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1925年 三十二岁

1月11日—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代表二十人。大会主要讨论并决定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党同国民党合作以及工人、农民运动等方面的方针。大会文件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在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上，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扩大左派，反对右派，争取中派。大会修改了党章，选举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总书记。

1月中旬 和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板仓岳母家过春节。

2月6日 和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到韶山，并带回一百多斤重的书籍。

回韶山后，一边养病一边作些社会调查。到朋友、同学、亲戚和左邻右舍农家走访，或邀请亲友到韶山南岸家中，谈家常、讲时事。这期间，来往较多的有从安源煤矿回来的共产党员毛福轩，贫苦知识分子毛新枚，汤家湾的小学同学钟志申，李氏族校和庞氏族校的小学教员李耿侯、庞叔侃，湘乡唐家圫外祖父家的人。此外，还访问了韶山一带的知名人士，如老学者毛简臣、李漱清，开明士绅庞坦直等。经过同各种人的接触和调查，了解到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同时，也向他们讲述国家的政治形势，农民穷苦的原因和摆脱贫困的办法等，启发他们的觉悟。

3月12日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3月 以毛福轩、毛新枚、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等为骨干组织秘密农协，并通过他们发展会员。不久，韶山一带出现一些秘密农民协会组织。毛泽东经常召集农协骨干开会，讲述土豪劣绅如何压迫、剥削农民，农民应当怎样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等。

4月 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公立学校、族校、祠堂等，在韶山一带创办农民夜校。夜校除教农民识字、学珠算，还讲三民主义、国内外大事等。毛泽东常去夜校察看，提出夜校讲课要通俗易懂，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才容易明白。夜校学员大都成为秘密农协的骨干分子，夜校场所一般即是秘密农协会址。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

5月 到安化县。同安化县青年团特支书记姚炳南、安化县立第一高小教员共产党员陈昌，以及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卢天放、刘肇经、张文毅等会晤、座谈，了解安化县社会和革命斗争情况。在安化停留八至十天，参加了刘肇经、卢天放筹组的安化县国民党临时县党部成立会，先后出席在孔庙、永兴庵召开的有共产党员、贫苦农民参加的会议，鼓励他们积极进行建团建党活动，发动农民，组织秘密农协，开展维护农民利益的斗争。

5月30日 五卅惨案发生。随后，形成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6月2日 长沙两万多工人、学生集会，反对帝国主义在青岛、上海屠杀中国民众，并成立“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随后，湘潭、衡阳、衡山等四十余县和矿区纷纷成立雪耻会。毛泽东同毛福轩、钟志申等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韶山一带成立二十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的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开展反帝爱国斗争。

6月中旬 中共韶山支部成立。经过几个月的培养和了解，毛泽东同毛福轩介绍毛新枚、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天，在毛泽东家中阁楼上秘密举行新党员入党仪式，并成立中共韶山支部。委派毛福轩为党支部书记。为适应秘密工作的要求，以“庞德甫”作为党支部的代号。还在银田镇开办一书店，为韶山党支部的秘密联络机关。至年底，韶山、银田一带发展党员近百人。毛泽东还在韶山秘密发展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建立团的组织。

7月初 在韶山成立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并任常务委员。郭运泉、周啸泉、李耿侯、钟志申分别担任组织和宣传工作。

7月5日 在李氏祠堂主持召开国民党区党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福轩、李耿侯、庞叔侃、钟志申、蒋梯空、郭运泉等，还有湘区青年团委派来韶山工作的贺尔康。会议讨论三项问题：（一）党务；（二）反对帝国主义；（三）乡村教育。关于反帝国主义问题，决定在乡雪耻会的基础上组织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由庞叔侃、钟志申、贺尔康、李耿侯等五人负责筹备工作。

7月10日 参加在郭氏祠堂召开的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成立大会。到会代表六七十人，自动前来观看的三四百人。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讲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五卅惨案和长沙、湘潭等地的反帝爱国运动情况，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英、日帝国主义。讲话后，同许多围拢来的农民、教师进行交谈。从此，韶山党支部和秘密农协即利用雪耻会反帝爱国的旗帜，组织进步教师、有觉悟的农民和学生，成立宣传队、讲演队，散发传单，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还派出纠察队设卡检查，禁售洋货。

