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无处安放的旧体诗——早期新文学作家旧体诗发表情况

仍是先看几个表格。

从以上几个关于早期新文学作家旧体诗的发表情况的表格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相对于早期新文学作家旧体诗创作总量而言，他们发表的旧体诗数量是微不足道的：鲁迅的全部61首旧体诗中，发表的仅有表1-6中所列的13题15首；周作人的全部332首旧体诗中，发表的仅有表1-7中所列的8题12首；俞平伯1949年前创作的全部302首旧体诗词中，公开发表的只有表1-8中所列的29题51首；朱自清的全部253首旧体诗词中，发表的仅有表1-9中所列的7题9首；叶圣陶1949年前创作的全部162首旧体诗词中，公开发表的只有表1-10中所列的39题53首。

其次，他们发表旧体诗的刊物多是非文学类刊物，尤其与新文学无涉。比如1929年前后刊发俞平伯和朱自清旧体诗的《清华周刊》，征稿略例上便称：“一、本刊由清华大学学生会主编，凡本大学教授，在校同学，毕业同学，以及留美同学，皆有投稿之权利与义务。外间来稿，亦极欢迎。二、本刊凡关于学术、文艺、介绍、批评，以及一切社会实际问题之研究，文体不拘文言白话，一律来登。”《清华周刊》第33卷第9期为“文艺专号”，第10期为“铲除基督教专号”，第11期为“地学专号”，第12、13期合刊为“生物学专号”，等等，显然是近于当下大学学报的学术类刊物，与《新青年》《新潮》等刊物性质迥异。又如刊发多首叶圣陶诗词的《文史杂志》和《旅行杂志》，前者是以史学为主兼及文学的刊物，第1卷第9期上，除了叶圣陶的7题12首诗词外，几乎全是历史方面的论文，如蒙思明的《六朝世族形成的经过》、陈中凡的《西汉大政治家司马相如》、金宝祥的《南宋马政考》、顾颉刚的《西周的王朝》、岑家梧的《西南部族之体饰》等。后者则是由中国旅行社创办的旅游类刊物，刊发叶圣陶4首诗的第16卷第10期上，还有孙福熙的《战场巡礼图》、茅盾的《新疆风土杂忆》、张祖诒的《云南人话云南》等文章。两种刊物可以说都与新文学干系不大。

自然也有刊登于新文学刊物上的旧体诗，比如周氏兄弟公开发表的有限的几首旧体诗中，大多都是发在《语丝》《论语》等新文学阵地上的，但这些诗基本都是作为杂文的一部分，并非独立发表，像鲁迅的《替豆萁伸冤》《吊卢骚》《无题》《学生与玉佛》《吊大学生》5首，《“旧仆噬主”》《诗两首》《好雨与好诗》等4首都是如此。鲁迅的《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南京民谣》2首和周作人的《拟古诗“上山采蘼芜”》《五古呈宇文尚书》2首虽是独立发表，却与上述几首附属于杂文的旧体诗一样，是打油体的游戏讽刺之作，并非正经当作旧体诗写的。至于鲁迅的《哀范君三章》刊于1912年8月21日绍兴《民兴日报》、周作人的《偶成》3首刊于1907年《天义报》、叶圣陶的《大汉天声·祝辞》刊于1911年11月21日《大汉报》，则都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之前的事，可以忽略不计。

最后，大凡早期新文学作家郑重其事写出的旧体诗而又公开发表在影响较大的报刊上的，多数非出自作家本人的意愿。检点下来，能归入这个范围内的旧体诗已经屈指可数了。

先说鲁迅，新文化运动之后，鲁迅真正独立发表的较为正式的旧体诗，只有《送O. E．君携兰归国》《无题》《湘灵歌》《悼丁君》等4首。刊发于1931年8月10日《文艺新闻》第22号第4版上鲁迅的3首旧体诗，是以一则通讯的面目出现，通讯题为《鲁迅氏的悲愤——以旧诗寄怀》：

闻寓沪日人，时有向鲁迅求讨墨迹以作纪念者，氏因情难推却，多写现成诗句酬之以了事。兹从日人方面，寻得氏所作三首如下；并闻此系作于长沙事件后及闻柔石等死耗时，故语多悲愤云。

一、昔闻湘水碧于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装成照湘水皓如素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送S. M．君）

二、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几家春袅袅万籁静愔愔下土惟秦醉中流辍越吟风波一浩荡花树已萧森（送M. K．女士）

三、椒焚桂折佳人老独记幽岩展素心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E. O君携兰归国）

很明显，这几首诗是《文艺新闻》报的记者或编辑“从日人方面寻得”，未经鲁迅寓目，私自刊发出来的。仓促之中还把最后一首诗的诗题弄错了，受赠者的名字缩写O. E误植为E. O，文字也有舛误。1934年杨霁云为鲁迅编《集外集》，要收录其旧体诗时，鲁迅还专门就此诗做过纠正：“诗可以收入（是一九三一年作），但题目应作《送O. E．君携兰归国》；又，‘独记’应改‘独托’，排印误也。”

至于出现在1934年7月20日《人间世》第8期上的六首诗，则是署名高疆者在该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今人诗话》的文章，文中谈及鲁迅的旧体诗，作为例证援引的。1936年刊于《越风》封面上的《无题》1首则是鲁迅去世后，主编黄萍荪作为纪念刊出的，皆非出自鲁迅本意。

