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1926年 三十三岁
1月1日 在《中国农民》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文章指出，分析社会各阶级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其经济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状况各不同，因而影响于其心理即其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同。”文章将中国农村分为八个阶级和阶层：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坚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小地主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对于现代的革命取了矛盾的态度。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其中又分三种：有余钱剩米的，在他们没有明了真相之前，对革命取怀疑态度，“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恰足自给的，在革命中“取了中立的态度，但绝不反对革命”；每年要亏本的，“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进革命的力量”，“乃小资产阶级的左翼”。这三种自耕农，一到战时，“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这三种农民虽同属半无产阶级，然经济状况大有分别”。“半自耕农之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半益农”，半益农的“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雇农是农业无产阶级，“此种人乃乡村中甚感痛苦者，做农民运动极要注意”。游民无产阶级，“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文章最后说：“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争斗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上，即是遇了如海丰广宁等处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时，则须完全打倒他。”
1月1日—19日 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国民党左派占三分之一。大会通过了党务、政治、财政、军事、宣传、外交、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商人等决议案，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大会决定继续贯彻执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
1月8日 向国民党二大作宣传报告。报告总结两年来在办报、图画及口头宣传、重要事件宣传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为“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中央宣传部创办了《政治周报》，每期发行达四万份之多。报告指出群众对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宣言和政纲有了新的认识，“反对帝国主义”、“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已深入人心。两年来在革命宣传和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取攻势，反革命宣传取守势，“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
1月9日 和邵力子、陈其瑗、朱季恂、范鸿劼被国民党二大主席团推选组成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会，对宣传报告进行审查并提出决议草案。
1月10日 在《政治周报》第四期发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文章认为，国民党右派的分离，是由于革命性质的变化、时局的变化，基于他们的阶级性，而发生的一种必然现象。文章说：现阶段的国民革命，既不同于英、法、德、美、日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中国的辛亥革命。“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结果是要达到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现在的局面与辛亥革命时完全两样：革命的对象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由于工农阶级分子加入，国民党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第三国际，作了中国革命的有力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文章说，中国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的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组织的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中国的中产阶级要实现其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是不可能的。文章断言，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的分裂，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而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
在本期周报上，以《十二月二十日广州的反段（段，指段祺瑞，北洋皖系军阀首领。当时任北京临时政府执政。）大示威》为题报道了广州十万民众集会并游行示威反对段祺瑞政府的情形。报道指出：从这次反奉战争可以看出，民众没有武装的积极行动，其结果使人民仍然不能夺取政权，恢复其国家主人地位。又说，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各大人民团体，联合吁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督促国民政府准备出兵北伐。
本期周报上，毛泽东继续摘发一组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军队中的国民党组织和个人反对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文电，共二十九件。所加的按语指出：“全国农工商学民众团体，则全在左派领导之下。以此一月之间，反右空气，弥漫域内。现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业已开会，对于右派，当有严厉之处置。”
