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清时期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白银货币

白银作为世界性的货币，曾在17～18世纪金银同时流通的复本位情况下被英、美、法等国长期使用。到19世纪随着世界黄金开采数量的日益增加，白银在金银复本位中的货币地位日渐下降。1900年金银复本位货币体制被取消后，白银作为世界货币的作用也随之消失。20世纪20年代末，白银由世界货币蜕变为国际贸易市场上的一种金属商品。

白银在中国成为货币是在明朝中后期，在清朝成为中国最主要通货，到北洋政府时期被正式确立为本位货币。白银在中国作为货币流通时，最早是以各种形状和重量的银块出现在货币市场上的，其中包括外国以及中国地方政府铸造的各种银币。当时在中国使用的各种白银货币都是独立流通的，彼此之间没有固定的比价或汇率，这些白银货币的价格以其内在的价值被人们接受。白银成为主要通货后，中国的工商企业和对外贸易均以白银为交易货币，国内民众以拥有白银为财富象征，金融机构以白银为货币库存，银行间结算也以白银为交易手段。自15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白银在中国货币市场上占据统治地位。

一 明朝中期白银货币的广泛流通

中国货币史上正式使用白银，大概始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当时中国铸造的是银锡混合的白金币。不过，白银作为货币大量使用和流通则是在明朝。明成祖1421年迁都北京后，受中国北方经济条件所限，北京官员的俸禄仍要由南京通过实物支付。负责经办的人员“将各官俸米贸易货物，卖贵贱酬，十不及一，朝廷虚废米禄，各官部得实惠”。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户部为了克服这一弊端，决定将江南租赋改成白银和布帛，由南京运往北京发放官俸。第二年，又将苏州、松江、常州存留的近73万石粮食折换成白银给官员发放俸禄。明朝政府的这些决定，使白银逐渐成为当时中国官方认定的合法货币，此后明朝各个时期的财政收支也逐渐转向以白银为主的货币支付方式。

明朝中后期，随着中国商品贸易的扩大和发展，白银在中国商品贸易中的流通范围也相应扩大，国内白银需求量不断增加。当时在中国货币市场上大量流通的白银主要来源于以下几种渠道。第一，政府库藏银锭的市场化。明朝前期政府曾一度禁止白银在民间流通，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对白银需求的增加，明政府逐渐解除了禁银规定。开放银禁后，部分官库贮藏白银便随着支付官俸和军饷而被投入商品流通渠道，从而使官库存银变成活银。第二，万历年间（1573～1620年）全世界兴起开矿热潮。中国虽然白银矿藏稀少，但明政府因自身白银需求量增加，便在国内大兴开矿，从而使国内白银产量有所增加。第三，中国对外贸易出超地位的保持。明朝中期以后，中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出超使外国白银不断流入。其中由西班牙人经菲律宾运入中国的美洲白银，仅从隆庆五年（1572年）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间，就达4000多万库平两。第四，国内外白银价格的巨大落差。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中国银价由于国内需求扩大而上升，当时中国的金银比价为一比六到一比七之间。与此同时，日本由于白银增产，金银比价是一比十，从日本运银到中国可兑换更多黄金。

受利益驱使，日本白银从不同渠道被大量运往中国。葡萄牙人为了能够从日本与中国的白银差价中谋利，曾从澳门把中国的丝绢运到日本出售以换取白银，然后再折回澳门购买中国丝绢，以便去日本换取更多的白银。另外，美洲的白银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商人对华贸易，菲律宾华侨对祖国的贸易，以及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等，这也让许多白银输入中国。通过这些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往来，国际市场的白银在明朝后期被大量地运往中国。外国白银的大量输入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商品贸易中的白银流通量，而白银数量的增加又促使中国原有的金银比价发生变化。