7月12日 和贺尔康、钟志申在汤氏祠召开国民党第四区分部成立会。会议从晚九时开到次日晨一时十五分（关于会后毛泽东的情况，贺尔康日记有这样一段记载：“一点又十五分钟时，会才完毕。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动，疲倦的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十三日，在汤家湾又谈国民党事，上午十一时和贺尔康等再到萧氏祠学校继续商讨发展国民党组织的问题。

7月21日 下午，在南岸家中召开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和秘密农协、雪耻会负责人会议。

7月30日 参加在郭氏祠堂召开的西二区公私学校教育会会员大会，改组教委会（掌管行政）、学委会（掌管经济），到会四十人。会前，毛泽东曾多次召集共产党员、部分国民党员、农协和雪耻会骨干秘密开会，研讨夺取区教育权问题。会员大会根据会前掌握的材料，揭露上七都团防局长成胥生的亲信唐默斋、郭伯生等阻挠教师进行爱国宣传、不准办夜校及贪污学款、克扣教师薪水的行为，利用赵恒惕的教育法，宣布唐、郭等把持的教育会、学务会未经选举，不合教育法令，必须改组。唐、郭等措手不及，退出会场。会议改组了两会。庞叔侃、李耿侯等被选为两会执行委员，十多个公立和私立学校校长也都由进步教师担任。

8月1日 在杨林吉新堂主持召开国民党区分部成立会（根据贺尔康的日记，该会原定7月29日召开，是日“挨黑时，因天忽大风大雨，而同志只到一位，其他都未到，该会未能开”。）。

8月4日 原定在韶山南岸毛泽东家中举行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例会，因多数人缺席未开成。晚上，同贺尔康到黄田坳毛震公祠，召集国民党员开会至深夜。

8月 组织农民开展“平粜阻禁”谷米斗争。本年韶山一带遭受大旱，田地龟裂，禾苗枯黄。正值青黄不接民食奇缺时节，地主乘机囤积居奇，高抬谷价。毛泽东召集党支部和农协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粜，派钟志申、庞叔侃同土豪、上七都团防局长成胥生交涉。成不肯，且把谷子偷运到银田镇，准备运往湘潭等地高价出售。毛泽东要毛福轩、毛新枚等率领农民数百人，携带锄头、扁担、箩筐，夜奔银田，阻其出境。成胥生见人多势众，被迫将谷子平价卖给农民。这期间，韶山永义亭、瓦子坪、鳌石桥、如意亭等地也都出现“平粜”斗争，均获胜利。

8月28日 湖南省长赵恒惕得到成胥生关于毛泽东组织农民进行“平粜阻禁”斗争的密报后，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快兵逮捕毛泽东。本日，毛泽东在湘潭、韶山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离开韶山，去长沙（关于毛泽东韶山脱险情况，有一些当事人在20世纪60年代作过回忆，现选录其中的两件。一件是当年雪耻会会员郭运泉的回忆。他说：郭麓宾“在县长办公桌上看到了赵恒惕的密电，上写着‘立即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他看后退出县长办公室，写信交给侄郭士奎（在此县当炊事员），叫他连夜送给毛主席。主席拆开信看，我也在旁边看到，信上写着‘泽东兄，事急，省里密电拿你，务希在今晚离开韶山’。”另一件是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兰的回忆。她说：“那天下午，泽东同志在谭家冲开会，县里郭麓宾派人送信到家里，派来的人是竹山湾张满姑的崽，姓郭。送来信后，家里就派人去谭家冲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开水泡点饭吃，轿子是我给他请的。泽东同志先给他们讲好，抬的谁？抬的郎中。送轿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在回忆1925年他在湖南期间的情况时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8月底 在长沙向中共湘区委员会报告韶山农民运动情况。就农民问题同湘区委员会的同志交换意见，建议湘区委多派同志前往广州学习，多派优秀同志到各县农村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和发展国民党组织。在长沙期间，还先后到省工团联合会、文化书社会见共产党员郭亮等。

