他在一位农妇家住了一晚，吃了煮芹烧笋，心情大好。
然而还有第二首，是这样写的：
新城道中（其二）
身世悠悠我此行，溪边委辔听溪声。散材畏见搜林斧，疲马思闻卷旆钲。细雨足时茶户喜，乱山深处长官清。人间岐路知多少？试向桑田问耦耕。
一颗归隐的心，昭然若揭，这才是他的心声。如同久在沙场的战马，他已疲惫不堪，翘首以盼鸣金收兵的信号。他哪里会想到，近一千年后，有一个和他同姓的女人，站在他走过的古道上，纠结着是否为自己敲响“卷旆钲”，他更不会想到，他曾足迹遍布的大地之上，有多少被速度、压力裹挟着的睡眼惺忪的孩子、大人，也侧耳倾听着也许永远不会响起的“卷旆钲”。
苏东坡古道的尽头，是一大片怒放的油菜花，我像疯子一样奔进去，任浑身沾满花粉，任过敏性鼻炎更加肆虐。当我在阳光下打着无数个喷嚏时，想起网上一位“苏迷”根据苏轼日记译的几个很“二”的故事——“公元1083年十月十二日夜，苏轼已经脱了衣服准备睡觉。都躺下了，就是睡不着。咋整呢？去承天寺找张怀民。苏轼：老张，睡了吗？老张：没呢！苏轼：就是！睡什么睡，起来嗨！”“苏轼患了红眼病，医生告诉他不要吃辛辣，少吃油腻，尤其是肉。苏轼说：其实我的脑子已经决定听话了，但我的嘴不听。”“苏轼评价自己的作品时是这样说的：说实话，写得太好了！”
奔跑在油菜花田里，我看见苏轼去看风景，走一半走不动了（这于我是常有的事），他看了一眼山林间的亭宇，要到还早着呢，怎么办呢，良久，他顿悟道：我不去了！此事出自他的《记游松风亭中》，他说这样决定后，“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忽然想，“挂钩之鱼，忽得解脱”是他给我的答案吗？
然而，他自己按照答案做了吗？没有，他一生都不曾做到，否则又怎会有后来的种种境遇，如何会陷入乌台诗案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如何会二下杭州疏浚西湖、建造苏堤？如何会年届花甲还被一贬再贬，直至再无可贬的天涯海角，甚至被逐出官屋，自筑桄榔庵？他六十六年的生命里，几时真正放下一切，当过逃兵？
我奔跑在油菜花地里，其实我没有奔跑，但我感觉到灵魂已随风出窍。我在油菜花田里大笑，其实我没有大笑，我心里在大笑，觉得莫名的轻松——既然放不下，就继续前行吧。一个人别无选择时，也是一种解脱。我想，在昨夜无意的行走中，我的脚步早已在冥冥之中沾染了他千年前的足迹了，它们暗示着我，可以像他三十八岁时那样心存倦意，患得患失，但即便蝼蚁般微贱，也始终不扭曲，不逃跑，为爱着的一切，不怨，不悔。
溪流声很响，是这个早晨唯一的声音。阳光从参差的藤蔓间漏下来，在苏东坡古道上铺开了一张画，真切，明亮，温暖。我想，这是我穿过一千个春天截获的人生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