1月16日 和汪精卫、陈孚木起草的《关于宣传决议案》在国民党二大通过。决议案说：“一个政党，只宣传有利于群众的理论和主义，断不能使群众与政党在行动上采取一致的态度。所以抽象的宣传，不能造成一个群众的党。唯有从事实上表示某党对民众的工作，才能造成一个群众的党。”“要使民众相信本党确能为他们在实际上谋利益。”宣传部应当明白指出，“凡是赞同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的，就是忠实的革命党员，不然就是反革命派。”决议案提出，“宣传部应当是本党最活泼、最敏捷的机关”，“是汇集本党精神劳力，运用本党精神劳力，指导精神劳力，来实现本党政策的总机关”。
同日 下午，国民党二大进行选举，选举结果，在三十六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谭平山、林伯渠、李大钊、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七名；二十四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许甦魂、夏曦、韩麟符、董必武、邓颖超六名；十二名中央监察委员中，有共产党员高语罕一名。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关于国民党二大的选举问题，1926年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待国民党的策略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了解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中存在危险。为了排除这种危险，他们准备向新右派（戴季陶）作出让步。”“这就是在最近国民党中央举行改选时，只应有两名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同时与右派领袖进行了谈判”，“今后在国民党的所有职位中，共产党人只占三分之”一。但是“我们在广东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特别是后者，不同意按照同右派领袖们的谈判把国民党中央中的共产党员数目减少”。广东的同志认为“中央局的这个策略过于退让，并且没有完全加以执行”。结果“在新选出的三十六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中有七名共产党员，右派中只有戴季陶、孙科和伍朝枢当选”。1943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一次插话中，在讲到国民党二大时说：“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只要六（系“七”字之误——编者注）票。”）。
1月18日 在国民党二大上，同丁君羊、侯绍裘等五位代表，受大会主席团指定，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此决议案为农民部部长陈公博、湖南等省代表易礼容、黄学曾、路友于、丁君羊起草。大会讨论时，有代表提出，此案文字太长，且偏重广东一省，要求增加审查委员，重新拟定，大会主席团接受了这个意见，由毛泽东等进行修改。）。经过修改的《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简短明了，更加强调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十九日被大会通过。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
同日 代表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会向国民党二大作审查报告。大会通过《宣传报告决议案》。决议案同意毛泽东一月八日所作《宣传报告》。同时指出，“两年来尚未能将本党革命目标及方法，深入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之工农小商群众中”，是宣传工作中的缺点。“欲使本党之主义政策深入民众，惟有在关系民众本身利害之地方的或全国的大小事变之中，努力进行其宣传，始有实现之可能”。要向民众宣传：“欲求革命之成功，则国内国外之革命的联合战线，必须扩大而巩固之”。大会在讨论党章草案时，毛泽东提出两项动议（一项动议是：对每星期举行总理纪念周一次的规定，加但书一笔：“如有特别情形时得由该省党部许可，每两星期举行一次”。另一项动议是：“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可以兼其他省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被大会接受，并写进党章。
同日 在国民党二大讨论中国国民党党务报告关于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针对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提出的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意见（袁同畴发言说，“本席考虑，以为几件事是要望共产党党员同志做到的：（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发言说：共产党员决不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共产党在未取得法律地位的条件下，是不能不秘密的。如果公开，就马上要被人解散消灭，这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关于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要得到该地党部之许可问题，毛泽东说：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经过共产党人张国焘、毛泽东、高语罕、范鸿劼等的坚决斗争，袁同畴收回自己的意见。大会通过“承认先总理容纳共产党员加入本党共同努力”的条文。
1月19日 在国民党二大讨论关于覃振、石瑛、茅祖权的处分问题时发言说，应将原案要求覃振等三人于一个月内声明脱离同志俱乐部的期限改为两个月。因为“（一）则交通不便，一个月消息来往实不够。（二）则又使他们知道决议案慎重的真意。（三）则我们还且希望他们再走回革命之路的”。大会通过毛泽东的这一修正案。
1月22日—25日 出席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核定政治委员会政治委员、中央各部部长名单。会议决定，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得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但无表决权。会议还决定，派驻各地的执委和候补执委，有出席该地各级党部会议、指导和执行党务之权，必要时有召集该地最高党部执行委员联席会议及直接决定临时紧急事宜之权。何香凝、戴季陶、毛泽东、邓演达、邓颖超等二十三人被派为驻广东的中央执委和候补执委。
2月1日 列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常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浙江、上海、新疆、山西、广西、四川、湖南等地党务问题，任命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分别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的副党代表，并决定其他任免事项。
