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抑制性金融政策

在本节，我们讨论中国抑制性金融政策的不同形式。文献中最经常提到的那些存在于中国的抑制性金融政策包括利率控制，信贷控制和准备金要求；然而金融抑制还包括一些其他能够并且经常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所使用的政策。本章的讨论基于出现在Abiad等人（2008）所编制的金融改革指数中的一系列不同的政策。Abiad等人（2008）涵盖了一系列用于解除金融部门管制的可能方式。这些金融部门管制包括利率控制、信贷控制和准备金要求、银行部门的进入壁垒和国家所有制、资本账户限制、银行部门的规制和监管，以及证券市场政策。其中最后两项通常不被看做典型的抑制性政策，但是由于它们同其他金融自由化或金融抑制政策直接相关，我们同样对其进行了简要讨论。

利率控制

在中国受到抑制的利息率是最经常被提及的抑制性金融政策（例如，Lardy, 2008; Lu and Yao, 2009）。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利息率被刻意地限制在低水平以促进中国的重工业发展。1978年启动经济改革以后，保留了人为操控的低利息率水平。基本上，非常低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造成了针对净贷出方的一项隐性税。正如Lardy（2008）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家庭是最主要的净储蓄者，这种再分配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家庭到企业的再分配，但是甚至更多的是从家庭到国家。由于国家完全控制了国内银行业部门这一事实，抑制性利息率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国有企业（SOEs）；然而，中国的企业同时也是大型的净储蓄者。根据Lardy（2008），对国家而言诸多明显好处中的一项是货币冲销成本被保持在相对低的水平，从而在过去十年中的大多数时间中允许人民币被显著低估。

图3-1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真实利息率。银行存款的非常低的真实回报率清晰可见。这段时期中的某一些阶段甚至存在负真实利息率。

信贷控制和准备金要求

要求给予优先部门或企业一个最低份额的银行贷款的做法对许多国家而言仍然很常见，在中国更是如此，银行系统通常被当做一个产业政策渠道。研究显示中国的国有银行倾向于支持SOEs，并且通常首要关注的并非企业的赢利能力（例如，Podpiera, 2006; Wei and Wang, 1997）。关于存在信贷控制和直接贷款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民营企业在需求获取贷款上面所面临的困难。Walter和Howie（2011）认为在中国大部分的银行贷款都流向了国有企业。一些观察者担心这种情况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他们表示2008年实施的财政刺激方案中的大部分都导致了直接贷款的增加。然而，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Lardy（2012）认为中国银行的主要目的是为政府和SOEs提供贷款这一看法是“过时的和完全错误的”。通过考察全球危机期间的贷款，他显示小企业贷款规模的增长是大企业贷款规模增长的两倍以上，并且小企业新增贷款规模超过了大企业。尽管SOEs可能获得比以往更少的贷款，然而，很明显，银行系统仍然存在对特定企业的优待。关于政治联系的不断增加的文献表明同政府领导人强有力的关系对中国企业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政治联系诸效果中的一个是可以在获得债务资本上得到优待（Shih, 200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出版了一个报告，宣称中国政府在信贷配置上的角色部分地引起了不确定性债务的积累并使得迫切需要进行的对金融系统的重新定位变得更为困难，这支持了中国政府仍然在进行严重的信贷控制这一看法（IMF, 2011）。

除了控制信贷配置，政府还采用准备金要求抑制金融体系。图3-2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对中国的商业银行施加的存款准备金要求。尽管在初期要求的存款准备金水平非常高，在后来这一要求下降到了5%～15%这一区间，只是在过去两年回到了大约20% 的水平。Abiad等人（2008）在判断准备金要求是否过度时采用20%作为临界值水平，其结果表明中国要求的准备金水平被认为过高了。Lardy（2012）同样认为中国的准备金要求“非常高”，这一问题应当在未来的金融改革中得到解决。

银行部门的进入壁垒和国家所有制

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大部分资本通过银行进行配置。正如Walter和Howie（2011）所指出的，“在中国，银行就是金融体系”。很自然，银行的所有权是控制经济体中信贷配置的最直接手段。因此银行的国家所有制是金融系统是否自由化的重要指标。很清楚的是中国的金融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的银行部门已经发生了重大改革，国家仍然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银行。表3-1显示了2009年依照中央银行的所有制结构分类给出的各类银行的情况。政策性银行完全由国家控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已进行了初次公开募股，但是仍然由国家控股。在其他13家大的股份制银行中，有11家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组织控股。这意味着国有控股银行所拥有的资产接近59万亿人民币，占到了2009年银行业总资产的73%。

