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20世纪前欧洲豪萨语研究与早期出版物

一 欧洲早期文献记载中的“豪萨”

公元1500年左右，北非旅行家阿尔·法西注8到访中苏丹地区，并在其传记中有所记载，成为欧洲最早获取关于该地区信息的途径，其传记以利奥·阿非利加乌斯（Leo Africanus）的笔名出版并被译为多种欧洲语言。利奥·阿非利加乌斯在传记中提及博尔努，但未涉及“豪萨”的概念，豪萨各城邦以单独名称进行表述，如戈比尔（Gubir）、卡诺（Cano）、卡齐纳（Casena）、扎里亚（Zegzeg）和赞法腊（Zanfara）等。他将卡诺描绘成一座城市，其“居民由文明的手工艺人和富有的商人组成”。相反，卡奇纳王国被看成是贫穷落后的农村。对于苏丹地区语言状况的描述为东苏丹讲努比亚语，西苏丹为桑海语，中苏丹的博尔努有自己的语言，其他地区讲戈比尔语（即豪萨语）。利奥·阿非利加乌斯关于豪萨城邦和博尔努的准确但极为有限的记载构成了此后近三个世纪欧洲对于中苏丹地区的全部认知。此外，埃及历史学家苏尤提（1445～1505）在他的《致苏丹、豪萨、塔克鲁尔国王书》（Epistles to the Kings of the Sudan, Hausa and al-Takrur）中，将“豪萨”用为地名。廷巴克图的学者们在《法塔史》（Ta'rikh al-fattash）和《苏丹史》（Ta'rikh al-Sudan）两部古典史书中也常常把豪萨一词用来表示豪萨人居住的尼日尔河左岸地带，用古尔马指右岸地区。

注8, Al Hassan Ibn Muhammad Al Wazzan Al Fasi，摩尔人，地理学家和外交家。著有《非洲历史、著名事物的记述》一书，是非洲地理学著作。他于1494年出生于格拉纳达，1510年左右以摩洛哥外交人员身份到过桑海帝国的延巴克图。1517年，奥斯曼征服埃及期间，他作为出使君士坦丁堡的外交人员，在埃及、阿拉伯半岛游历，期间可能还到麦加朝觐。1518年在返回突尼斯途中被西班牙人逮捕，交由罗马教皇利奥十世处理。1520年受洗为天主教徒，教皇给其取名为利奥·阿非利加乌斯。在意大利期间，他留下数部著作，其中之一为1526年完成的非洲地理学著作《记述非洲》。该书被译为多种语言，且数次再版。学术界主要倾向于认为他并未到达书中所描述的所有地区，他关于豪萨地区和博尔努的介绍，也许只是根据在摩洛哥遇到的前往西非旅行者的口述写成的。参见李维建《西部非洲伊斯兰教历史研究》，第14页。

1710～1711年，两名欧洲基督教传教士自的黎波里出发到达卡齐纳，原本计划到达博尔努，但途中死于疾病。两人都会说阿拉伯语，有限的史料无法考证他们是否在旅行前，或是在途中是否学习过非洲语言。此次探险活动以失败告终，未公之于众。1800年以前，欧洲对于中苏丹的蒙昧无知相比于地理偏远因素而言，更主要是由宗教、政治和经贸隔阂所致。

18世纪末期，欧洲人开始尝试系统获取中苏丹的信息，其方式是与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中苏丹人取得联系。在发现使用这种方式获取信息有限时，便改为派遣欧洲人直接进入该地区。最早的接触始于1773年的哥本哈根，丹麦国王向阿拉伯地区派遣了第一支探险队，唯一幸存的队员卡尔斯顿·尼布尔（Carsten Niebuhr）在返回后撰写了关于也门的经典描述。1773年突尼斯统治者的使节阿布德拉赫曼（Abderrahman）到访哥本哈根，尼布尔因为会讲阿拉伯语而受邀与其会面。阿布德拉赫曼成为外交家前，曾与中苏丹有过贸易往来，随行者中有一名来自博尔努的讲豪萨语的奴隶。此后，尼布尔便产生了学习豪萨语的兴趣。他所收集的“内部非洲”材料于1790～1791年出版，其中包括了卡努里语和豪萨语的数字、豪萨语名词等，成为迄今为止公认最早的豪萨语正规词汇手册。

