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拜在学术文凭的神坛下｜

我们都跪拜在学术文凭的神坛下，社会对人们的学位怀着强烈的执念。他们有没有高中文凭？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成绩是多少？他们上了多少门先修课程，先修课程考试拿了几个5分？他们有没有大学或高等教育学位？他们上的学校是不是重点大学？绩点是多少？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分数是多少？我们不断问着这些问题，就好像问题的答案能让我们一眼看清一个人的内在价值。与此同时，我们为了获得这些文凭，正在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和金钱。看看我们周围，K-12教育成本逐年上升，大学学费水涨船高，学生们在学校的时间越来越长，家庭作业越来越繁重，课外辅导价格越来越高，各类统考的名头越来越多，应试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兴旺。

但是，在这一片喧嚣之中，总让人觉得缺了什么。虽然整个社会在教育领域付出了巨大的投入，大部分学生依然不具备找到好工作、成为好公民的基本技能。甚至，很多年轻人连怎么做个好人，怎么让自己幸福快乐都不知道。

真实的数据就如敲响了一记警钟。最近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只有11%的商界领袖认为大学教育能为社会培养出合格的毕业生，帮助他们在职业发展中取得成功。更令人警醒的是，近几年的大学毕业生中，超过一半的人处于失业状态，或做着高中毕业生就能胜任的工作。然而，虽然人们对大学所怀的期望和结果之间存在严重的差距，但美国依旧有94%的成年人认为，大学文凭对于职业发展至关重要。我们的信念还没能追赶上这个世界的现实情况。

我们也指望着教育系统能将年轻人培养成为有责任、有见识的合格公民。可悲的是，这个目标我们也没有实现。非营利教育研究机构“公正事实研究所”（Just Facts）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就连活跃度最高的一批选民都对实际情况浑然不知。包括政府开支、收入分配和气候变化在内的20个问题中，“活跃选民”，即那些真正去投票的人，只能答对其中的20%。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Natoi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最近进行的普查显示，在1998年到2010年之间，十二年级学生的公民知识和技能出现了退步。我们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对歌坛明星碧昂斯和政界名人伯纳的了解和关注要高于其他。他们对篮球明星勒布朗·詹姆斯的年薪了如指掌，却对伊拉克战争的成本知之甚少；对真人秀《鸭子王朝》的细节内容如数家珍，却对美国国债的数额一头雾水。

每当我们问及家长最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什么，他们的回答几乎毫无例外的是：“只想让孩子过得开心。”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家长和学校对待孩子的方式却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学校考试中所考察的各类指标与生活技能几乎没有关联，而且大部分孩子还拿不到高分。我们总是告诉孩子，如果没有高中毕业文凭，他们就是百无一用的败类，却没有在4年的高中学习中向他们提供具有实际价值、让他们乐于参与的挑战。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对孩子灌输这样的道理：人生成功的关键就是考入名牌大学。当孩子们因为收到几封名牌大学发来的拒绝信而感到无地自容时，家长往往又会摆出无法理解的面孔。单拿青少年自杀率攀升这一件事来说，自1950年以来，美国的大学生自杀率翻了一番，而中学自杀率已是当年的3倍。

我们生活在一个持续创新的社会。在当下的新形势中，职业发展所必备的技能与成为一名合格公民所需的技能是相融合的。50年前，在互联网诞生之前，学校教孩子去学习“事实信息”是合理的。但如今，比别人掌握更多的事实信息已经构不成比较优势，因为知识早已成为所有人的公用品。人们只需在手机屏幕上滑动几下，便能通晓古今。现在，成年人需要有能力问出一针见血的问题，对信息进行批判性分析，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并进行协作和有效交流。上述技能是职业发展和履行公民责任所必不可少的部分。

然而，培养学生拥有上述能力，正是如今学校的短板所在。每年教育系统都会向社会输出数百万年轻人，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考核，却只关注内容记忆能力这样的片面因素。事实上，强加在学生头脑中的内容其实是任何一部手机都能装得下的。由此，我们将年轻人送上了通往失败和苦闷的道路。从每一个重要角度来看，教育亡国，绝非戏言。

为了搞清楚文凭和能力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我们就要从头追溯，沿着时间的长河一直向前，回到印刷术发明之前，回到轮子发明之前，回到洞穴人时代。这段简史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文凭而非能力在当今社会中占得了上风。