Walter和Howie（2011）认为银行基本上被用于提供无限制的资本，这些资本主要流向了国有企业。在这种意义上，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经济模式依赖于通过银行系统融通资金的发展状态。这并非是没有成本的。有观点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十分脆弱，需要在当期商业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常态化的资本重组（例如，Walter and Howie, 2011）。改革银行部门很可能是中国在改革金融部门时所面临的最困难的挑战之一，因为这将会使政府很大程度上丧失对经济体系中资本配置的控制。然而，在实现长期金融稳定的努力中应当将改革银行部门作为优先考虑的关键。温家宝总理最近表示大型商业银行依靠垄断地位获取利润太容易了，显示出中国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Barboza, 2012）。

资本账户限制

对资本账户进行限制是为了获取对汇率和国内信贷流的更大的控制。希望限制对获得“捕获的”银行存款的竞争是更深一层的动机。与资本账户相关的典型政策包括限制资本流入流出和对资本流动征税，以及针对不同形式的跨国交易采用不同的汇率。在缺乏严格的资本账户限制的情况下，诸如压低利息率等抑制性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就会大大减弱。

自从1970年代晚期的经济改革开始，中国政府就已经在渐进性地开放资本账户。中国政府很早就允许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并且在过去十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允许对外资本投资；然而，除了少数的试验性情况（诸如，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条款），私人投资流动仍然受限。发展中国家有相对较低的资本账户可兑换性并不少见。因此人们可以认为中国的政策只是仿照了其他新兴经济体。图3-3显示了Chinn和Ito（2006）所做的美国和一些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账户开放指数。很自然，美国有更高的资本账户开放指数；然而，即使同其他大的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仍然有相对低水平的资本账户可兑换性。只有印度表现出类似的低资本账户自由化水平。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当中似乎有不断增强的共识，即需要继续推行资本账户自由化。由中国人民银行调查和统计司发布的一个新近报告表示目前已经是开放资本账户的时机了。报告甚至为未来十年的资本账户开放提供了一个三阶段的路线图（《中国证券报》, 2012）。这些信号与2010年以来开始加快的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一致。

银行业部门的规制和监管

针对银行的谨慎的规制和监管对于金融改革而言是重要的。不仅仅是因为正式的管理框架，更重要的是，实际上的监管对发展良好的稳定的银行体系至关重要。就中国而言，已经采取了一些重大步骤以改善管理框架和对银行的监管。然而，正如世界银行和IMF在最近的评估中所指出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BRC）的自治权受到了挑战，因为银行系统被政府广泛用于开展其经济政策和推动高水平的信贷增长（世界银行，2011）。

证券市场政策

证券市场的发展构成了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证券市场的发展使得投资者可以进一步多样化其资产组合并为融资提供有可替代性的渠道。政府可以采用一系列不同的政策促进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这些政策包括拍卖政府债券，建立债务和股票市场，利用诸如税收激励等不同形式的鼓励措施，以及向国外投资者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尽管是在有配额的情况下（Abaid et al.2008）。

尽管中国已经采取措施发展其证券市场，中国距离一个运转良好的资本市场还很远。特别是债券市场还未成为金融体系的重要部分。尽管国内股票市场的规模在过去十年中有显著增长，还远未发展成为成熟的和运转良好的市场。国外投资者进入中国股票市场仍然受到限制；大部分国外投资者只被允许进行B股交易，而B股只占到整个市场很有限的份额，只有相对少数的QFII企业可以投资A股市场。大部分由国外投资者进行的交易活动发生在香港（以及其他市场），有一大批来自中国大陆的企业在香港上市，特别是在过去十年间。此外，通常认为中国对股票市场的监管很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SRC）需要掌握更多的资源以更好地发挥其功能。即便是新任命的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也讲道，“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欺诈上市和其他违法违规行为，不仅扭曲了投资者追求投资回报的正常路径，更极大地伤害了投资者信息，严重影响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Lu et al.2012）。根据世界银行和IMF最近的一个联合报告，CSRC需要更多的操作自主性。报告还指出商业审判对非法投资活动的执行力度，侦查和阻止不公平交易活动的力度都需要得到改善（世界银行，2011）。因此在中国仍然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完成以促进市场驱动的和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中介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