秋 作《沁园春·长沙》（毛泽东对这首词1958年曾在文物出版社刊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作批注：“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9月上旬 和准备到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的庞叔侃、周振岳由长沙动身赴广州。路经衡阳、资兴、耒阳、郴州、宜章等地。在宜章会见中共宜章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一师同学高静山，谈对湖南农村阶级状况的看法，并征询高的意见。然后到广东韶关，再转乘火车抵广州（关于毛泽东从长沙到广州一路行程情况，当年与毛泽东同行的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周振岳在1974年有一段回忆，记述于下：1925年我在湖南第一纺纱厂工作，夏天时（8月间），湖南工团联合会派我和庞叔侃等同志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郭亮同志对我说，你和毛先生一路走。毛主席、庞叔侃和我从长沙坐火车到株洲，从株洲坐民船到衡阳，在衡阳蒸湘中学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雇了一个挑夫给毛主席挑行李，就是一个背包和一个小皮箱，没带竹箱，从衡阳开始我们就走路了。毛主席很喜欢写东西，路上一休息就打开小铜墨盒子，用毛笔写起来。走到宜章又住了一个晚上。高静山告诉毛主席，这几天路上不太好走，赵恒惕的兵在到处搜索，前几天就抓走了3个学生杀害了。毛主席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就把他在路上写的东西烧掉了。从宜章我们走到了坪石，然后又到了韶关。在韶关我们见到屈子健。我们到了车站遇到一个老乡要到广州，正好没有路费，毛主席就答应给他钱，让老乡到广州。在韶关，毛主席一个人到了湘军整理处。屈子健送我们上火车后，他就留在韶关。）。

9月中旬 到广州后，因身体极度虚弱，住东山医院，进行短期疗养。

9月29日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议案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宣传问题议案由汪精卫、陈孚木（汪精卫，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陈孚木，当时是广州《民国日报》的负责人。）、毛泽东负责起草。这时，毛泽东开始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

10月5日 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不能兼任宣传部部长职务，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部长。常务会议通过，并请毛泽东即日到部任事。

10月7日 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会议讨论宣传计划和编纂事宜。决定先组织专人对国内外已经出版的各种中外文报刊和工农商学各界“知识之发达次第程序”不同的情况，进行调查，然后作出宣传、编纂计划。会议还决定请中央执委会通告各地，以后凡散发各种传单和出版各种报刊有关党义者，均要先交宣传部审查。

10月13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三次会议。会议决定对戴季陶七月擅自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戴季陶，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广州国民政府委员。他在1925年六七月间先后出版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书的基本精神是：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或者“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通告各党员，指出该书只是“个人意思，并未经中央鉴定”，今后“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非先经党部决议，不能发表”。会议通过毛泽东关于调戴季陶来广州工作的提议。

10月14日 主持召开中央宣传部第二次部务会议。会议决定，党的各种宣传品，先发各高级党部，再转发下级党部及党员，以资普遍。同时决定，调查海外、国内、省内、市内党员人数及各该地学校、工团、军队、图书馆、阅报社及其他公私团体，以便分发宣传品。

10月16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一百一十四次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组织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指定毛泽东、甘乃光、詹菊似（甘乃光，当时任广州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詹菊似，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代理部长。）三人起草编纂党史章程，提请中执委审定。

10月20日 由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直接筹备召开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毛泽东参加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黎樾廷、李谷珍（黎樾廷，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东莞县代表。李谷珍，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海丰县代表。）三人组成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负责宣言的起草工作。

同日 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日刊》撰写的《发刊词》发表。发刊词写道：“我们从去年一月全国大会中得到了正确的革命策略。”“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的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发刊词特别提到，发展占广东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群众组织，对于保障和扩大革命的胜利，使三民主义完全在广东实现的意义。

10月26日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等起草的大会宣言。宣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不能离开世界的革命。现在全世界的势力显然分成两种，即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在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已日益扩大，而西方被压迫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亦蓬蓬勃勃而起，此可为全世界革命势力已有集合的一种表现。而在欧美日本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于严重剥削压迫其本国工农阶级之外，又勾结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军阀、政客、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严重剥削压迫其中层及下层民众，此亦全世界反革命势力已有集合的一种表现。”在中国，五卅运动之后，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对垒激斗的情形，实为历史所仅见。宣言号召广东的人民、全国的人民起来，站在国民党领导下的革命战线，团结革命战线上的一切势力，向反革命战线进攻。

