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抑制和中国的失衡

本节突出强调了中国经济失衡的某些方面。每一个方面的失衡都在抑制性金融政策的分析框架中进行了讨论以尝试揭示这些抑制性金融政策在失衡的出现上所扮演的角色。

结构性失衡

最近的研究显示抑制性金融政策和结构性失衡相关。典型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遵循相似的结构转型模式。与经济增长相伴的是农业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的下降和工业部门占GDP比重的上升。后者会随着服务业部门的扩张而减小。然而，在利用严格的抑制性金融政策的国家，此类政策将会使结构转型放缓。Johansson和Wang（2011）发展了一个模型，在该模型中，金融抑制会影响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之间的平衡。他们有关非均衡增长的模型的主要含义是一个相对于工业部门而言受到抑制的服务业部门。他们基于大量国家的经验发现支持了其理论框架，表明制度性扭曲能够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就中国而言，非均衡的发展模式相当清晰。图3-4描绘了中国改革时期的结构变迁。尽管农业部门遵循了能够在许多其他国家看到的典型的结构变迁模式，在三十年中，工业占GDP的比例一直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上。给定在1978年以前对工业部门的关注，工业占GDP的比例在改革开放初期非常高。这一比重在一个如此长的高速经济增长期维持在这一水平表明经济结构已经被严重扭曲了。

图3-4 各部门GDP占比，1978～2008年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

在中国所发现的情况相似的结构失衡与在其他东亚国家经常看到的发展状况类似，在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存在的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和广泛的计划和管制意味着正是这种状况本身发挥了不同的发展性功能并引导了工业化进程（Amsden, 1989; Johnson, 1982; Wade, 1990）。中国可能比其他国家更多地描绘了这一发展模式并且同时显示了一个阶段中的国家干预的成功如何在后来使国家像一个利益集团一样行动，并因此成为持续调整的障碍。Johansson和Wang（2011）所发现的经验证据和发展状况通常与对工业发展的严重依赖相关联的事实支持了这样一种论点，即更少的抑制性金融政策会更有助于减少中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不平等。经济结构再平衡本身也会对中国经济的许多其他领域产生影响，包括外部均衡，劳动力市场，等等。

外部失衡

中国的大规模外部失衡是一个敏感的和激烈争论的话题，特别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过去十年中的大部分时期，中国维持了在许多人看来明显的货币低估（Frankle, 2006; Goldstein and Lardy, 2006），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一直持续存在。图3-5显示了过去三十年间的经常账户和贸易差额情况。从2003年到2007年贸易差额从一个原本就已经很高的水平上急剧扩大。贸易盈余仅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后期有所下降。

图3-5 中国的经常账户和贸易余额，1981～2010年

注：左侧坐标轴为经常账户，右侧为贸易余额。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

导致中国外部失衡的可能原因有很多。例如，汇率通常被认为是中国不断增长的贸易盈余背后的最主要原因。然而，经常被忽视的是抑制性的金融政策如何在一般意义上对一个国家的外部平衡产生影响。在一项最近的研究中，Johansson和Wang（2012a）使用跨国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抑制和外部失衡之间的关系。针对抑制性金融政策如何影响经常账户他们提出了两个假说。首先，他们在之前工作（Johansson and Wang, 2011）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模型，认为金融抑制可以通过基本经济结构的失衡引起外部失衡。以中国为例，如果抑制性金融政策被用于以某些部门为代价来发展工业部门，结果很可能是出口的强劲增长，因为制造业是工业部门的重要部分。其次，金融抑制能够通过阻碍金融发展导致外部失衡。由于金融发达的经济体更少担心它们的国际金融韧性，所以金融发展通常与较低水平的经常账户相关。尽管Johansson和Wang（2012a）的经验结果主要支持了第一个假说，第二个很合理，可能中国尤其如此。因此最近的研究强调了金融部门的基础性结构特征对外部失衡的至少是部分性的影响。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一个受到严重抑制的金融部门和可能助长了外部失衡使其在过去十年间变得更为严重。

不平等

上升的不平等是中国政府的首要担忧之一。中国政府担心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和这个国家一般性的收入不平等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社会不稳定。图3-6显示了在改革期间不平等水平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水平。基尼系数在整个改革期间稳定上升。从1978年相对较低的0.29增长到了2005年的接近0.47（Fang and Yu, 2012）。不平等问题已经敏感到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十年中都没有再公开发布基尼系数。尽管国家统计局争辩说不发布基尼系数的原因是由于数据不完整，但是政府被批评是在努力淡化巨大的财富差距（Fang and Yu, 2012）。图3-6还显示出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比的变动和通过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变动很同步，表明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构成了这个国家总体收入不平等的重要部分。

图3-6 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比，1978～2005年

注：左侧坐标轴为城乡收入比，右侧为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

抑制性金融政策会导致更高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正如Johansson和Wang（2012b）所指出的，在金融市场分割的国家受到抑制的利息率会导致对储蓄的非均衡回报。原因在于富人有更多的可选投资工具。对中国的农村家庭而言，能够投资储蓄的选择很少，最常见的储蓄形式就是一个典型的银行账户。对于更富有的人群则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投资机会，包括一系列的金融工具和普通中国人所承担不起的房地产市场投资。此外，如之前所提到的，抑制性金融政策能够对金融发展过程造成严重的破坏。Demirguc-Kunt和Levine（2009）注意到，在金融市场很不完全的情况下，投资机会是动态资产的函数。这是因为一个生产者的财富对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有很大的影响，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对投资机会施加了约束。除此之外，金融发展还通过其他渠道同平等发生联系。例如，有效率的信贷市场使得人们更可能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无论其父母是否富有，从而减少了持久的或者是代际间的不平等（Demirguc-Kunt and Levine, 2009）。

给定抑制性金融政策能够对收入不平等产生的潜在重要影响，当前的政策正同中国努力要实现的目标背道而驰。不平等是“十二五”规划强调的失衡之一；然而，迄今为止的政策讨论都没有关注严重的抑制性金融政策同不平等的关系。很可能的是，中国高水平的金融抑制，特别是过度使用的抑制性利息率，加剧了不断增加的家庭收入不平等。因此，如果政府减轻这些抑制政策，在应对不平等方面可能会更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