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豪萨阿贾米及其文学传统

在多数非洲伊斯兰文化中，文字的发展与伊斯兰教的传播是同步的，但不同文化在书面传统文学的语言选择方面存在差异。阿拉伯语文学和富拉尼语文学作为豪萨阿贾米注3产生的先锋于18和19世纪蓬勃发展，豪萨语的文字书写传统则结合了非洲斯瓦希里语和索马里语两种语言的发展路径。

注3，阿拉伯语“外来”之意，豪萨语为Ajami。使用阿拉伯语字母书写非洲语言的方式被称为阿贾米，因非洲语言发音的多样性，阿拉伯语字母在转写过程中通常涉及改变。作为非洲主要地区通用语的豪萨语和斯瓦希里语都曾使用阿贾米书写方式。

一 关于豪萨阿贾米起源的推测

豪萨阿贾米书写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豪萨兰的第一批阿拉伯语书籍，其中的豪萨专有名词和头衔必须要使用豪萨语书写，例如穆罕默德·鲁姆法（Muhammad Rumfa）中的鲁姆法，从而导致使用阿拉伯语字母拼写豪萨语的豪萨阿贾米问世。有研究表明，17世纪早期，博尔努帝国的阿拉伯语书写传统就显著影响着各豪萨城邦，并涌现出为博尔努阿拉伯语书面文学作出贡献的豪萨作家。

卡齐纳所占据的重要经济地位致使早期豪萨阿贾米大多与该地区相关。第一部阿贾米作品是卡诺著名学者阿卜杜拉希·席卡的诗作《捐赠者的礼物》（al-'Atiya li'l-mu'ti），它如今陈列在乔斯博物馆的手稿收藏中。还有活跃于1650年左右的著名豪萨诗人丹·马里纳（Dan Marina），他创作了具有历史和政治双重意义的诗歌《致年轻人的劝诫》（Mazjarat al-fityan），以庆祝博尔努国王乌玛尔在贝努埃河谷击溃异教徒的事迹。丹·马里纳的父亲是阿拉伯旅行家，母亲是卡齐纳国王之女，他的大部分作品使用阿拉伯语创作，但也使用母亲的母语、豪萨语的卡齐纳方言。豪萨学者在18世纪伊斯兰法学方面的成就十分瞩目，这在著名伊斯兰法学家丹·马萨尼（Dan Masani）的作品中有所体现。马萨尼出生在卡齐纳，父母是博尔努人。作为多学科专家，他尤其擅长语法和语言。他还是卡齐纳国王的重要参谋，生前创作了大量著名的阿拉伯语作品和豪萨阿贾米诗歌。丹·马里纳和丹·马萨尼为当时的知识革命奠定了重要根基。

毫无疑问，玛拉姆·迪布里·丹·乌马鲁是这个群体里最为引人注意的杰出人物。这位学者具有广博的知识，他生于阿达尔并在那里去世，生前曾数次朝圣。他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苏丹的伊斯兰改革。在阿达尔的图阿雷格人那里失败后，他又去接近豪萨的王子，却引起了他们的敌意。奥斯曼和阿卜杜拉希·丹·福迪奥是他的信徒。尽管奥斯曼批评迪布里的某些态度，但他还是把自己看作迪布里的信徒和继承人。位于阿加德兹（今尼日尔北部）、埃及和马格里布地区的伊斯兰知识分子中心也对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包括奥斯曼·丹·福迪奥本人。

豪萨阿贾米书写传统作为豪萨穆斯林身份认同演变过程中的本土化传统出现。迄今为止，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阿贾米书写传统的具体起始时间，但其起源与毛拉注4和乌理玛注5之间的职能差别相关。毛拉的知识领域局限于《古兰经》研究、先知言行录和宗教实践。除基本宗教文本背诵外，毛拉还熟练掌握阿拉伯语，使用本土语言向不具备基本阿拉伯语读写技能的人诠释和传达宗教知识；乌理玛则兼任学术传统内部伊斯兰教规的分析和阐释工作。阿贾米作为乌理玛和下属毛拉间互动交流的副产品产生。因豪萨社会具有的远途经商传统及与中东商人间的交流，早期阿贾米文也极有可能出现在商人交易的日记、账目记录和其他与商业活动相关的文本中。以上这些基本的豪萨阿贾米书面文字形式远早于豪萨教化诗歌手稿和19世纪早期发现的各地编年史。