2月5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汪精卫提议，批准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会议决定继续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指第6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已开办了5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培养学生四百五十余人。前4届基本在广东省内招生。第5届主要在湖南、广东两省招生，另山东、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广西等省有少量学员来所学习。第六届将招生范围扩大，面向全国。）；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以“研究农民运动之理论与实施计划之指导”。
同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农民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为：林伯渠（主席）、陈公博、毛泽东、甘乃光、宋子文、谭植棠、萧楚女、阮啸仙、罗绮园。
2月6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向全国各省党部通告：为发展农民运动，特扩充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各省选派学生来学习。选派学生的条件是：“1.决心做农民运动，并无他项异想；2.中学程度，文理通顺；3.年龄十八以上二十八以下，身体强健无疾病；4.富勇敢奋斗精神。”
2月8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三次会议。以中央宣传部名义提出，宣传部以沈雁冰为秘书，顾谷宜为指导干事，吴求哲、陈署风为编辑干事，萧楚女、朱则、赖特才、朱雅零为检阅干事，为会议通过。
2月中旬 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宣传工作作三项指示：（一）起草一个以中央名义发的宣传大纲，向全国宣传国民党“二大”的精神。（二）将原来的检阅干事组成检阅会议。检阅会议对于党内外出版物中谬误的言论，应拟出纠正或驳斥之大纲。（三）设立宣传材料储藏机关，订阅海内外报刊、外文杂志及图书。
2月16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五次会议通报：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因病请假两星期（据沈雁冰回忆：“此次毛泽东的请假虽说‘因病’，实际上他是秘密往韶关（在湘、粤边界）去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部务由沈雁冰代理。
2月21日—24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目前政局及党的任务。会议提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必须在北伐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直隶，河北省旧称。）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这次会议陈独秀因病没有出席。
2月28日 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这个讲习班是为培养政治工作人才，由国民党中央决定开办的。讲习班由理事会领导。理事为谭延闿（主席）、程潜、林伯渠、陈嘉祐、鲁涤平、毛泽东、李富春。担任本班教授的有汪精卫、萧楚女、沈雁冰、朱剑帆、邓中夏、陈公博、高语罕、熊君锐、毛泽东。毛泽东负责讲授农民问题。）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指出：开办政治讲习班的重大意义，在于表明革命分子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反革命派，“在炮火中制造革命人材”。参加讲习班的学生，“必也是感受不自由而来此作革命工作，绝对不是抱升官发财的希望而来的”。“望诸位忍苦耐劳，大家联合起来，努力国民革命，努力世界革命！”
本月 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讲授农民问题。
3月7日 《政治周报》第五期出版。从这一期起，主编由沈雁冰接任。在此之前，由于毛泽东忙于参加国民党二大和会后的其他工作，《政治周报》有一个多月没有出版。
3月9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宣传部提出的国民党二大宣传大纲草案（关于国民党二大宣传大纲的起草情况，沈雁冰回忆说：我和萧楚女把“宣传大纲起草完毕，请毛泽东同志审核。毛泽东仔细看过，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又在草稿上加了‘军队与人民合作’一段话，然后对我说，还是送给汪精卫看一下”。），经过中常会第九次、第十次会议讨论原则通过后，又增写了“军队与人民合作”、“二大”各项决议案之重要意义等内容。增写后的宣传大纲于本次会议最后通过。
3月16日 上午，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十二次会议。宣传部提出的议案中有：（一）北京孙文主义学会完全为少数西山会议派的反动分子所组织，建议中央通告各级党部，声明该会为反动派的团体。（二）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章程应作修改，明确规定该会“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与监督”。该会若为行动的团体，“易于落入单独及私人行动与组织之危险，若为研究的团体则应受宣传部指导”。（三）上海《革命导报》为伪中央机关报，应请中央通告各级党部“禁止流行”。以上议案，均为会议通过。毛泽东还提出，对统一两广有功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1926年3月李宗仁等表示同意两广统一，完全接受广州国民政府领导。3月1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两广统一案，规定：（一）广西政府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二）广西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三）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指挥监督。）应“由中央嘉勉”，亦被会议通过。
同日 下午，出席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由毛泽东担任。
3月18日 在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会上发表讲演，题为《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讲演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都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讲演针对国内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指出：“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近代的太平天国革命，“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讲演要求吸取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二是“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强调“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讲演记录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旬刊》发表。
