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期新文学作家旧体诗的创作与发表

第一节 此消彼长新旧诗——早期新文学作家旧体诗创作历程

先来看几个表格。

应当说明一下：表1-1至表1-5择选早期新文学作家中五位较具代表性的诗人，对其新旧体诗逐年加以统计，并将结果汇总，将其新诗与旧体诗的创作历程分别以曲线图的形式显示在图1-1、图1-2中。图1-3则将几位早期新文学作家的新旧体诗数量以柱形图的形式进行直观展示。

所以选择这样几位作家作为个案，原因如次：首先，这几位作家都是早期新文学作家中的代表性人物，更是白话新诗的倡导者与早期实践者。朱自清“以诗的时日为序”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收入了59位诗人，排在前几位的就是胡适、刘半农、鲁迅、沈尹默、俞平伯、周作人、左舜生和朱自清，在这个意义上，也许用“早期新诗人”这一名目更恰切一些，只是鉴于这些作家虽然是“第一批白话诗人”，其声名却更多地来自其他领域，如杂文之于鲁迅、散文之于周作人和朱自清、书法之于沈尹默等，所以还是用“早期新文学作家”这个适用范围更广一些的称谓；再者，这几位作家又都有长期的旧体诗创作经历，却大多掩藏在其白话新诗的声名之下，隐而不彰；最后，这几位作家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贡献甚巨、影响极大。

以上8个图表至少可以说明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早期新文学作家都有旧体诗创作经历；

第二，早期新文学作家创作新诗与旧体诗的数量多少与时间长短容或不同，但从图1-3可以看出，他们的旧体诗都远远多于新诗，只有胡适勉强可以说是新旧体诗平分秋色。

第三，从图1-1和图1-2可以看出，虽然各人情形有很大差异，但大致来讲，早期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创作数量基本都经历了一个从高到低再到高的过程，虽略有起伏却几乎绵延一生；而新诗则集中在一个时段，前此后此都罕有所作，堪称大起大落。新诗与旧体诗之间可称此消彼长。

图1-1和图1-2这两个图例都将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创作分成了五个时段，即1918年之前、1919～1926年、1927～1937年、1938～1949年和1949年以后。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较为宏观地把握早期新文学作家新诗和旧体诗的创作样貌，不足之处是分割稍嫌粗疏，不能充分展示早期新文学作家新诗与旧体诗写作的详细过程，且掩盖了具体作家之间的细微差别，好在表1到表5可以作为更进一步的补充。以下试将这五个时段的划分因由和具体情形略加阐述。

1918年之前是早期新文学作家们以旧体诗开始自己诗歌创作的时期。这一时期，举凡生于1895年之前者如鲁迅、周作人、叶圣陶以及表格中未列出的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均以旧体诗开始自己的诗歌创作道路。而年岁稍幼者如朱自清（生于1898年）和俞平伯（生于1900年），则要迟至下一阶段甚或再下一阶段才开始写旧体诗。此无他，时代风气迁转与教育制度变革使然。这个问题在下一章还要详细讨论，此处暂不赘述。

1919～1926年是早期新文学作家们集中创作新诗的时期。这一点在图1-2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而这段时间也正是新文化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所有这些新文学作家全都在这一时期登上文坛，发起文学革命，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号召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并从遭遇反对和抵制最力的诗歌领域入手，开始了白话新诗的创作尝试。他们中的多数人，都从新诗中获取了自己在文坛上的最早声名：“胡适无疑是第一‘白话诗人’”，他的《尝试集》被称为“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的桥梁”；周作人的《小河》“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沈尹默的《三弦》“从见解意境上和音节上看来，都可算是新诗中一首最完全的诗”，等等。这一时期，站在时代风口浪尖上的他们，基本上都有意无意地疏远了旧体诗。

1927～1937年是早期新文学作家重拾旧体诗创作的时期。他们不约而同地在这一时期反顾或开始学习旧体诗。而这一时期的开始，正值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结束和第二个十年继起，绝大部分早期新文学作家离开了文坛主潮的位置：胡适不再起劲尝试而搞起了考据整理起了国故，周作人开始把“‘文学家’的招牌收藏起来”，“现在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和生活自身”，朱自清和俞平伯到清华大学教书，沈尹默进入政界，刘半农自法国留学归来开始从事语音学研究，叶圣陶开始在商务印书馆等机构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等等。取而代之的是新一批姿态更加激进的文人，他们倡导的是“革命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一系列崭新的口号，早期新文学作家与之相比，在文学立场上明显落伍了。正是卸下了引导文学发展潮流的重任，他们的“积习”才有可能“从沉静中抬起头来”，才会重新拾起旧体诗。

1938年到1949年是早期新文学作家创作旧体诗的高峰期。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天津、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相继沦陷，政府机关、学校和大批工商企业从平津和东部地区往内地转移，早期新文学作家们也与多数人一样，无论心理还是生活，都经历了一场大的动荡与变迁。“当民族生存的问题严峻地提到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张扬传统文化成为激励民族自尊心、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需要”，民族处境使得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密切了与民族传统的精神联系”，他们在大量运用旧体诗这种文学样式，“表现了对于传统的人生意趣、情感方式和审美意向的全面回归”，协同抗战的民族情感也使得五四时期文言与白话、新诗与旧诗之争逐渐淡化。早期新文学作家中的朱自清、叶圣陶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写出了自己最好的旧体诗作品，这恐怕不是偶然的事。在那样战火纷飞的乱世里，文人们脱离了久已习惯的安适而规律的生活，在流离迁徙中体验了另一种人生况味，同时也开始用崭新的眼光打量世界，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虽是哀伤的话，却也道着一二。需要特别指出的，一是此一时期俞平伯的旧体诗数量较之前后都有减少，那是因为俞氏抗战时期避居北平沦陷区，明哲保身故，种种情绪不宜付诸文字，写了也不便保存。二是周作人此一时期旧体诗创作量颇大，尤其是1946～1949年这四年间，年均55.5首，这主要是由于抗日战争结束后，周氏作为战犯被囚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反思生平，表白心境，自然以旧体诗这种文学形式最为得宜。

1949年之后，存世的几位作家在旧体诗创作上出现了极大分野。周作人的旧体诗数量急转直下，从1950年到1967去世，近20年间只有区区3首诗。相较于此一时期叶圣陶和俞平伯的旧体诗数量的扶摇直上，则各人遭际之宠辱穷达，亦由此彰显。叶俞创作之丰，一是1949年之后，因有毛泽东的示范作用，旧体诗大见风行，彼时的社会风气和文艺政策也起到了诱导和鼓励的作用，“1958年，在发动经济上的‘大跃进’的同时，也提出了文艺的‘大跃进’。这一年，毛泽东发表的有关文艺的主张主要有两项：一是提倡大力搜集民歌，一是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范围内都因搜集民歌而掀起了新民歌创作的高潮，受此风气影响，老作家们也创作并发表了不少新民歌式的旧体诗。二是各自生活虽迭遭变故而终被奉为文坛前辈，作品得以及时搜罗完全。凡此种种，皆可为时代风习之见证。

综上所述，早期新文学作家旧体诗创作经历可概括如次。

第一，数量庞大。

第二，创作时间绵长，几可称与其一生相终始。

第三，不同时段有明显的数量起落、写作偏嗜且具群体共性。

如此，则早期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写作现象确是一个值得玩味并深入探讨的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