明朝初期政府曾规定金银比价为一比四，在永乐和宣德年间（1403～1435年）金银平均比价为一比六，嘉靖年间（1522～1566年）比价为一比七。由于对外贸易持续对外出超，外国白银不断流入中国，到隆庆和万历年间（1567～1600年）金银比价上升为一比八。在万历后期（17世纪初）上升为一比十，到崇祯年间（1627～1644年）成为一比十三。当然，当时中国金银比价和银钱比价所发生的这些变动，并不意味着白银货币的购买力下降，而是表明国内对于白银的需求量远高于对黄金和铜钱的需求量。因为明朝后期银两已成为中国主要货币，黄金不过是一种贵重商品，铜钱虽在国内零星交易中被广泛使用，但它在整个国家货币系统中已居于次要地位，所以白银作为中国货币的购买力并不随它与黄金、铜钱的比价作同比例变化。这种由于对外贸易出超而使世界白银流入中国的状况，说明中国的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

客观地说，明朝中后期外国白银的大量输入，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商品生产和对外出口，使中国的对外贸易保持出超地位，提升中国白银货币在国际经济贸易交往中的地位，而且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制度的演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白银货币之间由于无固定比价，并且各自计价流通，也加剧了中国货币体制的无序和混乱。

二 清代白银的大量流通与改银两为银元

白银作为货币在明朝中后期被大量使用，与其同时流通的还有钞、铜钱等币种。至清朝初年，政府的财政收支和国内外工商贸易，除小额零星支付还使用钞和制钱外，绝大多数都以白银货币为支付手段，钞、铜钱等货币的流通量大大减少，白银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流通货币。

明清时期，中国属于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国内的消费和生产需求基本自给，中国民众很少使用国外物品，因此西方商品在中国的销售一直不佳。然而，中国的茶叶、生丝、瓷器等物品很受西方欢迎，并被大量运往国外。这种不对等的贸易关系使中国的对外贸易长期保持出超地位。由于中国货币市场上长期来都习惯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因此这些外商必须用白银为货币来购买中国商品。中国对外贸易的出超，使外国“到中国来的商船满载银元”，然后“购买中国货物回去”。外国白银的大量流入使中国成为国际白银市场的边际购买者。

当时在中国流通的白银货币，除了中国自己铸造的银锭外，大多数是来自国外的白银货币。这些在中国称为洋钱、洋银或番银的外国银元，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就大量流入中国。到清朝初期，由于对外贸易的持续扩展，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不断增多。这些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种类很多，有西班牙本洋（旧时对流入中国的铸有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头像银元的俗称）、墨西哥鹰洋、英属殖民地银元、日本龙洋等。据文献记载，西班牙本洋是最早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

在16世纪末（明万历年间）西班牙商人就已开始携带本洋在中国交易。本洋在清朝中期流入最多，曾为中国长江流域的主要货币。其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菲律宾等对华贸易开始不断增加，而它们使用的银币是鹰洋。鹰洋的大量输入，逐渐取代了本洋在中国商品贸易中的地位。据东印度公司记载，康熙二十年（1681年）至道光十三年（1833年）的153年中，输入中国的银元和生银块有7000多万两，其中大部分是由东印度公司输入的。

鹰洋是由墨西哥铸造的。由于墨西哥是西班牙的属地，而且币面上除刻有双柱形图案外，有的还刻着西班牙皇帝像（查理第三、第四），所以常被人们误认为是西班牙银元。墨西哥是世界上产银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墨西哥独立以后铸造的银币因其币面花纹刻有鹰，俗称“鹰洋”，市面上误作“英洋”，北方又名“正英”。这种洋钱的质量比其他外国银元纯，银色为90.3%，一般按九成四计算。

英属殖民地银元在中国流通的有两种，一种是1866～1868年由香港造币厂铸造，另一种是1895年以后由印度造币厂制造。龙洋则是日本明治时代通用的银元，定名为“圆”，因币面刻有龙纹，俗称龙洋或龙番。外国银元流入中国，在便利了国内的商品交换与促进了贸易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以白银为通货的币制改革。

外国洋钱不但制作精美、分量标准，而且便于计枚核值，使用方便，流入中国后很受民众欢迎。外国银元在中国的作用日益凸显，市场不断扩大，地位也日益重要。国外白银货币在中国经济中的影响日渐增长，使中国“当局者始窃窃忧之”，随后即“提议自铸银元，以抵制外银之输入”。为了减少外国银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渗透，清政府最终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式设置钱币制造局，决定自己铸造计量标准、受国民欢迎的含银“十足”的中国银元。清政府在铸造银元时，沿用的依然是明朝时期的铸钱习惯，并对清朝所铸造的铜钱通称为“制钱”，以区别于清朝以前使用的“古钱”。