3月19日 出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十三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农民运动讲习所问题，批准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3月20日 蒋介石（蒋介石，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革命军总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广州市卫戍司令。）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事件）。事件发生后，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大都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毛泽东、周恩来曾在李富春住处商讨对策（1943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三月二十号事变是国共关系一个关键。这以前是广东省委主张进攻，上海中央主张退守。事变打击主要对象是俄顾问、黄埔共产党、省港纠察队。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毛插话：蒋当时只有一个同盟军即朱培德，此外均反蒋。）”“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而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可以反蒋的，黄埔有五百余党员”，“只要我们强硬，国民党左派是拥护我们反蒋的”。）。他们认为，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矛盾，而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基于这种形势，他们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回击。但是，在中国访问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布勃诺夫（布勃诺夫是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依文诺夫斯基在中国的化名。当时正率团员十余人在中国访问。三二○事件时恰在广州，在处理中山舰事件中，处于重要决策地位。）采取妥协态度。上海的中共中央得到三二○事件消息后，三月二十九日也发出指令，主张向蒋介石退让。指令说：“从党和军队纪律的观点来看，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3月23日 中央宣传部向国民党中常会第十四次会议提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日宣传大纲草案，被会议通过。中常会针对段祺瑞三月十八日在北京镇压爱国民众制造惨案，决定由宣传部起草反段宣言及宣传大纲。
3月30日 上午，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决定四月二日召集各团体举行示威，抗议段祺瑞惨杀北京爱国民众。
同日 下午，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议：请任高语罕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经过之区域，如赣、鄂、直、鲁、豫诸省。以上提议均由会议通过或作出相应决定。
4月2日 出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十七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宣传部提出“畸推按领（上田下令）书社假冒先总理名义，发行《社会主义论》小册应否禁止案”，建议今后“一切刊物凡有涉及总理生平、言行者，必须先经中央宣传部之审核，然后许可发行，所以昭慎重严纪律也”。
4月5日—7月4日 应聘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训育员养成所（训育员养成所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主办。宗旨为“造就一般指导青年运动的干部人材”，毕业后派往全省各学校担任党务及训育工作从事青年运动。应聘到所讲课的有恽代英、萧楚女、沈雁冰、张太雷、郭沫若等。）讲师，讲授农民问题。
4月6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根据蒋介石提议，决定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4月10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指派毛泽东、林伯渠、高语罕、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组成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考试委员会，对二十个省区选送的学生进行复试。在口试时，毛泽东还向学生询问各地农村情况及农民生活状况等。
4月13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次会议。提出在上海开办党报的议案，拟请任张静江为经理，张廷灏为副经理，柳亚子为编辑部主笔，沈雁冰为副主笔，侯绍裘、杨贤江、顾谷宜为编辑委员，获得会议通过（自上海《民国日报》变为拥护西山会议派的报纸后，上海即无由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党报。毛泽东曾委托沈雁冰到上海筹办《国民日报》，后因蒋介石、张静江阻挠，未能办成。）。
4月14日 出席广东省党部青年部训育员养成所举行的欢迎大会，欢迎来广州参加青年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应邀发表演说。
4月16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听取邓泽如关于南京举行孙中山陵墓奠基典礼时反动分子捣乱情形的报告后，决定由邓泽如、陈其瑗、毛泽东等进行审查，议定办法，提交下次会议讨论。
4月23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同邓泽如、陈其瑗、杨匏安提出关于处理南京陵墓事件中反动分子的审查报告，建议中常会作出训令：“全体党员不得认反动分子为党员，并不准加入各地未经本会批准擅自设立之孙文主义学会”。会议批准赖特才为宣传部代理秘书。
4月27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宣传部提出四项议案，其中有：扩大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宣传于全国各地；编印关于革命理论、策略、史事的丛书小册子；在宣传部之下设宣传委员会，以讨论、计划全国宣传事项；并请指派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彭泽民、陈其瑗、林伯渠、毛泽东七人为宣传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除第一项交政治委员会办理，其他各项均照准。
4月30日 出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宣传部提出三项提案：一、五一节用中央名义发表告工人、农民通电，在广州发传单。二、“五四”、“五七”纪念日中央发表通电。三、请中央发起纪念“五卅”全国反帝国主义示威运动。会议决定：一、二两项通电由宣传部起草，第三项照办。