注4，豪萨语Mallam，对伊斯兰教国家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尊称。

注5，豪萨语Ulema，是伊斯兰教学者的总称。了解《古兰经》注学、圣训学、教义学、教法学与有系统的宗教知识的学者，都可被称为乌理玛。

然而，豪萨语书写传统的起源研究完全依靠书面文献具有局限性。首先，不同文化对于书面文献的价值取舍标准存在差异；其次，印刷技术落后导致原始作品文本的获取有限，相当数量的作品留存在至今被多数非洲伊斯兰传统学校使用的木板上，这些作品被大众背诵，依靠的是原始书写文本的口头转化记忆力。原创作者虽未被否定，但在整个过程中变得无足轻重。再则，这一时期书面文本的材质也不言忽视，在对19世纪早期奥斯曼·丹·福迪奥的女儿娜娜·阿斯玛乌（Nana Asma' u）作品的保存方式进行研究时，学者们指出，娜娜进行创作的方式是用蔬菜汁书写豪萨阿贾米，然后用最传统的方法保存在皮质书袋中。1864年去世后，她收藏的作品被全部保存在家中，据推测一些作品可能已经遗失。鉴于保存方式落后，豪萨地区书写传统的出现极有可能远远早于已知证据。

二 豪萨阿贾米及其文学传统的发展

随着越来越多豪萨文作品的问世，阿贾米书写进行了调整，主要针对阿拉伯语字母无法与豪萨语发音对应的部分，其中包括豪萨语紧喉音和ts、闭塞音以及为豪萨语额外元音注6所做的标记。

注6阿拉伯语有三个元音，豪萨语为a, e, i, o, u五个元音。

追溯豪萨阿贾米的演变过程十分困难。首先，年代久远版本的阿贾米手稿很难获取，无法考证哪些使用了改良后的阿贾米文。尽管了解不同手稿的相对日期，但仍无法确认使用该文字的起始时间；此外，阿贾米拼写从未使用过统一标准，不同地区差异很大。对于改良后的豪萨阿贾米，学者们可以选择采用，也可以完全忽视。18世纪，阿贾米的使用越来越普及，19世纪达到鼎盛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包括诗歌在内的大多数文学创作仍继续使用阿拉伯语，但西方教育的推广和读写能力的培养使阿贾米文学与阿拉伯语文学获得了平行增长。许多阿拉伯语经典词汇以阿贾米为媒介被移植到豪萨语中。

豪萨方言诗歌的出现是由于富拉尼统治者对豪萨本土文化和世俗诗歌传统的敌意，从而产生了使用本土语言创作伊斯兰诗歌用于宗教宣传的意图，以使豪萨社会能够广泛接受伊斯兰教规。诗歌创作使用的语言起初是改革者的母语富拉尼语，而后发展为豪萨语。富拉尼人对于豪萨方言诗歌传统最初持完全否定态度。首先，伊斯兰清教主义无法接受诗歌与鼓乐、舞蹈、同龄仪式及异教徒灵魂说相结合，这些因素无疑将非洲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与伊斯兰教对立的非洲传统宗教之上；其次，伊斯兰教倡导对真主效忠具有唯一性、抵制多神论，规定先知穆罕默德是“最完美的人”，是此类赞美诗的唯一赞颂对象，宫廷赞美诗（kirari）等本土语言诗歌传统显然与伊斯兰信仰相背离。宗教改革者用诗歌训导伊斯兰教条和信仰，威胁民众如果不放弃背离沙里亚注7教法的鼓乐、舞蹈和精灵信仰等传统习俗，将会受到外来惩罚。