清朝中期，外国银元的大量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货币改革，但由于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本性，这些外国银元的流入对中国的民族经济也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第一，外国资本主义者以浮价掠夺的纯货币交易方式对中国经济进行资本侵略。这些外国商人用银元与中国进行交易时，用含纯银九成左右的洋元兑换中国铸造的“十足”纹银，然后运往外国投机取利。第二，这些外国银元与中国自铸银币都有自己的计价标准和流通范围，彼此之间没有固定的比价和汇率，这就使得中国当时的货币流通市场极其混乱繁杂。

清朝后期，由于鸦片贸易、巨额条约赔款等皆以白银为货币对外支付，中国白银开始不断外流，国际收逆差加大，中国逐渐失去国际白银市场边际购买者的身份。作为产银极为有限的用银大国，白银大量外流直接导致当时中国国内货币市场发生银贵钱贱现象：国内白银库存数量持续减少，白银与制钱的比价不断上升，结果以白银表示的物价上升，以制钱表示的物价下降。

中国出现银贵钱贱虽然主要是由鸦片战争以后大量白银外流所致，但制钱本身贬值，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早在乾隆年间，中国在铸造青钱时就已降低铜的成色。咸丰以后又继续减轻钱的重量，使得制钱价值下降。清朝后期，中国的制钱进一步贬值。在中国由于白银外流所加剧的银贵钱贱中，最直接、最主要的受害者是农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当银价激烈上涨时，由于制钱价值下跌，用铜钱表示的农产品和小手工业品的零售价格不升反降，因此当中国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出卖自己的劳动成果时，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与此同时，由于银价上升，他们缴纳各种赋税时又必须用铜钱换取白银，这就要付出更多的铜钱，因此他们的实际负担随着银价的上涨而加重。

因白银外流造成的银贵钱贱，不仅加重了中国国内民众的负担，使中国农业和手工业受到严重损害，而且由于赋税减少和国家岁入下降，也加剧了清政府的税收财政负担，清政府开始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内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制钱表示的价格不断下降，农业和手工业受到严重损害；而农业和工商业的凋敝，使上缴的赋税锐减，从而直接降低了国家岁入。在银贵钱贱时期，即便在商品经济较发达的江南地区也出现了“银币耗，农夫织妇，岁毕勤动，低估以售之，所得之钱，不可赋税”甚至“蚕棉得丰岁，而皆不偿本”的现象。

为了弥补巨额财政赤字，清政府开始大量增收关税和厘金，并增发无硬通货储备的纸币作为抵偿。由于清政府过度增发纸币，流通中的纸币无法兑换成白银，结果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由于银贵钱贱而遭遇的经济和政治难题，充分说明产银有限的中国在国力日渐衰弱时，以白银为流通货币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和问题。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就在国内政治经济饱受银贵钱贱所困时，国际银价却开始下跌。结果，对内升值的中国白银货币在对外支付中，因为国际白银贬值要付出更多的银元。“以庚子之役，偿款巨亿。而银价日落，亏累倍蓰，始觉非急谋解决，则不足以图存。”在巨额白银赔款和世界银价持续下跌的双重打击下，中国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机制的运行更加混乱和无序。

为了挽救清政府颓败的经济状况，中国的士大夫和经济学学者多次上书光绪皇帝，倡议改革现行币制，维护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时局艰难，财用匮乏，国与民具受其病；自非通盘筹划，因时制宜，安望财政日有起色。即如各省所用银钱，式样各殊，平色不一，最为商民之累。自应明定划一银式”。上书主要内容大致如下：在北京设立铸造银钱的总造币厂，统一发行新式银钱；国内所有完纳钱粮的上缴款项，均用所发行的新式银币；部库省库的岁入收支，必须遵守国家统一规制，不许巧立名目擅自征收；设置中央财政处，专门监督新货币的发行、流通和使用，负责整顿财政及币制等事项。

