帘前慷慨陈词易 狱底从容击贼难
——追念绣文同志
文题是我哥哥田汉在一九五八年看了北京人艺刁光覃、舒绣文两同志主演的话剧《关汉卿》后题的一首诗中的两句，既是对关汉卿的歌颂，也是对演员的赞扬。剧本的精彩台词和演员的精湛表演在我国戏剧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人民的戏剧家田汉和著名表演艺术家舒绣文都惨死在江青一伙的手中。一九七九年我到北京参加了哥哥的追悼会，然后又参加了舒绣文同志的追悼会。我们敬爱的邓颖超同志也都参加了，给死者作了崇高的评价。那么多的花圈，那么多的挽联，那么多的唁电，那么多的生前好友前来哀悼，我想他（她）们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岁月，在人生的长河中流逝，而对往事的记忆，却永远不会轻易消失。
一九三二年，哥哥田汉在上海领导的文艺团体南国社演出《卡门》时，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查封，党组织通知哥哥迅速在沪隐居，要我伴送母亲和侄儿海男、侄女玛琍避居杭州。自古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确实名不虚传，有很多名胜古迹。我把母亲和孩子们安排好后，就到附近的湖滨公园转转。谁知走到门口碰到了桂公创同志。他很感意外，问我来此做什么。我把情况大概讲了讲。我问他怎么也到杭州来了，他说他参加了王惕禹领导的集美剧社，今天是最后一晚演出，演完后要解散，还邀我今晚一定去看他们演出。晚饭后我来到湖滨民众教育馆，他带我到后台，并给我介绍了舒绣文、魏鹤龄、刘郁民、李也非、刘亚伟、赵一山等人。他们的演出，上半场是歌舞，下半场是话剧《名优之死》。第二天集美剧社搞歌舞的同志都回上海去了。而演话剧的这些人何去何从呢？他们来找我。从他们的谈话中我感到他们内心饱藏着巨大的热情和积极要求进步的愿望，并有东山再起的决心。家不能无主，龙不能无头。他们要求寻找田汉同志的帮助，并凑了拾元钱，要我去上海请求指示，他们帮我照顾母亲与孩子。我被他们的热情所感动，决意帮助他们。到上海后，我不知哥哥住在何处，只好找应云卫先生。他带我到北四川路见到哥哥。哥哥知道他们的情况后说，他将向剧联党组织汇报。两天后，阳翰笙同志代表剧联转告我，决定派刘保罗、龙濯（农卓）、辛汉文、易洁和我五人去杭州，并勉励大家要搞好团结，搞好演出。哥哥也特意为剧社取名“五月花”，并亲笔起草了剧社简章。
我们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欢乐和干劲，大家决定白手起家。由桂公创任总务部、刘保罗任党团书记、我任剧务部、辛汉文任研究部。
我们没有社址，就住在一个小旅馆里。每天每人只有两毛钱饭金，为了节约，各自去找便宜的小饭店吃饭，剧社仅有的两位女同志舒绣文、易洁也是一样，生活虽艰苦，但她们毫无怨言。吃住安排好了，大家抓紧排戏，首先排了《一致》、《乱钟》、《梁上君子》。演员不够，我们请来前南国社成员张慧灵，尼山门发电厂的实习电工欧阳山尊，西湖艺术专科学校的胡一川、邱玺等参加演出。只是女演员不够，只好让她俩人场场上。
第一次演出又是在湖滨民众教育馆，地点未变，观众未变，可剧社变了，精神面貌变了。大家齐心合力终于把这次演出打响了。在《乱钟》一剧中，主要演员都上场了，舒绣文扮演其中一女大学生，她的表演非常逼真，音色非常好听，演得很有感情。演完后，很多大学生跑到台上祝贺，说我们的演出敲响了他们心中爱国的钟。演到《一致》的高潮时，台上台下产生了共鸣，全场喊起了阵阵口号，场面壮观，情绪激昂。在《梁上君子》一剧中，舒绣文又改装扮演太太，魏鹤龄扮演贼。一星期的演出，名声大振。这时我才知道舒绣文的表演是如此精彩。她常征求我的意见，也讲了她的身世。她没读过多少书，家境也不太好，但是她自尊心很强，很好学，也非常活泼，讲话直来直去。在台下她还像个不太懂事的女孩子，可是一到台上她演什么像什么。哥哥为了培养新的一代话剧工作者，特为她和魏鹤龄写了个剧本《梅雨》。他俩的表演非常成功，使很多艺术团体和电影明星为之一震。后来我们应邀去浙江大学、之江大学、两级师范巡回演出。
我们最后一次演出是在杭州青年会，剧联还派了应云卫、唐槐秋、洪曼露来参加演出。那天下午我们正在装台，突然来了很多警察与便衣特务。舒绣文向我扔了个小石头，并用手指了指警察。我下来后她又拿了个篮球给我，叫我装作去打球从球场边跑掉。警察抓走了刘保罗、龙濯、桂公创，同时把服装布景打得粉碎，并勒令五月花停演。五月花剧社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四十七天，但为党培养了一批文艺工作者，唤起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吹响了前进的号角。哥哥曾这样赞美五月花：“震荡了西湖平静的水，激动了杭州人民的心。”