注7，豪萨语shari'a，伊斯兰教法。

与豪萨当地早期的阿拉伯文学不同，豪萨母语者更容易理解方言诗歌的内容。统治者意识到诗歌宗教特征中蕴含的重要价值，因而使用豪萨阿贾米进行记录并在豪萨兰范围内的学者间传递文本，号召改革者希望动员的农民、游牧民背诵此类诗歌。这些诗歌起初出现在戈比尔和赞法腊，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播或者在公共场所朗诵。方言诗歌作为“吉哈德”后伊斯兰文化扩张的一部分传播更为迅速，在豪萨地区形成许多中心，传播形式也从手稿发展为印刷品。

在豪萨地区阿贾米文学传统的发展方面，富拉尼宗教领袖们的作用不容小觑。奥斯曼·丹·福迪奥作为富拉尼伊斯兰改革者，也是方言诗歌创作者中最杰出的作者。在宗教改革之初，他首先要获取军队中豪萨追随者的信任，他们多来自受豪萨统治政权压迫的农民和平民阶层；其次，要通过伊斯兰教育巩固与新皈依信徒的联合。1808～1809年，奥斯曼·丹·福迪奥的家族成员取代了全部传统豪萨酋长，将索科托确立为行政首都。他意识到大多数信徒既不懂阿拉伯语也不懂富拉尼语，只讲豪萨语，无法阅读宗教文本，因此伊斯兰实践首先需要对伊斯兰教育进行投入。圣战期间，多数富拉尼人和其他民族在语言、文化上都已被“豪萨”同化，豪萨语的地区通用语地位不可撼动。于是，丹·福迪奥使用本土语言创作了许多诗歌，其传教活动和所领导的圣战积极推动了豪萨兰地区的教育与文化普及，直接导致了该地区文学作品激增。

尽管丹·福迪奥的阿拉伯语和富拉尼语作品数量远多于豪萨语作品，但他为豪萨文学发展作出的贡献依然不容小觑。他创作的诗歌为纯宗教题材，最常见的主题是伊斯兰教法的实施，也涉及对先知穆罕默德的赞美、道德告诫、苏菲主义、历史和政治等。1817～1837年穆罕默德·贝洛统治时期，豪萨阿贾米写作的基础由丹·福迪奥的兄弟阿卜杜拉·穆罕默德、女儿娜娜·阿斯玛乌和其追随者共同奠定。娜娜在尼日利亚乃至西非伊斯兰教中具有重要地位，“通过富拉尼语、豪萨语、阿拉伯语诗歌，她对于豪萨地区伊斯兰化进程的推动作用在豪萨哈里发内部首屈一指”。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豪萨语写作先锋的作品并非是对丹·福迪奥作品的完全译介，而体现出对豪萨语言和文化的真正接纳。

此后，宗教改革者面对的艰巨任务是将伊斯兰道德和政治信念强加于恪守传统习俗和信仰的非洲人。多数豪萨农民仍然是万物有灵论者，酋长们名义上对伊斯兰教依附，但生活方式上并未产生任何变化。豪萨方言诗歌因此继续充当“思想劝导者”的角色，在穆斯林将要建立的伊斯兰政治实体过程中，被赋予了“代言人”的新角色。豪萨语还具有“对抗政治力量以外衍生的话语”功能，统治阶级和异教徒之外的学者开始使用豪萨诗歌攻击腐败、暴虐的富拉尼统治者，统治者本身也大范围使用豪萨语，因此豪萨方言诗歌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意图支持，成为豪萨社会中的永久机制。诗歌也成为表达伊斯兰稳固性和唯一性的重要手段，是北尼日利亚豪萨穆斯林社会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作为权力的表达方式为“言语的权力”，即有说服力地使用语言的能力。诗人和作家可以从“言语权力”的认知和利用方面获得影响，在政治宣传方面语言也成为权力的表达方式。本土语言诗歌对于伊斯兰宗教改革运动而言是有效的宣传工具，在圣战期间和圣战成功后充分发挥作用。豪萨方言诗歌作为前文字时代的文学形式，也与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卡里斯玛型统治相吻合，即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的统治。统治者本身就是诗人，甚至不必进行二者间同谋关系的构建，从而为其权力提供合法性辩护。