10月27日 出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会，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代理宣传部部长身份发表演说。他指出，关于中间派问题非常重要，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快要召开的时候，更有指出讨论的必要。他说：一部分国民党员以“地主阶级也是中国的同胞，不可提倡自己打自己”为借口，反对为农民解除痛苦，反对佃农减租，“似乎要在党内造一个中间派的样子”。这种“想造成中间派的同志以为右也不好，左也不好，只有不左不右所谓中庸之道才是好的”。但是，“依我的观察，这中间派是不能存在的”。在世界上，欧战以后“分成两个大本营，一个是大资产阶级领袖的反革命大本营，一个是无产阶级领袖的革命大本营，两派短兵相接起来，中派的基础就动摇了”。在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证明，一向自命为中间派的人，都成了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完全成了反革命派。在广东，在分为革命和反革命两大派的情形下，是没有敢站在中间的。根据以上事实，“证明中间派在中间是不能立足的”，“只有革命的理论策略，才是我们党的理论策略”。演说全文先后在十月二十八日广州《民国日报》和十一月十六日北京《京报》发表。

11月12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一十九次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推定谭平山、邓泽如、林伯渠、林森、毛泽东五人为委员。

11月21日 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1925年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发出的调查表，有正副两张。在毛泽东填写的另一张中，括号内的文字为：“即附属于帝国主义军阀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在调查表上还写明本人学业，“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事业，“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对本会抱何种态度一栏则填写：“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11月23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覃振、石瑛、居正、邹鲁、石青阳、叶楚伧，候补执委邵元冲、沈玄庐、茅祖权、傅汝霖，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称西山会议），次年一月四日闭会。会议议决：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解除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林伯渠、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解除俄人鲍罗廷顾问职务；取消政治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移上海；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等。

11月27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林伯渠、李大钊、于右任、于树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图，候补执委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通电全国各级党部，指出林森等在北京西山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为非法。通电说：根据三中全会决议，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须在广州开会，无论何人不得违反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决定：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开第四次中央全会（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后来没有召开。），次年元旦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电嘱林森等人，尊重决议，迅速来广州开会，“勿持异端，致生纠纷”。

同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一百二十三次联席会议。会议推定毛泽东起草中央通告，将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在广州召集四中全会的决议以及此项决议延缓执行的经过详情，告海内外各级党部。会议通过毛泽东以代理宣传部部长名义提出的《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反奉战争，指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吴佩孚发动的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一场战争。奉系军阀当时依靠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操纵北京政府，在五卅运动中镇压上海等地的反英日爱国运动而激起极大民愤。同月2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对反奉战争宣言》；1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加紧反奉宣传，号召人民群众进行反对奉系军阀的斗争。）。大纲指出，反奉战争性质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之一幕”，而“奉直两派军阀，无论哪一派胜，均于中国不利，因两派背后均有恶凶的帝国主义”。大纲提出，在宣传中要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及其政治派别的阴谋，以人民为主体，团结各方人物进行反奉战争。大纲认为，人民对于敌友之分辨，“全看其与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真正人民的领袖，乃中国国民党。真正人民的政府，乃广州国民政府。真正人民的军队，乃广东的国民革命军。”“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乃一切中国问题的主宰。”大纲要求各级党部宣传国民党对时局宣言的四项主张（1925年10月24日国民党对时局宣言的4项主张是：“1.建设统一全国之国民政府；2.此国民政府必于最短期间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3.此国民政府必于最短期间召集国际会议对不平等条约为根本之解决；4.此国民政府必保障人民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尽快准备真正是人民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十二月三日，毛泽东以代理宣传部部长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关于反奉战争宣传的通告，要求对大纲进行猛力的宣传。

11月 以宣传部名义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在上海设立交通局（关于上海交通局成立的缘由及其作用，1926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宣传报告》中作过说明：国民党一大以来，中央与北方中部各地党部甚形隔阂，宣传品差不多完全只发散在广东方面，自交通局设立，始有大批宣传品送达北方长江各省。），作为沟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机关。国民党中央同意，并决定将上海交通局的工作交宣传部负责管理。

12月1日 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文章一开头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文章说：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文章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为五大类。第一类，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第二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第三类，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小商人、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分左、中、右三部分。他们在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也只得附和着革命。第四类，半无产阶级。包括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半无产阶级各部分其经济地位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相同。第五类，无产阶级。包括工业无产阶级、都市苦力工人以及农村无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特别能战斗”。文章结论说：“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篇文章，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农民》和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青年》先后转载，还在广东汕头出版了单行本；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

