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二维性

对相关文献的收集、梳理、分析表明以下几点。其一，现有研究使我们对乡—城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现状、特点及影响因素有了一定的了解。就其保障现状而言，全国性和地区性数据得出的结论虽然存在较大差异，但基本特征是类似的，即保障水平极其低下。影响个体社会保障有无或比例高低的因素也是多样的，既有个体人口学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也有宏观政策因素。不过，这些宏观因素是否独立地作用于该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尚需进一步斟酌。其二，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在某些相同的问题上并未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这既有实质性原因，也有数据和方法上的原因，比如，学者的研究对象不同、变量的定义不同、分析方法不同、模型构成不同。另外，由于数据和研究设计的局限，现有研究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变量。比如，在流入地居留时间、流动原因、流动范围等因素可能直接作用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因此，现有研究的说服力和代表性都有待进一步验证。其三，对应于前面提到的三个问题（忽视内外之别、忽视实证研究、忽视群内分层），由于数据和相关研究的缺失，我们对城—城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情况几乎完全不了解。其社会保障的现状如何？作为“外来人”，他们与本地户籍人口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作为城镇市民，他们与乡—城流动人口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是“外来人”身份的差异更大，还是“户籍墙”的作用更大？现有研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本章将同时关注这些问题。

张展新（2007）、张展新等（2007）提出了“城乡分割”与“区域分割”的理论框架，用以分析城—城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缺失，认为“城乡区域二重分割解释要求把外来市民引入实证程式，用‘三群体检验’代替外来农民工、本地市民两群体检验”（张展新等，2007）。这是因为，外来市民既有“外地户籍的相对劣势，又有非农业户口的相对优势。这一二重性具有特别的检验意义，即外来市民与本地市民的地位或机会差异是区域分割的效应，而农民工与外来市民之间的差异是城乡分割因素的影响”（张展新等，2007）。虽然区域分割理论尚需进一步斟酌，城—城流动人口的社会福利是否低于本地市民的平均水平也值得进一步探讨，但在研究流动人口问题时，除城乡维度外，的确必须引入“本地和外地”这个新的维度。因此，本章基于“户籍类型”与“户籍地”这两个维度，区分四类人群（见表5-2），并关注其中的三类，即本地市民、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

表5-2 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二维性：“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

社会保障的二维特征要求相关研究必须采用双重比较视角，同时关注“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虽然乡—城流动人口是流动人口的主体，但区域发展差异驱使越来越多的城镇户籍人口为了更好的生存机会而离开户籍地，构成了流动人口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子群体。双重区分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具有现实意义：虽然城—城流动人口属于外来人，但仅城镇户籍一项，就足以将他们与乡—城流动人口区分开来，使两者成为不同社会阶层的外来人。将二者混为一谈无疑会缩小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之间的差异，在学术上难以厘清和准确把握流动人口的真实生存状况，在政策上不利于调整或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改善流动人口社会福利的公共措施。

因此，本章不仅关注乡—城流动人口，而且区分流动人口中的次群体，将他们与本地市民进行比较，并比较这两个次群体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异同。显然，不管是城—城流动人口还是乡—城流动人口，都具有相对弱势性。首先是作为“外来人”之于本地市民而言的弱势（即“内外之别”），因为流入地的许多福利是只针对本地户籍居民的。然而，城—城流动人口是一个有选择性的群体。相较于本地市民，他们年纪较轻、学历较高、技能较新、思维活跃、创新性强。这些优势都可能提升他们在流入地的就业机会、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进而改善他们的社会保障福利待遇。因此，这些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可能与本地市民存在正向差异，而这些差异或许部分地抵消了本地市民的优势，从而缩小了二者之间的差距。其次，乡—城流动人口之于本地市民既有城乡差别，也有内外之分，处于“农村人”与“外来人”的双重弱势地位。因此，虽然乡—城流动人口更年轻、更吃苦耐劳，但他们既具有制度性（户籍）的先天不足，又具有因先天不足造成的后天缺陷（如受教育程度较低、技能较缺乏）。除了得不到本地市民享有的地方性福利外，他们还被排除在基于户籍性质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同时，后天缺陷使其在行业选择、职位提升、收入提高等方面均处于明显的劣势。这些不足将拉大他们与其他两个人群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

因此，本章提出以下理论假设：就社会保障水平及拥有保障的概率而言，①本地市民优于流动人口；②城—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之间存在差异，但该差异的方向和程度不能确定；③城—城流动人口优于乡—城流动人口。