富拉尼圣战领导下的豪萨经典文学运动在20世纪早期受到了两股不稳定力量的影响。一是19世纪晚期坚守奥斯曼·丹·福迪奥圣战思想的追随者和马赫迪学者间的意见分歧，二是英国入侵后威胁洗刷前殖民地时期的豪萨历史，激发了一批豪萨阿贾米学者为前圣战时期的酋长、重要历史事件撰写文献和编年史。《卡诺编年史》完成于19世纪晚期，记录了卡诺从传奇领袖巴高达到穆罕默德·贝洛酋长统治的历史。20世纪20年代《索科托编年史》（Chronicle of Sokoto）、《扎里亚编年史》（Chronicle of Zaria）和《卡齐纳编年史》（Chronicle of Katsina）相继面世，同一时期还出现了其他城市的豪萨阿贾米编年史，记载了豪萨城邦以外的重要事件。阿贾米文的使用并不仅限于基本书信体和地方编年史、酋长名单、地方志等方面，它同时记录诗歌等传统口头文学，释义阿拉伯语经典诗歌。这种书写方式标志着阿贾米向真正豪萨文学过渡的重要特征。因此，以诗歌为代表的“经典”或“伊斯兰化”豪萨文学是从长期存在的阿拉伯语文学形式发展演变而来，大众豪萨文学是由口头文学记录发展而来，由此可以推断阿拉伯语对豪萨文学发展过程产生的重要影响。

三 豪萨语的阿拉伯语外来词及其影响

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曾指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临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借词（或称外来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语言现象。阿贾米及伊斯兰复兴对于豪萨语语言本身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体现在豪萨语词汇方面。多数阿拉伯语词汇由商人和学者引入豪萨语之中，这个过程并非以征服为手段，而是自然融入。

P. M．阿米蒂奇（Armitage）将普遍使用的豪萨语中的阿拉伯语外来词按照功能进行了划分。因阿拉伯语与伊斯兰教的紧密联系，宗教外来词占据最重要位置。豪萨语全部宗教词条几乎都源于阿拉伯语，“宗教”（addini）一词本身就出自阿拉伯语。与宗教密切相关的是文字教育。豪萨地区的书写传统是穆斯林通过阿拉伯语字母创造的，因此许多阿拉伯语词汇被应用于前殖民地时期的豪萨教育，如（发音）、（历史）、（课程）等。地名与人名普遍来自于阿拉伯语；许多植物、动物、矿产、道德观点，以及常用的介词、连词和副词都来自于阿拉伯语；个人品质，优、缺点中也包括了大量阿拉伯语外来词；最后，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对豪萨地区经商的影响使豪萨语的数字均来自阿拉伯语。阿拉伯语在教育和宗教中发挥重要作用，外来词中的价值取向等抽象词汇具备比豪萨语本身更丰富的表达功能，进而充实了豪萨语中各种细微的表述。

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提出将豪萨语中的阿拉伯语外来词根据语音划分为两组。一组来自北非阿拉伯商人的口语阿拉伯语，它由《古兰经》中的传统阿拉语转化而来，此后以非正式的方式口头传入豪萨语，该组发音与传统发音具有显著差别。事实上，一个阿拉伯语单词经常有两个豪萨语单词与之对应，原因是单词来源不同，进而导致发音不同。来自于口语阿拉伯语的词汇含义更加通俗，历史更为久远，并体现出豪萨语语音发展的流变过程，如音节的收缩、元音i和e之前齿槽的腭音化、软腭音的唇发音、词尾m到n的转化，如豪萨语单词liman来自于阿拉伯语。许多早期阿拉伯语外来词通过卡努里人传入，有些则通过横跨撒哈拉的阿拉伯商人传入。默文·希斯基特（Mervyn Hiskett）认为，多数豪萨语口语外来词产生于13～15世纪，其中的经典外来词是奥斯曼·丹·福迪奥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发动圣战和布道期间传入的。豪萨地区的伊斯兰学术发展史从15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因此两组外来词的划分标准依据的是词源，而非日期，在引入的时间上有所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