5月3日 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伯渠主持，所长毛泽东报告农讲所筹备经过和招生情形。参加开学典礼的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谭延闿，青年部部长甘乃光，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文科学长郭沫若，国民大学校长陈其瑗，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彭湃，共产党代表彭述之等。
这一届农讲所有学生三百余人，来自二十个省区，萧楚女为教务主任，高语罕为政治训练主任。五月十五日正式开课。这届农讲所注重：（一）进行系统理论教育，增强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二）加强课外理论研究。（三）进行实际的农民问题研究。毛泽东曾主持拟定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调查研究时说：有几个典型调查材料丢失了，我比较伤心。在广东农民讲习所收集民歌几千首。民歌使人得到很多东西，丢了很可惜。）等三十六个项目引导学生作调查，并要学生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四）组织学生到农民运动开展得好的地区如海丰等地实习。（五）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军训时间占全课程的三分之一。毛泽东在农讲所建立了中共和共青团组织，积极发展党、团员。
5月4日 出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根据宣传部提议，通过编辑国民运动丛书办法；任沈雁冰为驻沪编纂国民运动丛书干事；增补胡汉民、顾孟余、邵力子为宣传委员。
5月7日 上午，出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派缪斌、褚民谊、陈其瑗、毛泽东代表中央常委会参加本日“五七”纪念大会。中午十二时，在广东大学操场参加广东各界纪念“五七”国耻大会。到会两万余人。毛泽东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进行中，发生右派分子捣乱事件，事件平息后大会照常进行。大会要求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惩戒捣乱分子。
5月11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由毛泽东等组成的纪念“五七”大会主席团，向会议报告右派分子捣乱纪念会事实经过。会议决定，由中央训令各党员：嗣后须一律服从党的决议，否则从严处置。
5月13日 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属宣传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陈公博、陈其瑗、邵力子、彭泽民等出席。会议通过宣传部所拟国民运动丛书书目（分五辑，共六十种），决定再增加中国农民问题、中国职工运动、国际联盟等四种。
5月15日—22日 出席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蒋介石向全会提出限制共产党、由新右派独揽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主要内容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全部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发给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等。这个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提案，事先取得了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同意。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指导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党团。中共党团在讨论是否接受此案时，发生争论。广东的大部分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个议案。彭述之主张，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只保持党外合作。鲍罗廷以暂时退让准备新的进攻为由，同张国焘决定要大家签字接受。《整理党务案》被通过。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迫辞职。
5月20日 以宣传部代理部长名义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报告三个多月来宣传部的工作。
5月25日 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第二十八次会议。谭平山提出辞组织部部长和中常会秘书两职，毛泽东辞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林伯渠辞农民部部长、中常会秘书及中央财政委员三职。会议决议，以上三案留待下次会议讨论。
5月28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通过关于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辞职问题案。任命蒋介石为组织部部长（这之后，蒋介石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按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出征动员令下达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这样，蒋介石便垄断了党、政、军、财大权。），顾孟余为代理宣传部部长，甘乃光为农民部部长。六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改组，毛泽东及其他共产党人被免去委员职务。
5月30日 上午九时，在第六届农讲所召开纪念“五卅”大会。十一时半，率农讲所学生到东较场参加广州各界纪念“五卅”大会并游行示威，参加群众达十万以上。游行时大雨滂沱，群众精神振奋，高呼口号，唱革命歌曲。回所后，毛泽东又冒雨演说十分钟。
6月初 开始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共授课二十三小时。讲稿总结中国农民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在此之前，中国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在于“完全未得三万万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讲稿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革命党的一个中心问题。讲稿在谈到国家问题时说：列宁著有《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得很清楚，历来的国家机关都掌握在少数人的统治阶级手里。“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一，即不改旧制度。”“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地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