在这些有识之士整顿中国混乱币制的努力和倡议下，清政府多次下令统一中国以白银为主要货币的流通单位，尤其是“两”“元”并用的货币计价单位，以解决严重阻碍中国货币流通和商品交易的货币体制。为了统一币值，清政府一度在用“两”还是用“元”之间来回变更计价单位。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规定国家货币统一采用“元”单位制度，才暂时结束了中国货币史上“两”“元”并用的混乱局面。

“两”“元”的统一，规定了中国自铸白银的货币单位，这对清朝当时的经济发展和货币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以“元”为单位的货币所使用的依然是白银，没有触及中国银本位货币制度的顽症所在，因此没能从根本上治理中国混乱已久的白银货币制度。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外国列强的横加干涉，中国很多货币改革倡议最终没能付诸实施，成为朝廷的案头文件而置之高阁。虽然明清两朝对中国以白银为主要通货的币制进行过多次整理，但各朝政府只是在白银货币的单位上来回变更，一直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混乱已久的白银货币体制问题。

三 明清时期白银货币对中国的影响

从明朝中后期到清朝中期的数百年中，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基本属于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国内民众的日常消费品基本自给，很少需要外国商品，而外国商人对中国的茶叶、生丝和瓷器等物品的需求量却不断增加，不对等的贸易关系使中国的贸易保持出超地位。明朝中后期白银成为中国商品经济和贸易交换的支付手段。因此，这种贸易逆差需要西方国家向中国输入白银来弥补，即由于中国对外贸易上的出超态势，国外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在西方工业国家对华贸易逆差中，以英国对华输入白银最多。从17世纪到18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到中国的船只中90%装载的是白银，而商品货物却不足10%。18世纪后期，为了减少这种由于中英贸易逆差造成的白银流失，英国政府便以印度所产的棉花来抵消部分对华贸易差额。从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对华正当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况。为了彻底改变这种对华持续入超的贸易状况，英国一方面通过军事手段使中国政府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另一方面则采取十分卑劣的手段，大量向中国输出鸦片。

18世纪末，英国侵占印度的孟加拉省后，强迫当地农民大量种植鸦片，然后通过各种渠道运往中国。为了维护鸦片贸易、增加英国对华贸易以减少中英贸易逆差，英国于1840年6月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火炮把曾经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重新送回自己的钱囊。

鸦片贸易使中国社会遭受极大的侵蚀，它不仅严重削弱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同时大大挫伤了中国原有的生产能力，使得外国商品由于中国经济自身的衰败而无销售市场。“鸦片贸易的增长与合法贸易的发展是不相容的”，“中国人不可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白银货币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开始不断地流出国门。白银的大量外流严重影响了中国工商业和金融业的正常发展，降低了中国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削弱了民众的购买力。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在华势力的扩大，中国白银开始不断地流向国外。而其后的甲午战争和庚子赔款，不仅使中国由国际白银市场的边际购买者变成被动买银者，更使中国由于部分丧失了一个主权国家所具有的统治职能和社会职能而沦为被西方列强宰割的对象。在中国主权遭到损害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取在华各种特权，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政治渗透。西方列强通过在中国办厂、开矿山、筑铁路、办航运，以及条件苛刻的对华贷款，直接控制了中国以白银为载体的国民经济命脉。西方列强不仅运出了中国的原料资源，也运走了大量白银。由于国外势力和资本的入侵，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在主权丧失的情况下从根本上解决自身的经济弊端和金融顽症。

晚清政府这种依附于西方工业国家的附属地位，以及由于自身的政治势弱和经济衰退而导致的国内工商业发展几乎完全依赖西方工业国家的资本和技术输出的状况，中国根本无力抵制西方列强对华所进行的资源掠夺和金融操控。再加上受银本位货币体制的制约，以至于每当西方工业国家发生经济动荡、国际银价出现波动时，不仅是金融业，整个农业和工商业也都会受到严重冲击。中国的经济命脉实际受外国金融势力控制，中国的银本位金融体制也基本上处于动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