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性别失衡下的人口健康与公共安全

一 引言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自1980年起出现大范围的持续偏高，女婴死亡水平在20世纪也一直偏高，这势必导致中国性别结构失衡。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婚姻市场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女性短缺和男性过剩（Dudley和Glover, 2005; Tuljapurkar等，1995）。由于较低的生育率水平所带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和传统的婚配梯度模式的影响（Evans, 1997），中国男性人口将面临严峻的婚姻形势。1970年后出生的男性人口开始步入结婚年龄，婚姻市场正在或即将出现大量年轻的剩余男性（Attané, 2010;Banister, 2004）。据估计，从2010年开始，由于女性短缺，将有数以百万计的男性难以结婚（李树茁等，2006）。尽管一些调节措施，例如提高女性的再婚率，扩大夫妻之间的年龄差，增加与外国女性结婚的数量等，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婚姻市场上的这种不平衡（Le等，2007），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男性将被永远排除在婚姻之外。

性别结构失衡带来的潜在问题在加速积聚，人们已经预感到不远的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没有人能真正判断它的后果会严重到何种程度（乔晓春，2008）。为此，学术界对性别失衡所引发的社会风险存在很大的争议。有学者担忧，男女比例失调有可能促使剩余男性选择嫖娼等高风险性行为，导致性乱、艾滋病蔓延等一系列严重问题（马洁芸，2005）。特别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性服务产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剩余男性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艾滋病高风险群体，而且将架起艾滋病从高风险群体向低风险群体扩散的桥梁（Tucker等，2005）。艾滋病将会在中国迅速传播，中国人的艾滋病感染比例将很可能达到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程度（阿蚌，2010）。基于历史的经验，有的学者甚至大胆预测，中国大规模的男性过剩人口，将成为威胁国内和国际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定时炸弹”，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不仅会增加暴力犯罪问题，将来还很可能发生“光棍起义”，引发国际战争（Hudson和Den Boer, 2004）。但也有学者认为，受到婚姻挤压的男性往往集中在社会底层，这个群体大多老实本分，缺乏外出挣钱的能力，更多地采取吸烟、喝酒等逃避方式发泄，可能损害自身健康，但不会对公共健康和安全造成影响（刘中一，2005）。

目前中国性别失衡与婚姻挤压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兴趣，但针对男性过剩与健康风险关系的研究还很少见，由此导致对性别失衡下的健康风险的危害程度及风险层次（个体健康还是公共健康）缺乏明确的结论。识别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剩余男性的健康风险类型及其程度，不仅有助于确定中国性别失衡治理和健康促进的方向，提高政府干预的绩效，还可以避免因为对剩余男性健康风险的错误猜测而启动社会风险放大机制，即妄加猜测的舆论信息广泛流行→强化公众风险感知→剩余男性被污名化→引发社会对抗情绪→社会危机事件爆发。那么，中国性别结构的失衡是否会引发人口健康和公共安全风险？如果会引发社会风险，到底是哪些群体会成为社会的风险因素？会在哪些方面引发社会的风险？这些正是本章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本章的研究目标主要有以下四个：第一是在国际和历史背景下，对性别失衡所可能引发的人口健康与公共安全风险进行系统综述；第二是利用中国社会调查数据（CGSS），基于性别差异的视角，探索婚姻及其质量对心理福利的保护作用及社会支持所可能发挥的缓冲器作用；第三是利用分别在农村和城市地区组织的专项性生活调查数据，探索性别失衡下到底是最可能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更可能从事风险性行为，还是那些流入城市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更可能存在风险性行为；第四是进一步利用针对流入城市地区的农民工组织的专项调查数据，分析失婚是否会进一步强化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而增加其危害社会安全的行为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