从人类物种起源开始，人便开始不断地发明、学习、适应。而且，人们还会彼此分享知识。在原始版的洞穴学校中，洞穴里的父母会将有关生存的重要知识传授给孩子，包括在捕猎过程中相互协作的有效方法，危险临近时自我防御的手段，冬季避免饥寒交迫的绝招等。洞穴时代的家长还会教孩子们如何与家族或部落成员友好相处。听起来再简单不过，但洞穴时代教育的核心目的非常清晰：让下一代掌握生存繁衍所必需的经验教训。

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社会出现了一批商人和手艺人：农民、铁匠、皮匠、裁缝等。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有效的教育形式：学徒制。徒弟拜师，在师父的言传身教下，通过做事来学习。在达到大师水平之前，徒弟一直保持学徒状态。数千年来，学徒制构成了原始经济形式的教育主干，使得重要的技能能够世代相传。

从一群群四处游荡的野蛮人中，社会发展出越来越丰富的层级结构。伴随着工匠和商人的出现，精英统治阶级也应运而生。以学徒身份跟着师父成长起来的商人，成为新兴经济的中坚力量。那些生在贵族世家的幸运儿则高高在上，不用学习经商。他们终日沉浸在思想、艺术和修辞的学问中，这些技能在统治阶级看来十分重要。贵族儿童的受教育过程一般是由德高望重的导师专门制定的。

举例来说，在古希腊，富人家的男孩子通常会学习阅读、写作、歌唱和乐器演奏。这些学生的学习方法是观察导师演讲，帮助导师执行公务，陪伴导师出席酒会等。最富有而非最优秀的学生，会跟随著名导师到雅典学园等地继续深造。导师的名望就是学生的文凭。

无论是学徒，还是带着神圣光环的统治阶级成员，从历史上来看，教育一直与拥有某种意义的“文凭”直接挂钩。获得的文凭也与你一生将从事的事业相吻合。对于贵族来说，文凭来自神圣的血脉和导师的声望。对于学徒来说，文凭来自拜大师为师。学徒若想达到大师水平，并没有固定的时间期限。学徒的提升速度有快有慢，从师父那里获得的都是个性化的指导和任务。另一方面，师父的名望也取决于徒弟的成功。这些走过数千年历程的教育方法是有效的，却存在一个很大的局限性：无法扩大规模，无法满足飞速增长的人口数量。

找个好师父，当个好学徒

以打造精美家具这个手艺为例。做家具需要心灵手巧，有耐性和艺术造诣，还需要掌握数学、材料科学和化学等相关知识。那么，怎样才能成为大师级家具匠人呢？为此，我们和全美顶尖的家具大师蒂姆·菲尔布里克（Tim Philbrick）专门长谈了一次。蒂姆的作品享誉世界，在波士顿美术馆、史密森学会伦威克画廊、罗德岛设计学院和费城艺术博物馆都有展览。蒂姆成长于学术世家，父亲在布朗大学教英文。他的父亲也非常支持通过动手、实践来进行学习并获得成就的方法。

高中毕业之后，蒂姆便追随自己的兴趣，开始制作精美的家具。那是20世纪70年代。他没有选择在大学度过4年的学习生涯，而是跟随家具大师约翰尼·诺瑟普（Johnny Northup）度过了4年的学徒时光。跟着师父诺瑟普，蒂姆不仅能学到世界级的家具制作工艺，还能赚到每周80美元的薪水。蒂姆至今还记得，当他说自己打算学习家具制作，不打算上大学时家里那些亲戚的反应。有人因蒂姆即将走向“蓝领”职业生涯而惊骇不已，也有人表示非常支持。他依然记得祖母当初说过的话，每次想起，都令他心头涌出一股暖流：“要想动手做事，要费很多脑子”。

有些大学也设有高级家具制作专业。蒂姆说道：“我觉得自己在诺瑟普老师的家具店里做学徒学到的东西要多得多。传统的学校课程要用一个学期的时间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楔形接合之类的某种工艺，而实践型学徒经历则需要我同时面对一系列复杂而模糊的挑战。我做了大量家具修复工作，知道了家具一般会出什么样的问题。而且，我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进步，因为作品就摆在眼前。”从本质上讲，蒂姆以成为大师为驱动力，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学院经历”，而且一分钱学费也没花。

4年的学徒生活结束后，虽然没有正式毕业文凭，但蒂姆被波士顿大学录取了，到那里继续学习手工艺，并获得了木制家具设计专业的硕士文凭。同时，他还辅修了美国研究课程，侧重于精美家具发展史。为了获得学位，他需要完成一系列大师级别的作品，并由专业家具设计师进行评审。用蒂姆的话说，就是“直接从中世纪行会制度照搬过来的方法”。自此之后，蒂姆一路向前，成为世界知名的顶级家具匠人。

