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舒绣文曾回忆说：她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常有比她大一些的男同学送来一大叠一大叠的传单，让她和其他女学生到胡同里去散发。她们知道这是抗日的、爱国的传单，几个女同学互相分配后，在晚上或一清早到附近的胡同里挨家挨户地分发到院子里或是门缝里。但是，她因年纪小，并不懂得更多的革命道理。

九一八事变之后，她在上海，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进行侵略战争，有义勇军起来抗日，上海有许多爱国人士进行反日宣传，她在人民爱国情绪高涨的气氛中受到影响。她那时还没找到工作。一天，她拿一面太阳旗扎在一只不知哪来的小狗的尾巴上，把狗放在霞飞路上，她在后面驱赶。狗在前面跑，她在后面从重庆路向东赶，引得一路上的行人拍手叫好，有些年轻人还跟着她一起在后驱赶。到嵩山路法租界巡捕房门口，巡捕抓住她，不容分说，在巡捕房里关了一夜。

在国难家贫的日子里，这个十六七岁的青年女子头脑里，政治意识开始渐渐萌芽。接下来是上海一·二八战事，她为慰劳十九路军参加了一些活动。不久，她就被田汉的弟弟田洪组织的五月花剧社吸收去演话剧。在杭州演出期间，她的爱国抗日的思想明朗得多了。使她最感动的是，他们演戏，观众非常激动，有许多人振臂高呼抗日口号。每天演戏，不知从哪里来许多群众，在前台在后台帮助搬椅子、打扫剧场。人们把演抗日戏的演员当作英雄，使她清楚地看出：人民是要抗日的，国民党当局是消极的。最后，他们剧社终于被杭州国民党当局“驱逐出境”，说他们是共产党的团体。她想：“那么我就参加共产党的团体，共产党是反日的、爱国的。”

她跟着别人一起回到上海，以后在夏衍、田汉、阳翰笙领导的几个不同的剧团里和电影厂里演戏、拍片。

后来舒绣文参加中国旅行剧团到南京演戏，回上海进明星影片公司拍片，离开了老朋友，和另外一些人往来。她在解放后申请入党的自传里说：“我跟着阳翰笙等人走，我就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逐渐进步；我跟另外一些人在一起，我就落后，我就糊涂。我多么需要有进步的人指导啊！”

抗战期间，舒绣文在武汉，接着在重庆、在成都等地，在党的领导下演了不少好的、比较好的戏。她在编制上虽曾一度属于国民党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剧团，但她和别的一些演员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的。她回忆说：他们被迫演一个国民党御用文人写的《蓝蝴蝶》，她一再抵制，四处找阳翰笙，想“请示”怎么办。最后找到了阳，阳说，不宜过分和国民党对立，需要勉强演一下这个戏。她得了“指示”，才勉强演出。第一场戏，才演了一幕，不知怎么的，通过舞台前的粪管破裂，臭气熏天，把场子里的观众都熏走了。她拍手叫好：“这个粪管破裂得不早不晚，真好！”第二天，山城就传遍了“大粪冲了蓝蝴蝶的笑谈”，《蓝蝴蝶》终于停演。

抗战胜利后她到上海，电影厂要她在《一江春水向东流》里演王丽珍这个反派角色，开始她不愿意演，又是阳翰笙找她谈话，讲拍摄这戏的政治意义。她感到这是党要她做的事情，便同意了，而且尽全力刻画好这个人物。

解放后，她参加了文代会，会上毛主席对她说的一句话——“要为人民服务啊”——一直铭记在她的心里。

她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喟然感叹说：“要明白一些革命道理，要经过多少困难，走过多少曲折的路啊！”这是觉悟的喟叹，进步的喟叹！她终于在解放初提出了入党申请，一九五八年在北京人艺被接受入党。

她把入党视为一生中非常神圣的事，她严格要求自己，不拒绝演任何配角，她自己要求到街头去演出；她响应党的号召，一再申请到农村去为人民服务。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要她参加学习，接受审查，接受批判，她都诚心诚意地看作是党对她的考验。直到一九六九年，她的心脏病复发，病情日见严重，直到生命的最后，她还是信赖党，相信党一定会把她的问题弄清楚。

舒绣文的一生，是追求进步，寻求光明的一生。作为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她达到了艺术殿堂辉煌的境界，塑造了许多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她以毕生的精力，以艰苦的艺术创造活动，为党、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九八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