12月4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一百二十五次联席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通告以历史和现状说明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只能在革命根据地广州开会，邹鲁等西山会议派反对联俄容共、分裂国民党、离间各阶级联合战线是叛党行为。指出：“若吾党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联合苏俄，不以占大多数之农工阶级为基础，不容纳主张农工利益的共产派分子，则革命势力陷于孤立，革命将不能成功。本党辛亥革命所以未能成功，即因当时反革命派势力已有国际的联合，而吾党革命势力尚无国际联合，在国内亦未唤起大多数民众为之基础，完全陷于孤立地位，故不得不妥协迁就以至于失败。”通告在五日出版的《政治周报》和广州《民国日报》同时发表。

12月5日 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关于主编《政治周报》，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广州创刊。为该刊撰写的《<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指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发刊词说，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帝国主义、军阀、政客、买办阶级、土豪劣绅以及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咒咀诬蔑中伤我们无所不用其极，以迷惑全国广大民众。“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在本期周报，还以“润”为笔名发表七篇杂文，揭露和抨击广东军阀、政客和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宣传。

12月9日 中共中央发出第六十七号通告，希望各地共产党员主持的国民党党部对西山会议派一致发电痛驳，并将驳斥右派的文电寄中共中央局和在上海的沈雁冰（沈雁冰，共产党员。当时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宣传部部长。）各一份，由沈转交中国国民党周刊发表。

12月11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一百二十六次联席会议。会议就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冒用中央执委会名义开除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委中的共产党员党籍一事，作出决议：“此种会议，违法无效”。会议对上海《民国日报》擅自发表拥护西山会议的言论问题，决定交中央宣传部部长审查，并拟具处置办法。

12月13日 在《政治周报》第二期发表北京、广东、上海等地国民党组织发出的二十份反对西山会议的文电，并加写按语。按语说，“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体中央会议地点之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决无路走，凡属革命性强固的党员，决不愿附和右派抛弃光荣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国主义军阀张目”。在本期周报以“润”为笔名发表的《向左还是向右》、《赤化原来如此》两篇杂文，重申在中国中间派不能存在的观点。此外，还发表了《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一文，说明中苏两国的联合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苏联创设孙文大学，是尊重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为中国培养国民革命的领导人才。

12月15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就湖南政治研究会呈请开办短期政治讲习班（湖南政治研究会是由当时在广州的国民党湘籍高级领导人员所组成，以研究有关湖南革命运动为宗旨的一个团体。政治讲习班，后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主办，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1926年2月28日开学。）并指定理事问题，作出决定：指派谭延闿、程潜、陈嘉祐、鲁涤平、李富春、林伯渠、毛泽东为该讲习班理事。

12月20日 在《政治周报》第三期发表《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一文，揭露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等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的反动面貌及其反动的原因。文章说：“在中国现在时候一切中立派的人中立派的报都一定迅速变化其态度，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明白了这点，我们便可以明白上海《民国日报》何以要反动”。此外还发表了《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等三篇杂文，揭露国民党右派“替帝国主义做了适合其需要的种种工作”，“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二十六日，起草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关于上海<民国日报>审查结果报告》。报告说：“上海《民国日报》自去年第一次全国大会议决收归党办两年以来，自始既不能完全代表本党，编辑委员长叶楚伧始终不能认识本党政策，以致常有荒谬言论。”“处置之法，该报现以租界为护符，本党势力之所不及，无从加以纠正或惩罚，惟有在上海另办新报，以为本党言论机关之一法。”

12月31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三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并决定国民党二大主席团名单、大会议程，以及各项政务报告人名单，推定毛泽东作宣传工作报告。

12月 写信给中共韶山支部，并送农民协会简章，建议在原有农民协会的基础上，成立区农民协会。中共韶山支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秘密成立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次年春公开，会员达一万一千七百余人。北伐军经过湘潭时，韶山农民做了很多支援军队的工作。

冬 杨开慧和母亲携毛岸英、毛岸青由湖南来到广州，同毛泽东住在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杨开慧协助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和编辑《政治周报》。

本年 在广州期间，曾到中共广东区委同陈延年（陈延年，当时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等商量工作，研究农运、工运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在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农民运动等。在国立广东大学附设中学兼任教员，每周授课两小时，讲授农工政策。还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教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