6月3日、8日、25日 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农村教育问题。讲稿提出：农村教育是现社会很大的问题。现在农村中盛行的是封建教育，就是忠孝主义，它“钳制人民自由数千年之久，使个性发展丝毫无有”。现在的学校教育是资本主义的教育，即“新学”，反映新经济，讲新思想、民族思想等。这种教育，受地主阶级的反对，也受农民的反对，因为它不适合农民的切身利益。今后农村教育要适合于农民的需要，“适合于农民经济之发展，并使农民得到解放”。毛泽东在农讲所还讲授地理课。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生除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主要对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上给予政治的影响等，都要了解。
6月23日 同第六届农讲所全体学生一起参加广州沙基惨案（1925年6月23日由香港回到广州的罢工工人和广州工人、四郊农民、青年士兵、学生约十万人举行游行大示威，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村时，遭到英、法等国的武装镇压，死五十余人，重伤一百七十余人。史称沙基惨案。）一周年纪念大会。全市各界群众游行时，忽狂风大作，暴雨骤降，毛泽东率领全体学生走在最前列，高呼口号，冒雨行进。
7月4日—6日 出席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事宜，通过《关于国民革命军出师对全体党员之训令》，决定发布《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并举行出师典礼大会。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表就职宣言。
7月初 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攻占湖南泗汾、醴陵。第四军和第七军主力同第八军向湖南进攻，十一日占领长沙。北伐军受到湖南工农民众的热情支持。
7月12日—18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会议明确把蒋介石划为新右派的代表，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强调“我们在国民党内的政策，应当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地应付中派，而公开地反攻右派。”但是，会议对资产阶级的作用估计过高，强调联合，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对农民运动则限制较多，说农民协会“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等。
7月 带领第六届农讲所五十名学生到韶关地区实习一个星期，参观并考察农民运动的情况。八月中旬，又组织农讲所全体学生到海丰实习两星期。
8月14日 以第六届农讲所所长身份应邀参加在广州中山大学礼堂举行的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大会并致词。毛泽东说：诸位在广东开会，顶要紧的不要忘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诸位今天参观，最好就下乡去，到民间去，直接去指导农民，唤醒他们守旧的劣根性，根本救治农业。”“现在农村经济非常枯涩，农民生活非常困难，因此广东农民问题，当是诸位开会的一个问题”。
8月17日 应邀参加国民党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开幕典礼，并发表演说。
8月20日—9月中旬 应聘为国民党广东省农委举办的调查员训练班（调查员训练班是广东农委为加强调查工作，训练做调查工作的人才，以改变缺乏调查工作、不了解农民详情的状况而举办的。提出调查项目165个，计划先从重点县调查，每县调查两个乡或4个乡，主要调查农村的土地数量及占有情况，农村中各阶级、社会各团体的经济政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收集重要会议记录、传单、契约、风俗等各种材料。）讲课，讲授共产国际、苏俄、土地问题。
8月27日—30日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相继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部队，直指武汉。
9月1日 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文章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惟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文章说：“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文章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城市工人、学生和中小商人的工作，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指出：“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的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而农民运动则是推翻地主政权，“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文章希望，有大批同志下决心去做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文章深感研究农民问题的材料之缺乏，希望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革命同志注意。二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全文转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要中央宣传部的羊牧之依据毛泽东此文的意见增添宣传内容。
9月3日 到黄埔军校讲演。
9月11日 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典礼上作总结报告。
9月 《农民问题丛刊》开始陆续出版。毛泽东主持编印的这套丛刊，是在主办农讲所期间，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原计划出五十二种，为条件所限只出版了二十六种。丛刊主要介绍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和各阶级的情况，各地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中国国民党的农民政策，以及苏俄和其他国家的农民运动。其中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所做。
10月10日 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昌，吴佩孚的主力被消灭。