以后怎么办？大家决定先回到上海再说。阳翰笙与哥哥在大中华饭店一间房子里秘密会见了我们，决定以原来的人马组成春秋剧社，重整旗鼓，由阳翰笙、哥哥、王惕禹、赵一山、辛汉文、赵铭彝和我七人负责。社址是租的霞飞路一个俄国餐厅楼上。当时我们不能公演，只能协助别的文艺团体演出。我们天天要派导演、演员出去，还要提供剧本。舒绣文在杭州演出过，又得过一些导演指点，她的表演艺术日趋成熟。因此，每天都给她演出任务，而且都是两场戏。哥哥受艺华电影公司之约，给他们写了个电影剧本《民族生存》，并推荐舒绣文、赵一山、查瑞龙、彭飞（魏鹏飞）参加拍片。哥哥曾对我说过，他要把话剧演员送到银幕上，为党培养电影明星。这部电影拍成后，国民党政府捣毁了艺华公司，这部电影还在摇篮里就被掐死了。但是，舒绣文终于从舞台走向了银幕。
不久，上海发起了为东北义勇军募寒衣义演，春秋剧社借此机会在“新世界”公开露面了。在那次大联合演出中，胡萍、舒绣文、赵一山、刘郁民、刘琼、易洁、袁牧之、王莹、陈白尘、魏鹤龄、王为一、徐韬、金山、应云卫、聂耳等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大显身手。有次到宁波同乡会演出后，王惕禹同志被捕，春秋剧社也被解散，队员们只好各谋生路。
虽然剧社被解散，可大家还是照常来往。当时的舒绣文已名震上海了。有不少文艺团体请她去演出，也有几家电影公司同她签了拍片合同。
一九三三年的一天，她来找我，说她准备去南京演出，不知何时才能回上海，希望我们保持联系。她讲话时的心情很不好，我也深深知道，旧社会的女演员要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干出一番事业是多么不容易。我要她多保重身体，坚信将来我们一定能见面的。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我撤到长沙，第二年又到武汉参加周恩来同志领导的政治部三厅工作。不想我在电影股遇到了舒绣文，她握着我的手跳了起来，高兴极了，说：“我到处打听你们的消息，今天总算见到了。”她还要请我吃饭，我说你是客人，只有受主人的请。于是我带她到冠生园请她喝咖啡。我们畅谈了分手后的情况，她见我三十多岁还未结婚，催我要抓紧点；还说现在有工作做了，可以安心工作，并希望我干些事业。同时她说要随电影股去重庆，希望我们能在重庆相见。我说我们一定还会见面的。
一九四九年，长沙和平解放了。我被任命为湖南军区洞庭湖剧团团长。在迎接大军进城的时候，也迎来了慰问团。当慰问团来到我们驻地，我一眼就看到舒绣文、张骏祥等人。热情握手后，我也向她们介绍了爱人陈绮霞和两个孩子。她忙拉着绮霞往墙边一站，请张骏祥同志拍照，然后大家一起合影。她知绮霞是湘剧演员，说一定要看她的演出。当晚她就与慰问团的同志一道看了绮霞演的《老汉驼妻》。几天后慰问团要去西南了，我还亲自做了一桌湖南菜招待。吃饭时，舒绣文举起酒杯说：“首先祝贺我们战后余生见面了！再祝贺你成家立业了！”我也祝贺她在话剧、电影上取得的成绩。在一片笑语声中，我们还像青年时代一样欢乐。
一九五一年我去上海买服装，在周信芳先生那里得知舒绣文还在上海。我去话剧团找她，一进门就遇到李也非同志，我们是春秋剧社的同事，久别重逢格外亲切。然后他带我去找舒绣文。见面后她非常热情，请我们上她家去坐，先用电话通知准备晚饭，然后叫了两部车与我们一同回家。在车上她还是像以前那样有说有笑，还像以前那样亲切热情。在她身上总是保留着青春的气质。
不久，哥哥从北京来信说舒绣文已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去了。每当我去北京出差或看望母亲时，总要去看看她。她也请我看她的演出。她在《关汉卿》里演朱帘秀，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特别在电影《李时珍》里扮演一位病妇，虽然没一句台词，但她演得非常逼真，短短的几个镜头可能观众还未及注意，可我看到了她的谦虚和认真。
一九六一年正逢我六十岁，她特地请人带来一个彩瓷的寿星菩萨，在底部还用钢笔写着：“田洪同志健康长寿，绣文赠送。”
一九六四年，人艺又准备公演《关汉卿》，由焦菊隐同志导演。当时因两个批示已下达，给演出带来一些影响，可是演员们演得更认真，表演更加精彩。舒绣文还专程送票给我，她的演出使我深受感动，我含着泪看完了他们的演出。演完后我向他们表示祝贺，也希望他们来湖南演出。
没想到从这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次分手成了我们的永诀。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写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