蒂姆的成长得益于学徒制。几个世纪以来，学徒制一直是年轻匠人的“文凭”来源。年轻人会追随某一领域的专家，直到自己成长为大师。历史学家在谈到保罗·列维尔（Paul Revere）的银匠文凭时，会提起他曾在约翰·科尼（John Coney）门下做学徒；画家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曾拜尤金·布丁（Eugene Boudin）为师；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是约瑟夫·莱曼·西尔斯比（Joseph Lyman Silsbee）的门徒；拉赫玛尼诺夫（Rachmaninoff）曾追随兹维列夫（Zverev）多年。这类例子不胜枚举。重点在于这些名人曾是谁的学徒，而不在于他们上了哪所学校。几乎毫无例外，为人类文明做出伟大贡献的杰出人士都受过学徒教育，而不是靠记笔记成长起来的。想到这一点，不禁令人唏嘘。

目前的教育体制大约起源于7个世纪以前。因宗教社会需要大量抄录《圣经》，学校应运而生。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拉丁文法学校，以培养僧侣和神职人员抄录《圣经》。这种抄录是逐字逐句的照搬，每一本新抄录的《圣经》都要与原本毫无差异。这些文法学校秉承四条核心教育理念：标准化、时间效率、错误最少化和对偏差的零容忍，无论这偏差是因为大意还是出于学生的创新。这种情形是否似曾相识？

随着《圣经》抄录本在社会上的流传，拉丁文法学校的模式也得到了复制。早期的英国寄宿学校就是以这些抄录《圣经》的学校工厂为先例的。这种模式塑造了遍及欧洲和美国各地的教育体系，并最终推广到了全世界，其核心教育理念直到今天依然屹立不倒。

18世纪，教育创新在令人意想不到的普鲁士生根发芽。在拿破仑战争失利后，普鲁士人开始实行为期8年的强制初级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的阅读、写作和算术能力。他们提出了年级、班级、学科等概念，培育出一批控制欲极强的教师，而非传统的大师级顾问。他们打造出的学校可以按需扩大，旨在向学生传授早期工业社会所需的生存技能。这一模式很快便在欧洲得到推广。

1843年，一个名叫霍勒斯·曼（Horace Mann）的人来到德国，后又将普鲁士教育体系引入美国。马萨诸塞州实行税费支持的初级公立教育体制时，曼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他还为美国新型教育体制的推行奠定了基础。19世纪末，美国需要对大量来自农村的移民和难民进行教育，培养他们具备基本的公民意识，帮助他们在迅速发展的工业社会中找到工作。随着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等工作流程专家提出了高效的生产方式，工人在生产链上专注的专业范围也越来越窄。要知道，工业社会需要的是执行单一任务、可替换的员工，而非技艺精湛的匠人。

于是，社会需要学校为迅速膨胀的城市和工业化生产培养大批具备基本技能的工厂工人，让他们听从命令、守时、执行机械式的任务。我们还希望这些经过培训的未来劳动者拥有成为合格公民必须具备的读写能力。个人导师，一间屋子便能容纳下老师与学生的私塾，这些19世纪教育体制的标志性配备，转瞬之间便不再适用。

20世纪之始，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装配线教育模式”（assembly-line model of education），能大批量培养出比以往教育体制多得多的学生。这种教育模式能很好地满足其设计初衷：培训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让他们快速掌握执行重复性任务的技能，记住一定量的内容知识，将失误率控制在最低。该教育模式在20世纪上半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的教育体系就以此为基础，完全满足了快速发展的工业经济的需求，令美国坐上了世界经济霸主的头把交椅。

随着20世纪向前发展，社会经济中的基础元素也发生了改变。20世纪中叶，美国的工业体系开始实行外包，将低工资的例行工作转移到海外。随着制造业的工作机会逐渐减少，社会上出现了数百万白领“知识工人”，这一概念由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于1959年提出。他们为美国经济发展的下一阶段添砖加瓦，催生了富有活力的中产阶级。社会经济中充斥着诸多大型组织，这些组织渴望获得中层知识工人，对信息进行生产、提炼和管理。