10月15日—28日 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各省区市党部、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北伐取得相当胜利的情况下，为应对当前局势而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民政府的发展、迁都（会前蒋介石曾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等，要求中央和政府机关迁往武汉。会议经过讨论作出决定：仍设广州，暂不迁移。）、召开国民会议、国民党的最近政策等问题，通过了《联席会议决议案效力问题决议案》，《中国国民党的最近政纲》等。会议向全国发出宣言，重申继续执行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这次国民党联席会议情况，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曾作专门介绍，写道：联席会议的出席人数，共产党员占四分之一，左派比此数稍多，再加半左派，“所以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右派中派（以丁惟汾为有力领袖，戴季陶亦出席数次，未发言）共约占四分之一，但不敢多说话”。“张静江说：‘这会议纵多数通过，亦不能算本党的意思’。”“孙科说：有些问题‘即要找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
10月23日 国民党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的最近政纲草案。毛泽东提议：应“重订适合一般商人利益之商会法”。随后，陈其瑗、简琴石、毛泽东等七人联名提出《商民运动提案》。提案说：“我们应打倒者是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之走狗的资本家。中小商人同是被压迫阶级，应受本党保护。”“此后做工人运动者应向工人详细解释，以免妨碍商民运动。”
10月25日 国民党联席会议继续讨论国民党的最近政纲草案。在讨论农民问题时，会议否决了湖南等代表提出的“解散摧残农会之民团或团防局”一案。毛泽东支持湖南代表，要求将其作一议案另行提出讨论。二十八日，联席会议讨论由甘乃光、毛泽东等三十余人提出的《关于民团问题决议草案》。草案提出：“旧有之民团、团防局或保卫局等组织，在事实上多属土豪劣绅及不法地主之武力，此等武力常为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动派所利用，破坏农民运动，摇动本党及国民政府之基础，于党及政府之前途危险实甚。”“凡摧残农民之民团、团防局或保卫团，政府须解散并惩治之。”该草案被会议通过。
10月26日 国民党联席会议决定由主席团指定徐谦、陈其瑗、毛泽东等七人会同主席团起草全国联合会政纲。二十七日，大会通过《全国联合会之政纲》。政纲提出一些符合人民利益的基本要求，如“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遇饥荒时得免付田租”，“农民有设立农民协会之自由”等。
10月27日 国民党联席会议继续讨论国民党的最近政纲草案。关于“不得预征钱粮”一项，宋子文、孙科以国民党政治会议已决定在广东预征一年为由，提出继续实行。毛泽东发言说：“本党最重要之政策为农民政策，预征钱粮足使农民对本党发生怀疑，不如用公债一法取之于少数有钱人较为可行。”由于意见分歧，大会主席团指定陈其瑗、甘乃光、孙科、毛泽东等与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会下商议解决办法。会商中，宋子文仍坚持预征钱粮。二十八日，毛泽东在联席会议上再次发言：“昨据宋部长说，预征钱粮不过仅收得二三百万元，何苦以此区区之数使数千万农民或大多数人民怀疑我们的决议案是不能实行呢。本席仍旧主张发行三百万殷实公债，向殷实商人募集。”会议僵持不下，主席宣布交政治会议办理。
10月28日 国民党联席会议举行最后一天会议。会上，关于联席会议的地位和权能、联席会议决议是否有效的问题发生争论。丁惟汾（丁惟汾，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常委兼青年部部长。）提出联席会议“没有变更或推翻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之权能，如有此等错误，即是违背总章，违背总章必定是无效的”。许多代表对丁惟汾企图否定联席会议决议的发言纷纷质辩。毛泽东说：“联席会议的性质，于开会时谭主席已说得很清楚（谭延闿在开会词中说：因为北伐已得到相当的胜利，“我们应该有新的应付方法，所以由中央常务会议及政治会议讨论，以为应该召集一个全国代表大会，来决定方针，但一时又不易召集，如果召集中央全体会议，人数又不很多，所以请各省派人加入，大家来开会讨论一下”。“这次开会凡到会的都有议决权”。）。今天丁同志忽然提出疑问，真是怪事。”“说联席会议没有地位，何以中央召集这个会议。今天来修正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实际上的权能已经超过全国代表大会之上。所有联席会议的决议我看是完全有效，而且是不能再有人来加以修正的。”大会执行主席吴玉章提出：以“联席会议决议即须切实实行，只有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方有修正之权”等文字用决议的方式来保障本会议的决议案。会议通过。会议还对西山会议派及各省区孙文主义学会主持人物的处分问题作出决议。
11月4日 国民革命军攻克九江。八日，进占南昌。孙传芳的主力部队被消灭。
11月8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改变联席会议的决定，决议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1926年12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出迁都通电：“政府迁移在即，现已停止办公。”）。
11月上旬 离开广州到上海。这时，杨开慧和母亲携毛岸英、毛岸青由广州回到湖南。
同旬 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彭湃、阮啸仙、易礼容、陆沉、萧人鹄和青年团一人共七人组成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以委员一人常驻中央，另在汉口设办事处，就便指导湘、鄂、豫、赣、川农运工作。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农委拟定《目前农运计划》，提出：“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并促成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计划，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局通过。
11月25日 在《向导》周报发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文章指出，江浙两省是工商业发达地区，工人、商人的地位容易被人重视，而对农民“便少有人重视其地位”。文章批评了“以为两省乃太平富庶之区，农民并无多大痛苦”的说法，列举近几年来江浙农民自发地反对残酷的封建压榨的一系列事件。
11月下旬 离上海经南昌赴武汉。二十六日晚，在南昌会晤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商谈在武昌开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问题。二十七日，由林伯渠陪同访问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争取他的支持。由于林伯渠和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多方面做工作，二十九日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作出决议：江西选派一百五十名学员送武昌农讲所，并负担经费一万二千元。
11月底（或12月初） 到达武汉。在汉口建立中共中央农委办事处。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筹商举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