这样清算下来，则唯有1933年9月30日《涛声》周刊第2卷第38期上的《悼丁君》一诗的发表，是真正鲁迅自己的意愿。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例外，除了因为“《涛声》的主编曹聚仁是鲁迅的朋友，常约鲁迅为他写稿，而且更主要的，是鲁迅想为这个进步刊物纠一点偏。就在丁玲事件发生后不久，7月1日出版的《涛声》第2卷第25期揭载了两篇报道，其中题为《最后消息丁玲已被枪决》的短文，重复了反动报刊诬蔑、诽谤丁玲的谣言。我们知道，鲁迅是爱看《涛声》这个刊物的，尤其赞赏它那‘文简而旨隐’‘侦探们亦不甚解’（见鲁迅7月11日致曹聚仁函）的战斗风格，曾经撰文祝其长寿。正因为如此，当他看到《涛声》竟登了应和敌人攻击的文章时，就要求将自己作的《悼丁君》诗在《涛声》上发表，以挽回损失，肃清影响。由此，可以看到鲁迅对曹聚仁及其《涛声》周刊的深情的关怀和爱护。”此说无论确当否，姑且聊备一格。

再看周作人，他的可列入此范围的旧体诗，《和半农〈自题画像〉》一首出现于刘半农《自注自批桐花芝豆堂诗集》续六的注释中，未经周氏允准可想而知。至于1934年在《人间世》半月刊第1期上发表《五秩自寿诗》七律两首，因为曾在文坛上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而成为周氏旧体诗中最为人熟知的两首。这两首诗，是1934年1月周作人在50岁生日前夕作的，“那时林语堂正在上海编刊《人间世》半月刊，我便抄了寄给他看，他给我加了一个‘知堂五十自寿诗’的题目，在报上登了出来，其实本来不是什么自寿，也并没有自寿的意思的。”照此说法，这两首诗的发表自然也不是出自他的本意。

叶圣陶也是如此，他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便与旧体诗几乎绝缘，直到1929年12月28日，在给施蛰存的信中为了答谢他送的鲈鱼的盛情，才写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第一首旧体诗，这封信由孔另境编入《现代作家书简》，《西北风》杂志的编辑看到了，擅自按了题目，连同叶圣陶1936年10月写的《挽鲁迅先生》一同刊发出来。两首诗笔调迥异，创作时间也相隔7年，“登在一起不伦不类，这显然是编辑弄的花样，不是作者本意要发表的。从1917年到1937年抗战前夕，叶圣陶公开发表的旧体诗只有《挽鲁迅先生》一首。”

抗战期间叶圣陶写的旧体诗多了，描写的也多是战争中的“生活和感怀，寄托了爱国忧民、严辨夷夏的思想感情”，照说是很符合彼时主流意识形态，可是即便如此，诗人也不愿意把这些诗拿出来发表。刊发出来的那些诗作，多数是为朋友捧场，比如1938年1月27日在《新民报·血潮》上刊发3题6首旧体诗，除了因为该报是积极宣传抗日的进步报纸，又是从战区南京西迁至重庆出版的第一张报纸，1月15日才刚刚复刊，需要有名望者的支持外，更因血潮副刊的负责人是叶圣陶的朋友谢冰莹；在《文史杂志》第1卷第9期上一气发了7题12首诗词，是因为自该期起，顾颉刚开始担任该刊的副社长兼主编；在《万象》第3卷第1期和第3期分别刊发一首旧体诗，是因为该刊自第3年第1期起主编由程蝶衣变为柯灵，与在《文史杂志》上发表诗作一样，作为老朋友的叶圣陶势必要捧一下场。至于在《文学集林》上发表的几首诗，则是由在该刊任编辑的老友徐调孚从叶圣陶的信中摘出，擅自拿去刊出的；1938年8月9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首《题伯祥书巢》，原是为困居在上海租界的老友王伯祥的书斋所题，但彼时柯灵正在1938年1月25日新创刊的《文汇报》主持副刊《世纪风》，看到了这首诗，就自作主张拿去发表了，还把题目改为《不惜令随焦土焦》，并加了个编者附注：“右刊诗系先生近作，录寄他上海的友人某君看的，虽是旧体诗，而语重心长，使人感奋。这一年来叶先生的作品很少，偶有所作，尤觉珍贵，特录以付刊，以飨读者。”

再看俞平伯。他曾谓：“自五四以来，提倡新诗，余或偶作旧体，聊以自娱，刊佈者稀。”《清华周刊》第32卷第1期上曾刊登有俞氏词两首，《浪淘沙·秋雨听潺潺》和《齐天乐·残灯》词前有落款为“菲识”的一段说明：“先生雅善论词，而所自作则世罕觏；此为先生去冬在词曲班所赋者，其词旨之浑成，造语之工丽，殆足以陶铸清真梦窗于一家，余恒爱其‘罏烟不暖客心寒’之句，以为独到，而‘伫立遥天，晓风帘外冷；’则尤所谓‘义兼比兴’者也，乐为登出，以共同好，并饰数语于前。”这个“菲”无疑是《清华周刊》的编辑，看他的意思，这两首词也是未经俞平伯允许，私自拿来发表的。这期《清华周刊》出版的时间是民国18年，亦即1929年，足见直到这一年，俞平伯虽然已经把诗歌创作的重心转移到旧体诗上好几年了，对公开发表旧体诗一事仍是有所保留。

余冠英回忆朱自清的一段话亦可为佐证，余氏1926～1931年间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因同乡之谊，与朱自清来往颇多，“那时他偶然做做旧诗，学杜甫，也填小词，近花间派，都很精工，但他自谦说这些不过是练习之作，见不得人。我向他要几首登在我所编的《清华周刊》文艺栏里，强而后可，但不肯署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