为了跟上变革的步伐，美国人越来越重视教育，学生在学校里读书的年头也越来越长。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的数量逐年攀升。普鲁士风格的美国教育模式，除了细枝末节的改变之外，比如在公立高中阶段加入大学预备课程，其核心依然保持着最初的风格，主要是将基础读写计算能力和内容知识从老师传授给学生。这种方式能有效地将学生培养成为知识工人。教育体制和社会经济继续并驾齐驱，成果丰硕。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一些人开始对美国的教育现状表示担忧。这些人援引数据，质疑美国学生的国际竞争力，由此将矛头指向标准化考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他们表示，发展缓慢的美国教育体制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趋势。30年前问世的报告《国家处于危机之中》（A Nation at Risk）极具先见之明。报告指出：“如果哪个不友好国家发表言论指责美国当下碌碌无为的教育体制，我们很可能将其视为战争挑衅。”

步入21世纪，美国教育面临着一个不进则退的选择。我们可以推翻现有教育体制，彻底改头换面，就像“基础学校联盟”（Coalition of Essential Schools）创始人泰德·塞泽（Ted Sizer）1984年宣扬的立场一样。或者，我们可以更加有力地敦促现有体制实现渐进式提升，通过政策手段来实现课程同质化和更加深入的标准化考试，并将教师问责制与学生考试成绩相挂钩。

但美国下错了赌注，将筹码全放在了过时的教育体制上。当小布什总统和肯尼迪参议员联合起来，于2002年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立法时，更是让现实雪上加霜。该法案相当于给学生必须面对的标准化考试配上了超光速引擎。随后，2009年，奥巴马总统和他的教育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发布了“力争上游”教改计划，实际就是通过贿赂的手段说服各州实行新政策，让老师对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的成绩负责。到了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应试教育”已牢固确立了其宇宙中心的地位。然而，尽管上上下下齐心协力不断加强应试教育，学生真实的考试成绩却并没有起色。

简而言之，美国选择了错误的目标，酿成了失败的后果。这场比赛，美国人根本没有获胜的机会，因为那些国家的孩子除了睡觉之外，全部时间都用在了备考上。我们追随韩国和新加坡，一味比拼标准化考试成绩，而不是想着怎么教育年轻人去拥抱这个充满创新和机会的世界。而事实上，后一场比赛中美国人是占有优势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美国正在为这个错误的选择付出高昂的代价。面对应试的沉重负担，学生和老师的活跃程度都在急剧下跌。报告称，有近80%的五年级学生会在学校积极参与各项活动，而到了高中，这个比例只剩下40%。而盖洛普教育部执行总监布兰登·巴斯蒂德（Brandon Busteed）称：“盖洛普针对全部职业展开调查，在工作场合拥有‘话语权’和‘主管营造开放和信任的环境’这两项指标中，教师职业排在最末尾。”

退一万步讲，就算世界停滞不前，美国的教育思路也是大错特错。更何况，整个世界正在你追我赶地向前冲。21世纪伊始，互联网大潮便汹涌袭来，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变革，教育系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前互联网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稀缺的世界里，最佳的信息来源就是学校和图书馆。但在无处不在的互联服务出现后，知识成了像空气和水一样的免费物品，在每一台能上网的设备上都可以找到。人们不再需要教师或图书管理员的指导就能自学成才。

短短10年时间，内容知识的重要性就从前排挪到了后排。由于信息可供每一个人随时取用，在职场上，内容知识不再受到重视。在这个以创新为动力的社会中，最重要的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能利用你知道的东西做什么。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无论是想赚钱养家，过上体面的生活，还是想成为活跃的知情公民，人们所需的技能与过去相比已有了根本性的不同。

道理很简单，世界改变了，我们的学校却卡在了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上，停滞不前。“知识工人”已成为历史，如今的世界需要的是“聪明的创造者”。

我们在努力对教育进行“修整”的同时，也通过一系列行为连根拔除了年青一代的创造精神和自信心。比如逼迫孩子去做烦琐的事情，为了准备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词语测试而背诵“extirpate”（连根拔除）的定义。一遍又一遍，一堂课接一堂课，一本作业跟着一本作业，我们让孩子形成了寻找唯一正确答案的习惯，而不是鼓励他们形成富有创造力的多重思路。当他们问道：“我什么时候才能用上这个？”我们只会回答：“相信我，现在记住了，以后需要用的时候就很方便了。”但以后不会用上的，而且孩子们心里清楚得很。于是，他们就把学校看作是必须跳过去的一连串大坑，而不是为实现梦想而学习技能、积累资源的场所。最不堪的是，一边是我们在大肆实施那些最能抹杀创造力的手段，另一边整个世界却在大喊着：“我们需要有创意、有能力去解决问题的人！”我们的教育体系却对此充耳不闻（教育体系造成的恶果参见图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