1841～1842年的尼日尔河探险标志着对豪萨地区“探索时期”的尾声，其中一艘船载有詹姆斯·弗雷德里克·尚恩（James Frederick Schön），他在塞拉利昂的英国圣公会差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任传教士时开始研习豪萨语，1843年出版了第一本豪萨文专著。同时，另外一支代表英国政府的探险队穿越撒哈拉沙漠到达中苏丹，其中著名的探险家海因里希·巴尔特（Heinrich Barth）学习了豪萨语和卡努里语，返回欧洲后出版了两种语言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巴尔特的作品为中苏丹提供了翔实描述。卢加德于1894年7月对尼日尔河进行考察时，曾阅读过巴尔特的经典著述《北非和中非游记》。一批旅行家相继出版该地区的原始史料，多数都涉及豪萨语，但信息十分有限，其中语言知识贫乏、词汇简短欠准确，可以演绎出语法的短语所占比例很小，尚未收集为文本材料。这期间获取豪萨语信息的尝试大多为英国政府或受英国政府支持所为。

二 传教士豪萨语语言研究和早期出版物

尚恩于1803年出生在德国，27岁起开始布道，1838年开始研究塞拉利昂的布隆语（Sherbro，即Bullom）。1840年，传教团要求他将注意力投入到与探险活动相关的语言研究上。在听取非洲奴隶们的建议并研读了当时尼日尔河地区的文献后，他最终将伊格博语和豪萨语确定为两门最重要的语言。在弗里敦前豪萨奴隶们的帮助下，尚恩很快发现豪萨语是一门“柔和而甜美的语言”。1841年6月，他与克劳瑟一同加入尼日尔河探险队。尚恩在海上翻译完成了在英国起草的“致非洲酋长和当地人讲话稿”，当船只行驶到达海岸角（Cape Coast）时，译稿已经刊登在官方媒体上，成为第一份豪萨文出版物。尚恩在探险期间热衷于豪萨语研究，他写道：“豪萨语对于非洲各地区的意义，就好比法语对于欧洲的意义。”探险队此行仅探访了豪萨语作为商业通用语的地区，过高的死亡率使他们被迫离开尼日尔河地区，未接触到豪萨兰，这也证明尚恩始终没有机会在豪萨地区学习豪萨语。返回英国后，尚恩出版了第一本豪萨语语言研究方面的出版物，其中包括豪萨语词汇和简明语法。他强调语言工作的重要性并请求传教团给予更多重视，建议设立专门从事非洲本土语言研究的职位。

海因里希·巴尔特于1850～1855年在中苏丹旅行，英国政府尝试再次直接接触该地区，派遣探险队穿越撒哈拉沙漠到达尼日尔河上游。1849年，詹姆斯·理查德森（James Richardson）带领一支横贯撒哈拉沙漠的探险队出发，1851年在乍得湖附近去世，巴尔特接管探险队。巴尔特对于“豪萨”的描述非常详尽，主要贡献集中在地形学领域，语言方面的成就则较少获得关注。他撰写的大量语言材料于1862～1866年间在德国分别用英文和德文两种文字出版，共三卷本。巴尔特收集了撒哈拉和苏丹地区诸多语言信息，其中四分之一是豪萨语和卡努里语材料。1850年，他在初学阶段时就汇编了《豪萨语1000词汇》，对豪萨语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856年，巴尔特返回欧洲并带回讲豪萨语的年轻人多卢古（Dorugu）和阿贝加（Abbega），两人同年开始和尚恩一起生活，尚恩很快又继续从事豪萨语研究，尤其得到了豪萨母语者多卢古的帮助。他将其形容为“真正的豪萨人，能熟练而优美地讲豪萨语，他的重要性是其他非洲人不可比拟的”。此后，多卢古和阿贝加都学习了英语，阿贝加返回非洲后担任了传教士，多卢古则继续协助尚恩从事豪萨语阅读和研究工作。多卢古叙述的故事构成了尚恩晚年作品的基础，其中最有趣的是多卢古自述，内容包括童年生活回忆、成为奴隶后被巴尔特解救、在苏丹地区旅行、穿越撒哈拉沙漠和在德国与英国的生活等。

1856～1862年间，威廉·贝基（William Baikie）开始了豪萨语研究，此时尚恩和巴尔特正紧张筹备出版豪萨语语言材料。1859～1864年间，贝基担任洛科贾领事代办，1861年在英国秘密印刷了数页《豪萨语和富拉尼语发现》（Observations on the Hausa and Fulfulde Languages），1864年于弗里敦去世，生前完成了大部分豪萨文《圣经》的翻译工作，手稿最终由尚恩接管并被充分使用。英国圣公会差会对豪萨语的兴趣不减，并要求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出版由贝基翻译、尚恩稍作修改的《利未记》（Leviticus）和《诗篇》（Psalms）。1881年，《诗篇》面世，由贝基所译的1400页豪萨文手稿也单独出版。1857年，尚恩使用豪萨文在柏林出版了初级读本，部分内容使用了阿拉伯语字母（即豪萨阿贾米——作者注）。在尚恩豪萨语研究的第二阶段，他最重要的作品是1862年出版的语法书，该书主要基于对多卢古口述文本的分析，成为截至19世纪末豪萨语语言的标准介绍，汇集了语言结构研究方面最全面的成果。