12月3日 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电请毛泽东到湖南对大会进行指导。电文称：“敝会已于东日（东日，即1日。）开幕，现正讨论各案。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
12月13日 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1926年12月13日至1927年2月21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停止办公从广东搬迁武汉期间，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联席会议由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汉口特别市和湖北省党部代表各1人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员吴玉章、于树德、董必武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蒋介石一直反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的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这时，蒋介石从主张迁都武汉转而反对迁都武汉，企图在南昌另立中央，并开始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密商，准备公开反共。联席会议坚持迁都武汉。
12月中旬 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作政治报告。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北伐战争形势的发展，制定党的主要斗争策略。会上，广东区委的同志重申依靠工农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主张，湖南区委的同志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赞成湖南区委的主张。他还提醒中央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力的问题：“在粤同志有人说，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陈独秀反对广东区委、湖南区委的主张，说他们犯了“左稚病”。陈独秀认为：解决土地问题，在目前还只是宣传，不能马上实行；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应当尽力加以联合；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集团是左派，应尽力帮助其发展。会议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通过关于政治报告议决案，以及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关于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等议决案。
12月17日 由汉口到长沙，参加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准备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情况。大会期间，曾同湖南的同志商讨起草各种决议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共通过铲除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减租减息，建立农民自卫武装和农民政权等40个决议案。）。
12月20日 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欢迎大会（1926年12月22日出版的《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对出席会议的毛泽东作了如下报道：“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重。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后为赵恒惕所知，谋置先生于死地，先生闻讯，间道入粤。在粤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要职，此次革命军势力北展，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基础起见，遂于前月离粤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曾电请先生回湘，指导一切，现已抵湘。”）。在欢迎会上作《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演说，指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又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
12月27日 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出席湖南全省工、农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闭幕会。在会上作关于革命联合战线问题的演说（毛泽东关于革命联合战线问题的演说，《湖南民报》1926年12月29日作了报道。后来这份报纸遗失。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读过这份报纸的同志记载，演说的大意是：反革命方面已经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他斥责“惰农运动”、“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等宣传，说：那种只准地主向农民压榨，不准农民向地主争斗的人，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方面，就是破坏革命的人。他还提醒大家注意，现时湖南虽然由国民政府所统治，但实际上赵恒惕的余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势力还很大。）。
12月28日 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出席国民党长沙市党部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式并讲话。
同日 长沙《大公报》报道：中央党部执行委员毛泽东，拟于日内分赴湖南宁乡、新化、衡山、衡阳、湘潭、醴陵、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十余县巡视党务状况。湖南省党部决定派戴述人偕往，并请毛泽东将湖南方面所要调查的六项内容（6项内容是：“（一）考察各种纠纷之原因，指导解决方法。（二）宣传农工运动之重要。（三）解释开米禁问题。（四）指示民食问题具体方法。（五）注重全国的革命问题，现尚是军政时期。（六）宣传中央联席会议的议决案。”）会同考察。
12月底 经与中共湖南区委商定，为参加湖南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开办一短期训练班，一九二七年一月初结束。毛泽东作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