19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贝基和巴尔特的辞世，豪萨语研究领域唯有尚恩一人，直到1876年都未曾有出版物面世。这主要归因于传教团与穆斯林的对立导致克劳瑟被迫从北尼日利亚撤离，尚恩也转向伊格博语研究。克劳瑟在努佩建立站点后发现豪萨语在该地区的价值，欧洲商人和负责为拉各斯、黄金海岸招募豪萨士兵的欧洲官员皆有学习豪萨语的需求。1874年，克劳瑟要求尚恩出版豪萨语词典并提供100英镑资助，词典收集了贝基和巴尔特的词汇，1876年正式出版，成为持续20年的标志性作品。尚恩还重新启动了《圣经》的翻译工作，1878年出版了《马可福音》（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rk），1880年出版了完整的《新约圣经》（New Testament），1881年出版了《以赛亚书》（Isaiah），全部使用拉丁字符。1885年，尚恩著述中最经典的作品《豪萨文学》（Magana Hausa）问世，使用豪萨文汇编出版并附英文对照。1889年4月，尚恩辞世。

除了在豪萨语语言学研究的学术性贡献外，传教士的研究成果也颇具实用价值。他们尝试向内地渗透、建立传教站失败后，语言出版物对英国圣公会差会而言不再具有直接价值，尚恩的豪萨文出版物流通也受到阻碍，但对于学习豪萨语的欧洲人来说具有真正的实用价值。《圣经》未能在豪萨兰流通，克劳瑟和其助手仅在地区内一定范围使用，发放数量也极为有限，但克劳瑟鼓励尚恩继续从事豪萨语研究，说明教会意识到豪萨语语言本身具有的价值。1848～1857年，尚恩的初级读本仅在尼日尔团塞拉利昂人中使用，他们希望掌握一门地区通用语。书中的《圣经》内容使本来有意学习拉丁化豪萨文的穆斯林们生畏，洛科贾的教会学校使用尚恩的课本教授讲豪萨语的年轻人。毋庸置疑，尚恩的豪萨文出版物开拓了本土语言拉丁化读写教育的先河，为豪萨人之外的群体掌握这门语言提供了相对简单有效的途径。

豪萨语协会（The Hausa Association）的首名学生查尔斯·亨利·罗宾逊（Charles Henry Robinson）开始豪萨语的研究工作后，尚恩的翻译成果太过“欧洲化”。他着手重新翻译《圣经》，尚恩的译本自此停止使用。1896年和1897年，罗宾逊分别出版了一本词典和一本语法书，此后30年间数次再版。他本人只在豪萨兰和的黎波里短暂停留过，研究主要参考尚恩的出版物。19世纪80年代到1914年，因豪萨地区和使用豪萨语的地区先后沦为欧洲殖民地，一批作者出版了豪萨文书籍，英国、法国的殖民统治者也被要求学习豪萨语，本土语言的拉丁化书写方式逐渐得到普及，豪萨语日渐发展为苏丹地区非洲语言中拥有最多出版物的语言。

西方殖民主义话语将殖民地历史置于一种文明进步的僵化的层级制中，这样就可以将殖民地描写为总是落后的、需要殖民者拯救的社会，从而为其殖民行径正名。欧洲早期文献记载中对豪萨地区的“表述”为英国对北尼日利亚的殖民征服和统治提供了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但另一方面，如果按照殖民者的说法，被殖民者可以通过殖民地教育等手段“被教化”和“文明化”，那么这种“落后”就不是非洲固有的、内在的本质特征，而是人为臆造的处于欧洲文明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事实上，一些欧洲学者对非洲文明还表示出钦佩与羡慕，帕尔默（H. R. Palmer）在评论12世纪博尔努王国时认为，一些当地酋长的文明程度要高于同时期的一些欧洲国王。

基督教与殖民主义的关系及其对非洲社会发展的影响在非洲学界业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诚如非洲宗教问题专家，加纳学者K·阿萨雷·奥波库（K. Asare Opoku）教授所言：“在非洲的基督教传教士可以说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同盟和助手，而传教士的活动则是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推行和修透的重要部分。”传教士豪萨语研究和早期出版物印证了此种观点。早期获取的豪萨地区信息为殖民统治者了解被统治对象的构成及其特点提供了帮助，便于日后实施有效的殖民统治。其中关于豪萨语语言的调查和研究反映出，英国对豪萨语的语言基本特点已有所掌握，并强调在语言多样化的北尼日利亚地区该语言具有的特殊地位，将豪萨语对于非洲各地区的重要性等同于法语对于欧洲的意义。英国对北尼日利亚语言、民族构成和本土身份认同等方面的认知，构成了此后殖民当局在殖民地进行社会阶层分化、文化身份认同和社会文化秩序重建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